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籍作家苗勇、李国军在他们的小说《曾溪口》中，自觉开掘了大巴山特有的文化积淀，并把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贯穿于自己的文本中，相对于时下文坛铺天盖地的艳情、凶杀、暴戾、浮躁的文风，他们将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故土，俯身静气，满怀挚爱与悲悯，写出了那块土地上的厚重、淳朴、本真的人文情怀。小说在大巴山广阔的背景下展开，不动声色的叙述，平实隽永的文风，蕴涵激情与哲思。文本将讲述的时间放在1928年前后，以逝去的生活为叙事现场，构建了当时大巴山风情瑰丽的现实形态。小说从民国时发生在大巴山的众多传奇故事切入，对政治和文化进行解构，张扬地域文化的神奇魅力。故事以社会底层背二哥群像为载体，通过他们的生活轨迹：驮运、寻宝、入狱、劫狱、情仇、杀戮、忠义……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广阔生活画卷。在文本表达中，统治者的阴狠残暴，民间草莽的侠义与肝胆，美丽女子的真爱追求……这里有纯美的爱情、道义的忠贞、权谋的机变、人心的冷暖。作品以质朴简约的方言，冷静而独特的视角，演绎生活在大巴山原始风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悲喜人生，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尽可能性。
客观地说，地域写作是作家血浓于水的故乡记忆、情感记忆、文化记忆。它不是简单的民俗植入，而是把乡情民调完全融入文本，与情节共进，与主人公一起脉动，以此提炼升华地域文化精髓。在《曾溪口》中，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的神奥和传奇，这是小说迷人的内核之一。大巴山是一块有深厚文化内蕴的土地，神秘悠远，蛮荒富饶，文明与愚昧同步，先进与落后并存。男人骠勇豪爽，女子美丽狂野，这里是文学取之不尽的宝藏。但如果没有经年累月乡音民俗的濡染，没有发自内心的地域文化认同，没有文化归属的责任和使命，那些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似的所谓本土写作，定显浮泛稚嫩。因此，在《曾溪口》的表达中，作家深掘地域文化精髓、民风民俗矿藏，让乡音民俗成为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粗犷直露的背二歌、出神入化的彩龙舞、隆重的过年祭祖仪式、落马川的木耳传奇，龙城寨、刀背梁、七里砭、锦被坡、落马川……每一个场景，都烙上了独特的巴山风情，“落马川坐落在群山环绕中,四周十八个山包蜿蜒起伏,彼此相依,是一处极佳的风水宝地，山间青杠松柏丛生，山下雾露溪水清澈，淙淙流淌，就像村子里耳农猎户们悠长闲适的日子那么渺远”。小说也在自然深邃的走向中，若有如无地烙上了作家的现代意识，折射出大巴山人某种特定的人情世故和地域文化情结，显示出作家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态势。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与营构中始终把焦点凝聚在大巴山，在人物的塑造与表现挖掘上，始终坚定不移地展示大巴山人的外形、神态、内在情感，在环境的构置和渲染中，注重风土民俗和地理风貌描绘，在语言选择上，插入方言俚语，让文本呈现出多重迷人的特异气息。
在当今的文化意义上，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了一个作家安身立命的东西，它不仅决定了一方区域的气韵格调，也决定了一方风物的情趣。地域文化意识在作家内心的位置与否往往决定了作家的创作程度。《曾溪口》中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乡土情调，大大超越了小说故事本身的因果链条和时空线性结构，文本在自觉的走向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独特的审美张力。
“越是地域的，才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有了沈从文悲悯而诗意的湘西描绘，才有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泽被后世的湘西叙事；有了莫言念念不忘的故土情怀，才有了《红高粱》系列小说。任何时代，“本土言说”都是文学的富矿，作家的使命任重道远。大巴山风情的文学描述，虽经众多作家的个性张扬，但远没有写透写活。彪炳大巴山文学独特风貌的圭臬尚待时日。《曾溪口》的问世是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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