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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酒和母亲的烟

　　
　　父亲早年是不饮酒的。
　　这除了家庭生计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本人不太得意（喜欢）。用老人自己的话说，没有这个口道福。晚年儿孙满堂，逢年过节，大家都急着往家里赶，山珍海味谈不上，老爷子的酒自然是少不了的。到了他孙子们这一辈，出手更是了得，什么“茅台”、“五粮液”，甚而“白兰地”、“法国干红”，都想让老爷子补上大半辈子的缺。父亲有时高兴了，也会烫上一壶，不多饮，只三盅。三钱左右的小酒盅，约一两。这时父亲的面颊便会慢慢红润起来，一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我的侄儿们便争着抢着抱过他们的孩子，一个一个让太爷爷亲。父亲便在每个孩子的嫩脸蛋上嘬一下，嘴里还不停地夸着，“俊，真俊。”灯光下看老人，长长的眉毛抖动着，两只眼睛流闪着一种异样的光，往日的威严全不见了，一脸的迷醉，一脸的慈爱。往往这时大嫂就开腔了“行了，行了，别都来献宝了。看给老爷子累着。”父亲总是笑着说：“嘿，过日子过的是啥？过的就是人吗！”这仿佛成了我家春节的保留节目，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好多年以后，当我的小孙女偎在我的膝弯，仰着颏注视着墙上父亲的照片，天真地说，“爸爸的爸爸是爷爷，爷爷的爸爸就是太爷爷了。”我的心中就会自然地重播出那无比温馨的一幕。
　　 　　
　　母亲吸烟，比父亲沾酒要早得多。
　　在良玉古镇西头，也就是蜈蚣岭和西庙之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沟。小河沟两岸是簇簇拥拥的绿柳，柳荫间便散落着十几户郭姓人家。母亲的姥姥家就姓郭。母亲十六岁那一年，（父亲比母亲大九岁，那当是1925年），灾荒加兵患，姥姥和姥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和村里人搭帮举家逃荒去了龙江省。也正是这一走，铸就了姥姥和姥爷悔叹了一辈子的事，把她们的大女儿狠着心，嫁给了穷山沟的老屯。为的是那一点点逃荒的盘缠钱。当然，这家人家也是根本人家，虽说是山旯旮，倒也能吃口饭。姑爷儿岁数大了点儿，可老实巴交，想来闺女嫁过去也不能受气。这就是姥姥、姥爷对我母亲——兰儿婚事的全部判断。父亲广墨老大在良玉集，从驴驮子上御下了几百斤谷子，换了钱，便由三爷领着（三爷是父亲的三叔，庙里的香火，跟郭家关系极好的），又用驴驮子驮回了自己的新娘。十七八里的山路，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倒是三爷哼哼呀呀地喊了一路梆子腔。他当然很开心，能给二十大几的侄儿说上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又仅是几百斤谷子的价，香火老三的心里该有多敞亮。可怜了我的母亲哟，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幼小的心灵怎能装得下这么多的离愁和悲苦，那稚嫩的双肩又如何去承载日后生活的重负。
　　这是母亲开始吸烟的日子。
　　如今的女孩儿结婚，要多排场有多排场，要多气魄有多气魄。有人特意坐飞机去北京举行婚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新婚照。说不定再过几年，人类的青年男女到月球上渡蜜月，怕也是极为普通的事了。这是多么温馨和谐的时代，又是多么让人意想天开的时代。然而，八十多年前，在战争和苦难折磨得人类奄奄一息的岁月里，母亲的新婚之夜只是一盏豆油灯和一笸箩老旱烟。老姑见母亲不吃不喝，便给母亲找来了一个小烟袋。聪明伶俐又能说会道的老姑，是爷爷的老闺女。在我的记忆中，老姑是我们家几代人里最受尊敬的老姑奶子。尽管她比母亲还小上好几岁，却成了我母亲抽烟的师傅。那时光，在北方，特别是在东北，女人抽烟，是极普遍的。“关东山，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大姑娘小媳妇叨烟袋。”这就是关于母亲抽烟的时代和由来。
　　 　　
　　父亲是20世纪的同龄人，生于1901辛丑年。父亲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弟兄姊妹八个孩子，当我这个老疙瘩出生时，父亲已经是知天命之年了。翻身、解放，共和国成立，好日子就像春天的柳树狗，一天发一茬，一天一变样。那时大哥参军在外，父亲母亲带着二哥、三哥、大姐一帮孩子侍弄地，当年就是个秾收。秋下来，别人家的庄稼用车往回拉，我家人多，十多亩地的高粱、苞米都是肩膀扛回来的。看着刚刚上学的四哥五哥也去扛秫秸，村里人都说，老傅家还能不发起来，连小猫小狗都往家叼柴火。那一年就盖起了三间土坯房。那一年大哥也就结了婚，娶了嫂子。那一年我也就急急地来到了这新中国的土地上。我的乳名叫连喜，这大概就是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的缘故吧。
　　多年的艰辛岁月，四十多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奶水哺育我，我从生下来就是大姐嚼餔子喂。再后来便是在一家人熬高粱米粥的大锅里，用纱布缝个口袋，放入少许的粳米，这是父亲特批给他老儿子的“高消费”。及至上学时，就是高梁米饭。父亲总是用筷子剜一点猪油给我拌饭。我嘴急，又怕迟到，常常像尾巴一样在父亲身后转。父亲便用他那粗糙得像榆树皮一样的大手捧着碗，细细地而又急切地用筷子搅拌。嘴里一边吹着，一边还说，“凉凉热热，莫烫小狗屁股。凉凉热热，莫烫小狗屁股”。四岁那一年，我得了荨麻疹，俗称鬼风疙瘩，浑身奇痒难奈。父亲就用他那双像老钢锉一样的大手给我摩挲。边摩挲边哄我，“喜子听话喜子乖，爸给喜子买糖来”。“喜子听话喜子乖，爸给喜子搭戏台。”……我便在父亲的臂弯里睡去了。
　　母亲说父亲后来能饮一点酒，和我两岁那年生日有关系。那天，父亲和互助组的李老井一起去石山站赶集，为的是买黑龙江克山的土豆种。傍晌午一场大暴雨，回来走到望山铺，山洪便下来了。李老井说找个人家借个宿，水过去再走吧。父亲从怀里掏出给我买的虎头鼠皮帽，说，今儿个是小老疙瘩生日，说啥也得赶回去。傍天黑水也是小了不少，父亲便趟着水往回赶，不料正溜的水还是挺猛的，一下子便被卷走了。后来父亲回忆说，山水把他冲出去十几里地，被一个土崖子的老榆树根子挂住了。黑夜里，他艰难地爬上岸，见有一个小窝棚，里面亮着灯，父亲便挣扎着去拍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救了他。换了干衣服，喝的小米粥。父亲说吃大葱叶子都不知啥味，耳朵里感觉就像驴吃草，咔噌咔噌的。后来父亲专门提着礼物去谢过，但怎么也没有找到。那处河湾的西面就是驿马坊，打听谁也说不清哪家在河东有瓜窝棚，又是谁家的老太太。打那，劫后余生的老父亲便落下了胃寒的毛病，偶尔心口疼，就点燃一盅酒，和着红糖送下。那一场险些夺去父亲生命的山洪，让父亲沾染了酒。大姐说，第二天父亲回到家，进屋就趴着悠车看老儿子，手里还比量着那鼠皮的虎头帽儿。
　　 　　
　　母亲活了八十七岁，抽了七十一年烟。每逢年节，儿孙们回家看她，就有心思劝她老戒了，为了身体。老人总是抿嘴笑，说这一辈子就这点口福。有时还和大家开玩笑，说毛主席、邓小平抽了一辈子烟，不也都高寿吗。常常弄得人们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母亲抽烟是十分节俭的。就连点烟的火都不肯破费，冬天是火盆，夏天是火绳，早晚做饭就在灶膛口对着了。直到八十年代，日子好多了，也如此。母亲抽烟一辈子，从没挑剔，大抵都是自家种的。年轻时孩子多，日子艰难，没黑夜没白日的劳作，只有抽一口老旱烟，才提神、缓劲，也解忧愁。我在另一篇散文里曾写到母亲为孩子们做鞋的情形。一大帮孩子的鞋都要自家做，还要缝连补绽，光景稍好的时候，还要纺棉花，织土布。设若没有老旱烟，母亲那极超负荷的劳作，又怎能撑得过来呢。那时还没有后来的黄烟，都是青烟，俗称蛤蟆癞。母亲说，她最艰难的时候连茄秧叶子都抽过。父亲得伤寒病那一年，连熬药的柴禾都没有，母亲捡来别人家丢掉的烟梗子，用米汤泡了，砸碎，再晾干来抽。天知道，母亲的身体竟出奇的好。晚年八十多岁，也不咳嗽不喘的。这也许是上苍（如果真的有上苍的话）对母亲额外的垂怜吧。
　　母亲一生抽的最好的烟，是吉林的蛟河烟。那是五十年代初，郭守信二舅（母亲的表弟，也是逃荒落在吉林的），回里城家给母亲带来的。据说蛟河县也只有几亩地才产这种烟。关于里城家，我们这一带凡逃荒到吉林、黑龙江的人，都管辽西的原藉叫里城家。这是否就是由柳条边来的，我不甚清楚，过去有东边外一说，我想辽西对于东去逃荒的人，就是边里的家，里城家了。尽管后来借出差的机会，我曾为母亲买来过湖南的“凤凰晒”，云南作上等云烟的“大金叶”，甚或河南的“黄金叶”，陕北的“油绦子”……母亲都说不如蛟河烟。不如她表弟捎给里城家的烟。早已经谢世多年的姥姥、姥爷，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出走，给里城家的女儿留下的创痛，是多么的悠久弥深。
　　 　　
　　父亲和酒，似乎还另有一些渊源，抑或一些故事。如今却是我无从知道，也无法弄清的了。记得是父亲六十六那一年。（在我家乡一带，老人到了六十六，好歹都要办一办的。老话说，交年六十六，不死也掉块肉。又按从古至今的干支纪年，人到六十六岁，是又一轮六十甲子的初始阶段，所谓六十花甲子，花甲重开。）正是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到处都在破四旧立四新，父亲的六十六自然不能稍事声张，但哥哥姐姐们还都是远远地赶了来。住在老屯的四叔、老姑他们也都来了。四叔是逢酒必喝，又酒后话必多的人。席间，四叔不停地教训我们哥几个，你爸你妈拉扯你们八个不容易，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父母的恩德。父亲就说：“老四，你高了，歇着吧”。四叔却红涨着脸：“大哥，要不是那年你那三碗酒，咱这贫雇农的成份真就整瞎了。你看咱这帮孩儿，当干部的当干部，挣工资的挣工资，连老三还是贫农主席，一家子都是根红苗正。你再看那西院万贵，儿子孙子都是黑五类、狗崽子，当兵都不叫当……”四叔说的老三是我三哥，当时是生产队的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万贵是我们老家老屯的富农。这在讲成份比如今出国护照还重要的时代，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确是至关重大的事。父亲淡然一笑，简单地说了下始末。最后说：“纯粹是扯淡。哪有地主富农还选的？”
　　那是一九四八年，除国民党占据的锦宁线上几个大城市，辽西山区大部都解放了。我们的老家老屯，就是爷爷以及上几代赖以生息的地方，属义县和北镇交互管辖，医巫闾山西南段大山沟里的一个小沟岔子。全村二十来户，都是傅门子孙。村长是东院广明大爷，伪满时是村长，国民党时还是村长，共产党来了还是让他张罗着。这个人其实也不坏，只是过于精明了。土改工作队自然要分地，要划成份，就觉着山外十里八村都有地主、富农，老屯不管咋着也得有。于是就要选地主。那时人们别说政治觉悟，啥叫阶级也弄不明白。可地主就是财主，财主谁也不愿当，谁也不敢当。都知道当财主就得往外掏东西、掏大洋。老屯的人都是靠老辈开荒传下那点薄拉地，哪里有大洋可掏。全村十多户，七十多口人，就数西院万贵家日子冒点尖儿。他哥万春在外面作事，听说是作大学问的。万贵在家栓了一挂车，有一头骡子一匹马。再下来就是东院广明大爷和我爷爷家了。广明有两头牛，爷爷家有一头驴，几只羊。爷爷家劳力多，父亲是大头顶，哥五个姐三个，也是八个孩子。劳力多，种的开荒地也就多一点。于是爷爷就害了怕，叫四叔连夜把父亲喊回了老屯。那时我家就是父亲和母亲带着孩子们生活的家，在闾阳镇。因为母亲的姥姥家在这，所以父亲就落脚在这镇西蜈蚣岭屯了。那时闾阳驿叫良玉，现在老辈人还这么叫。我猜这与闾阳是个古驿站，闾阳驿的转音怕是成了良玉了。
　　于是，一九四八年那个冰封雪冻的蜡月里，一个只有十八户的小山村，在历史车轮就要辗过天翻地覆的一霎，演出了这么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广明老大说：“不用费事选了，万贵就是咱村的地主了。这富农，就是老院老爷子（指我爷爷）。”我父亲说：“为啥？”广明就说：“你家有驴，还有羊……”
　　“那你那两头大犍牛不比驴硬实？”
广明语塞。就从条桌下捧出一坛酒，刷刷刷地倒了三海碗。广明说：“广墨（我父亲的名字），你要喝下这三碗酒，这富农就我当。”父亲瞅瞅这一屋子老傅家人，那一刻，他看见了缩着脖、蹲在灯影里的万贵，他也看见了一直咳嗽不止委在炕头的我爷爷，他更看见了精明的广明那捉摸不透的眼神……这就是历史大变迁前夜，在我的老家老屯发生的一件荒诞不经的事。父亲六十六之后，再也没谈起这件事。那天父亲说：“长了这么大，就那么一回。那酒也不知是咋下去的。”伟大的时代对老实人来说，也不免开一个小小的玩笑。特别是我父一辈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精明的广明大爷没能成为富农，窝囊的万贵也没能成为地主。战争年代的土改有好多事是说不清的。广明大爷的阶级觉悟受到工作队的口头表扬。委屈了万贵，一骡一马才当了个富农（其实以万贵的资财，按当时的政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中农）。一九五七年我七岁时，随父母回过一次老屯（那是为爷爷的丧事），曾见到过万贵的哥哥万春。村里人说，他是北京的大右派。这位本家哥哥那时已有七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很清瘦，戴副深度眼镜，须眉皆白。他很谦恭地称我母亲为“婶母大人”。我曾暗下里揣度，他大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西院万贵的儿孙们确如四叔所说，颇是享受了一些狗崽子的待遇。万贵四个儿子中，有两个终生没有女人肯嫁给他。我也曾想过，设若父亲当年不饮下那三碗酒，像四叔说的把成份搞瞎了，那我和我的哥哥姐姐，甚而我的子侄们，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父亲，也许您后半生喝的酒，加起来也没有这三海碗。但儿子说，这酒，您喝的值。这是好多年之后，给父母上坟，我在心中默默述说的话。
　　 　　
　　在我们村，因为是母亲的姥姥家，母亲是本村的姑奶子，所以村中人多数都管母亲叫大姐，我的舅舅就特别的多。年轻但占着辈份的往往又在称呼前加上我们的姓氏，称老傅大姐。母亲心肠热，所谓刀子嘴豆腐心，最见不得别人的眼泪，凡村中人有为难遭窄，皆尽所有。计划经济年代，因外边有几个儿子挣工资，母亲自然比光靠工分的人家宽绰些。这自然也成了母亲接济别人，甚或队里集体的经济基础。我家的三间土坯房，一直拖到八十年代后期才翻建。在此期间三十多年的时光，几乎成了社里、队里的公家财产。土改、合作化、四清……什么时候的工作队、工作组，凡上边来人都派到我家。文革中的知青、五七大军更是常客。志愿军抗美援朝乍回来，没建营房前，团部就设在这三间土坯房里。这在时下的电视片中是应该叫“堡垒户”的。生产队的会都愿在我家开，即使有了队部，也一样。我说这些其实并不是想表白什么，我要说的还是母亲的烟，母亲那磨薄了底，磨破了边儿，补了又补，粘了又粘，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本是柳条编的烟笸箩。那时光，凡有人来，母亲除了糊米水（在我家乡，人们常常将高梁米炒糊了，再用滚水冲来当茶饮。至今老辈儿人仍如此），便是老旱烟。母亲的烟笸箩，孬好是从来不能空的。大哥说，回老家别的都差些，千万别忘了给老妈补充烟叶子。二舅和三姨谁从黑龙江来，都是整麻袋的烟把子。
　　几十载春秋过去，母亲的小烟笸箩，消耗了多少老旱烟哪！
　　关于母亲和烟，村里人有许多传说，有的甚至很玄。比如说母亲很有远见，用两把子烟救了文波书记。说实话，母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个农村老太太，她能有什么远见，她又怎么知道文波同志后来走上那样高的领导岗位。她只是按照她的生活信条，她的作人本性罢了。那是文革最晦暗的一页。当年曾在我家住过的工作组老刘，作为地区的“走资派”被造反兵团围追堵截，在大苇糖、高粱地窜了几天。走投无路之时，夜里摸到我们家，亏他还记得这三间土坯房。当时文波同志真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母亲差一点儿都认不出来。瞅着老刘吃得那样香，就像多少天没吃东西。母亲说：“老刘啊，你咋成了这样？”文波同志哽咽了：“大妈……一言难尽哪、大妈……”县里的造反派连夜搜到我家时，母亲已让老刘睡下了。劈哩拍啦的敲门声中，母亲灵机一动，找出几把烟，包扎好放在柜盖上，又拿出帆布旅行袋胡乱塞了些水果罐头、衣服之类的东西。造反司令是县里农具厂的工人，问母亲炕上躺的是谁。母亲说，是我儿。是我大儿回来了。司令说莫不是走资派文波。母亲立马指着司令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你胡说。走资派能给我买烟、能给我买这些东西？”把柜板拍得山响。司令是个胡传魁式的人物，又被我母亲掖上两把烟，（显然他也是个烟客，且不喜抽洋烟的）也就悻悻然走了。文革后，文波同志恢复了工作，到了省检察院。母亲告诫我们全家，谁也不要提起那档子事。只是文波同志曾专程看望过母亲，给母亲的礼物，竟也是两把老旱烟。还一再说明，这是纯正的蛟河烟。
　　 　　
　　父亲识字不多，十二三岁就给良玉一家叫德盛永的站栏柜，那时叫学徒，现在说就是打工，且是童工。我有时猜想，父亲能写毛笔字、会打算盘……恐怕就是德盛永那两年苦出来的吧。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二十年了。做为上个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农民，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要言妙论，甚或关于酒的点滴趣闻。他没有文化，也就谈不出什么酒文化，哪怕时下那些餐桌上必有的酒段子。然而，父亲却用他的人生，酿给了我们永远品味无穷的老酒。那是一些多么富含哲理、充满思辩的思考呵。
　　比如他说“见好就收”。那其实就是直白不过的凡事适可而止，似乎也就是先贤们所言的急流勇退。记得父亲八十寿诞时，老人和长孙有一番对话。爷爷说：“中南海呆了几年了。”孙子说：“十二年。”于是老人就说见好就收。于是孙子就转业了。于是乎，也就没有后来那些什么两个凡是、批胡倒赵等等的麻烦。连一方诸侯赫赫有名的虎将，都没能跳出的政治怪圈，他的孙子却安然无恙。
　　比如他说“拿人心比自己”。其实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今天的换位思考。那个年代，队里青年点的伙食都不好，有些知青就常来我家“贴补贴补”。我那时在县里，有一次回来听说，上海那个小魏子，魏积雄，尝粘饽饽就尝了八个。父亲就说，都是熬剋的。我那几个孙子不也一样吗。就是离着远。真的，我的侄儿侄女那个时代就有八个下过乡，老大当特种兵也是从青年点走的。无怪乎父亲八十大寿，那些回了城的年轻人，抚顺、鞍山、大连，甚或哈尔滨、上海都赶来了。
　　又比如他不只一次地对我或几个哥哥说，当干部莫错了一个念头。喝凉酒蹋官钱，早晚是病。如今大哥过年也八十了，我也快退休了。弟兄子侄中做干部、亦即公务员的，还有公安、司法、金融、税务……少说也十几、二十多个，这些年也未闻有一个半个和腐败案子沾点边儿的。两年前“804”案暴出，网上炒得很厉害，大哥给我打电话质询，口气十分严厉，我则恢谐地说，那样的好事找不着你老弟。父亲临终时曾叮嘱我：“你太聪明，太要强，又太拿事儿，太不服软……”父亲哪，你其实最挂念的还是你的小老疙瘩呵。
　　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话，句句是真理，仿佛高远的蓝天，明净、澄澈；三四十岁时，又感觉父亲的话那样浅显明白，像平川旷野，一览无余，似乎也不绝对真理；如今再咀嚼父亲的话，竟又如云雾深处的密林古刹，幽远、深邃，久索而难穷其味。
　　父亲，您是我一生中最具学识的人。父亲，您更是我一生永远也读不完的经典。
　　 　　
　　如果说母亲的吸烟是历史的误会，那么，在母亲吸烟的历史上，却也有些颇具风采的趣事。父亲的伤寒病总是不见好，爷爷便叫二叔把父亲接回老屯去养。大哥、二哥、三哥能干点活儿的也都回屯了。母亲便领着大姐和四哥，怀里抱着五哥，随着逃难的人流北上去了黑龙江。那是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回娘家，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当年姥姥姥爷逃荒落脚就在这绥化北的海伦一带。大舅为人敦厚，有的只是力气，便在林子里拉木头。二舅较精明，在铁路上谋个差，只是个半拉木匠。姥姥、姥爷则带着孩子们开镐头荒。日子虽然不富裕，依然紧巴紧曳，但吃饭基本没大问题。大姐后来说，住的都是马架子窝棚，苫厚厚的草，院子用板皮夹着板仗子。整天土豆、大渣子粥。家家都种毛嗑（向日葵），种黄烟。女人都抽烟，说话打唠都嗑毛嗑。这对我母亲和孩子们来说，已经不啻福窝，简直就是天堂了。姥姥家的王家窝棚离海伦县才十几里路，日本的关东军都开上前线，进关打仗去了。海伦的驻军并不多，但也时常下屯里来搔扰。年轻点的妇女，像二姨三姨这样的姑娘们整天提心吊胆。二姨说，那几个鬼子也都抽烟，一来就打巴勾打巴勾地要黄烟。母亲便说，赶明儿个再来，我逗试逗试他们。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恶作剧。在我家乡，新姑爷来老丈人家拜年，总是要遭到小姨子们围攻的，什么招儿都有，叫“耍姑爷”。有的笨姑爷也常被抹一脸锅底灰，叫“打画迷”，有的甚至被弄得鼻青脸肿。但“蛤蟆尿”一般是不能用的，闺阁中也都明白，怕给人作下什么毛病。今日看来，对于手无寸铁又被欺侮的中国妇女，这也未尝不是惩罚敌人的一种机智。于是姐妹们便抓来许多公蛤蟆，专捡那个儿大的抓。把晒得通红的黄烟叶铺下，然后放上蛤蟆，扣上铁盆。蛤蟆们折腾够了，铁盆里安静下来，便用棍子在铁盆上猛然一敲，蛤蟆突受惊吓，就把尿蹿在烟叶上。如此反复几次，蛤蟆就没尿可蹿了。这样再凉干的烟叶，人抽了，万万受不得惊吓。有一点外界刺激，就大小便失禁。我长大后，老姨曾对我学说过：“那几个鬼子抽完‘蛤蟆尿’之后，都贼眉鼠眼的，冷不丁一听我们放鞭炮，什么井上、松下、失村的，都尿滚尿流蹽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借在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的机会，我曾专程赶往海伦。彼时姥姥、姥爷早都不在了，二舅已退休在家，住在海伦城里北街。我曾绕着县城走了大半天，这是一个不大的县城（现在已经是海伦市了）。高大的建筑并不很多，但很干净，城市绿化得也很好。没有大都市的喧嚣，确像一个女性化的年轻城市，静静地偎在松嫩大平原上。是哪位先哲给她命名为海伦的？这年轻的小城和古希腊神话东方美女海伦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听了老姨讲的故事，我曾有些疑惑，我那吃苦耐劳、心地慈善、勤勉了一辈子的老母亲，苦难的生活教会了你抽烟，那是一种麻醉和解脱，可你却把烟草演绎出这样的极至。母亲，关于烟草，您还有哪些故事没有叫儿子知道呢，那不应该叫儿子知道吗？
　　 　　
　　在父亲走后的日子，老姑订正了父亲与酒和母亲与烟的史实。老姑说，嫂子不会抽烟，我见她一脸悲苦，又一整天水米不进，赶明儿这三朝可咋办？便教她装烟、点火。在那时代，装烟是有很多讲究的。新媳妇进了门，拜天拜地拜公婆，然后才是入洞房。第二天起一连三天都要给公婆请安，这叫拜三朝。最重要的便是给婆婆装烟。彼时，新媳妇要亲手给婆婆装上一袋烟，且毕恭毕敬地递到婆婆手里，然后用取灯（火柴）划火、点烟。婆婆在接过新媳妇装的烟之后，很庄重地抽着。再掏出红包，赏装烟钱。以我爷爷当时的家境，媳妇过门就是劳力，就干活，没有什么可讲究的。但母亲给奶奶的装烟，还是不可减免的，那意味着从今而后，媳妇就要听婆婆的，叫“随手”。（当然，这些老古董，在我母亲当了婆婆之后，都被她老人家取消了。从大嫂到我的妻，都没有拜过三朝，也都没给母亲装过烟。倒是在平常日子，她们都很有眼力见儿地给母亲装烟、划火。）那天，老姑教母亲装烟、点火，老姑也婆婆似的承受着抽起来。老姑便说：“嫂子，你也抽一口。这烟，香。”母亲只是摇摇头，并没言语。站在一旁的父亲便说：“抽吧。抽一口，能解闷。”母亲这才抬起头，正眼看了看自己的男人。母亲怯怯地说：“那……你咋不抽呢？”父亲便红着脸说：“我……我喝酒……”
　　于是，父亲便喝了头一口酒。
　　于是，母亲便吸了头一口烟。
　　其实，父亲沾了酒和母亲吸了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只是问到母亲时，老人家总是摇头，笑而不答。再问，便说全都不记得了。
　　 　　
　　父亲一生最大的奢华是死后的事。一口红松木的棺材，足四六的尺寸。那时火葬刚刚提起，乡亲们还没有普遍接受，我家依旧理，土葬。盛殓时，我将一坛子“闾山白”（本地烧锅的酒，用秋子梨做辅料，是父亲生前喜欢的酒）放入棺内，又配了九瓶“大凌川”（锦州产的酒，父亲认为上品）。亲戚、朋友和乡邻们似有不解，我却执意放了进去。哥哥和姐姐们都没反对。
　　母亲一生所用的，要论价钱，当属那枚老翠嘴。那是一九八五年我到西安，在骊山古董店，巧遇一老妇人欲出售给店家，经店主说合买下的。母亲吸烟日久，所用烟袋嘴，有金属的，如白铜、铝，有石料的，但极普通，没有名贵的。母亲是从不讲究的。然每见母亲好端端的两排牙齿，含噙烟袋之故，上下左右对应处已深深凹陷，磨成了两个圆圆的孔洞，我心中就酸酸的。据店主介绍，玉石中的烟嘴当属翡翠，细腻、温润、冬暖夏凉，不但有益牙齿，且于身心也有补益多多。那是一枚白脂绿云的老翠嘴，且雕工精细，用手抚来，温温地，放在面颊上，感觉腻腻地。母亲极是喜欢。吸烟时总端祥，停火时就把不住撩起衣大襟擦拭，像小孩子第一次拿到电子玩具一般，把玩不止。母亲走时，殡葬制度已经改革，但依然用了棺木，这是母亲唯一的遗愿。我把母亲的骨灰轻轻地放入棺内，然后将那翡翠嘴的烟袋慢慢地送到近前。给父亲送葬时，全家人仅仅是胸带绢花，臂缠黑纱，仿佛领导人的告别仪式。及至母亲走时，就大不一样了，凡族中人皆白衣，系麻丝，鼓乐、纸活一应俱全。民俗文化又有了应有的尊重。
　　母亲去世十周年，也就是母亲和父亲合葬的十周年祭日，我们全家都来上坟了。从七十九岁的大哥、嫂嫂，依次而来到我这五十九岁的小老疙瘩，身后便是两位老人的孙子、重孙子……八月的秋阳依然沉静地泼洒着那亿万年不变的光芒，母亲和父亲的坟莹静静地卧在闾山角下，坡下那一湾细水闪着粼粼的光，那是要流向绿柳簇拥的小河沟的，最后也终归是要流向大海的。
　　默默地摆放上果点，默默地点燃三柱香，然后是焚烧那些毫无知觉的纸钱……静默中，大哥给母亲点燃了一枝烟，我给父亲斟上了三盅酒，是三钱的小盅。
　　秋阳无私的照耀着大地、田野、山川，照耀着这世上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