重建集体记忆的写作
　　　　　　　　　　　　　　　——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

　　只有那些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反复更迭的人，才会强烈地意识到“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写作是一种抗拒遗忘的方式，在作家笔下，时间被挽留下来，变成文字和图画，作为我们生存过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今中外很多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挽留时间式的写作，它们典型地代表了作家写作的集体倾向，其作品无疑是作家生命与时间“斗争的工具”。正像其名字一样，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新作《悠悠岁月》凸显了生命与时间的纠缠，它以开头和结尾两种不同的情感态度，展现了时间的客观和冷酷以及人以回忆的力量所进行的积极反抗。
　　小说的开头以电影画面的快切方式，迅速闪回人的一生记忆，再现了人在濒死前的幻灭之感 ：“一切都在一秒钟之内消失”。埃尔诺注意到，与生命消失现象同样具有悲剧性的是语言的无能，即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汇来概括生命个体对自我人生的感受，它从一个反面印证了存在的不确定性，人无力把握这个世界，无法用语言靠近生存的本相，但这并不妨碍世界在另一代人的面前继续以词汇的面目存在下去。生动的个体总是消失在历史当中，成为遥远的无名的大众。正是出于这种悲剧性的发现，埃尔诺抛弃了文学史上通常采用的以第一人称或主人公出发的单一视角，即《追忆似水年华》或《约翰·克里斯朵夫》式的视角，而采取个人记忆与时代历史记忆交叉的叙述方式，克制自我叙事，扩大集体记忆的面积，创造了一个没有“我”存在而以“我们”来命名的叙述——“无人称自传”，因为书写集体记忆更有价值，更能为后世的人们所记取。
　　与开头的幻灭性质不同，小说的结尾强调了一个词：捕捉。用“捕捉”的方式，“挽回”从前的光线、感觉、印象，它是以温暖的积极的面貌挽回过去的时光，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一种阳光般的心情，将悲剧性的生存照得通体明亮而辉煌。这大概也是集体记忆反过来赋予作者的一种强大的支撑。法国文学一直具有艺术创新的传统，当我们知道埃尔诺是在福楼拜、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的文学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就不会为她选择重建集体记忆的写作方式而感到惊奇了，规避传统的“自叙传”写作，既来自于她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是她形式叙事的必然选择。
　　这种集体记忆贯穿了二战后期到今天长达六十多年的时光。作者从两个方面确立了“大事”的性质：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政治事件；一个是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前者多呈现于媒体前端——阿尔及利亚战争、古巴危机、五月风暴、萨特葬礼、柏林墙倒塌、总统大选、“9·11”；后者多发生在商场超市及家庭聚会等典型场所——塑料制品取代了金属制品，食品店和消费合作社让位给超市。如果说前者属于男性视角，后者无疑属于女性的特殊视角。
　　作者对这种集体记忆的选择，包含了很多经验的成分，如战后物质贫乏的年代，父母为儿女购买鞋子，总是选大一号的，以防止来年长个儿；如男子骑单车出行，裤脚习惯用夹子夹紧，害怕被链条绞坏。富于穿透力的细节，弹出生活的质感。我们还看到，在异国的集体记忆中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性真实，随着时代的靠近，法国的集体记忆正在与中国的集体记忆合二为一，显现出全球化时代的共有经验：少女时期的逆反与社会风尚根据鞋跟高度判定学生的品行；人们开心地谈论世纪末的生活，用一粒药丸代替饭菜；昨天的各种羞耻感不再流行，人们用快乐的标准衡量一切行动和情感；用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来装饰自己，“它安排传统的节日庆典，圣诞节和情人节，还伴随着斋月。它是一种道德、一种哲学，是我们不可置疑的生存方式”，多么触目惊心！它仿佛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作者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生活的性质：这是一种温柔而幸福的专政。融合着感性经验的理性批判视角，使这部作品从现象领域进入了知识分子角色的关于时代本质的探讨——这是“对一种超验的真理缺乏信仰的世界”；“新事物不再引起抨击或热情”，“甚至连新事物这个概念或许也会消失，就像进步这个几乎已经消失的概念一样”；“在一切混合的概念里越来越难以找到一句给自己的话，一句当我们默默地对自己说的时候能帮助我们活下去的话”——尽管这些议论随机而片断，但无不闪烁着形而上的智性光芒。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个人不同时期的照片与社会事件相互交叉的平行叙事，照片的叙事是长镜头式的舒缓节奏，社会事件的叙事是快镜头式的推进节奏，亦静亦动，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述张力。
　　卡夫卡说，最美的、最彻底的埋葬之地莫过于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埃尔诺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心地封存起来，不仅为了自身获得解放，更重要的是给未来留下一份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