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要记住的人，必得将自己付于遗忘，付于彻底遗忘的风险，同时也是付于这记忆只不过变成美丽的偶然。

　　——莫里斯·布朗肖

　　在奥德地区图书馆，有时候，时间是个奇怪的走向。比如，明明是白天，可是坐在图书馆临窗的办公桌前，会看到外面仿佛是傍晚；明明是夏季，外面一片白雪皑皑。但我只能说，那是“有时候”。

　　是的，事情并不总是这样。

　　九点一刻。她看了一眼大厅墙壁上面的钟。她感觉时针的针体凹陷得厉害，也许是光线在钟面玻璃上折射的缘故。阳光在此没什么意义。时间也没什么意义。一般来说，哪怕是最早的阅览者，也会在八点半来到现场。他们往往是犹犹豫豫的，或者是懒散的，也有机敏和伶俐的，但是带着不确定的步伐。她所在的阅览室，是由几个方形柱子擎起天花板、足足有五六个篮球场那么阔大的空间。除了密密麻麻互相拥挤排列的书架，她的视线沿着由书架和窗之间形成的走廊，可以直接看到玻璃门外，如果有身影出现，那一定是打开门，奔向她这里的。她所在的是五楼，顶楼。顶楼除了她这个阅览室，没有别的办公区间。

　　为什么说时间在此没有意义？因为年复一年。人们都说她是老处女。我曾试图去了解她，走进她的心里，但几乎毫无可能。据说，这座图书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她的母亲曾在这里任过职，大概率来讲，也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人们还说，当年，她的母亲曾坐在她所在的位置。桌子和椅子虽然早已更新不知多少次了，不过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她从这个方向看到窗外，以及走廊，是她母亲当年看过去的眼光。

　　好吧，她爱读书。这很重要。有时候她也写一点东西，比如小说。哪怕对于一个无所追求的人来说——只要她的职业是图书管理员，出于耳濡目染或潜移默化，或者为了打发那些无聊的时间，这个人也会将一些注意力集中到书籍上面，何况，她生性就喜欢读书呢。而读书，我们知道，只要读得多了，就必定生发一种写作的欲望。古往今来的那些大作家莫不如是。何况，那位年过半百、即将退休的图书馆老馆长，每次来到她的阅览室翻找些什么资料，完后，总会站在窗前，看着那容装着几万册图书的书架们，叹口气，说，特依，这些都是人类的密码。

　　特依是她的名字。她思索着老馆长的话，觉得大楼里充满了某种隐喻。一开始她觉得，老馆长说的是书中的智慧，那是一些庞大、复杂而纠结的概念，并连带背后的作者们的面孔。后来她觉得，几十年来，这些书被无数的人和不同的人翻过，借阅过，摩挲过，带着不同的手泽和目光，它们成为汇集了芸芸众生并通往分岔的道路，时间在此弯曲。诚然，有一次回到家里，在厨房煮咖啡的时候，她竟然听到了两个人在客厅里争论，是珂赛特和包法利夫人。她们在争论和探讨什么是爱情。在她家的客厅里，那个小衣橱旁边的沙发边，珂赛特穿着一件古怪的黑花缎短风衣，戴着白纱女帽，站在那里，包法利夫人穿着一件淡橘色的衫子，上面点缀着三小束有绿叶扶衬的蔷薇花，由于她是坐在沙发上，因此那双红缎子鹅绒镶边的拖鞋挂在她赤脚的脚尖上，显得那双脚格外妩媚。

　　“啊，你还能说什么？”珂赛特说。

　　“经历不同，你跟我不是一个阶层。”包法利夫人说。

　　“难道你不是法国人？”

　　“是法国人，但你不是我。”

　　“你是谁？”珂赛特问。

　　“啊，小公主，冉阿让是你老爹，雨果也是你老爹吗？”包法利夫人说。

　　特依吃了一惊。在她的印象里，包法利夫人（也叫爱玛）是不这样说话的。没错，她是福楼拜笔下的一个人物，并且，在作品里，她虽然是一个已婚妇人，一个偷情的女人，但她也是一个有教养的“上等女人”啊。不过，特依很快就释然了，鲁道尔夫背叛了她，她的性格也许是会因此而改变的。

　　“你就说说你们第一次见面吧！”包法利夫人问。

　　“从这一点来说，爱玛，我相信，你也是。”珂赛特充满好奇、回忆、幸福地说，“人们在爱情小说里把眼睛的一望写得太滥了，以至于到后来大家对这问题都不大重视。我们现在几乎不怎么敢说两个人相爱是因为他们彼此望了一眼。可是人们相爱确是那样的，也只能是那样的。”

　　特依约略记得，这是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过的话。那时候，珂赛特正与马吕斯一见钟情。

　　等到特依将煮好的咖啡放进托盘里，准备端给她俩的时候，客厅里已经空空荡荡了。

　　特依经常陷入回忆中。不过，由于她目前单身，由于她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她其实也没有多少事情可资回忆。何况，她觉得自己的记忆并不是很好。

　　有一次，她读威廉·特雷弗的《身份不明的姑娘》，开头是：“几乎没超过一秒钟，人行道边上的人们就陷入了绝对的静寂，如同被冻住了一般。然后，一个男人走进迎面驶来的车流中，坚决地高举起双臂，拦停车辆。”可是在另一次，她读到威廉·特雷弗的《八月的星期六》，觉得开头似曾相识，她觉得这个开头跟《身份不明的姑娘》的开头是一样的。那是一个下午，闲着无事，为了印证她的记忆，她查找了阅览室几乎所有跟威廉·特雷弗有关的书籍，都没有查到，只有一本威廉·特雷弗的长篇小说，可是不巧，这本书被一个叫作李言艮的读者借去了。借阅日期是4月8号。时间已过去了四个月，这本书没有归还。事实是，在特依的工作日志里，签着不同笔迹的人借去的书籍，有许多尚未归还。

　　也许是她记错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八月的星期六》所写到的故事，以及逻辑的内在发展，跟《身份不明的姑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相同的开头，会有两种不同的故事吗？也许有。

　　以前，特依在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处工作。那里的读者会相对多一些。老馆长不止一次跟她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图书馆里的人，跟火车站候车室的人几乎一样多。

　　但她没有遇到那种喧嚣的场景。她来到报刊阅览处工作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她费力巴拉，取得了一个图书馆助理馆员的职称。从助理馆员到馆员，她用了几乎十年。实在来说，她不太善于打理自己的世俗生活。她喜欢考据。对于图书馆学，她尤其对其中的文献学和信息用户研究学充满了好奇。不过毕竟职称升了一级，她的工资涨了，她足以养活自己。

　　“特依，但你不能总是这样，你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头一天，她发烧请假，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老馆长对她说。

　　相同的话，她父亲生前也这样说。她九岁时，母亲得了一场重病走了，父亲在母亲离开的第三年，找了一位新太太。她在父亲的家里生活到十八岁，考上大学，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前些年，她父亲也走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正好七十岁。

　　在去世的前一年，有一天，父亲曾来过她这里。她吃了一惊。父亲一直坐在人群中看报纸。他什么时候来的，她完全不知道。分散坐在十几张冗长的桌子前读报刊的人群，有孜孜以求、目光渴望发现什么跟伟大前途有关信息的年轻人，有打着哈欠的慵懒的家庭妇女，有摇头晃脑的小孩子，有目光严峻、戴着眼镜的体面的机关干部，也有为了等待出发、离检票时间还早的旅行者，他们在此歇足（奥德地区图书馆离火车站很近，在高德地图上，直线距离1.6公里）。

　　直到快要下班了，读者们陆续站起来，向门外走去，她的父亲才像是海潮退去后裸露的礁石一样，出现在那里。她走过去，明显发现父亲的衰老。父亲瞪大眼睛看着手里的报纸，又定定地望着她。

　　“这是我和你妈妈登婚讯的报纸。”父亲说。

　　她接过来，报纸泛黄，那是一张对开的本地报纸。时间是1974年。“黄劼谭与张小玄结婚志喜，特此奉告，诸亲戚友，恭请雅集。时间：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午。地点：人民路红领巾胡同一百零七号。”

　　她吃了一惊，那个年代的结婚，怎么会有登报的讯闻。但她翻来覆去地看那报纸，确定无误。报纸上有她母亲的照片，比今天的她还要年轻，奇怪的是，照片上的父亲戴了一副眼镜，而打从她记事起直到今天，她从未发现父亲戴过眼镜。在那则讯闻的旁边，是几条时事消息，她匆匆扫了一眼，“上半年工业生产整体不乐观，截至今年七月，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

　　我看到特依的目光里有着一些忧戚的神情。这种神情也可能跟报纸无关。近些年来，我经常觉得特依游离于人群之外，但是实话说，她虽然三十六岁了，但长得很美。有一次在解放路58号，一座刷着绛红色外墙的咖啡馆里，我看到她正与一个年轻人交谈。我差点就跟她打了招呼。那座咖啡馆在我的印象里，之前是一座私人托儿所，因为经营不善或房租涨价的缘故，托儿所搬走了。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似乎能闻到一股子婴儿尿布混着牛奶的气味儿。

　　特依与对方交谈得不是很久。他们聊了一阵音乐，但是说实话，特依对音乐不是很在行。那么就聊读书吧，对方开始还可以，但是逐渐地显出了一点委顿。看得出，他俩年龄差不多。“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特依问。

　　“1995年吗？”对方问。

　　“嗯，或者到1999年。”

　　“我在南京，晨光公司，做销售员。就是卖文具的那家公司。”

　　“做了四年吗？”

　　“没有，半年。”

　　“好吧。”特依说。

　　没有迹象表明特依与他再次见面。也许他们本来就是无意中邂逅。对方离开之后，特依独自坐了一会儿。也就是那一次，我走近她，我们谈了一些哲学上的“形式直观”等问题。我觉得特依在这方面很聪明。当一个人对艺术或文学有深切洞察的时候，她感受到的一定是虚无。我记得我跟她说，文学的迷人，不在于作者于笔下创造了人物和人生，而必须是作者迷惑和迷失其中。当我说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放松了不少。

　　特依似乎非常理解我。她忍不住冲我点一下头。我们接着谈到了审美。我确认，我们也谈到了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皮尔斯、德里达、罗兰·巴特、埃科，甚至霍克斯和李泽厚，总之都是跟文学、书籍和符号学有关的事物。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元小说”和“元叙述”。

　　“就‘审美’这个词来说，它提供了一堵透明的墙。”特依说。她吮了一口咖啡。

　　我马上附和。

　　“‘审美’这个词，李泽厚说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但它的原文是希腊词‘Aesthetics’，意思是‘感性学’。许多艺术或事物，不一定具有审美，但具有感性或感觉，这是对的。”

　　“今天来讲，其实是艺术哲学。”

　　我很想跟特依多聊一会儿，但是她看了看时间，说：“我得走了。”

　　她说她有一个瑜伽的练习班。单身也有单身的好处，一切都可以为自己的自由而存在。

　　临分手时，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只能说我也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写小说的叙述者。而叙述者是没有姓名的。

　　“我们之前见过吗？”她问。

　　“没有。”

　　“叙述者是一个身份吗？比如，叙述者和单纯代词中的‘你’或‘我’，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叙述者不等同于作者。”我老实承认。

　　“你刚刚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形式直观？”看来她没有忘记我的话，不过我非常理解她再次发问。

　　“是的。”

　　“那又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呃，如果想定义什么是艺术，或人生，历史反复证明，那将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业。如此说来，艺术或人生的本质只能寓于形式，并且必须遵循亲历原则。就像艾略特说过的，诗歌本身没什么内涵或意义，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形式，它的用途是满足读者的一种习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开，通过读诗，使他安静。相同的道理，如果将一篇小说改编为电影，或将绘画改为音乐，那是跟原来的感受完全不同的事。因为形式不同了，亲历的方式也不同。还比如，你第一次开新车，它有什么深刻内涵吗？没有，但是它带给你体验。”

　　特依转身走掉了。因为她几乎要横穿马路，我注视她背影的时候，看到街道上一辆蓝色的、正在工作的洒水车，快速地从她的身边经过，溅得她裤脚全湿透了。

　　我注意到，车牌尾号的三位数是26P。

　　此时，在图书馆，特依的父亲缓缓收起了报纸，对特依说，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特依的心思还停留在报纸里母亲的照片上。她想，当年母亲就坐在这里，这座大楼里。时光穿梭了几乎半个世纪。

　　当父亲也打开玻璃门离开后，整个报刊大厅只剩特依独自一人。她倚在墙角，无力地撩了一下头发，她觉得刚刚撤退的读者们重新回来了，座无虚席，打量着她。她突然想在下周，或明天，换一个地方待着。这个想法竟然如此强烈，甚至迫不及待，她冒着失礼的危险——因为此时，老馆长也许正在下班的路途上，正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给老馆长打了一个电话：由于身体不胜烦劳的原因，也由于她近期想做一个跟图书情报有关的论文，需要一些清静的时间，请求老馆长给她调到图书外借处工作。

　　外借处的读者会少很多。他们不会在大厅里做过多停留，他们往往是选中一本书，凭着交了足够押金的借阅证，把书借回到家里读。

　　实在来说，偌大的一个奥德地区图书馆，换不换工作岗位是不太重要的，有时候一天也见不到一个读者来借书。

　　由于父亲的那张报纸，特依想到了母亲。由着母亲，她想到了邮票。在一个安静的下午，特依找到了那堆邮票。那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留给她的。简单而质朴的两大厚本的纸质集邮册里，一共夹了三百多张邮票。它们大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也有少部分七十年代的。

　　是的。母亲的生命截止在八十年代。

　　特依翻看着它们。这些邮票有一些是成套的，但更多的尚未成套，是零散的。这些邮票夹在本子里，特依翻动着它们，竟然一下子就回想起童年。比如，那套印着1959年字样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十周年”邮票，其中有一枚，志号为6-3，一个圆脸的少女，戴着红领巾，左肩挎着书包，右手拎着鲜花，走在深栗色的天空下，让她猛然想起了母亲。在她五六岁时，从第一次见到这张邮票，她就觉得读小学时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个少女长得也像自己的母亲。甚至，由着某一张邮票，她会一下子想到儿时的某张糖纸，继而想起那枚糖果的味道，还有母亲递给她糖果时的神情，“喏，只吃一块，不许多吃。”1961年的那一套八枚“唐三彩”，虽然她面前只有志号是8-2的一张，蓝色的陶马，邮票显得很脏旧，齿边还缺了一个小口，墨色邮戳盖得特别潦草，邮戳上面隐约可见的“大连”字样，让她想到了自己从未外出跟母亲旅行过。她记得，小时候，他们家里是有一个黑色皮革提包的，母亲每次出差回来时都先把它往床上一放，她去翻动里面有没有好吃的东西，那个黑皮革提包外面，印着的就是“大连”这两个字。她那时还不知道大连在哪里。

　　有一张1963年的邮票，纪念马克思诞辰145周年，是马克思侧身的坐像，背景是金色的。它让特依重温了第一次见到它的那种殿堂的感觉，同时也觉得母亲身上或许有一种刻板和严肃的性格。她是在什么场合下弄到它的呢？

　　1959年的“人民公社好”，12-4，用简笔或木刻画的形式，展现了柜台里卖布的女售货员，这也让特依觉得母亲特别亲近和温婉。

　　总之，这些过往的邮票让特依再次感觉到，虽然母亲是她的母亲，但是她根本不了解母亲。她陪她的时间太短了。

　　那么，这些邮票，母亲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接着，特依又想，那好多零散的邮票，该如何把它们集齐成套呢？也许母亲当年的愿景，也正是这个。

　　一种奇怪的心情攫住了特依。就像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无端地被路边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吸引住所有热情一样。在接下来漫长的时光里，如何打捞和补齐那些尚未成套的邮票，成为特依日常生活中一项莫名的欲望。

　　而就在那时候，她遇见了李言艮。

　　李言艮不集邮。巧了，他也喜欢读书。那天，在外借处的大厅里，李言艮躲在十几排墙一样的书架中间鼓捣了半天，捧着六七本书来登记。特依对这个人毫无印象，但是觉得他的名字比较奇怪，似曾相识，却又搞不准在哪里见过。特依说，图书馆从不允许一个人一次性借走两本以上的书。

　　“那么……”李言艮低头看了一眼那些书，“好吧，这是你的规定是吧？”

　　“是图书馆的规定。”

　　“其实我也不想看这么多书。”李言艮捧着那些书说。

　　“那就得了。”特依说。但她马上觉得这不是一个职业图书管理员说话的口吻，于是她说，“你可以先借一本，读完了再换下一本。”

　　“可是，你觉得书是一本本去读的吗？”

　　特依看着这个人，三十多岁，一般来说，这个年纪的人在读书，已经摒弃了功利性，也不是为附庸风雅，甚至也不是为世俗的上升。他的左边眉毛有点不连贯，中间有些稀落，但是目光特别安静和笃定。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看起来比他的身体要大一些。他稍微有点英俊。但是又说不好哪里英俊。

　　“书不是一本本去读，但你可以选一本去读。”特依说。特依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她甚至腼腆于跟人打交道。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她想起自己上衣兜里有一块巧克力糖，她伸手进去，摸了摸，觉得安心了不少。

　　“弗洛姆，你觉得读弗洛姆这样的作品，”李言艮把那些书摊在特依面前的桌面上，说，“《论不服从》《占有还是存在》《健全的社会》《逃避自由》，什么什么的，他的思维充满了跳跃，神经病一样，你就得一起读，想到哪本翻起哪本。一本本读，你读不进去的。”

　　这是实情。参加工作以来，特依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如此准确地道出针对某一类书的领会方式，这是真理，但是，规定不能为真理让步。

　　“不行。”特依说。

　　“我宁可交足它们所有的押金。每本都交相应的押金。”

　　“不行。”

　　李言艮突然笑了。他狡黠地说：“那我去找六七位我的朋友，请他们分别办理借阅证，然后一人借一本，回头再拿给我看。这不违反你的规定。你要的无非是这样罢了。”李言艮转头要走。

　　“我的规定？”特依喊住他。

　　“是啊，你的规定。”

　　特依灵机一动，那一时刻，她望着窗外，虽然是夏天，但是她觉得白雪皑皑。既然对方给了她如此的方向和暗号，哪怕是她误以为的，那么生活何不转折一些呢？何况时间是弯曲的。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可以改变了，你都借走吧。”

　　李言艮再三致谢。

　　如果特依那天拒绝李言艮将所有的书借走，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李言艮会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开这里，也因此，特依会怀着一点点悔意，不仅目送他打开玻璃门，听着他的脚步在台阶上一磴磴变弱，还会跑到窗前，望着他如何离开。

　　事实是，特依凑到窗前。她最先看到街边停着一辆庞大的蓝色洒水车，因为它太抢眼了，在安静和空荡的路上，它像是一个突然冒起的崭新建筑。然后，特依才看到李言艮的身影，他捧着那些书，打开驾驶室，钻了进去。随即，车就被他启动了。

　　哦，原来他是一个洒水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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