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年代，红烧肉在每个人的眼里并不是什么美味佳肴，一些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的人甚至对其还敬而远之。而对我来说 ，红烧肉却永远是我心中难以割舍和忘怀的一道好菜。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要想吃肉那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尤其要想敞开肚皮不受限制地可劲儿吃一顿肉，那更是上天摘月可望不可及。

　　今年我正值花甲之年，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革”动乱，深知改革开放前吃肉的确很难，要想管够吃肉更难。小时候，自打记事儿起，在我们沈北农村，每年只有到了元旦、春节这两个重要节日，各家各户老百姓才能从生产队领回几斤猪肉改善伙食。说是几斤猪肉，其实是生产队按人头发的定量肉，每户一口人只给三两，我们家8口人只能领回二斤四两猪肉。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从生产队领回这二斤多肉后，每次都是用来包酸菜馅饺子，从未做过炒菜或是炖菜。当时我很纳闷，为啥母亲总是包饺子，不给我们做炒菜或是炖菜呢？长大了我才明白，一斤生猪肉烀熟了就变成只有拳头大的熟猪肉。试想，母亲要是用这两块拳头大的猪肉给我们做炒菜或是炖菜，我们一家八口人谁能吃上几片肉？所以母亲只有把这两块有限的拳头大猪肉变成无限的肉星儿包饺子，才能让我们全家人都吃得平均吃得解馋。就是从那时候起，每次吃完用肉星儿包的饺子，我就一直在盼望啥时候能管够地吃上一顿猪肉呢。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已到了改革开放的第5个年头。

　　1983年农历三月，春风送暖，阳光普照，万物复苏。蒲河两岸杨柳吐绿，草木萌生，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天上午，我们公社召开党代会，分管后勤工作的肖副主任指派我们几个年轻的机关干部去食堂帮厨。那年月，公社不论是召开党代会或人代会，都安排参会人员在机关食堂就餐。那天有40多名开会的党代表中午用餐，食堂只有一个做饭的厨师忙不过来，因此每次开会都需要有人帮厨。我们帮厨的活儿很多：首先去市场卖猪肉，接着把买回来的猪肉切成小块儿。切完猪肉就到机关各个科室去摆放办公桌，专门用来做党代表吃饭的餐桌。因为公社食堂餐厅太小，每次只能容纳三四十名机关干部就餐，所以那天参加会议的党代表中午就没地方吃饭了，只能安排在各个科室就餐。

　　摆放完办公桌，很快就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几个帮厨的赶紧从食堂厨房往各个科室端菜端饭。那时招待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饭菜很简单，就是一碗大米饭和一碗红烧肉。饭菜简单，党代表们只用10多分钟就吃完了。他们吃完后，我们麻溜收拾完各科室的碗筷就急匆匆地回到食堂吃午饭。

　　厨师老李头儿早就把一碗碗香气扑鼻的红烧肉盛好了，摆放在餐桌上等着和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们几个帮厨的小伙子就着香喷喷的大米饭，三下五除二，狼吞虎咽就把一碗红烧肉吃光了。吃完，一个个都舔嘴巴舌的还往厨房里看。老李头儿像是知道我们没吃够似的，笑着瞅了我们几眼，故意问：“还想吃不？”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那还用问。”老李头儿抬脚走进厨房又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红烧肉，我们各自又盛了一碗大米饭，风卷残云般地吃了起来。真解馋哪，这回猪肉我可吃够了。要知道，那装红烧肉的碗可是当时乡下家家户户都用的粗瓷大碗，那两大碗红烧肉足能折合成二斤多生猪肉。那天整个一下午，我们几个帮厨的小伙子肚子都撑得饱饱的，开水喝了好几杯。晚上下班回家后我一点儿都没觉得饿，晚饭都没吃。至今我都没忘，那个年代，那两碗红烧肉比我在家过年时吃的饭菜都香。

　　打那次以后，公社每次开党代会和人代会我都主动要求去帮厨，为的就是能可劲儿地吃上一顿红烧肉，红烧肉成了我总也吃不够的美食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前不久，一天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发现也有红烧肉这道菜。我忍不住往不锈钢托盘里盛了满满一勺，端上餐桌连汤带肉就着大米饭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没想到吃完这勺红烧肉，整整恶心膈应了一个下午。我知道，这是红烧肉吃多了反胃。可转念一想，不对呀，30多年前我吃了两大碗红烧肉啥事儿没有啊，如今怎么吃了一勺就恶心反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