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二字，暗含使命，难免沉重。看书二字，寓意消遣，注定潇洒。”董桥先生的此番话，大概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而其中的文化人理解得可能更深一些。

　　董桥在他的新书《我的笔记》中还写道：“我这一代人看书好像都习惯了记笔记，日积月累，笔记又多又乱，大大小小的本子之外，还有零零散散记在纸片上的资料，中文手写，英文打字，起初分门别类存入卷宗，日子一久，抄录一多，塞来塞去，也就乱了。”

　　他还写道：“用电脑写稿我从来不会也不想会，情愿一字一句写上原稿纸上缅念先人煮字那份孤清的浪漫。”80多岁的董桥先生能据实说出这些话，我倒不觉得他落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人的使命，我能理解他的话语，理解他的状况，因为多少有些感同身受。

　　《我的笔记》这样一本书话，照例谈的是藏书与读书的故事，而且每一件故事都有作者参与其中。而读者，读也好，看也罢，即使无潇洒之感，亦不乏消遣之余韵，都在两者之间了。

　　《穆如山园》一文讲到“木桶故事”。据说海上遇到鲸鱼则抛出木桶，让鲸鱼只顾与载沉载浮的木桶嬉戏而忘了攻击船只。人们用“木桶故事”来比喻，让那些咆哮才子和空头学人顶撞这个木桶，总比伤害国家要好得多。实则，这一“木桶”，有无意为之，有有意为之，才会引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来。

　　关于藏书。“藏书藏的是前辈的手泽和自家的癖好，乐趣正是这样来的。”藏书显然是爱书所致，而读书或者看书，使藏书更富有实际的意义。《教养》一文，他写自己客居英伦时，上班下班乘坐火车时读袖珍版的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那两班车赶上班的人多，尽是陌生而熟悉的面孔。一位高挑清亮的英国女士，天天在我家下一站上车，先是彼此点头笑笑，久了凑巧坐得近，礼貌寒暄两句：‘好看吗？’她悄悄问我。我合上封面让她瞄一瞄书名，她轻轻‘噢’了一声点一下头。我说读珍∙奥斯汀是为了揣摩你们英国人的教养。她仰一仰头腼腆一笑。火车顺着铁路弧度疾驰，早春赤金色的艳阳忽然洒在她脸上，花容急急别向一边避开强光，嘴角一翘，酒靥乍现，执拗的神情竟是我想象中书里的伊丽莎白。”

　　如此的书话，类似的描写，各篇中都能见得到。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诚如在自序中写道：“这本书起初只靠笔记剪裁，胶稿一读，干涩无味，见不得人，我于是从那些笔记追忆过去相关的一些人，一些事，零零碎碎穿插行文，读来轻盈，心也安了。”作者的“心安”，换来的是读者的“踏实”。

　　客居伦敦的那些年，作者断断续续偷闲读了不少华盛顿·欧文。读出他的文字优雅风趣，很像英国散文家艾迪生和斯悌尔闲看闲议的笔风，也像高尔斯密洗练的唠叨，文中有画，画中见古意。

　　闻名遐迩的济慈，生命只有25年零几个月。他留下的《伊莎贝拉或紫苏花盆》长诗，他创作的千古绝唱：Athingofbeautyisajoyforever（美的事物是永恒的喜悦）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

　　伊莎贝拉小姐两个经商的哥哥，一心希望妹妹嫁入豪门，好让他们安享荣华。不料妹妹私恋身家卑微的罗兰索。两个兄长非常不满，计诱罗兰索去到荒野，一刀杀之，弃尸森林。罗兰索阴魂不散，午夜托梦给伊莎贝拉藏尸之处。翌晨，伊莎贝拉跟老乳母入山搜寻，找到尸体，切下头颅，带回家里，埋进种紫苏的花盆，日夜以泪洗面。两个兄长见她护爱花盆，心生疑虑，窃走花盆，翻出头颅，良心自责，潜逃异地，永不复返。伊莎贝拉痛失所爱，憔悴以终。

　　也是客居英伦期间，老绅士诺克斯先生问作者喜欢狄更斯哪些书？“我说文学作品经得起品味和岁月考验的至少是散文集《包兹小品》和圣诞故事《大卫∙考勃菲尔》。狄更斯平铺直叙，丝毫不必节外生枝，全书几乎一气呵成，跟他的《奥利佛∙推斯特》一样，那是社会问题小说的滥觞，是世道人心的晨钟暮鼓。诺克斯一听高兴，转身在柜子里找出一套袖珍圣诞故事送给我，绿色布面，绿色书函：‘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我们是朋友。’他一脸皱纹，像窗外的垂柳。”

　　狄更斯是英国铁肩担道义的文艺家。“他死后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里说，狄更斯有一颗很大的爱心，强烈同情贫苦阶级，他死了是国人的大损伤。英国确实需要这样的作家。狄更斯深信现状可以改善，公平必须争取，他凭借他的观察和想象用沉痛而风趣的笔调为英国文学开创崭新的局面，作品未必篇篇精致，主题永远健康高尚。他热心公益，到死不渝……”

　　在作者看来，“书分两种，一种可看，一种可读，可读的书才是长命的书。”对书籍的热爱是一个文化人孜孜以求和生生不息的眷恋。然而任何爱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作者在《再访碧庐》一文中指出：“小说靠的是鲜明的地域意识，根的暧昧往往削弱事的陈述……”也就是说，对根的不暧昧，就是一种文化的清醒，而文化上的自觉和坚定，都是树立在文化的清醒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能促使我们确保文化的自觉和坚定的书才是长命的书，才是值得我们更加珍惜的书，才是我们在“读”与“看”之间仔细玩味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