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者》作为国内首部国企混改题材小说，可以从诸多不同角度进行理解，比如“东北话题”“工业题材”“现实主义”“国企职场”，等等。而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谈，可挖掘的内涵和价值都不容小觑。作为普通读者，笔者的阅读视点一开始也处在阅读的对焦之中，但再次回看这部小说的开头时，曾经被遗漏的“楔子”却吸引了我们，它迅速成为我们的阅读视窗。事实上，“楔子”正是作者赵杨手持的一把“轻便摄影机”，经由小说开端处“楔子”短短百字的描述，我们获知作者的视点呈现出“一路向西”的趋势，并最终指向文中工业城市海州市铁道以西的废旧厂区。这组画面由远及近，各景别错落有致、层次分明，一副电影开场的既视感。这种快速转换的视点是赵杨小说纪录片化的典型特征。也正因为这种写作意图，我们可以说，赵杨是一位用摄影机写作的作家。同时，“摄影机”的架设使得小说在叙述上也具有了一种亲临现场的效果，并且制造了一种纪录片的质感，点明了一种主客结合的写作视点：客观叙事，主观感受。也正是这一视点，让笔者得以瞥见作家纪录片式的艺术追求。

一

　　赵杨无疑是一位手持摄影机的作家，她采用的单视点叙事方式，以及作品散发出来的广大的现实主义精神则验证了这一点。《奋斗者》是赵杨继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春风故事》之后的又一部工业题材力作。当面对写作这项严肃的工作时，她选择深入工业现场，并携带一把手持摄像机，甚至转变性别视角，几乎是彻底地贴近当代东北人民的生活、工作、历史与情感，并以此完成自己的“拍摄”或者书写任务。不同于以往所擅长的悬疑探案类小说，赵杨这一次选择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工业小说，这种类型的小说所包含的专业知识和历史要素是庞杂的。因次，作者极为重视写作前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实地调研。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国现代化工业的策源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的工业体系最为完善，工业基础最为厚实，可谓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并且，赵杨还拥有十余年国企工作经验，因此，对于东北工业的今与昔、盛与衰、荣与辱，她都有深切的体验，而这也为她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这些，使赵杨从这一工业源头探起，深入一线车间，走访东北工业大大小小的地标，用文学呈现现实，抒写时代。

　　海州市是小说中的一座东北工业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东北并不少见。铁道纵贯整座城市，这是东北老工业城市的典型区域分布方式。同时，这又是一座受到改革浪潮推动，圆满完成国企混改指标，处于发展中的城市。改革开放前，坐拥众多“国字”工业基地的海州市由印刻着工业记忆的“铁道”作为区域分界线，分割出东西两个空间。城西工业区是老工业基地，也是故事发生的具体背景；改革开放后，国家倡导深化国企改革，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海州市东搬西建，城西工业区由单独的工业区向功能完备、适宜人居的综合区的转变。主人公王图南既是老工业基地的后代亲历者，同时也是一架隐形的“摄影机”——作者的写作视点时常会附着在这位年轻人身上，借由他的眼睛观摩街道两边林立的大型工厂。在这个隐藏的“摄影机”的视野里：工业区不只是由工人、工厂、工业三点一线搭建的三维空间，还是烧铸、凝结着工厂青年感受、认知的情感空间。这一空间不仅保存着中国工业经济经过前期工业积累而攀升至起飞的工业记忆，还涵盖着青年一代对中国工业整体、全面、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事实上，王图南是作者笔下扣合没落的老工业区与崭新的新时代之间的鸿沟的一个桥梁。紧紧围绕这位始终在场的主人公，赵杨手持的“摄影机”要么紧随主人公身后，要么代替主人公的视点，故事的叙述均围绕着主人公的所见所为所感而展开。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海工重型机器制造集团（以下简称“海工”）作为国内知名的机床制造、机械加工企业，顺应混改潮流，一举成为国企混改的典型标杆。王图南和宋腾飞两名年轻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以“80后技术型人才”的身份成为“海工”队伍一员的。作为工业青年，二人都是有理想的追梦人，更是情谊深厚的同窗好友，共同肩负着开拓“海工”的初心和使命，但他们对现代工厂远景的捕捉和想象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王图南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从小生活在老工业区的“工人村”，追求在集体的变革和繁盛中推动个人的成长与进步；而宋腾飞是现实主义者，他竭尽全力平衡的是时代浪潮对个人价值的冲击和吞噬，要用加速化和集约化的方式为其争取最大程度的“腾飞”。集体和个人的归置走向在小说的讲述视点上出现了分野。由于作者要借角色之口重述她所亲历和了解的历史大事件，因此，她将主要视点移置在王图南身上，借由他的眼睛，多角度、多方位、多景别地描绘出身边人和事物的形象。

　　王图南不仅是故事叙述的绝对中心人物，而且作者在叙事上追求的主观感受也均出自这架“摄影机”的眼睛。我们发现，在《奋斗者》中，从“楔子”部分起到故事终章一以贯之的都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惯常情况下，这种全知视角使叙述者不囿于固定的视角站位，叙述者常是全知全能的。但又是从“楔子”部分开始，作者始终以王图南为中心人物，他的“眼睛”始终起着关键性的对焦作用。在摄取离开工厂进入市区的这一画面时，王图南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极为显目。在这一驶出老旧厂区进入现代化都市的日常场景描写中，王图南的“眼睛”所面对的视窗是这样：刚下班的工人，或并行的车辆，这些画面让他不时回想从前的工厂时光，尔后又迅速地从记忆回到现实。我们从这种客观叙事中不仅能了解不同历史时代的海洲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图景，还能够获得心理描写所带来的充分主观感受。这种叙事方式不禁让笔者惊叹：第三人称叙述竟然达到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效果。不得不说，作者赵杨这种带有主观化腔调和特质的现实主义，是特别的。

二

　　赵杨亦是一位追求情感共鸣的女作家，她曾在采访时说自己满溢着国企情怀。当笔者跟随她的视点再读《奋斗者》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想象这个自己未曾置身的时代，但是既然未曾经历，又何来共鸣呢？显然，这是一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共鸣，人是可以通过想象而达至共鸣的。实际上，新世纪的老工业区已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海工广场”是城西区唯一保留“海工”痕迹的地方。几位小说主要人物因工作原因相聚在“海工”时，作者经由女性角色李甜甜的视角对窗外的海工广场进行了一番描摹，小说这样写道：

　　“李甜甜似懂非懂地看向灯光闪烁的窗外，远处广场上立着一尊代表力量的钢铁雕像，昏暗的灯光笼罩着做旧的雕像，像是一副褪色的老照片，照片的右上角记录着一个世纪的工业。而将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那是一座座万家灯火的高楼大厦，热闹喧嚣的商场，车水马龙的高架桥和闪烁着灯光的塔吊……”

　　这段叙述极具图像化效果，其所描述的场景有分镜，有构图，有色彩，甚至还把看不见或难于表现的人物心理也交由镜头“推、拉、摇、移”的动作外化出来。“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工业城市的真实面貌却因放大失真变得模糊。

　　“准确地来说，大家对海州有不对称、不相连的时光偏差。”

　　“可是大家看到的总是过去的伤疤，有时间偏差；看不到我们的闪光点，在认知上不对称。理解不到我们的努力，情感不相连。”

　　王图南紧接着对这张“照片”所呈现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很长一段时间，东北工业城市不断受到外界的“误读”。今昔对比，人们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海东；盛衰起伏，人们只看到海东的衰败和落后；荣辱相伴，人们忽略了工业经济振兴背景下海东人民付出的巨大努力。不可避免地，“海工”这样的老牌工业国企也受到这种信息堵塞和认知偏差带来的消极影响，陷入人才缺失急剧加速的危机之中，而年轻一代的逐梦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景别中展开的。

　　赵杨的另一部工业题材小说《春风故事》，其叙述对象江北重型机器制造厂在搬离老工业区时也留下了“江重广场”这样的厂史回忆标地，同样是为了保存历史记忆引发情感共鸣而建筑的。但实际上，只有原来厂区的少数工人才能体会其中蕴含的怀念与追思。这种对“广场”的纪念行为实际上已经超出“摄影机”的取景框，延展至人物的内视点，触及了深层次的心理与情感领域。相似的是，在《奋斗者》中，当海工集团取得丰功伟绩，全厂上下忙于庆功之时，时任集团董事长傅觉民也捧着沉甸甸的奖杯绕道去了“海工”的老厂区，在海工广场驻足回顾深化改革二十多年里“海工”留下的痕迹。“广场”对于老一代的“海工人”、“江重人”来说已经成为最后的真实影像。时代越大步向前，老旧厂区便越稍纵即逝；而对于在窗框中远观“广场”的李甜甜这类远离厂区甚至远离故土的青年奋斗者来说，“广场”只是她此时此地对身临其境的大东北工业土地的直观认识。这种直观视角虽然敞视、开放，但内蕴的情感表达却十分冲淡。承载着厂史记忆的一块块厂牌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无疑是工厂生产品质的严肃象征，每一块厂牌都能够写入厂史、放进展厅。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工集团虽然迈进世界行列，表面上赢得了大丰收，但实际上却危机重重：厂牌被轻而易举地调换甚至丢弃；传统“国字招牌”“金字招牌”只是蕴含情感和经验的铸模，被“以量取胜”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流水线所熔蚀，贬值为废铁。“海工看似站在云端，却比任何时候都危险。”（引自《奋斗者》第一章“冬天里的一把火”）站在峰顶的国营企业在新时代迎来了新的危机和变局，如何加固厂区，如何引领厂工人，不仅是老国企面临的时代命题，也是作者借助小说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手持摄影是一种感性的观看方式，其主观性视角为人物品格的刻画提供了便利。正如《奋斗者》中反复提及的“技术”“记忆”“情感”这些语词，在手持摄影机的敏锐捕捉下，我们得以身临其境地观摩这座正在振兴的工业城市，这种观摩是一种怀旧式的观摩。但作者并不止于追溯往昔，而将这种观看方式推进到主要人物的精神表现层次。王图南拥有一种直言进谏的品格，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直言品质的延续。作者赵杨十分肯定王图南的这种浸泡于真理之中的品质，认为他是小说中少数具有清醒认识的人。在大型国企江北重型机器厂里，前辈赵心刚和李东星是王图南与宋腾飞最崇敬的榜样和楷模，他们的实践传奇是两位后辈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和姿态指引。赵心刚与王图南几乎是惊人的相似。赵、王二人都一如既往地追随真理。王图南的父亲王立山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人，儿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品德，认为“海工的命运要靠海工人来书写”，生活的榜样并非来自伟大的哲人，而是出自平凡人物的经验和智慧，每个人都可以是新时代的奋斗者和中流砥柱。当然，在镜头的加持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事风格也趋于英雄化。尤其是赵心刚这一人物极具传奇色彩，其力量、勇气堪为典范。但有时候，我们的时代需要具有英雄气质与品格的人来作为榜样，供给精神与信念的养分。

　　成为一名摄影师式的作家，需要将自己内嵌于小说角色中，走出写作的舒适区，深入生活的领地。作为手持摄影机的作家赵杨，在《奋斗者》的创作和构思上即就突破了舒适区，其艺术思维和艺术追求要求她尽可能地将客观叙述和主观感受融合于一处。而笔者受这种视点的启发，也从这一角度出发去阅读小说，并发现自己获得了一种阅读的高峰体验。在这部纪录片式的小说中，海工集团的变革危机激荡着青年一代的心性，也为无数面临改革机遇的老国企指引新的出路。到底是“真金不怕火炼”还是“隐灭的最后辉煌”，《奋斗者》中借由几个青年人的奋斗指出方向，有像王图南、宋腾飞这样坚守国企和集体阵地的，也有像李甜甜这样在民企中激流勇进的，但他们无不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业精神。正如作者借体制内青年周芊素之口所说：“2013年是海州的关键年，改革的力度会突破曾经所有的过往。2013年也是中国的关键年，党的十八大将在北京召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每一个中国人未来美好的愿景都会有好政策的指引。”（引自《奋斗者》第十二章“海工的吹哨人”）海州这座城市是“一座巨大的铸模”（刘易斯芒福德语）无数青年人的奋斗经历和初心使命在其中冷却、凝结又回热，最终在工业这艘巨轮中被真实的影像纪录，并永久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