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多年来，辽宁省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创作出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精品力作。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用文艺的方式为辽宁全面振兴存史、纪实、赋能，并立足辽宁本土文化题材进行深耕，讲好辽宁故事。“文艺对话集”专栏聚焦广大文艺家群体中的代表，以其优秀作品为载体探讨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人民的关系，引领正确的价值观与审美理念，让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振兴发展、服务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孙惠芬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家之一。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的目光始终聚焦辽南大地的乡土社会，关注那些因现代化、城市化冲击而发生改变的乡土人情。在她的笔下，乡村人的情感、伦理、信仰，心灵轨迹和精神世界拥有别样的图景。长篇小说《紫山》的写作延续了这种探索和追问。作品细腻讲述了那些穿行在城乡之间的爱情，真实描绘出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风俗传统、人性与情感在束缚与挣脱中散发的光芒。

　　记者：您认为《紫山》是人“精神还乡”完成度最满意的作品，创作完成了一次人性的超越，请您展开谈谈。

　　孙惠芬：写作的四十年，乡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我个人来说，只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出走，另一个是还乡。

　　出走，既是我个人从乡村的出走，也是笔下人物从乡村的出走。我们从封闭的乡村走向开放的城市，追随时代的潮流，被各种欲望裹挟，经历了种种困惑矛盾痛苦，我把这个时候的写作定义为个人的“抒情时代”。在这个时代，曾认为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揭示人性中的困惑和迷惑、矛盾和痛苦。但到了后十几年，也就是2011年以后则有了变化。这与一个特殊经历有关。这一年，我随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专家到农村进行调查访谈，采访了那么多在灾难中站立起来的人们。他们深陷困境和沼泽，却并没因灾难而沉沦，他们在接受因与果的追问时，大都经历了沉沦之后精神上的觉醒。这时我才意识到，小说不仅仅要揭示人性的困惑和迷茫，更要呈现人性的超越和上升。但后来创作的《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寻找张展》，我只触碰到冰山一角。

　　《紫山》的故事包含了人性中最普遍的存在，如生、死、爱、恨、嫉妒、恐惧、罪恶。然而如果还是过去的认知，只写三个人在小黑屋里的故事就够了，不会再有下卷“两个人”。然而2020年，小说灵感降临，“三个人”后面还跟了“两个人”——打开小黑屋，走进三个人深陷沼泽的情感纹理或许并不难，寻找将屋里屋外的人隔开的壁垒也不难，难的是怎么才能将困顿的灵魂从小黑屋里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重生。如何把壁垒推倒，让同是孤苦的灵魂彼此相认？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我的写作热情被小说上下卷的结构激活，其实是我看到了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普遍人性里不光有爱、恨、生、死、恐惧和罪恶，还有超越和上升。所以在小说下卷，我用了整整26万字来书写人性中超越的部分。

　　黑格尔说：“对伟大的悲剧人物来说，有罪是一种荣誉，沉重的负罪感使得后来的和解成为可能。”我没有为了写悲剧而去寻觅，我并非自信能写出伟大的悲剧人物，但我对两个在灾难中负罪的灵魂如何和解充满好奇，并受到激励。

　　记者：《紫山》把辽宁方言尤其是辽南方言、山东方言等结合起来进行语言呈现，是一次创新。在这部描绘乡村伦理发展变化的集大成之作中，您是如何打造有辩识度的辽宁文学？

　　孙惠芬：这个评价担当不起呢！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视家乡的土语为不可告人的隐私，我其实一路都在逃避它拔除它。辽南人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从明清到民国，闯关东的流民在黄海沿海登陆，就把胶东语言带到了辽南庄河一带，生成了官方命名的所谓胶辽语系。我的高祖来自山东省海洋县登州府。可话语是个奇怪的事物，它一经在黄海上岸登陆就脱离了正宗的胶东方言，就没了特点。我是东北人并不说东北话，就连东北话最常用的“咋的”“干啥”我们也不会说。我们的土语与山东人相近，可“夜个”和“蒙儿”出现在齐鲁大地的作家笔下显得那么柔软、轻盈，而跨过一个海峡来到我们的土地上，顿然变得粗粝、坚硬……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以来都处在尴尬的境地。当人们谈论东北作家时我包含在东北，可我的“东北”却是辽南最南边，是说起话来让人羞愧的狭窄的一小溜儿。

　　多年以前，读过作家张大春的著作《小说稗类》。他在阐释古人把小说比喻成稗类时这样说道：“稗字如果不作‘小’‘别’义解，而纯就其植物属性论，说小说如稗，我又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生，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由他的话，我想起在乡村时干过的拔稗子农活，因为拔稗时节正是夏天的多雨季节，脚泡在泥水里身上还要淋着雨，常常弄成落汤鸡。关键是稗苗和稻苗长得太像了，辨认起来特别困难，拔不干净时总要遭到大人的挑剔和指责。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累了整整一个季节，承受了无穷的劳累和责难，到了秋天却发现你拔过的稻田里还是长出了一株株稗子……

　　这不由得让我觉得，在小说如稗类一样的野生和自由里，还包括了如我一样的境遇：不管我多么为我的土语羞愧，不管我多么想在写作中逃离我的土语，那些藏在身体里的东西总是会偷偷摸摸长出来，就像长在野地里的稗子。

　　记者：当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对文学创作形成冲击，未来如何应对AI的挑战？

　　孙惠芬：这个春天，我重读了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他在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我想，无论人工智能如何介入文学，守住并通过写作来探索人类最普遍的人性经验，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神秘而未知的创造，所谓普遍的人性经验里，潜藏着深邃浩瀚的未知。所以欲应对AI的挑战，需要作家永远不离开对人心、人性浩瀚世界的探索。

　　孙惠芬简介

　　1961年生于辽宁庄河，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孙惠芬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吉宽的马车》《上塘书》《寻找张展》等7部，童话1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等，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2002年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孙惠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辽南大地的乡土社会，关注那些因现代化、城市化冲击而发生改变的乡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