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棱刮刀”，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尽管小说借用了百度百科的说明作为解释，然而，这些描述性的语言，对于没有任何工厂工作经验的我等，依然过于抽象。

　　“我对三棱刮刀相当熟悉，刚参加工作是在火力发电厂当检修工人，三棱刮刀是必备的工具。”小说开篇，叙事人（一位曾经的火力发电厂检修工人）通过这样的叙述，便确立了一种相对于我（或者大多数读者）的叙事权威。作家李铁借助这样的权威叙事，在小说中重构了已然消逝的工厂时空中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

　　与三棱刮刀相关的技能是刮瓦，而对这项上乘手艺与高级技能的掌握程度，决定着其在工厂，更确切地说是车间班组这个社群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比如史密，作为全厂工人中手艺最出色的三个人之一，具备刮瓦的拿手绝活，所以才能当上班组长，也才能被班组里无论比他年长还是年轻的都尊称一声“史师傅”。作为这种地位的象征，史密拥有一把专属的三棱刮刀，堪称功勋刀具。“史师傅”和“功勋刀具”，皆代表着那个工厂文明时代的荣耀。与之相关的，是一套关于技艺的手工业美学。叙事者津津有味地介绍了刮瓦的四层境界，很有些庖丁解牛的感觉了，神乎技，游刃有余；从技艺的娴熟到对规律的把握，从而抵达自由之境。

　　但《三棱刮刀》显然并不是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一如厨师的刀既可以用来解牛切菜，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用来宰人，三棱刮刀的一面联系着刮瓦技艺，另一面却又联系着暴力。小说开篇就写了一桩杀人案：一个开车的男子与另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发生冲突，开车的男子拿出一把三棱刮刀吓唬骑自行车的男子，刀子不慎落地，被骑自行车男子拾起后拿来捅死了开车男子。小说以这则暴力新闻开篇之后，立马转到了三棱刮刀所具有的生产工具性，自然地把叙事转到作者所熟悉的工业领域。

　　小说中一条隐在的叙事线索便是史师傅这把三棱刮刀的流转。史师傅专用的这把三棱刮刀突然从工具箱不翼而飞，保卫科的人也没能破案。疑云丛生，不得其解。而伴随着这把三棱刮刀的流转的，是其在生产工具性和暴力性之间的功能性变化。当这把三棱刮刀再次出现时，它变成了凶器——徒弟大卫带着它上门找史师傅算账，却不慎跌倒而被这把三棱刮刀所杀。这便是小说开篇便提到的“另一个死于三棱刮刀的人”。我们这才知道，当初偷走老密刮刀的人是大卫。那大卫为什么要偷走这把刮刀呢？

　　对刮瓦手艺缺乏天赋、笨手笨脚的大卫曾多次被史师傅言语侮辱，尤其残酷的是企业改革，厂里推行“末位淘汰制”，大卫不可避免地将率先成为被淘汰者，面临下岗的命运。那么，偷走史师傅的三棱刮刀，既有一种报复心理，也可能来自一种对这把“功勋刀具”所代表的“上乘手艺”的想象性占有。只不过这种行为并不能改变他被淘汰的命运，反而促使他启动了刮刀的暴力性功能。

　　即使在车间班组这个群体中，大卫也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普遍地遭人嫌弃。师傅史密更是侮辱他是个“有女人不会用的货色”，作为一种反驳，大卫却向叙事人——“我”透露了他的“艳福”：分厂里最漂亮的邱姐爱跟他在一起，全厂颜值最高的刘曼曾请他假扮男友去羞辱她的前男友，作为回报，不仅请他吃饭还亲了他，后来还让他陪着去海边为她拍写真照。大卫的这些叙述，以及此前大卫道听途说的关于史师傅抢人老婆以及从前任“刮刀王”手中夺过“刮刀王”称号的故事一样，皆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在小说叙事人“我”的叙述中被拆解。在现实生活中，大卫只拥有过不足半年的婚史，娶的乡下姑娘似乎也只是为了骗其钱财才与之结婚。事实上，大卫也不会拍照，这是否意味着他与刘曼以及邱姐的“艳福”，都是他自由美好的想象？邱姐确实曾多次出言维护大卫，这究竟是因为她与大卫有暧昧，还是大卫把她的善意幻想成了爱慕？关于大卫的传言、叙述同大卫的自我叙述一样疑窦丛生。比较确实的是大卫对刘曼的爱慕，当大卫被“末位淘汰”，他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难过，反倒因参加下岗后的培训，能与身为培训中心教员的刘曼近距离接触而兴奋。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行为，是否是他作为一个被时代淘汰的弱者所能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

　　关于大卫的死，依然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因为死者无法自辩，那么他的死便只能来自他者的揣测——他撞见了史师傅骚扰他的女神刘曼。史师傅自称跟刘曼是情人关系，刘曼当场否认，冲动之下，大卫便回家拿出了那把三棱刮刀，要上门找史师傅算账，从而导致了死亡。尽管是不可靠的叙述，但大卫的行为动机似乎有其合理性，如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被人夺走，他是不是被逼上了绝境？

　　学者、评论家陈晓明在《“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一文中颇具洞见地指出，把全部力量附着于刀上的叙事，表明了一种粗犷的现代性美学，它隐含着强大的阶级对立，其暴力具有改变历史方向的企图，典型的是革命性的叙事。这一传统如此深地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流传下来。但“动刀”建构的小说叙事过于强硬，这也让当代小说叙事在艺术上过于单调生硬。因为暴力的不可避免，当代小说也不可忍受刀所携带的现代性美学的强硬压力，开始以更为复杂的多变的手法处理“刀法”。

　　大卫与史师傅之间的刀刃相向，并非因为阶级对立，因而不具备革命叙事的合法性。它甚至也不具备道德上的合法性，因为两人的冲突与对立也并非善与恶的对立——史师傅固然有些霸蛮，甚至有些恃强凌弱，但还称不上是恶人。两人的矛盾只能解读为强者对弱者的侵侮（一个从身体到能力、权力都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对弱者施加语言和心理暴力，甚至抢走其想象性资源），以及弱者对强者的暴力反抗。小说给予大卫以一个荒诞感的结局，似乎是在宣告弱者反抗的失败——一个弱者被周围的人和环境侮辱与伤害，他以精神胜利法苟活，他瞬间激起的匹夫之勇、血性也未能改变他彻底消亡的命运。

　　然而，小说在开篇所讲述的那件街头杀人事件的新闻，似乎是强弱之间关系的一种反转。它起初使叙述人“我”感到疑惑：开车的人是年轻的车轴汉子，不到三十岁，麒麟臂，出拳刚猛，是个练家子。这样一个看上去威慑力十足的壮汉咋会轻易让看起来脸颊清瘦、自称从没跟人打过架的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反杀呢？在小说结尾，曾经伴随着大卫消失的那把三棱刮刀又出现了。原来那个开车的男子正是史师傅的儿子，那件杀人凶器，正是当年被大卫偷走、在大卫死后又被史师傅想办法弄回来的那把三棱刮刀。伴随着工厂岁月的远去，这件三棱刮刀彻底丧失了其生产工具性，而沦为一件危险的暴力性工具。当年反杀了弱者大卫的这把刀，如今又反杀了强者史密的儿子。“老密成了祥林嫂，逢人就说，是我害了儿子，是我杀了儿子，我欠当年大卫一条命，现在又欠儿子一条命。”在史师傅喋喋不休的懊悔中，那把寒光闪闪的三棱刮刀似乎发出了弱者复仇后的冷笑。小说也以这种反讽的方式，巧妙地完成了强弱之间的转换。

　　小说还有着更丰富的寓意。在历史、自然和命运这些庞然大物面前，人其实都渺小得可怜，无论是所谓的“强者”还是“弱者”。“强者”如史师傅，传说他在“闹鬼”的废弃库房里也心无畏惧，勇夺“刮刀王”称号，然而，成也刮刀，败也刮刀，最终被荒诞的命运无情嘲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企业改革，车间里的技艺的高下、能力的强弱似乎并不能扭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能力被史师傅称赞者如“我”，一年后也被“末位淘汰”，加入新公司自谋生路，面对昔日工友转身而成的副总刘曼的刁难，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养家糊口的重任容不得意气用事。“我”所负责的是公司的环保工作，曾经见到公司排污站水污染导致附近村庄的鸡鸭基因变异，明白人类在自然面前所招致的恶果和报复，所以反对刘曼提出的大幅削减环保经费的指令。最终，因为刘曼的强势霸蛮，导致公司因排污不达标几近停产歇业。刘曼因此被撤职，离开公司。在强弱的辩证法之间，小说借三棱刮刀的两面性特征，似乎在暗示强势所隐藏的危险。刀只是工具，关键是用刀的人。人在历史、自然和命运面前，应保有基本的敬畏与谦卑。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所写的几位女性，在男性作者以男性为中心展开的叙事中，她们主要活在男人的欲望窥视中。无论是生活幸福却吊死在库房的女人，还是邱姐、刘曼、大卫的妹妹小青，以及在村子里偶遇的毕四姐，她们在男性欲望的目光里，仿佛有着相似的面孔。围绕着她们的，是各种与情色有关的传说。其中真正让我动心的是小青。与哥哥大卫的呆笨不同，小青是个灵光的女子，她有高超的化妆手艺，曾是影楼的金牌化妆师，其后又凭借心灵手巧的天赋，成为金牌按摩师。然而，好手艺并不能改变她弱者的地位。小说暗示她所从事的按摩工作并不“干净”，一如我脸下的床单，上面的线条和污渍像刮瓦后的刀痕，有“雁阵”有“群鱼”，也有“水波与云滚”。这样的感觉无疑携带着对昔日工厂岁月的一种记忆与缅怀。而在按摩时被激起欲望的“我”，却在小青讲述史师傅儿子被弱者反杀的事件后，眼前只剩下了“水波与云滚”。

　　我们可以再重温一下前文对“水波与云滚”的形容：“轴承轴瓦间丝滑的配合才是刮瓦的最终目的，而水波与云滚的视觉效果背后，恰恰是最为妥帖的配合。”结尾处的“水波与云滚”，也许象征着“我”此刻的顿悟，心灵所抵达的人生化境，也是褪去纷扰与欲望之后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