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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罗崇恩与《宋拓墨皇本圣教序》
来源: | 作者:马宝山  时间: 2019-12-03
  《宋拓墨皇本圣教序》这本字帖栖息在我的案头已十多年了。所以用“栖息”这个似乎能喘气儿、有着生命气息的词儿,而没有用“摆在”或“放在”这样的寻常词汇,是不像其他的书籍,多是像蜻蜓点水那样,在我的案头站一站,就挥手拜拜了。用句玩笑话说,习练书法一点也不亚于吸烟、喝酒,有瘾,尤其是对你喜欢的碑帖,就像热恋中的情人,叫你总是要热烈地黏着她,一日不见就有如三秋。而书法这东西却像一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不是偶然地心血来潮就能打动她的芳心,需要一往情深的的痴心和专注,才有可能博得她的回眸一笑。写一手好字,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越是不容易,越是能激发起人们追求努力的热情。这就是书法的魅力所在。
  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自诞生以来就是人们学习行书的范本,但是所有学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登堂入室,所以一般都是先要临习《圣教序》。唐代僧人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回归长安时,举国震动,唐太宗既为他的艰苦卓绝、矢志不渝的伟大精神所感动,又深深地仰慕他在佛学方面的成就,于是在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敕命他在长安弘福寺中,专门翻译梵经,后又为其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作序文,这便是《圣教序》的由来。《圣教序》成文以后,大臣们觉得应将其刻碑流传永垂后世,因太宗皇帝深爱王羲之书法,故大家认为这篇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法“不足贵”,于是请擅长王羲之书法的弘福寺和尚怀仁担任集字拼文工作。太宗为了方便怀仁集字,特地准许将宫中收藏的大批王羲之字迹供给钩摹缀集。怀仁苦心经营,经过了长达二十四年的收集和拼凑才完成了这项任务。《圣教序》碑文共一千九百零四字,其中包括唐太宗的序文、高宗李治的一篇记和玄奘本人所译的《多心经》三个部分,从书法的角度看,足以代表王氏之书的精华,可称最佳典范。一般学行书,临习《圣教序》,是为了掌握王羲之书法的最基本范式和一般规律,故为后世所重。拿下了《圣教序》,就等于吹响了向《兰亭序》进军的号角。
  《宋拓墨皇本圣教序》,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6月,根据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做过山东巡抚、驻藏办事大臣、奉天府尹、新疆阿克苏办事大臣的满清宗室觉罗崇恩收藏的宋代人拓印的《圣教序》拓本影印的。装帧保持原有风格,很是精美。崇恩是晚清著名的诗人、画家、文物鉴赏家。他的名字现在还常被文物收藏界提起,他的《金石玉铭》《香南精舍金石契》两部文物鉴赏专著,对书画作品、碑帖、古籍的鉴赏及传承脉络的有关见解和说法,仍被当今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所看重;另外他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较多,在各地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常常亮相。崇恩收藏过眼的碑帖既多且精,据《》相关词条介绍:“有传世的北宋拓《圣教序》墨皇本(天津博物馆藏)、北宋拓《淳化阁帖》卷四(上海博物馆藏)、《大观帖》卷第二十四残本(故宫博物院藏)、白玉蟾《足轩铭卷》(上海博物馆藏)、元郭畀《日记》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天津博物馆藏)”。这些古代书画上,都留有崇恩的题跋。另外由他收藏并题签封面的《北宋拓阁帖卷四》,2003年上博从美籍华人安思远处以450万美元买下,超过了2002年12月以2999万元人民币成交的北宋书法家米芾名作《研山铭》,成为当年收藏界的重大事件。
  再有,就是作为诗人的崇恩也是名重一时的。光绪年间就有《香南居士集》、《枕琴轩诗草》、《崇雨舲中丞诗稿守岱集》三部诗集刊行。他的不少诗作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倾向,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今作诗非娱情,小儒志亦在苍生”(《三月朔日枕上听雨喜作》)。他的作品不止在当时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民国以后一般清诗选本也多有选入,近年出版的《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出版社,马协弟主编)的《诗词撷英》部分,对他也作为重要的宗室诗人推出。看来,崇恩这个人用今天的话说,是当时一位在学术方面造诣很高,对于我国古典文化传承有着巨大贡献的学者型高级干部。
  崇恩认为《宋拓墨皇本圣教序》这本字帖“清华朗如月,腴润甘如醴,百读意不厌,千喻形难拟”,是他收藏中的上上品,故冠之以墨皇称谓。人间是皇上最高贵,这本字帖是碑帖中的皇上,可见推崇之至。
  字帖对于学习书法的重要性是谁都知道的。二十年前,被尊为辽沈地区书家四老之一(四老为沈延毅、霍安荣、冯月庵、李光远)、对篆书有独到造诣的李光远先生,那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曾对我说过,我年轻的时候不像你们现在,那时找一本好的字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确如他所言。实际上我们现在寻常见到的很多字帖,多是解放后根据国家和省市博物馆收藏的珍品,或是古代名家的真迹、或是字迹清晰的碑刻拓片影印的。过去这些东西多是旧时皇室秘府或达官显宦人家的秘藏。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一般人有幸接触到这些下真迹一等的东西。在影印技术广泛使用之前,字迹清晰的拓本是很贵的,其原因是拓印年份早,存世量小。当然现在作为艺术品收藏是更贵了。崇恩说:在他那个时代《圣教序》的“唐拓亦如星凤,宋拓未断本,尚留世间者,可以百十计,不可以数百计也。”圣教序碑在明朝初年被雷击而断,此后的的拓本中就有了一道裂缝。前年我到西安碑林观赏时,看到此碑虽经修复,但那道裂纹还是特别醒目,犹如一个漂亮女子的脸上被重重地砍了一刀留下了永远不能消失的疤痕。这道疤痕,古人在做拓片时是无法把它抹掉的。但是却被当作了断代的依据。
  这本《宋拓墨皇本圣教序》叫我感兴趣的还不止于此,还有崇恩用精美的小楷所书的二十多页的序跋和册页间的眉批,这里面透漏了很多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他个人工作、思想的信息,读来饶有兴味。
  钟情翰墨,雅爱收藏,这是一种叫人羡慕、仰视的高雅生活方式。那时人们的这种爱好超乎我们今天人的想象,譬如这崇恩。大年三十,一般的人家是在迎新的鞭炮声中,祭祀祈福,热热闹闹,喜喜庆庆的,而崇恩在得到这墨皇本后,是年年在书房中让这件宝贝陪着他守岁。拓本后一跋文曰:“除夕静坐十雪斋(他书房的名称),铜钵中水仙花影扶疏,与窗上梅影参差相间,腊梅芳烈,清浸心脾。展对三宋本,古色古香,悦人神志,不觉尘虑顿息,飘飘欲仙.”。 所谓三宋本,是说他用重金购买了这墨皇本后不久,又买了同样的两个宋拓本。这里面所说的展对,是把他收藏的不同版本的《圣教序》,一字排开地摆放在书案上,逐本、逐字比较、鉴赏。此刻他的心境是,“一灯相对,万虑俱消,恐人生未易觏此清福也”;有时也招呼他的两位公子一起观赏、切磋、讨论:“曩在诠曹时,每当除夕,往往为催租人败兴,今与二子共赏妙墨,欢然永夕”;有时还把他的朋友和幕僚,譬如一度靠他吃饭的著名书法家何绍基邀到家里来共同欣赏。当然,这是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之时。这是他大富大贵之时,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崇恩虽是宗室子弟,到他这辈上已经败落了,二十岁中举到二十八岁这八年间,都是在家乡过着亦耕亦读清苦的的日子,直到二十八岁这一年进京应考进士落第才在京城谋到一个小官,生活才逐渐好转,但依然是“贫病交侵”,不用说收藏,连吃饭都成问题。那时的人们,特别是上层社会对书法的喜好可说是蔚然成风。那时省部级的级官员总是在省与省之间调来调去,颇像现在的干部交流,那时不像现在交通发达,赴任的路上要花费许多时间。跋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春节就是在他工作调动赴任的途中度过的,他在这个地方住下后,当地很多官员纷纷到他下榻的宾馆来欣赏他携带的碑帖,有的甚至除夕还不回家过年,和他一起在旅馆里把玩这几本字帖,互相切磋书艺。
  书法和收藏对崇恩这样的来人说,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云直上、意得志满之时,这种爱好仿佛是在烹调佳肴时,添加了如今味素之类提味的调味品,让阳光朗照、心花怒放的日子更加有滋有味。在清代,科举考试无论对于朝廷还是是地方,都是一件大事情。每一期乡试(省一级科举考试),作为一省的第一首长巡抚,都要亲临考场坐镇指挥。这时候,崇恩总要把这墨皇本携带到考场。在按惯例把两位主考官送进考场,当时称为“入帘”,又点派维护考场安全、保证后勤供应等各方面官员各就各位后,就端坐在考场为他专设的大堂上,小心翼翼地把这本字帖打开,逐字品味、琢磨,每有心得,便拿起朱笔在精致装裱好的拓片上下的天地头上,以及两侧宽绰的留白处,仔细地加注眉批。一边是考场内的聚精会神紧张答卷,一边是考场外的他,面对王羲之书法的精彩绝伦,品味,欣赏,应该还有一杯明前龙井之类的香茗,氤氲出江南早春的馥郁,威严之至又风雅之至。一方面在王羲之奇妙无比书法艺术世界里流连忘返,一方面在咀嚼自己凌驾于万众上的志得意满的手握重权的滋味。把威严和风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况味合二而一了,这恐怕是中国历代不少读书人的理想的生活境界。威严与风雅并存最好不过,没有风雅就附庸风雅,看来风雅也是不可或缺。
  而在他仕途偃蹇,人生跌入低谷的凄风苦雨袭来的时候,他的这种爱好,则是陪伴他度过这些忧郁的日子,排遣忧愁,振作精神的亲密朋友了。在他被贬讁去西藏赴任的万里迢迢的路上,这几个拓本,也跟他一起跨越万水千山。他当时去西藏的路线,是从山东到山西,再从山西到陕西走蜀道入四川,然后从成都出发,以下的路程有一大段是和红军长征的路线相重合的。那时去西藏,有“七八九最好走”的说法,就是七月初从成都出发,走上三个月,才能到达拉萨。在当时那种经济、交通、科技的条件下,他这一路的艰险和困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让我们很难想到的是,他不管走到哪里,晚上住宿时,无论是在官家的驿站,还是农舍,用他的话说只要是“偶遇风和日晴,行馆无秽”,亦即环境还允许,就把这几本《圣教序》从书箱里拿出来,或挥笔临习或读帖揣摩,因为这能使他“烦忧顿释,心地清凉”。往往还要在这本字帖后面预留的空白页,“爰书数行,以誌旅况”。在这些谈论书法的文字中,不时出现雪山、草地、金沙江、泸定桥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字眼,且有渺无人烟、羊肠鸟道、暴雨如注、瀑喧若雷、寒气砭人肌骨之类词语充塞期间,今天读来真是叫人唏嘘不已。他说他对这几个拓本是“珍以性命,与之共存亡”。从文化的角度看,《圣教序》在一百多年前有这样一段万里长征的历史,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收藏是需要钱的。这个拓本的序跋中详详细细地记载了这九个拓本收藏的过程。现在流传下来的这个墨皇本,是他在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从曾经做过闽浙总督的孙文靖家以重金购得,这重金究竟是多少,他没有说。同年八月,有一位叫孙利津的官员,因贪污被查处,为了倒赃变卖家藏的所有“法书、名画、碑帖”,他又以重金购买了四五十种,其中就有两个《圣教序》的宋拓未断本。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三宋本”的来历。这宋拓本《圣教序》在当时一本究竟值多少钱呢?一则跋文中透漏了一点信息,说有位朋友来信说,有一个宋拓本要价二百金(200两纹银),怎么讲价,卖家也不松口,问他买不买?他觉得和他自己的所藏的本子比较,“价也非甚昂”,干脆就买了下来。二百金是什么概念呢?据考,清自雍正以来到光绪,巡抚的年俸都是一百八十金。这二百金,比他的年俸还多二十金。而他这一次收购,不止二本字帖,总共是四五十件古玩啊,这得花多少钱呢?对此,他本人说得倒是很坦白,他说,“昔年求一而不可得”,“非既富贵后,则无力能致,已无力能多。”但是,宝贝多了,背运和倒霉的日子也就渐渐向他靠拢了。此时他的心境是:“是虽终身享之宝,则无一刻安之也”。何以不安,收藏所用之钱来路不是光明正大。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有些清水衙门的官员,多是文人学者,往往是以清流自居,标榜的是两袖清风,但内心里燃烧着对钱与权的渴望,他们的主要心思不是做好眼前的工作,而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摆脱这冷板凳,他们以为那些手握重权的部门的官员,一天就是风风光光,吃喝玩乐,至于那里工作的难度却从来没有想过。待他们煞费苦心谋得一个好的位置或者时来运转走上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就觉得无从下手或是力不从心了。因为这样的工作部门的职权所涉往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有办不完的纷纭复杂的实务缠绕着你,斩不断理还乱。当是时也,需要的是斩断乱丝理清头绪的锋刃,而不是雕章琢句描龙绣凤的彩笔。崇恩就遭遇了如此之困境。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44年4月),他从江南布政史升任山东巡抚,当月就发生了捻党和私盐犯联合起来对抗官府的事件,紧接着是朝城、郭庄等地的大批农民因欠产拒交公粮,地面上是不安宁的;另外惠民、德州等55个州县遭受特大涝灾;次年山东海丰等九县连续遭大海潮灾,海潮侵达百余里,后来省内又发生了大面积的风、雹、旱、涝灾,赤地千里,饿殍盈野。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他几乎是束手无策,每天就是蹲在衙门里瞎指挥,就是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候,也放不下诗词呀,书法呀,收藏呀。是这些风风雅雅、优哉游哉的的东西,叫他交上了一张不称职的答卷。
  他任职四年后,有人向朝廷举报他懈怠公务,省内连续发生二十五起大案一件也没有告破。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初,道光皇帝派参与军机大臣议事的兵部侍郎陈孚恩赴山东调查核实。经该人核查,这二十五件中,有十六件属于大案,是办无成效,另外九件属一般的刑事案件。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他任巡抚任职四年来对财政疏于管理,国库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陈孚恩就以“库款于缺、捕务废驰”的罪名弹劾崇恩。当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朝廷做出了免去他山东巡抚的决定,由陈孚恩暂代。
  毕竟是有学问的人,又是宗室,总得给他找个去处。第二年(道光二十八年),朝廷委任他为驻藏帮办大臣,属于降一级使用。驻藏大臣分为一正一副,正职称办事大臣,副职称帮办大臣,多为满族人,其次是蒙族人担任,规定任期三年。自康熙以来,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比较稳妥,西藏上层与朝廷的关系一直都很热络,西藏地区一直都很安定,所以对驻藏大臣的官员的任职条件的要求不是很高,常常是有些毛病,或在重要岗位工作不力调整下来的官员被安排在那里。由于地处边远多半不愿意去,也就时有空缺。驻藏大臣的衙门位于大昭寺西南方向,有数个院落组成,解放以后一直是西藏军分区的所在地。前些年还有两个院落内各有一栋藏式屋顶的楼房,据说就是当年的两位驻藏大臣的办公地点,不知现在是否保留。崇恩是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抵达拉萨的。前任驻藏大臣离职后,多年空缺,只有几个一般办事人员留守,很是苍凉,用崇恩自己的话说,其住所是“居楼五间,仅避风雨”而已。这期间,他倒是清闲起来了,只是到任后半个月到布达拉宫拜见过一次达赖喇嘛,其余的就是每天习练书法和把玩这几本《圣教序》。从原来的炙手可热,跌落到现在的冷冷清清,谁也受不了,“一病几至不起,殊鲜欢踪” ,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接替他工作的陈孚恩确是一位干才,后来做过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在书法上比崇恩的造诣要高得多,与祁寯藻、赵光、许乃普并称清朝四书家。他接任后,几个月的功夫就把崇恩遗留下的十九件大案办结,还发现了往届几任巡抚勾结盐商侵吞国税的新问题。多年来这些巡抚,都给省内大盐商无原则地免除一大笔税款,这些商人就用拜寿、过年过节看望等各种方式给官员送钱,实则是返回一部分,类似今天的“回扣”。这就是崇恩收藏资金的来源。陈孚恩就把这种情况上报到朝廷,道光皇帝特别震怒,就开始追究这件事,这自然牵扯到崇恩,又给了他一个连降三级的处分。道光二十八年的十一月朝廷下达了对他处分命令,这时崇恩到西藏还不到两个月。崇恩接到这个旨意,已经是第二年的二月八日,二十九日他从拉萨启程,走了半年,八月二十九抵京。虽然连降三级,但能离开西藏也是喜事一桩,对此他是这样描述的:“万里生还,骨肉团聚,其乐可知,解囊后此贴先陈几上,夫人儿女逓相检视,犘挲状与别时略同,而钟情快慰又非笔所能述,举宝唔对,恍然如在梦中”。
  留京待分配的日子有二年左右的是时间。这期间他一方面是沉溺于收藏,每天流连于北京的琉璃厂,搜寻“法书、名画、旧拓碑帖”,一方面多方联系,打通关节以求东山再起。他有一位好朋友述斋学士,可能也是一位待分配官员,他们二人在琉璃厂是“辰集酉散,往往上灯后匆匆进城”,上午十时集合,晚上六时分手,逛他一天,在他看来是“人生乐事莫过于此也”。他到京后的第二年,严厉苛刻的道光皇帝逝世了,他复出的最大障碍解除了,他打通关节就变得容易多了。靠什么打通关节呢?当然是靠他的爱好,即给能说上话的人和有决策权的人送古玩字画之类,在这个拓本的眉批中有一处提到给一位高官送碑帖之事,说得很为简略和隐晦。我想这类事情是不会少的。近年有一个流行的词语“雅贿”,就是用文物、珍贵的艺术品行贿,看来这种事情古已有之。另外,还有一个近年社会上频频使用的词语:人脉,也在起作用,从崇恩的几度沉浮看出他的人脉是不错的,这种人脉的搭建显然与这雅贿有关,所以他出事的时候,常常有人替他说话。而取代他职位的陈恩孚论资历、学问、名气都比他大得多,但人脉不行,等待他的就是两个字:倒霉。此公在山东巡抚任上,除了有政绩之外就是为官清廉,从不接受方方面面的宴请,就是极普通的公务宴请也不参加,从山东调回朝廷后,道光皇帝特赏其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待遇,并赐匾额“清正良臣”,到了咸丰朝也一直受重用。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宦海浮沉是一条铁律,高官显宦能够平安着陆就是天大的福气。咸丰皇帝去世后,他因和反对慈安、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戴恒平时关系不错,受到牵连被捕。他本来和案情没有多大牵扯,但廷议的时候没人替他说话,致使革职,有的人问题比他严重得多倒平安无事。人们常说出于污泥而不染。但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这层层淤积起来的污泥是不允许你不染的,要么你就同流合污,要么你就在这污泥的的重重包围中被窒息而死或自销自灭,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一朝天子一朝臣。崇恩复出后的仕途是,咸丰三年回山东任山东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咸丰四年又复任山东巡抚。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俗称二进宫,有清一代,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在山东他又干了五年,这是他第二次大规模地聚敛财富的时候。这样的人能好吗?咸丰九年,他又被解除巡抚职务,调京礼部候用,没有任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挂起来了。从此开始就逐渐走下坡路了。其原因很简单,还是老毛病,懈怠公务,但对其聚敛财富,没有涉及。在离开山东的前一年,他在拓本加眉批曰:“十年来共收未断圣教十一本,除赠文孔修大司农一册外(钱士升本),今存其十。此外,寓目者九本,而收藏契好家者凡四:则王宝翁、朱丹木、鄂云圃、张星白四本也。综记于此,以志墨缘,倘续有所遇,当一一登记,庶无复眼福耳。”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
  在北京他优游盘桓了二年。看来他是不想活动了,但朝廷要动他了。同治三年初,新疆多个地区发生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农民大暴动,但其领导权被宗教势力把持,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有多名地方官被杀。清政府在派兵镇压的同时,还补充一些官员弥补空缺。于是派他去新疆任哈密办事大臣,他觉得此去凶多吉少,他赖着不去,后改任奉天府尹,级别稍高一点,但调令下了两个月他还不动身,还想活动活动。不料朝廷翻了脸,下了一道死命令,改任他去新疆任阿克苏办事大臣。这次他不去是不行了,硬着头皮去上任,但走到山西就停滞下来,成天和当地的官员及文人朋友诗酒酬唱。我在《清实录》的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里找到了他的下落,这是同治皇帝主持的军机大臣会议的机要,其内容为:“阿克苏系属沖衢,素称饶裕,逆回垂涎已久,防守极为吃紧,著崇恩兼程前进,速赴新任,倘一味畏蒠迁延进致误戎机,必将崇恩从重治罪。”。这个人也真是有点道行,他到底没有去新疆。他是怎样逃脱了惩罚,或是被革职、降职,史料阙如。
  大概也是靠雅贿和人脉,最后还是回到了北京。他留在此拓本的最后一段文字是写于同治七年,这一天是九九重阳节,白天去北京西郊登高,晚上灯下把玩这几本圣教序。他回忆起了过去和他交往密切的这些喜欢书法和收藏的朋友多半谢世,又收到了何子贞身体状况不佳的消息,很是伤感,有“不觉百端之交集”云云。
  崇恩去世后,此拓本由其两个儿子召民、方伯继续收藏,庚子之乱(1900年)时,二人蒙难,这个拓本连同所有收藏就散失了。这一年的冬天,崇恩之前的上一个收藏人孙文靖家的后人孙钟祥在河北省保定一个古董商手里,以重金将此拓本购回,这是他家五十四年后的失而复得。此拓本最后的孙钟祥等的三篇跋文对此叙之甚详,孙钟祥在文中说到的保阳,即保定也,保定者,古有保阳郡之称,以此称谓,以示渊博古雅者也。
  在追踪崇恩这一生的经历时,我突然想到和他同时代的曾国藩,这是由崇恩购买这拓本的价钱在“二百金”以上这件事触发的。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被钦点为江西乡试正主考。 曾氏当即上奏朝廷,请求乡试结束后就近回老家湖南湘乡县探望父母。咸丰帝恩准他一个月假期。他当时虽然官居二品,但薪俸却并不高,清制二品官正俸155两(禄米77石5斗)。而曾为官清廉,无其他收入,因此在京中欠债较多。这次能获差外放,可得一笔朝廷发的程仪(差旅费),当地官员多少也能有点馈赠,考试完毕,中举的举子还会有一定的谢师礼金。此行既可回家,又可还清旧账,他是很高兴的。没有想到在七月二十五日,他走到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驿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当晚便给在京城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除告儿子祖母去世的消息而外,多是嘱咐儿子离京回籍诸事如何料理。根据清制,官员父母去世,官员要卸职回籍守孝,其妻儿也要回籍。信中说:“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曾氏居官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京中家小回乡奔丧连路费都凑不齐,还要在家设灵堂召集亲友吊唁收取奠仪凑路费。就是在他平定太平天国功成名就后,生活也是挺简朴的,他在写给他两个儿子的一封家书中说:“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以此勉励他们要不慕奢华,崇尚节俭。
  从崇恩这“二百金”与曾国藩的“三百金”、“四五百金”的比较,让我想到白居易的两句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这是达官贵人和普通农民的对比,而崇曾二人,是级别差不多少的两位官员的对比,清廉与贪腐这种两种生活状况的差异也是冰火两重天啊!两个都是读书人出身,同样钟情中国古典文化,为什么有如此之差距?想来也很简单,崇恩是读了圣贤书,以此作为敲门砖,门敲开了,圣贤的教诲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他顶礼膜拜的墨皇本里,序、跋、眉批那么些文字,没有一句孔孟的话,看来知书不一定达理。曾国藩则不然,翻开他的的文集,无论是家书还是日记,几乎每页都能看到孔孟等圣贤的身影。这是截然不同两种人生态度。现在我们在热火朝天地讲文化建设,我觉得太笼统了不行,首要的是要讲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建设,即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大树的主干,其余的都是枝叶。收藏现在变得炙手可热,崇恩与这本宋拓未断本《圣教序》这段因缘,对于热爱收藏的人,尤其是对于从政的人们应该会有所启示吧。
  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这是做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崇恩是一位高产的书家,传世的作品很多,有不少人花钱从拍卖会上当着宝贝买回来,看到我的文章,可能会有点闹心,有的藏家正准备高价出售,我这不等于坏了人家的买卖。看来什么事都不要深究为好。但这也说不定,就像时下的明星,越有绯闻身价就越高。但愿如此。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让人随意打扮的女孩子。实际上是先有历史上的人们自己对自己的塑造,当然也免不了要梳洗打扮一番;然后才是后世人们的再塑造,或是进一步的涂脂抹粉,或是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揭去其脸上自凃的油彩;而这都不能简单对待,有些人,譬如这崇恩,若是从从政这一角度看几无可取之处,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却不容小觑,若没有他这般执着地敛财收藏和独到眼光的甄别、鉴定,上海等几家大博物馆所藏的那些个珍贵的书画和碑帖,能受到世人的重视并这样完好的保存下来吗?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有时是说不清楚的,这使我想起了歌德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是上帝的神秘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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