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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胡琴随汉车

　　二胡是广大工农兵群众欢迎的民族乐器之一。专业的、业余的文艺战士，应用二胡这个乐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论在伴奏革命样板戏或演奏革命歌曲和乐曲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那天失眠，我又看到了老家的学校。大地主的院，刘老雨的钟，学校门楼儿黑咕隆咚，二胡的弓子又紧又松……这是我童年口编的歌谣，也是老家留给我的记忆。
　　童年的记忆很模糊，最后清晰的是一把二胡，三两本书，三五个小伙伴儿，三四位老师，仅此而已。
　　其实童年的一些事留给人的印象应该很深刻，但多年前我的脑袋有了病，可能是那年下乡一次车祸撞坏了我的神经，那以后我的脑子经常很乱，因而我坐标老家的准确度就值得怀疑了。可是近几年老家学校的钟声总跟我较劲，如影随形，常让我躲避不及挥之不去，像条黏稠的蛇，缠绕着我的身心，那种感觉真是烧得慌，忽冷忽热，苦乐参半，竟让我觉得自己很难跟得上这个时代了。
　　那么就退避三舍。我这一退就退成了个红小兵，扯上我那几个早已各奔东西的伙伴儿回到了童年，白天黑夜地在老师的办公室拉胡琴。
　　院还是那个院，钟还是那个钟，我看到我们的乐器声跟刘老雨也就是我们学校的钟声较劲了，如许我的感觉就好了不少。
　　这一较可就较了好多年。
　　  
　　童年时我们乐器队是学校文宣队的一部分，一个不可替代的方阵。主要人物小净、二更、长虹、我，相关人物金老师、陈老师、张老师。
　　学校文宣队成立初期，前台演出大都是老师伴奏，友情伴奏还有大兵。节目一般都是学生出，需要大人就老师客串。前台一帮红小兵后台一帮大老爷们儿，最年轻也是红卫兵，即二更的哥哥，大兵。
　　那时我们经常深入工农兵群众中演出，场地有时是戏台有时就是一块地，平常看电影的地方或修梯田的工地，周边划条线，划地为台。有时那线没等演上就被小孩子的脚踩没了，我们就被紧紧包围其中，包围圈越缩越小的时候，会有带袖标的民兵去打场儿。
　　每次开演前老师都先弄几把椅子摆在台的一侧，伴奏的老师抑或大兵上场往椅子上一坐，先拉一段前奏，就好戏开场。
　　那年头儿社员们都喜欢红小兵，是红小兵唱主角。
　　说演戏了，社员就停下手里活儿，里外围上很多人，但往往围了半天红小兵还不来。可能有个红小兵的鞋子掉了，在找呢，找不着，或者是红领巾被风刮跑了，那个红小兵去追，再者是，缺个必须的道具得回学校甚或回家去取。老师们按下葫芦浮起瓢，忙个不亦乐乎。社员呢，就只好看几个干巴巴的大人在那儿调琴，空气中充斥着单调、乏味和无奈。
　　没劲，从日出到日落，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整天不都看大人，社员腻烦了。当红小兵上来时，社员也走了一大半儿。赶紧调琴吧，就只调回来一帮小孩崽子，开裆小社员，老师们就都不上劲儿，大兵伴奏常走神儿，合不上拍儿。
　　后台总老师不行呵，张老师说，文宣队要继往开来，就应该让红小兵占领乐器阵地。张老师是学校最年轻的党员，他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进了我们学校，为学校党支部增添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活力。
　　组建乐器队。张老师这个动议，被列入我们学校反修防修、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议程上来。
　　学校责成金老师和陈老师、张老师共同研究，选根儿红苗壮的培养，连夜决定，老师的窗前灯光明亮。
　　小净的爸爸是新任生产队长，因为批斗他的前任即我老姑夫出了名儿，红极一时。根儿红苗壮嘛，小净是我们学校最红的红小兵，自然成为第一人选。二更有陈老师推荐，还有大兵作后盾，当然重点培养。长虹和我都是金老师推荐的。金老师教长虹的六姐也教我姐。长虹的四姐还是学校的新老师。我的伯父是右派，也是战斗英雄，劳动改造比较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叔父是中学老师，劳动模范，比我们学校老师还高一级长一辈儿，因为叔父还是金老师和陈老师的中学老师。
　　自始至终，支撑着我们学校文宣队乐器队历史的就我们四个同班儿队员。
　　特殊指出，我们四个中，二更是队长，小净、长虹、我是队员。我还是个特殊的队员，因为我是班长。在乐器队里我听二更的，在班里我管二更，因而大多时间二更还是听我的。二更长得憨厚，浓眉大眼，肥头大耳，五大三粗，比我更像个官儿。二更当官儿挺有原则，遇到乐器队的原则问题我还得听二更的，县官儿不如现管古已有之，就等于我和二更互相管理，互相监督，互相支持，互相爱护。
　　印象中二更就有一回没听我的，那是个刻骨铭心的印象。
　　  
　　乐器队组建之初小净就拉板胡。小净好像是遗传，跟他爸爸一样儿老是猫腰。小净爸爸猫腰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小净猫腰抱板胡。板胡不高，猫腰正好。小净机灵，小净两个大眼睛，黑里带蓝，一眨巴，青幽幽亮，头发长卷儿，黑里带黄，搁现在都不用染了，挺显张扬。小净洋气着，冬天小净常戴个卷一半儿撂一半儿的棉帽子，我们叫耷拉帽儿，卷毛头发仍然可以旁逸斜出。
　　板胡本身的乐感就是张扬个性。小净的板胡还有个特殊作用，是作为我们在演出的高潮时挑调儿的。尤其是在一首歌结尾或一个节目收尾的时候，要有一个革命激情，我们需要小净给挑起来，那时小净用的都是咬牙切齿的颤弓儿。要革命就要斗争，小净就要咬牙切齿，一个长长的颤弓儿能让小净神气好几天，我们乐器队都跟着小净神气。小净的脸像是总不洗，一出汗就冲出三道沟，白白的三道儿。第二天上学时，那三道沟还清晰可见。小净脸不洗也没事儿，练习革命的颤弓儿没时间洗脸，小净节约闹革命，平时可以用作洗脸的时间都在为张扬革命激情做准备。
　　二更家里就有二胡，好像还不只一把。二更入乐器队时对二胡各部位名称及其主要功能如数家珍，而且他都会拉《东方红》了。那天老师让二更给我们拉《东方红》时，二更一副庄严神圣，行家派头儿，大师级的感觉，把我羡慕得没法儿的。二胡是民乐，后来我知道，沈括《梦溪笔谈》称“马尾胡琴随汉车”，二胡历史确实悠久，而且有着优良的革命文化传统，自然也是我们文宣队演出伴奏的主打乐器，二更当然拉二胡。
　　二更拉的二胡，琴轴儿是螺丝的，即机械轴儿，过去是陈老师上场用。用陈老师的二胡还了得？陈老师是我们学校乃至我们公社的一大才子，体音美样样儿出众，二更也就是我们乐器队内定的第一把二胡手的种子选手，现在的术语是准首席。二更后来真的就成了首席。二更玩活儿时是首席，惹祸时就二虎了，跟我差不多。
　　长虹的二胡是金老师的，跟我的那把样式相仿，都是木轴儿。那时我们看胡琴好不好，就看琴轴儿。螺丝轴儿的，调弦儿不跑弦儿，木轴儿的就不行了，也看用在谁手里。用在我和长虹手里，准没事儿，在小净手里就有戏了。小净调胡弦儿，好戏在后头。
　　那阵儿我们乐器短缺，和小净、二更、长虹比，起初我得到的是一根笛子，就一尺多长的竹管儿，上面钻几个眼儿，其中一个眼儿贴个芦苇膜，叫笛膜儿，一碰就坏。
　　当小净、二更、长虹他们拿着板胡二胡往那儿一坐，就我攥个破笛子时，我感到自己太委屈。凭什么呀，就因为我是班长？
　　
　　那天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怎样使用和保护乐器。张老师拿二更的那把二胡做示范。
　　张老师说，二胡是文艺战士的武器，你们乐器队是文宣队的队中队，文宣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宣队员都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从今以后你们四个红小兵就是革命的文艺战士了，你们要像解放军对待革命武器一样对待手中的乐器。
　　后来我自学逻辑学，感觉张老师的话太符合逻辑了，包含着一个丰富的三段论。
　　那年那刻，我看见小净、二更、长虹都像抱枪一样抱着手中的胡琴，威武雄壮地，像解放军，二更、长虹最像。小净的鼻涕流得老长，顾不上擦，还有点猫腰，在二更和长虹面前，还有点儿像画报儿上要被志愿军缴械的美国鬼子。
　　我瞅着自己手里的笛子，怎么瞅它都不像武器，哪怕它像一把匕首呢，匕首也不像，就一截高粱秆儿。
　　那晚我灰溜溜儿地拿着笛子回家，试着吹，怎么也吹不出声儿，吹得脸红脖子胀。我瞅着笛子发愣，啥破玩艺儿，瞅得我直想哭。
　　新媳妇上轿，时间紧任务重，第二天我们就停课，开始练乐器。
　　小净吱——，拉了声儿耗子叫，嘴一下子咧开了。二更弓子一使劲儿，和了声儿驴子叫。长虹拉了声儿火车叫，拉得不咋像，可也激动得直哆嗦。我也想学声儿鸟叫，找着感觉，吹了一下笛子，只有出气声儿，笛子没动静。怎么的我也得弄出点声儿，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憋足气儿，笛子就噗噗地，有点像放屁，挺短的，蔫巴屁。
　　二更就笑了，长虹也笑。小净笑得屁颠屁颠的。
　　小净说，要不你拉一下我的？我不拉，我嫌小净埋汰。
　　长虹也把二胡递过来。怎么递过来，我怎么递过去。
　　最后，二更说，还是拉我的吧。二更慢慢儿地将二胡挪过来，嗯，给你呢，拉一下。二更递我二胡时还不太情愿，有点心疼。
　　我说，就拉一下有啥意思，咱俩换还行。
　　二更说，做梦呢，陈老师说了，谁拉都不让拉。也就你。你哥跟我哥同学，你学习好，是我班长，帮我写作业。
　　也是，我咋想的呢，癞蛤蟆惦记着天鹅，我的心太高了。
　　二更说得没错儿。小净那天好奇地摸了摸二更的琴轴儿，金色的琴轴儿，挺有诱惑力。小净就摸了一下，被二更踢了两脚，不轻不重的，唬得小净赶忙儿摸自己的琴轴儿。那刻小净早把自己的板胡鼓弄跑调儿了。
　　二更说，不拉拉倒，我还不管了呢。二更的语气有点像官儿了。
　　二更在我们班挺横，不是谁老实就欺负谁的那种横，过分一点儿好像就是在乐器队里对付小净。二更对我和长虹挺文气，可对小净总是匪气十足。二更不知怎么那么烦小净。就是后来陈老师代班儿，小净和二更都当上了班干部，他们在班里的优越感与时俱进那阵儿，二更总用得着小净时，对小净也有点像管家对护院似的，动不动就发火儿。
　　一天我下学自己用秫秆做了把二胡，我做得挺熟练，因为我在梦里做了多次。我用小刀割细秫秆皮儿，做两根胡弦儿，一粗一细，割破自己的手，割出了血我好受多了。自己做的二胡我都拉出声儿来了，那个竹管儿我怎么就摆弄不了呢？
　　最后我将那把精心制作的假白二胡踹了个七拧八歪，填进我家的灶坑门儿。灶坑里的火舌正舔锅底呢，也就毫不顾惜地舔着它。我直巴地看着那火烧掉了我的梦。化成灰儿。
　　我妈正在烙玉米面儿饼，我歇斯底里的发泄，发呆，看得我妈直愣，我妈叹气，这孩子想二胡想疯了。
　　
　　第二天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张老师是要批评我了。他对我们学习乐器的不公已经让我对他产生了敌意，童年的敌意是掩饰不住的。我的敌意都还能从那几个竹管儿上的气孔里发出去。我吹到1、2、3、4——就4——4——，我呼呼发出去的就都是不高兴，不满意，消极和抵触。我的敌意是和气体一齐上升的，张老师戴着眼镜，眼镜挡着气，张老师就没感觉到？已经好几天了，我注定是让张老师不敏感的神经对我的敌意产生了敏感。
　　张老师说，用我的二胡换你的笛子，可以吧？
　　我瞬间傻愣，定睛看见，张老师手里拿着的明明是一把二胡嘛，和长虹的那把一模一样。
　　童年的神经是敏感的，梦寐以求的东西一朝即得，我又马上反应过来，我就噗嗤一下乐了。想板都板不住。
　　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乐得开心。那真是破涕为笑。
　　张老师也笑了，我知道张老师也开心。张老师的开心还应该加个“欣慰”来形容。
　　那把二胡是张老师从省城带来的，从青年点儿开始陪张老师好几年了，这会儿张老师让它陪我了，我能不乐吗？
　　  
　　有了二胡，我拉的第一个曲子自然就是《东方红》。
　　我好像无师自通，里弦儿外弦儿地来回蹭了几下，就拉出了曲调儿。我照着谱儿拉：
　　5 56│2 —│1 16│2 —│……（56、16各一拍儿，好像连弓儿，顶上就应该有连弓儿符“⌒”，记不清了）
　　二胡就发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我感觉我拉的就是《东方红》，二更会的我也会。
　　我会拉《东方红》了，我感到自己太幸福了。
　　那天，我下学就跑到了王二堡我那五姥爷家，我记起他家也有二胡。我的姥爷是经商的，死得早，五姥爷就是我亲姥爷，我小时候常在他家玩耍。大舅拉二胡时总照看着手里一本书，那肯定是本好书，我相信我的感觉。
　　王二堡离老家隔一条南河，要顺河东走四五里。那晚我跑出五姥爷家大院，把个老爷子远远地甩在后边儿。我是空着肚子跑回家的，却收获了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一本《二胡演奏法》。当晚停电，家里已经很黑了，我点起油灯，毫不羞愧地在书皮儿我大舅的名字下，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不遗余力，把白天练的那段《东方红》乐谱儿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书的扉页上。最后还写了个“完”字。
　　第二天我背着书包，拎着二胡上学，我一路唱着《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唱着唱着我还拉起来。晨风吹，东方正红，我胸前还飘着红领巾，我的红领巾已经磨得没有尖儿了。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每天早晚六点都会传来悠扬的钟声，听着特亲切，让人怀旧，那先是有一段《东方红》的乐曲。我爱听。《东方红》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以后我练二胡特卖力气，很快找到了艺术感觉，成了我们乐器队里每次出场都不可或缺的二胡手，虽不如二更出色，却超过长虹。
　　挺靠的，我听见张老师这样评价我。张老师满脸都是笑。
　　张老师是我们乐器队的领队，兼指导教师，还有金老师和陈老师。金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是我们的体音美老师，两位都是我们乐器队的兼职教师。
　　我们主要听张老师的教导。人以群居物以类聚，我们也分派，在多年的乐器队生活中，小净听二更的，二更听陈老师的。长虹和我听金老师的。后来我们都听张老师的。我当然最听张老师的。
　　那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的《二胡演奏法》，我至今还保存着。下面是开篇《出版者的话》：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正以新的步伐向前迈进。许多工厂、农村、部队、机关都普遍建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广大工农兵中的文艺骨干和音乐爱好者希望尽快地掌握更多的文艺武器来为人民服务，他们对于出版音乐普及读物的要求非常迫切，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工农兵音乐知识小丛书”。
　　剥掉时代的有色光环，现在直觉这段文革味道浓郁的话，过了三十多年还相当真实，好像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事。那本《二胡演奏法》就是给我编的。当年的感觉就是如此。
　　  
　　那时候我们经常上半日课，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或者上午我们在班里学习，下午我们到老师办公室练乐器。
　　有时我们班劳动一天，或劳动半天，我们也不用问是否去参加，我们到老师办公室练乐器。
　　上学时我们都经常带两样东西，同学们背着书包拿着劳动工具，我们背着书包拿着我们的文艺武器。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练乐器去了，老师们就麻溜儿地让出办公室。我们进了老师办公室，偶尔也遇到一两个从门旮旯溜之大吉的耗子。
　　那时给我的感觉好像学校的老师都挺怕我们，我们也大都是自我感觉良好。我是班长，我平时经常出入老师办公室，看到老师工作挺辛苦。老师夹着一摞儿作业本离开时的样子偶尔也会让我不好受一下，这也是我与小净、二更、长虹的一点区别。
　　我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在练二胡时，也要负责督促检查小净、二更写作业。
　　虽然练乐器可以停课，但按照我们学校又红又专的培养标准，金老师要求我们多才多艺，也要求我们写好他预先布置的作业。
　　小净、二更愿意练乐器不愿意写作业，而我和长虹愿意写作业。现在想来，金老师是怎么搭配我们的呢？那一定是费了心思的。毛主席说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要动。我们学校没钢琴，金老师就弹风琴，金老师深刻领会毛主席的话，做到了活学活用，风琴弹得也挺好。
　　二更的二胡拉得最好，经常拉着拉着，就不照谱子拉。那时张老师发给我们的谱单子都挺长，像《长征组歌》那样的谱子也发给我们，我们往往拉不完。我们没耐心，不能一拉到底，尤其是二更。
　　二更不照谱子拉了，就自己瞎拉，引得小净也跟着瞎拉。
　　老师检查我们练功时，先检查二更。二更接受检查时，不慌不忙地，瞅着谱架子，眼睛瞪得溜圆。老师把谱架子挪开，二更拉得就有些离谱儿，却能跟着感觉走。二更的艺术感觉好，虽有离谱儿，却还像那么回事儿。二更瞎拉还挺对路儿，个别谱段好像还进行了个性化处理，竟把老师给蒙过去了。老师夸二更拉得好，就让二更当乐器队长。
　　事后我不解地问二更，二更诡秘地笑了。二更咬着我耳根说，我瞄着谱单呢。
　　二更是看着了点谱儿，但我想二更也是瞎扯，谱架子离二更挺远的，要是我，根本瞅不着，二更就瞅着了？
　　要不就是二更聪明，就是我们成立乐器队之前，二更已经会摸大韵了。会摸大韵的二更照谱儿拉一遍，等于小净、长虹和我拉三遍。
　　大兵的二胡就拉得好。大兵跟我哥好，二更跟我好。我和哥哥到二更家去，经常看见大兵在家拉二胡，还和陈老师他们一起拉。大兵就是不教二更，二更也熏会了。
　　现在想来那个童年谜团就叫陶冶，可能不是二更家先有了艺术教育，是艺术氛围先走进了二更家。
　　那时的二更真可爱。二更向我显摆的是自认的鬼头，而现在我依然故我，认为那确是二更的诚实，二更唬小净，不会唬我。
　　二更鬼头，我也不死心眼儿。二更对我好，我就对二更好，每当二更不愿意写作业时，我就帮二更写。长虹也帮，算是帮我。
　　二更就挺得意，我和长虹帮二更写作业，二更就拉二胡。二更拉《公社喜开丰收镰》，拉《扬鞭驱马运粮忙》，我能从二更的二胡里，听出二更心里喜洋洋。
　　小净也借了二更光儿。二更的作业写完了，小净就流着口水，笑嘻嘻地借了去。小净借二更作业了，二更就给小净一个小脖溜儿，就是用手轻轻地拨拉一下小净的脖子。
　　借就借，省得我还得去帮小净。小净就照二更的本子抄，抄得丢三落四。我检查作业了，也不像对待二更那样对待小净，小净写了比不写强，写什么样儿我不管，写就行了。
　　小净写完作业到二更那儿还本子，满脸谢意。
　　小净感谢二更，不感谢我，我也不在意。
　　
　　小净感谢二更的方法有很多。送谱单子，送松香，倒水什么的。
　　谱单子我们都有一摞儿，象征我们厚厚的的战绩。那谱单子是八开的，张老师用万能格纸儿复写，往往一式五份。手写那份，张老师自己留用，复写的我们四个每人一份。
　　张老师给我们发谱单儿了，先发给二更，再是我，然后是长虹，最后给小净。自然，小净的那一张笔力不济，效果不佳，基本看不清楚，小净也只好将就着看。实在看不了，小净也无怨恨，偶尔跟我们仨对一对。张老师也让二更发谱子，二更就照张老师的样儿先给自己发一张，再给我们发。哪天张老师迷糊了，颠倒开去，也会把最清楚那张发给了小净，那最不清的自然落到了二更手中。二更也不在意。小净在适当时机还会转给二更，二更也理所当然地接受。小净偶尔看不清谱儿，还会找空儿将那转给二更的谱儿拿回去，再送回，拿回，再送回。翻来覆去地，把个二更弄恼了，别送了，给你了，破玩艺。再送我打你。小净就不再送。
　　松香是我们必备的，没了松香，我们的文艺武器就是发不出弹药的枪炮，就像我负责的那网站偶尔计算机联不上网，就无法发布信息。
　　那时我们的弹药经常接济不上。我曾从我们家的树上提取过松香，还特意跑上老家的松山，结果都没成功，还磕破了脚趾，被毛毛虫弄肿了手。
　　小净的板胡最费松香，二更的二胡也费。小净、二更怕是有天资，练功不是很勤，一旦练上，发出的琴声却都很响，也很着调儿，与琴声同时发出的是一阵白烟，又一阵白烟，白烟过后，办公桌上，椅子下，总是一堆白松香粉。
　　我和长虹偶尔接济小净，不接济二更，二更不用我们接济。我们对二更的接济都让小净代替了，因而二更的松香总是绰绰有余。
　　非但送谱单子，送松香，倒水，小净还替二更翻谱单子，拿谱架子。以上这些，二更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小净就整天围着二更，忙忙碌碌地，不觉得累乎，乐此不疲。
　　一次小净去还二更作业本，二更正吱吱地喝着水，眼睛还瞄着我的《二胡演奏法》。还完作业本，小净就去拉板胡吧，不，小净还有个节目。小净小心地拿起二更的二胡，再殷勤地拿给二更。二更喝水呢，还在看书。平常二更只看小人书，看乐器书很不容易，但那阵儿二更看得挺有滋味，不想拉二胡。再就是，二更的二胡是小净拿的？咋还没记性呢？二更火冒三丈，就给小净一个重脖溜儿。
　　这个脖溜儿让小净的脖子疼了好几天。那几天小净老歪着脖子，抿着衣襟，猫着腰，咧着嘴，板胡声儿也不怎么响，大蓝眼珠儿冲着办公桌上的作业本犯傻。我喊，小净，小净！小净不乐意搭讪我。
　　好像二更的二胡也不怎么响了。
　　二更的重脖溜儿强化了小净的记性。
　　领教了二更脖溜儿的轻重，小净知趣了。不打不成交，以后小净就偶尔领教二更的小脖溜儿。二更的小脖溜儿是逗哏儿，也是享受。
　　        　　
　　小净在二更面前像老鼠。
　　平时我们练二胡，练着练着，老鼠们就探头探脑地从洞穴里出来听我们练。
　　一次先出来一个老鼠，老鼠直愣耳朵听一会儿，溜回去，又溜出来，还带出来两个耗崽子。那俩小老鼠初生牛犊不怕虎似的，一次竟用那小嘴巴吻了吻小净的脚。其实小净的脚挺臭的，不好闻，小老鼠嗅觉还不灵敏。闻一会儿脚，小老鼠竟爬上脚背儿，得寸进尺地爬上小净的膝盖，还舞动起那小尾巴来，左右，上下，一齐舞动，仿佛要将小净的板胡当鼓敲，小净还傻呵呵地拉呢。
　　小净正拉着《子弟兵和老百姓》，那天小净拉得特来劲儿，小老鼠的尾巴也舞得挺来劲儿，把我和二更、长虹都瞅呆滞了。
　　二更最先发现，二更捅捅我拿弓子的手，向我使使眼色，神秘地把嘴呶向小净。我也依法炮制，捅长虹的手。长虹还有点五迷，把一块破松香递了我，我不要长虹松香，要长虹和我们一齐看小净怎么与小老鼠同频同振。我们都忍俊不禁，但我们还是忍，我们看着，忍着，小净的板胡发什么声儿我们都没数儿了，那小老鼠让我们感到很可爱。特殊可爱。
　　到最后看得我们特没劲，因为看着看着小净忽然不拉了，小净将板胡弓子使劲儿一送，一下子就将手舞足蹈的老鼠送回了墙角儿的老鼠洞，小净腾出手，擤了一长长的鼻涕，老长的鼻涕。
　　我们笑，笑得小净莫名其妙。我们就哈哈笑，小净越发迷糊，以为我们笑他的鼻涕，一副老不高兴的表情。
　　小净的鼻涕有什么好笑的，它天天流，我们总看见。我们笑老鼠呢。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小老鼠的尾巴上，没注意他的鼻涕已经流到了张家口。
　　二更问，小净，老鼠跟你说啥了。小净啥呀啥呀的，逃避二更的追问。
　　小净你拉得太好了，老鼠夸你呢，它还要给你擂鼓助威呢，二更说。二更又把这话跟我和长虹各说了一遍。
　　小净说，编瞎话，烂嘴巴。编瞎话，烂嘴巴。小净一个劲儿地叨咕。叨咕得二更急脸了。二更说，还叨咕？就抡起二胡吓唬小净，去，一边儿放屁去。
　　二更管小净拉板胡叫放屁。小净平常好放屁，拉着拉着常放两声儿。一天小净的屁放得太勤了，让我们特反感，二更就把小净清除出我们阵营。小净挺规矩，就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的一角儿拉。小净拉《志在宝岛创新业》。
　　小净放屁会歇崩儿，一次小净屁放半道儿上就想控制住，没曾想一个屁却断断续续放了好半天。为不让我们识破他，小净放屁时使劲儿拉他的板胡，用以混淆视听，时间长了我们也就难以分清那是板胡声儿还是放屁声儿。这是小净的美丽阴谋。
　　我挺同情小净，不知道小净整天吃什么，咋那么爱放屁呢。如今想来，恐怕那是他爸爸的错儿。
　　小净的爸爸特殊注重衣兜儿里的小红宝书和那个小蓝本儿。他耳朵常夹一支红蓝铅笔，两头削尖。他这儿蹲蹲，那儿走走，学习、对照、检查，写写划划，读红宝书用红的一头儿，记事用蓝的一头儿。他注意到，那也是他说的，别人没看见，说我老姑夫家的炕头儿有块儿面包，落了俩蝇子。蝇子在那面包上飞起飞落，生蛆下蚱了，说我老姑夫腐败到家了。这成了我们生产队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重要内容。
　　小净的爸爸抓革命促生产，整天斗私批修的，没空儿注意小净的吃穿住行，小净的屁就和流的鼻涕一样多，成了我们乐器队的独特风景和文宣队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老鼠爱小净，我们爱老鼠。就这些。不知小净最后弄明白没有。
　　反正打那以后，小净拉板胡时总是六神无主。哪一天发现办公桌底下钻出来个耗子，小净就猫也似地追上去，还端着板胡，攥着琴轴儿，手拨琴弦儿，嘴里突突地，像弹着一支冬不拉或扫射着转盘枪。那些老鼠迅速逃跑，也迅速发展，最终组成了一个梯队，就像旅游团，定期，分批，轮番地向占有良好生态的小净进军，但它们也架不住小净的大规模封堵，围追堵截。小净与老鼠斗争的自觉性和能力水平与日俱增，每次都是老鼠逃之夭夭。
　　一个星期天，我们照常到校练胡琴，小净抢过二更手中的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我们发现桌面儿地下躺倒不少老鼠，那是小净向我们展示他的辉煌战果儿。
　　那俩小耗子有点长大了，成对肚皮向上，四脚拉叉，嘴里还吐着白沫儿，小耗眼睛红红的，圆圆地瞪着小净，一副死不瞑目。
　　我们知道小净常开展地下活动，什么时候下的耗子药，我们都不知道。
　　 　　
　　不独在二更面前，小净在我面前有时候也熊得像老鼠。
　　小净曾把老鼠追得溜溜儿跑，每当我追小净的时候，小净就变成老鼠了。小净不愿意写作业，竟公开倡导逃跑主义，还当着我的面，我就经常把小净追得紧紧的，有时还让二更帮我追，小净就没电，那时小净有耗子洞也想钻进去。
　　一次小净又没完成作业。那天我们大队放电影，是《南征北战》。二更没上学。小净练乐器时就念叨着看电影，板胡也不着调儿，根本无心写作业。作业本摊在办公桌上，是做样子给我看，笔不划行。
　　放学时我对小净说，别走，写完作业再走。小净说要上厕所，却拎个破板胡，一路小跑儿，书包套在脖子上，笑嘻嘻地往南跑。
　　小净家在南街（ɡā¡），离南河不远。小净跑到南河不往家里跑，他知道我会打到他的老家去。小净踩着石头跑过了南河，我追到南河，看到小净正在扛着板胡过河拆桥。
　　河边儿一棵大杨树上有我们大队一个喇叭，树上还有两个大鸟窝儿，黑黑的掩映着西天的落日，喇叭正播着《闪闪的红星》，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声响突然放大，惊飞俩黄狗，一种比麻雀大很多的鸟儿，长尾巴黄肚皮儿。
　　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我感觉自己是个潘冬子，我挽起裤角儿，撩起衣襟儿，保护二胡和书包淌水过河。小净正在南岸以逸待劳，想与我隔河而治。看见我来了，小净就不失时机地向我扬沙子，沙子落到河里像下了一场小雨儿。又用石头击水，水花飞溅，像空中落下了弹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最后当我过了河用二胡抵住小净的胸口，小净举手投降。我是美国鬼子，我是美国鬼子，小净嘴里嘟囔着，两个鼻孔流涕，鼻涕从孔儿里层出不穷。
　　忽然小净不顾一切地挣脱我的二胡，我防着这一手儿，顺势麻溜儿地抢下小净的板胡，像下了鬼子枪。小净把书包往后一甩，迅速掏出裤头儿里的牛牛，冲着自己的影子放起水来，那牛牛，急急地，嘴里一条白线，最后变成一只小喷壶儿。
　　他不敢冲我，只冲自己的影子。我又累又气，二胡、板胡宛若两挺机枪，我一手一挺，双双瞄准小净，逼着小净把自己的影子浇烂，烂成一滩沙子。生产队的羊正好路过，不紧不慢地踩上去，拉上面几个粪蛋儿，然后自觉地往我们队部走，那羊，也没忘了顺便将一河清水搅浑。
　　鸡、鸭、鹅们都要上架了，河里的游鱼就跳出水面换气儿，露出白肚皮儿。我家拉磨的灰驴还在河南地头儿津津有味地吃草，它知道晚上还得干活儿。傍晚田园的奇妙气味儿融杂在一起，还有我家的米香。
　　尿毕的小净像我们班墙角儿那泄了气儿的皮球儿，瘫软在河滩上。
　　    其实那会小净肯定挺舒坦。小净心里清楚着，他愿意跑，他跑到河洼儿尿尿去了。二更这天不能借给他作业本，最后也还是得我帮他写那作业，他还是省心，那是种从身体到神经一齐释放的痛快感觉。
　　小净舒坦着，然后小净把我们共同写好的作业本往书包里一揣，回家吃饭。吃得饱与不饱，他都要拿个破板凳儿，到我们大队部去。
　　那时银幕已经宽敞白亮地挂起来了。
　　 　　
　　当年我们常用我们的武器与刘老雨较劲。现在想来不知怪谁。
　　可能是刘老雨曾是地主家的护院，那不就跟地主的狗腿子差不多吗？想来还会有些遗留的历史问题。刘老雨脸黑着呢，冬天穿的棉裤子也是黑的，抿着裤角儿，绑腿，一看就武茬子，年轻时训练有素。我们上下学或练乐器时，不是早来，就是晚走，他总是不太愿意给我们开关学校大门，我们又不敢跟他多说话，害得多少回都是我们从那脏兮兮的木头门槛儿下钻进来，钻出去，那门槛儿下的洞，不是下雨冲出的，就是我们钻出来的，就像我们是一条条小狗儿。
　　也可能是，刘老雨晚饭的吃法儿让我讨厌。
　　当年我感觉刘老雨吃饭的方法挺不正常，因而我认定他有地主阶级的不良习气，进而怀疑他一直有变天的嫌疑。
　　一天下学我不愿意回家，我经常那个时候拎个破二胡骑上我们学校的西院墙。我骑上院墙能看到校内、校外看不到的景色。我看到蛐蛐儿早早地爬上墙头儿，准备接着我们弹琴，我们学校那挨刀的老母猪正在拱猪槽子。风儿不动，树枝儿不摇，邻近社员房顶儿的炊烟开始蔫巴巴上升，刘老雨正在炕上盘腿大坐地吃饭。
　　那天我在院墙上看到，刘老雨左手捏起酒壶啧地一口，随即放在桌儿上，酒壶落坐有声。他右手紧跟着就捋一下山羊胡儿，上下嘴唇一碰，发出吧吧的得意声响。那右手顺势伸出去，取筷子夹菜，刘老雨就两腮嘟囔地嚼。嚼着嚼着啪地放下筷子，刘老雨又要动用左手捏那酒壶了。刘老雨会不折不扣地重复他这套像是慢条斯礼的傲慢动作。一顿饭吃很长时间。
　　刘老雨怎么那么吃饭？与我爸爸这些劳动人民根本不是一路。
　　于是我发动了一场我们与刘老雨之间两个不同路线的斗争。
　　我们与刘老雨的战争是迟早都要发生的。
　　大人们说，土改那阵儿，我们村儿大地主二掌柜的被镇压后，这地主的大院就成了学校的校舍，刘老雨由护院成了我们学校的工友，黑天保护我们学校，白天给学校敲钟，早晚饲养我们学校那头老母猪。我们老师靠那头猪分点儿肉，吃顿饭。刘老雨剩个猪头，剩点儿猪蹄儿，猪下水，那猪头就吊在刘老雨家外屋的房檩子上，从过年吊到打春。我们找刘老雨开大门，那猪头常吓我们，我们就喊：刘老雨，猪头儿，刘老雨，猪头儿！这时刘老雨就慢腾腾地挪出来，嘴里嘟囔着。
　　那个夏天鬼使神差，我们嘎吱嘎吱地拉胡琴，刘老雨就铛铛铛铛地敲钟，也就是敲那段儿一尺长的锈迹斑斑的铁轨。
　　刘老雨的屋子离老师办公室不远，而那破铁轨就挂在办公室的门口儿，我们就在办公室拉胡琴。
　　星期日，我们正拉个新曲子，是《战地新歌》里的。好像才开始，因而我们胡琴发出的声响就不怎么好听，而刘老雨却有滋有味地敲了多少年的钟了，我们不会算。我们只是知道，记事儿的时候刘老雨就敲我们学校的钟，刘老雨的钟龄应该就是我们学校的历史。
　　平时上课我们都盼着刘老雨来敲那破钟，钟声就在我们耳边渺杳的似无似有，可不知怎么，那阵儿，刘老雨的钟声盖过了我们练胡琴的声音，我们三把二胡，还有一把板胡呢，刘老雨的钟声弄得我们心紧。是不是刘老雨嫌我们的胡琴闹哄，要不就是他犯了敲钟瘾。我们拉，刘老雨敲。我们停，刘老雨也不敲了。好像刘老雨是敲给我们听的。
　　我们听懂了刘老雨用钟说出的话音儿。我们也用我们的武器说话。
　　又一个星期日，我们继续练胡琴。刘老雨敲钟来了，他披个破布衫儿，穿个破裤子，趿拉双破布底鞋，手拎个破锤子。
　　钟声响起来，我们的胡琴反而拉得更响。小净拉《智取威虎山》，就是打虎上山那段，二更拉《红色娘子军》，向前进，向前进，长虹拉《铁道游击队》，跨上飞速的列车，我拉《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我们的琴声终于盖过了钟声。
　　酣战中，我们就把胡琴从窗户塞出去，瞄准西方，我们群情激愤，琴声冲破夏季的气流，校园里涌动着我们的革命激情，激情燃烧。最后我们冲出办公室，我们的胡琴都变成了机关枪或冲锋枪，一齐冲刘老雨开火。
　　这时候刘老雨就常趔趔趄趄地，嘟囔着嘴巴，拎着锤子后撤，钟声就跟着锤子退却了。可我们想痛打落水狗，往往对他穷追不舍，那时刘老雨已经退到自己屋子了，他会从门槛儿拣起一把火铲子回身一掼，向我们示威，嘴巴依旧嘟囔，频率加快。除了空气，他什么也掼不着，只把个火铲子往台阶上戳个三响。
　　我们也不吃眼前亏儿，我们实施战略转移时，他会瞪圆猪一样儿的三角眼，看我们是否离他而去，这时我们的胡琴声儿又响起来了，干气刘老雨。那刘老雨，他会兀自地在我们的琴音里伫立良久。
　　 　　
　　小净的板胡跑不跑弦儿，多年来关系到我们学校文宣队演出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我们乐器队的声誉，是经常引得张老师高度重视的大事。
　　小净的板胡虽说也是木轴儿的，却偏偏比我和长虹的都爱跑弦儿，我们平常总是看到小净用手鼓捣那两个粗笨的板胡轴儿，像揪弄他们家的羊角，有事没事地鼓捣，弄出的声响又不像羊叫的好听，使得我们心烦。
　　我们年龄小，装备差，平时拉胡琴，跑跑弦儿是正常的，张老师能放我们一码。但正式演出就不行，养兵千日，用之一时，关键时刻跑弦儿，张老师是万万不能原谅。因故小净平时没少受到张老师的“专门训练”，使得二更这个队长脸上也不太有光儿，小净也就没少挨熊，那时小净就用他那埋汰手抹一会眼油子，忽然一笑，眼油子就一下子没了，雨过天晴。而小净的胡弦儿竟和流涕、抹眼油子一样出入无常，长短不定，没有松紧，因而张老师就时时担心。在我们演出时张老师就有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小净跑弦儿时，要及时地把他揪下来。
　　一次我们参加“学习小靳庄”现场文艺汇演。金老师郑重强调，我们大队是全公社学习小靳庄的先进单位，我们的演出也一定要保持我们大队的先进性。
　　演出地点就在我们大队部，平常放电影的地方。大队特意在那块儿搭了个台子，墙上树上都贴标语，热烈欢迎公社领导光临指导，热烈欢迎！台上横幅会标更是鲜艳夺目。会场布置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让我们感觉有点像看电影。
　　担心什么就发生什么，小净在那次演出中又没露脸，先是跑弦儿，所幸事先张老师特别帮他调了弦儿，特殊嘱咐，小净的板胡松香就上得少，拉时声音不大，可敏感的我们还是听出来了，不知台下是否听得清。小净也有自知之明，可能想跟踵而来的肯定就是跑调儿，担心再被揪下台，小净好像有了经验，让板胡的弓子在里外弦儿间悬空，轻轻地来去自由，尽量不发声响，擦点儿胡弦儿也不碍事。
　　但小净还是板不住自己，小净总要张扬个性呵，习惯于尽兴。那天小净不知觉地又尽兴了。尽兴时小净的弓子吱地发出了一怪声儿，我们感觉台下一片激灵，仿佛每人都同时吃了一口冰棍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张老师没让小净得过且过，最终还是把小净从演出现场揪了下来，把小净揪的，就像土改斗地主，干净利落。那就是一瞬间。
　　演出继续进行。这次我们的伴奏阵容强大，老师也参加了，还有大兵，不在乎半道少了小净。农村看戏，后台换个人不太引人注意，小净也没给我们乐器队丢什么脸，倒是提起了观众的精气神儿。调调儿提神的本是小净的绝活儿。歪打正着。
　　观众的注意，刺激红小兵，情绪互动，演出效果也越来越好。我们的汇报演出竟出乎意料地高潮迭起，博得领导群众一阵阵掌声，最后掌声雷动。
　　小净跑弦儿，却没有跑调儿，也多亏张老师力挽狂澜，否则后果可想而知，不堪设想。因为那天我们公社全体领导在大队书记也就是金老师岳父的陪同下，自始至终地观看了整场的演出。
　　金老师的岳父干什么来呢？具体任务就是陪同公社领导，也检查监督，并考验锻炼金老师，那时候金老师正与他现在的妻子处对象。
　　金老师凭着人格魅力、天生的艺术细胞和执着的工作态度，从一开始那天就是我们学校文宣队的队长，大队书记女儿喜欢他的就是这个。金老师起初不喜欢她，可不喜欢也得喜欢，尽量喜欢。
　　长大了我才知道，金老师那时还只是个民办。教改初期金老师成了本县作文教改能手，并通过考核于我们上中学时转成公办，还进了县城，兴城古城。这是后话。大队书记的权力有多大？可以决定本大队民办教师的去留。当时传言要是金老师不喜欢他女儿，就不能继续在我们学校当老师，也就没有金老师的那些后话了。
　　当时金老师与大队书记女儿的感情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已展开拉剧战，好像都闹了好几回。金老师家庭出身不好，还有病，戏要是演砸了，非但大队书记，连同他女儿，都一翻脸，金老师的对象还处得成吗？
　　我们张老师和金老师特好，那时青年点儿经常与当地社员打架，有时就为一顶军帽儿。军帽儿本来戴在下乡青年头上，被社员抢去戴了两天，社员准备第三天还的，可第二天晚上那架就干上了。青年点儿全体出动，手里有刀，社员也团结一心，锹镐笤帚疙瘩一齐上，架打得竟不可开交。这时大队书记不好使，知识青年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出动民兵？向着谁？金老师就灵机一动，请出了张老师。
　　这样的架，张老师是最好的调解人，因为他在青年点儿和社员中都有威望。
　　张老师来得及时，就站在下乡青年与广大社员之间，眼镜片放光，逼住对峙的双方，张老师说，你们要是再打，就先把手里的家伙插到我身上。为朋友，为广大工农兵群众，青年学生，张老师可以两肋插刀，何况对付小净。
　　那天事后我没发现张老师对小净采取什么“专政”，二更也没有熊他。二更只是告诉我，小净在台上发出的声儿里还有屁声儿。小净好放屁，演出前，二更常告诉小净憋着，完事儿放，小净有时候是要憋出屁来的。小净当时是不是想放屁，那是屁声儿还是板胡声儿，我不想搞清楚，这一点不如二更精明。我看看小净，小净与往常不同，他竟没事儿人似的，嘴里还显摆地，说，咋的呀，冲我嘻嘻笑。
　　我也笑，我笑得开心，非但为小净。
　　晚上我吃了两块玉米饼，我睡觉时还看见小净被张老师从台上揪下来，小净极不情愿的样子，像狐狸爪子下的小鸡儿，屁滚尿流地。公社领导当场给我们发奖状。金老师乐得合不上嘴。
　　笑醒的我玉米渣还沾在嘴边儿，没有擦下去。
　　 　　
　　当年我们管张老师叫做情报处长。
　　我们爱看电影《渡江侦察记》，张老师太像电影里的情报处长了，尤其是戴眼镜戴帽子的时候。他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总像是在透视着我们的心思。我们想胡琴的弦儿不要断，想松香能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有，想多弄会几首革命歌曲，台上台下好显摆，我们想什么，好像他都知道。又都不知道。
　　情报处长来了，我们就都不吱声儿，我们让我们的文艺武器吱声儿。我们就看到张老师眼镜片后面得意的神情。我们也得意。我们的得意老师不知道。我们就更得意。情报处长走了，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渡江侦察记”。
　　我们的侦察终于有了结果。
　　那天，我们得到一个准确信息。全体老师要到公社开会。
　　老师们走了，我听到二更的二胡发出了蠢蠢欲动的信号，小净的板胡迅速回应。我和长虹的二胡也都找到并发出了无法自控的感觉，那感觉真奇妙，竟让我们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联想无穷无尽。
　　我们发动了一次撬老师办公桌的“罪恶事件”。
　　这是一宗历史沉案，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要在本世纪一准儿是个有着深广现实意义的好教材。
　　一次我问了问我那个在教育界兼职的律师朋友，我童年的那个事儿，算不算少年犯罪典型个案，像教育法制教育读本中涉及的。朋友说，没发烧吧，不研究文史，咋也整起歪门邪道儿来了，朋友笑。
　　我说别笑，我跟你说正事呢。朋友若有所思地来了句，挺好呵。
　　我说咋好。咋说咋好，朋友说。
　　我要不说，恐怕谁也不会知道，因为张老师以及金老师、陈老师他们的年纪都已超过五十了，岁月给他们的负荷比我们要重得多，怕是早都忘没了。那么，我帮他们回忆一下，如果有一天他们还感兴趣，现在我就这么想。
　　记不清我们当年是怎么干的，好像是二更和小净负责里，我和长虹负责外，即主要他俩撬，我俩把门望风儿。
　　二更不知从哪儿找着了类似小钉锤儿的东西，不能是刘老雨敲钟用的，是老师办公室里就有的？反正那时我们学工学农，又劳动又演出，干活儿的家伙不难找。二更的手劲儿大，办公桌也不结实，就那么一别, 那破抽屉就开了。第一个开的是金老师的桌儿，我一看，里面还有日记呢。没有胡弦儿。
　　我有点害怕，对二更说，别整了，老师会发现的。二更就瞪了我一眼，说，这有啥，钉上不就得了。二更就钉上了。我们看看，挺好，还真没事儿，我们板不住，就接着干。下一个抽屉没等二更撬到劲儿，我就急着拽开了。长虹也拽开了一个。有个破抽屉小净一拽拉手儿，就散架子了。我们就都有点着急，就一起修理好，再塞回去，钉好。我感觉我们做的挺好，像是我们什么也没做。
　　完事儿，我们都挺扫兴。二更说，谁也别说呵，还特殊瞅瞅小净。小净俯首贴耳打立正，是。然后我们就继续练胡琴，各怀心腹事地练。我感觉手有点儿没劲儿，马尾巴功能失调，弓子有点儿颤。长虹张着嘴，不知想啥。长虹经常那样儿。这会儿有点儿严重。
　　那天我们把好几个老师的办公桌都撬了，但一无所获。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我们的事儿就露了。
　　陈老师瞅我们进办公室时满脸戏谑，有点幸灾乐祸。金老师背过脸去，装作看不见我们。我想可能是太生我们的气了，他不愿意给我们脸。只有张老师好像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眼镜片后面变幻着火眼金睛。
　　规矩地，我们四个靠门口儿站成一排，等待张老师对我们“动刑”。
　　那阵儿我们的武器都上缴了，统统收在老师办公桌上。张老师拿起一把啪地一摔，像摔一块木板儿。他没打我们，就摔胡琴。是小净的板胡。那也等于打我们了，因为那胡琴发出一种与桌面共振的愤怒，先是传导到小净身上，小净就触电似地浑身乱颤，然后是二更，长虹，最后传达到我，我的神经，及至末梢。
　　张老师生气时眼睛就成了四眼儿，他挨个儿相了相我们，像过去不认识我们。审视我们好长时间，终于开口说话。张老师说话的声儿都颤悠，张老师说你们以为自己咋的了，乳臭未干呢，就拉个胡琴，嘎吱嘎吱地，了不起啦……
　　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张老师说不文明的话，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我们都呆若木鸡。
　　后来我当了老师，我知道，学生犯错误，被老师批评时呆若木鸡的样子最可气。那时老师可能会想，这阵儿都六迷了，当初想什么来着，瞅那熊样儿。就越想越气，气就不打一处儿来，最后是动手，那是我们这样儿学生最能听得懂的话语，充分体现了孔夫子的“师道尊严”。
　　当年张老师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办公室很静，好像老鼠从洞穴里出来了，准备偷窥我们被彻底打倒时的可怜样儿。要借机报复平时我们对它们的虐待。
　　想起老鼠爱小净，又被小净追得溜溜儿跑，我和二更、长虹屏息观看，最后老鼠被小净满门抄斩，活者寥寥，那时候我们多开心，可是现在不行了。
　　我们静静等待，等待着再一场暴风骤雨。可张老师只整了这么两句，就再也不说话了，他可能让我们气昏迷了。
　　这时刘老雨的钟声大振，钟声救了我们。它先给我们提了提神，使得我们有胆量看看张老师，我们看到张老师像是睡着了。
　　我还看到小净像个落汤鸡，从头到脸，到脖子，到衣襟，都是汗或者说是尿水子。二更没怎么样，就是表情有点木然。二更木然回首，看到了小净，二更看小净的眼神儿挺别扭，像看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叛徒。长虹像是不会说话了。我偷偷碰了碰长虹的手，他没什么反应。我感到腿麻，我想长虹的腿也一定麻，因为长虹的手都跟木头一样了。
　　张老师对我们的处理结果是，我们每人写一篇检讨。小净写，我板胡弦儿总断。二更写，我二胡弦儿总断。我和长虹写的自然包括了二更那话，但比小净、二更的要深刻些，因为相比之下我们的作文比较好，何况我还是班长呢。综合我们的检讨，就一个主题，我们都想要胡弦儿，或者松香。我们的胡弦儿总断，老师的配给又不足，我们不敢要，我们就只好撬一切可能藏有松香、胡弦儿的桌子。
　　那时我们不懂法，我们的想法就是法。
　　这得算童年隐私吧，成长档案里不光彩的黑点儿。反正从那天起，直至成年，很长的时期，它都是我的一个心理负担。后来我们四个小子没少因此让大人们白话，陈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我哥我姐，还有大兵。长虹的四姐六姐。我曾经想，这事儿要是犯在他们大人身上，当年会怎样？会上纲上线儿吗？
　　处理结果还规定，我们每天加练一首革命歌曲。这回我们每天都一拉到底。我们后来加倍地练胡琴，结果我们的胡弦儿都断了无数次，我们会时断时续。张老师管够儿供我们胡弦儿，啥时候断了胡弦儿都有。等于我们的革命行动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
　　为这事儿，小净还经常摆弄着松香，摆弄得两手黑黑，偷着乐。
　　二更不乐。二更攒了好几袋胡弦儿了，也不乐。二更偶尔从小纸袋儿里拿出一根儿二胡弦儿，看看粗细，里弦儿还是外弦儿，像是品咂，回味，再慢慢装起来。挺深沉的样子。
　　金老师说过我们什么吗？不记得了，好像什么也没说。
　　长虹从那以后刻苦学习，我和长虹一样，我们因此成为教改时金老师的台柱子。
　　 　　
　　我们犯了撬老师办公桌的错误，挨抠了。也过去了，当时没太往心里去。
　　那晚我照样儿拿着二胡回家。我哥瞅瞅我，说，还二胡，二虎吧，那虎头事儿你也跟着干？咋不动动脑子，还红小兵呢，真给毛主席丢脸。
　　我哥的耳朵比猴子还尖，我没跟他对付嘴儿，我吃饭。我哥说，别吃了，吃得下去嘛，玉米面不糊你嗓子眼儿？
　　当年我哥特想当兵，却因伯父是右派，没那命儿。那阵儿，我哥已由红卫兵光荣成长为基干民兵。基干民兵也是兵。现在叫预备役。那时我哥对玉米特宝贝，常拿镰刀掀翻我家饭盆，往腰带上掖一块玉米面饼子，和几个基干民兵去看我们生产队玉米。
　　我就没吃下饭，就开始拉二胡，我一拉到底，使劲地发泄精力，一遍一遍地糟蹋二更发的谱子，气得我哥想摔掉我的二胡。我知道他不敢摔，我哥不敢破坏文艺武器。
　　那晚我拉个没完，没完没了地拉，最后把我家连我伯父家人都拉着了，我拉得他们沉沉入睡。
　　我筋疲力尽时，我家的狗溜过来，陪着我，隔一会儿就向我汪汪一两声。有气无力地汪汪。
　　
　　其实我哥对我挺好的。
　　那一年秋天，我们正在学校练二胡，我们大队的广播喇叭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逝世的噩耗，当年不说是死，说与世长辞，什么是与世长辞？我们拉着拉着就傻了。
　　记得当年我们练习二胡时有个曲子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从小到大我们就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大人小孩儿都这么喊。毛主席怎么会死呢？与世长辞不就是死吗？唬谁呀。我们还拉过《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毛主席还没到我们这儿来过呢。
　　我们不相信这个事实，但那大喇叭就这么播着，让我们感觉天要塌陷了。
　　没有谁命令，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出办公室，手里还拿着我们的革命武器。我们走向学校的西院墙，那是喇叭声传来的方向。这时哀乐声透过树梢此伏彼起，我们不知不觉地爬上墙头儿，手中还攥着胡琴。泪水从我们的眼睛里流出来，一把一把地，流个不止。
　　后来我们从墙上滑落下来，把二胡都蹭破了，模糊中我们看见刘老雨就在我们跟前儿，离我们很近，正转身往回走，嘴里嘟囔着什么，手里还拿着那个火铲子。
　　往常要是看到刘老雨那样儿，我们早笑了，而且还会向他背后突突两枪，但那会儿，我们心情沉痛，我们跑过刘老雨，回到了老师的窗前。
　　太阳落山了，老师的窗前没有了亮光儿。
　　那天在我们公社组织的瞻仰毛主席遗像的仪式上，我哥站在公社大门口儿，手握冲锋枪，一动不动，誓死保卫毛主席。我哥警惕一切牛鬼蛇神，不让他们轻举妄动，乱说乱动。我哥那阵儿非常崇高，非常悲壮，非常感人。
　　那刻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哥是个英雄。英雄说的话都是对的，错也是对的。是英雄的错误。
　　我想起前一段儿我哥是怎么说我的。我哥可不轻意说我，我哥说我是二虎头，我就是二虎头，要不怎么能撬老师办公桌呢？毛主席都与世长辞了，我说什么他老人家也听不着了。
　　想着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想想我做的事儿，我的肠子都悔青了。我说，我不配。我是二虎，拉二胡的二虎，二虎的头，跟二更差不多。我就说给我哥听。
　　
　　一天二更告诉我，张老师要走了。我有点不相信。心里就不安起来。
　　张老师对我好，可不是一般的好。
　　张老师回省城那天，我怀揣着不安到了他的办公室。想想我们四个伙伴儿的“罪恶”，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心里愈加不安起来，可眼前张老师桌子上的行李卷儿印证了二更的话。张老师要走了，仿佛是要将我的心和心里的不安也一同带走了。
　　张老师擦拭着眼镜片，说，其实老师挺喜欢你，你是个好孩子。我在这儿几年，你给我的印象挺深，走了也没什么给你的，那把二胡就留给你作个纪念。老师说得挺认真，像我是个大人，是他的朋友。
　　我没别的能耐，就会愣在那儿，拙嘴笨腮地，眼前交织的是一片模糊的眼睛，不知是我的还是老师的。
　　那年头儿还有什么能更让我感动的？
　　张老师没有收回他那把二胡，而且是将它的使用权和归属权一同给了我，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似乎他已忘了我们撬他办公桌的事儿，那岂只是撬他的桌子，等于撬他的工作呀。
　　每当拉起二胡，我就想起张老师。不知张老师后来工作怎样，听说返城的知青都能有工作，会比上山下乡时的要好，我祝福张老师。
　　    　　
　　金老师教我们练胡琴，也教我们作文。
　　我得意金老师，是因为那时金老师常跟我们谈作文，就像王老师和我们谈作文一样。王老师就是王有声，是北京的老师，很有名。
　　上中学一段时间里，我特别羡慕当老师。当老师好，不用像父亲那样种地，又可以像叔父和金老师那样受人尊重，那阵儿我想，我要能当上老师就当个金老师。
　　当年金老师手里有本《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我也有。那时候老师有的书我也有，很不一般。
　　有一天我回到家翻开那书，发现有时老师讲的，书上都有。我就继续翻，翻过几天后，连老师第二天讲什么我都知道了，八九不离十。老师可能不太知道。
　　我怕老师知道，那本书就从来不往学校带。老师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呢？还能再像王老师那样和我们谈作文吗？看王老师的作文书也不错儿，但哪有听金老师讲的明白？白天听讲，晚上再看，我可就是小葱拌豆腐。现在想起来我都乐，我那小心眼儿，那也叫素质，是我的一个秘密。
　　那本有关作文的课外书，是儿时唯一的一本，我珍藏了多年，尽管挺旧了，搬了多少次家。直到我参加工作，真的当了老师，辅导学生作文时我还找出参考来着。记得那是我用拣破烂儿的钱买的。
　　我家离我们公社综合厂不远儿，公社商店就在综合厂后身对过儿。我放学后经常去综合厂的门前，拣拾工人们丢出来的废铜烂铁，积少成多，换的钱能买不少小人书。其实现在想来，对我后来能够爱上文学影响最大的，还得说是那些小人书，但那时我全然不知。不是常去买小人书，我就想不到要自己去买那本儿作文书，小人书跟作文挺有关系的。
　　金老师教我们作文那会儿，一放学，我还练二胡，也钻心没眼儿看我的小人书，同时也有意识挪动我那可怜的小金库里一部分资金，往课外书上投资了。
　　        　　
　　记得金老师手里还有一本作文书，我没有，好像是刘厚明的《儿童文学概论》，那书平常我们同学都摸不到，我曾耗子似地出溜儿商店，踅进踅出多少回，都没弄到手儿。后来金老师还是让我摸了它几天，我如获至宝，是在我和长虹陪金老师值宿的那段时光。
　　那些晚上，金老师的书常放在炕桌儿边，就有那本刘厚明的书。那阵儿感觉挺特殊，好像我不摸老师还要让我们摸了，因为我们的表现，老师对我们特别好。如此，我们表现就更好。
　　那时金老师还没结婚，可能是刘老雨病了，再不就是串亲戚看闺女了，刘老雨有个闺女在关里，金老师就在学校义务值宿。也让我们陪他。
　　傍晚，老师下班儿了照常离开学校，放心地从事他的社会活动，我们说是金老师的地下工作。其实也就是与陈老师、张老师或者几个文宣队的男女演员在一起练节目。也搞点交际，包括吃点瓜籽，唠唠嗑儿，拉拉小提琴，练练秧歌儿。位卑未敢忘忧国，自然也谈论点儿国家大事。既交流了各自的信息，也建立了革命感情。他们中有的还因此组成了革命家庭。如陈老师。
　　金老师深夜回来了，我们早已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我们累了，先挤着躺着睡着了。有时老师回来早，还挺激动的样子，躺下了也还睡不着觉，就看那本刘厚明的书，或者坐起来披个衣服在个挺厚的大本子上演算习题。
　　金老师勤奋，第二天我们就会发现，老师那本子上的题又增添了好几页，足够我和长虹摸索好几天的了。
　　那段儿，老师不但让我们摸刘厚明的书，还让我们摸索他那本子上的一个问题，工程问题。那些问题在当年的课本上都找不到，那年就要粉碎“四人帮”，即将拨乱反正，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工程问题很重要。老师是先知吗？后来总计学生时代所有学科中，除却文史类，我的数学最好，我都特别感激金老师。
　　长虹的脑子要比我好使，就是一道工程问题我得三分钟算出来，长虹也就需要一两分钟。一道智力题我得十分钟算出，长虹三五分钟就能够摆平。这差别可就不小了。后来“四人帮”被粉碎了，科学的春天回来了，数理化特别受到重视，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我们借了力，特别是长虹。在数学上，我是出名儿的死抠，长虹是出名儿的大拿。我们俩在一起取长补短，是那个火热的年代里金老师教育我们班同学学习文化课的最好例子。
　　然而我们师生也付出了火热的代价。那首先是金老师一床崭新的麻花被子。
　　那天晚上，我和长虹烧炕。我们学校校田地里的高粱刚收获，秫秆柴禾搁进了一间坍塌的教室，时间不长，还大都是青的。那天我抱柴禾，长虹烧。天黑了，教室里没灯，我摸黑儿抱柴禾，抱出来不容易。我说，多烧点儿，金老师怕凉。长虹就烧，边烧边叨咕，不着呵，太呛眼，怪刘老雨的炕不好烧。那就多烧，我说，熏也得把它熏热了。斗不过它？长虹就多烧。一共两捆柴禾，都让长虹填进了炕洞儿。炕还是不怎么热。
　　谁能想到，那些柴禾后半夜悄不声儿地，都被火过了了。
　　半夜三更地，金老师叫醒了我和长虹。我看见金老师正在炕头儿撩着自己的被子。被子上火星儿乱窜。金老师睡在炕头儿，炕洞儿在炕头儿。
　　我们把烧焦的被褥拿出屋子，跟金老师在学校的院子里扑打。往上面泼水。金老师半句责怪的话也没有。还用谁责怪，我们太没经验了，我们自己责怪自己吧。
　　第二天，我妈跟我说，你把咱家那麻花被给老师拿去？妈新做的，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还没盖过人儿呢。我也想，可第三天看到金老师，却没好意思开口儿。
　　那床烧焦了的蓝地白花被子焦了我和长虹好几个月，差不多一年，跟老师被撬的办公桌一样，凝固了我们成长岁月里的沉重负荷。经久不化，最后都落到心底，积淀了我们师生醇厚的感情。后来电视里也偶尔呈现出有关辽西风情的民俗文化主题，就有麻花被子的画面，我看了就会心悸，一阵阵地，却忍不住不看。
　　有关那床麻花被子的事儿，直到今天我还挺难受。
　　 　　
　　由于在我们乐器队里，或者说主要是在陈老师眼里的特殊地位，一段时期，我们同学都对小净、二更另眼相看。那是金老师得了病，陈老师代理我们班主任的时候。
　　金老师哪点都好，却是个“病秧子”。那是次很长时间的患病。
　　据说鸡蛋对金老师的病挺有疗效，家里的小鸡儿供不上。金老师的母亲天天算计着鸡蛋的有无，偶尔还抠一下鸡们的屁股。我们去看金老师，也把金老师母亲的焦虑看在眼里，我们私下准备好了小筐儿小兜儿，都想用自家的鸡蛋供。还没等我们付诸行动，金老师就知道了，金老师就特别生气，一生气病就重了，最后我们是谁也没供。却把大队书记家的鸡们累得不行。
　　那阵儿我们看见大队书记女儿总往学校或金老师家送鸡蛋。大队书记家的鸡累趴了，金老师照样儿能吃鸡蛋。不用我们同学家的鸡供，有些鸡蛋也还是我们同学家的鸡下的。
　　我爸给生产队做豆腐，我们家的鸡经常能啄点儿豆腐包，刨点儿豆腐渣，有时还分享点儿我爸从柴禾上掰下来的瞎玉米，或者是我从南河弄上来的几条死鱼。我们家的母鸡不亏腥，大都连蛋，几天就把我家装鸡蛋的葫芦塞满了。
　　一天我想到金老师的病，瞅我们家的鸡生气，平常懂事儿的我左一脚右一脚，把鸡们踢得直叫唤，我先于我妈，从它们屁股底下抢了几个热乎乎的鸡蛋，还带着血，去喂我们家的狗，致使我们家的狗以后经常偷吃我们家鸡蛋。我被我妈骂了一顿，我妈说我是败家子儿，后来说我们家的狗是败家狗。
　　金老师的病让我们同学都闹心。
　　金老师病休，陈老师代班儿。我得意金老师，看陈老师就有点儿不顺眼。陈老师也像我看他一样看我。
　　班里有点儿事儿，比如说我们同学拿了别人的橡皮，谁的胳膊过了桌面的“分界线”，谁跟谁闹了起来。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们看不着电视，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小孩子在一起，那不算多大事儿。陈老师却认真，陈老师真生气。怪我不管，也波及长虹。长虹是我们班学习委员，也就管齐本儿发本儿。
　　陈老师越怪我，我越不管。
　　新官上任，形势逼人，小净、二更两个陈老师培养多年的接班人就从后台走上了前台，组成我们班“无产阶级司令部”。班级有什么事，陈老师就与二更商量，把我晾在一边儿，像晾鱼干儿。二更有什么事，也不找我，直接命令小净打前锋。我和长虹靠边儿站，成了我们班的“右派”。
　　陈老师代班那阵儿，我们几乎是停止了上课，我们是公社小社员，我们像社员一样全天劳动。
　　那是一个苦夏时节，辽西青黄不接，庄稼地里虫害严重，六六粉、敌敌畏都用上了，喷雾器严重短缺，然而都无济于事，我们红小兵支农劳动就风起云涌。我们班经常在陈老师和小净、二更的带领下到生产队闷热的田地里去掐虫子。
　　我们掐虫子，小净、二更便拿着柳条儿在我们屁股后边监督，我们同学都管小净叫《白毛女》里的穆仁智，管二更叫黄世仁。
　　我名义上虽还是班长，但有小净、二更在场时，我就不管事。我管事，就显摆不出小净、二更。小净、二更不在场，我还管，我发现这时我的作用有点儿特殊，同学们都挺自觉地掐虫子，不偷懒，不破坏，仿佛是对我的同情，班里的淘气包格外地规矩起来，干活儿都挺在行，也用不着我管。我就“劳动改造”，毛主席教导我们，劳动光荣。陈老师也这样教导。长虹效仿我，更是啥也不管，埋头一个劲儿地掐。
　　我们掐的是虫子，也掐出了对小净、二更的不满。
　　一次小净和二更拿着柳条儿走在我的屁股后边，我掐虫子挺慢的，二更举起柳条儿像是要打我，我没在乎，我使劲掐虫子，掐得玉米芯叶片四分五裂，纷纷放屁，把二更嘣笑了。二更说，是你呵，班长，慢点儿干，没事儿。我看二更牛哄自得的样子，挺来气，我使劲掐，我偏使劲掐，仿佛是掐二更，我不但掐死了虫子，还把社会主义的庄稼也掐死了。
　　小净没二更那么横，二更敢打我们同学，小净不敢。小净在督促我们干活儿时总是用那破条子抽打玉米叶，劈荆斩棘，左右开弓像拉板胡，吓唬我们同学，也用以表达心里的快乐。敢打玉米叶子也是小净的冒险。那可是社会主义的玉米叶子。小净催工不力，小净过处，我们同学掐过的虫子往往不死，玉米叶儿却落了一垄沟儿。
　　掐到地头儿，我已掐了满满一手虫屎，这时我看见了小净，小净手中的柳条儿就剩下筷子那么长了。小净看见了我，还友好地递给我半茶缸水。这时二更来了。二更很累了，二更把手中的柳条儿扔在地上，气嘟嘟地擦汗。小净马上又把水递给二更。二更喝水时发出二胡一样的声儿响。
　　掐虫子的一天傍晚，小净、二更不明不白地被一帮半大小子打得鼻青脸肿。小净、二更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猝不及防。二更跑得快，没有小净伤得重。小净后来好几天嘴都歪呆着，总是不断地流口水，让人担心什么时候能停止。
　　陈老师为此调查了包括我在内我们班的许多同学，想找出暗中串联毒打小净、二更的人，结果竟一无所获。我看到大兵那几天常在我们班同学呆的地方踅摸，还有我哥。
　　小净、二更一点儿都不怀疑我，也没有因此伤害我们的感情。是谁打了小净、二更？我也不知道。现在想来这是个复仇行动，可能是我们班的那几个淘气包搞的。他们瞅小净、二更特憋气，他们使气，惹祸，酝酿制造了一个沉睡于童年的迷案。就一个小孩子的事情，就说不清。让人联想，让人费解。
　　我们班太乱了。
　　我们都盼着金老师的病好起来。
　　虫灾一直延续着，虫灾过后，收获的季节也到了，老秋时生产队收获的玉米还是不少，都在场院堆成了山。晚上我们到场院剥玉米，小净也去剥。剥下的玉米给生产队，玉米皮我们就用花篓背回家。
　　那几天，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我坐在高高的玉米堆上望着月亮剥玉米。我的手剥得又凉又疼，一直凉疼到心里。大人们说月亮上有棵树，猴子坐在树上捣蒜，我想着猴子捣完蒜就该回家了，那刻我要是孙悟空就变成个猴子，和猴子一起回家。
　　可是我们都剥困了，大人们还在剥，争分夺秒地剥。都怕剥得少。剥下的玉米皮各自堆成堆儿，月光下像一座座坟茔。看着瘆得慌。平时生性活泼的小净早已躺在玉米堆就的山上睡着了，灯光下小净的口水流得老长。我也想睡，慢慢地，我躺在我们的劳动成果上，眼帘盖住了剥不完的玉米。
　　玉米分到我们家里时，金老师重新走进了我们教室，清瘦白皙的金老师高高地站在那用土坯堆成的讲台上，微笑着看我们。那一瞬间让我们都想起了白白的鸡蛋。那讲台挺土，却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坛，那神圣的地方本来就属于他。我们同学都鼓起掌来。小净、二更也鼓。金老师挺激动。
　　金老师病愈，陈老师还是我们班科任。我们也不劳动了。我们要把病虫害带给我们的损失夺回来。
　　我还是班长，真正地负起责任来。小净、二更两个我们班的活宝，也恢复了常态，与我和长虹，我们四个小伙伴儿，还一起念书，一起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拉胡琴，小净、二更也没啥失落感。张老师还教我们，金老师、陈老师有空也来看看。陈老师看我的眼光也顺当多了。
　　总的说，我们的命运都系在胡琴上，后来我们的合奏没有不和谐的音。
　　        　　
　　那天我在书屋里找了半天，清除好些旧年的潮虫，终于从一堆破稿袋儿里找到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是我们闻家小学红小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全体成员的合影。小净、二更、长虹、当年的我，还有金老师、陈老师、张老师，我们几个红小兵都是小平头儿，三位老师都戴着军帽儿，张老师眼镜依然如故，他们面不改色，在七十年代里一本正经地向我做旧。上面的题词“文艺战士红心向党”有点虫蚀，但仍清晰可见，让我感触。
　　记得我是小学二三年级时就参加了乐器队，直到粉碎“四人帮”，张老师要回省城，我们文宣队坚持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也告一段落了，为了加深我们和张老师的革命友谊，文宣队就合影留念。那时候照张相不容易。非但如此，也为了向党表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红心，老师们坚决要给那张照片题词。
　　题什么呢，我们说就题“欢送张老师”。
　　金老师说不妥，没有体现革命主题，就题“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吧。
　　陈老师说，那不还是学郭建光嘛。
　　我们演出样板戏，金老师领衔主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饰郭建光，弄得文宣队里很多客串的女老师、女红卫兵，还有红小兵，都以为自己是阿庆嫂，让陈老师特别嫉妒。
　　关键时刻不能含糊，为题词，陈老师就和金老师展开了一场红心大战，最后还是陈老师胜利了。
　　陈老师说，文艺战士红心向党，陈老师斩钉截铁。就这么题。弄得金老师心里只有佩服的份儿。
　　我在网上查了查，有“人民军队红心向党”，风云岁月，沧桑看云，多少文革语词如今都被宝贝似地搬上互联网，像我们照片上的那句，那么完整的，里还没有。
　　陈老师还是高人一筹，那句瞬间击败金老师的，烘托彰显我们文宣队光荣历史的名言，当年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信息时代仍然是曝了个冷门儿。灵感来自积累？还得有才，让我叹服，叹为观止。
　　我的那本《二胡演奏法》在《前言》中说：
　　二胡是广大工农兵群众欢迎的民族乐器之一。专业的、业余的文艺战士，应用二胡这个乐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论在伴奏革命样板戏或演奏革命歌曲和乐曲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是编著者的话。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说的就是我们的乐器队。这段话不独是记录了一个时代，也让我产生了很多联想。
　　 　　
　　我的那些多年以来一直都耿耿于怀的童年秘史，其实也不过儿时的小把戏而已。但历史却是惊人的相似，多年以后，我将它们从身边的现实生活中全部读了出来。
　　我的脑袋虽然有病，然而接收、联想、整合、加工信息的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有时超常，使得这个世界的不少生命体都能早早晚晚，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我抑或我涉略的传媒发出的信息。这让那些信息的易感体还挺不好受，我就又乐了一回，乐得痛快淋漓，给我的反馈是那些媒体可能跟我一样有病。以毒攻毒，哪一天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也未可知。反之亦然。
　　淡出童年的记忆。淡出吧。
　　这种淡出，有时好像还挺难的，尽管它们都是一些碎片，但它们确实困扰了我好长一段时间。童年的记忆让我深思，让我浅笑，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也让我温馨。
　　马尾胡琴随汉车，二胡确实是个宝贝。
　　没见着现今电视上常有三五个时髦女孩儿，她们每人手里一把二胡？有的已不是什么女孩儿了，都老大不小，姑且这么称呼。她们往往穿不点儿衣服，挺露的，性感十足，胳膊腿上还都飘逸着绿带红绸，像飞天，神态没有飞天娴雅端庄。不像我们过去那样在学校，在田园，在演出现场正襟危坐，泰然自若地，姿势一点儿都不能错。当年老师可是按照二胡的传统演奏方式来要求我们的。自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如今她们是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大都是山巅云间，甚或是在世界屋脊上舞着跳着，好像还喝着雪碧。二胡都还拉得挺好。高山流水，广而告之，眉目传情呢。
　　舞蹈着的二胡，还在奥运会上亮了相儿。这就民族了，这也就世界了。
　　我看着看着，就往往想起我的童年往事，想起马头琴和盲艺人阿炳的故事，那后来变成马头琴的小白马在我远去的童年里跑来跑去，有二泉映月，琴声如泣，如诉，如歌，如咽。那刻我想起当年的小净、二更，长虹，还有我，我们四个小伙伴儿，我的三个老师，有时还能想起刘老雨，刘老雨把学校的大门关得紧紧。
　　罢、罢，何止这些，它们让我的心里特别感冒。这感冒总也不好。
　　 　　
　　老家的人说，小净成年后瞄准了杀猪卖肉，在乡综合厂后院也就是老家商店门前摆肉摊儿，冬天还戴着个耷拉帽儿，跟童年那个差不多。
　　小净不嫌脏，整天忙碌，浑身上下都沾满了猪们的鲜血。那确实也不是个干净的活儿，但小净操刀却干净利落，他砍肉时能发出特殊的声音，经常变调儿，像猪唱哼哼歌，又像我们童年的歌谣，吃粮吃糠，杀我吃肉多么香，一种尖叫，像老鼠，却像板胡一样好听，招揽生意，生意兴隆，使他成了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屠宰能手。
　　我说起时，我的孩子管那叫武侠里的刀客。小净哪天成为武侠人物也不好说。
　　小净肚子发福了，一改儿时腰系个布条儿抿着衣襟淌着鼻涕的形象，现在小净从里往外都肥得流油，素手时也有一副屯里财主模样儿。他与二更还来往，走动挺勤，二更吃肉是不用说的方便。
　　小净与二更应该比较好，小净与二更越好越好，最好他俩的孩子也在一块玩儿，一块念书，一块长大。我们童年伙伴儿四个，就小净、二更两个一直在老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相互有个照应好。
　　多年以前二更挣上了交通钱儿，他承包了从老家最西边儿的狼洞到小城汽运总站的专线客运，成了有规有矩、有板有眼、有声有色的“车匪路霸”。
　　二更还拉不拉二胡不知道，却传言他一度有过藏匿黑枪的嫌疑，不知后果怎样，想来不至于有一天会打小净的黑枪。这是笑谈。
　　长虹是我们四个伙伴儿中最有出息的了。我们中考时，我报的是中师，长虹报了小中专。小中专比中师录取分数线高一点儿，已进分数线的长虹却又考了高中。
　　长虹本来脑子就冲，高中时学习还特别刻苦，特别能克服困难。长虹还克服了嫉妒他的同学在他上厕所时用细铁丝从墙外扎他屁股的困难。那曾是本地一校外的变态男人祸害女生的手段，他们却用来对付长虹。我们听来特别难过。有一次几个同学合伙打他，长虹吓得大肠头子都掉出来了。高考后长虹在吉林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学习，那时我们锦州长春的还通过几封信。长虹毕业后就再也不愿意回家，更不愿意回小城高中。我们鸿雁从此音断。
　　长虹喜欢火车，如今可能也喜欢轮船、飞机了。听说长虹分配到了大连，搞过科研，当过翻译。前几年听说好像还辞去公职，出任了港口一家对外酒店的前台经理，现在可能正与韩国人、日本人做买卖，商场无情，虽然风险大，需要处处当心，但也大款无疑，让我一个那时在老家狼洞当民办的老同学特殊羡慕，羡慕得简直没法说。
　　记得老同学说，长虹前两天还给他来信，长虹说有机会把他带出去，他不想伺候那帮狼崽子了，想到大连伺候长虹去。
　　年前我又看到了那位后来考上中师在职学习三年现已转正的老同学，他跟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咱们同学就长虹最有出息了，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祝福》里那个嘴里总是“我真傻”的祥林嫂。
　　我想逗逗他，长虹又给你来信了吧？看他也满脸辛苦，疲惫不堪的样子，我终于忍住，没好意思张开嘴。
　　我们都不再年轻。
　　四十不惑，但我四十了却愈加困惑。
　　说说我？我中师后曾在小城一所金老师工作过的省重点小学教书作文，教学相长，也弄了个大学学历。做过教研员，最辉煌时是小城教育局网站的负责人。那时整天就知道干活儿，不懂得玩麻将、电子游戏、QQ聊天儿、请客送礼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蒋委员长检查江防还推牌九，毛委员受伤又靠边儿站还赋诗呢，你以为你是谁呀？后来我的脑子里就有个小人儿这样说，说晚了。当事时不但自己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也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紧张化，那时自己还全然不悟，执拗着，绷着。
　　现在我负责的网站被划转到教师进修学校，我谨遵局长命看家狗似看着那个跟我命运相关的教育网站，摆脱繁杂的机关事务，继续我的教育网络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在举步维艰中，也写我那些臭名昭著的文章，为生计也为文计。
　　多年来我在小城的那个局里已经焦头烂额，现在终于感觉到了一种平静。其实这么多年，我不想惹谁，谁也不愿意惹我。事实不然，直至于今，我在平静的心跳中也常常会感觉到一种压迫，因为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空间。物是人非，如今这空间变小了，宽带也慢了，但变小的空间、变慢的宽带也都需要钱，这钱都还得有人出，一切从零开始。相关的麻烦事儿就不少。有时我很急，我急了，很多人都不舒服。
　　除此，我现在基本和这个世界相安无事，暂不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我是在和自己较劲，没有谁逼我。我脾气像张老师，也还算是个诗人，诗人太唯美，往往都是急性子，虎性子。狗急也要跳墙，何况还虎呢，说不定哪天，我急了就撒手，一下子跳出了。
　　我只做我们这个所谓作协的副主席，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专心地写我的破东西。像我们小城一位老作家说的，我们把文学这架马车赶疯了，马尾胡琴随汉车，那一天，我也许会再弄来把二胡，无聊时就发少年狂，也教我的孩子拉。
　　我说这话时，网站的同志都笑了。
　　……
　　还有我的三个老师。
　　金老师如今是小城举足轻重的招生办主任，高考前夕金老师都得躲一段儿，手机一律不开，否则觉都无法睡。时人笑称金招儿。金老师的儿子也是我那在小学任教时的学生，已在法国留学多年。岁月淘金，金老师老夫老妻身体都不太好，感情却日笃，儿子使然，两人经常一齐上网，都情系法国。家庭事业围城内外一切顺利。
　　陈老师当了大半辈子民办，于新千年头几年转正，现在老家中学教书。陈老师总是想转正，那可能是陈老师一辈子的希望，终于梦想成真，我在心里为陈老师高兴。
　　听说近年老家鼓乐复兴，富裕的农民找这一乐儿。这乐子贴近民间，也给陈老师提供了良好副业。
　　陈老师三音号吹得好，鼓乐的事他完全可以当成大老板，或者弄个总经理，顺气了比赵本山不差。听说他确实是干过一段儿，没有做大就转正，转正后就不干了。小净、二更是不是也跟着陈老师一块儿弄了俩钱儿？陈老师怎么还不干了？现在公务员都不忌经商，陈老师倒严肃起来。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一次陈老师来城里进修学习，那时我还是教研员，陈老师说现在老师补课都发了，你咋不办个作文班什么的。我说教研员不兴呵。陈老师笑笑，说，谁管？
　　张老师，就是不知道张老师，就像不知道我那把二胡一样，但我想张老师挺像个官儿，肯定也不错。光阴似箭，几十年后的张老师要是当了局长市长什么的，碰上了哪一个不和谐的音，会不会像对待小净那样及时，坚决果断地把它揪出来呢？揪不出来会不会生气？张老师好发脾气，张老师发脾气时挺吓人的。
　　当年那位扮情报处长的演员都已经老了，张老师身体可好？最想张老师。
　　
　　最后想起我那把二胡。有点对不起张老师的是，我上师范时我们学校大练基本功，我们中师班同学都拿个破口琴早晚坐在床头儿瞎吹一气，多不着调儿，也有吹笛子的，我瞅笛子就憋气，一辈子都不想吹它。于是我的那把二胡就跟我坐了二百多里火车下了锦州，毕业时又跟着我的一位同学回了锦县。现在叫凌海。要是还有，也怕是拉不出什么声儿来了。此憾。
　　又，今年正月，那还是寒假中，我有了时间，就和孩子在我们这座文化氛围浓郁的明代古城闲逛，像流浪的父子。我的孩子正像我当年那般大，有点儿我的虎气。我们于东门里闯进了朋友开的古玩店，竟看到了这儿还有两把二胡。
　　如今胡琴都成文物了，我的那把二胡怎么的也是文革遗物。恐已不在了。
　　我拿起其中一把蹭了两下，像拿自己的。概是长期闲置的缘故，声音不太好听。朋友赶忙收起来，说是把老二胡，稀罕着，不用时琴码子得退下去，要不会硌破了蟒皮。
　　他不知道我小时候的事，瞅神情怕我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