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话磕巴挺重的，与人交谈，往往只是频频点头摇头，实在着急了，才磕磕绊绊地说几句，满脸涨红，还要扭动脖子，摇头晃脑，嘴角抽搐，甩手跺脚，看起来很窘迫，让人见笑。但熟悉的人，尊重父亲人品的人，或者极有礼貌的人，绝不会笑话。我像父亲，只是比父亲稍微轻些。课堂上坐在我后面的女生，课间悄悄告诉我说，你站起来发言时，磕巴不说，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你脖子后面的两根筋呀，绷得紧紧的，都跳出来了，吓死人劲儿!我都不敢看。你紧张什么呀！

　　那天我在学校操场上踢球时，正气喘吁吁奔跑，仿佛心灵感应，毫无理由地停下来，抬头遥望西边，远远看见父亲慢慢走过来。我急忙跑着迎了过去。

　　这是父亲第一次来校园看望我。父亲要从遥远的乡下，鸡叫头遍就得起身，步行二十多里山路，去乡里乘坐公交车，然后到县城换乘长途汽车。按照时间推算，大约早饭午饭父亲都没吃上。父亲是想我了，想他的含辛茹苦供养读书的小儿子，也想看看儿子的大学，儿子的大学生活。我想。

　　看我到了眼前，父亲笑了，雪白的牙齿和花白的头发。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明显晚上在枕头底下压过的蓝色呢子中山装，同样用枕头压过的黑色西裤，一双擦得铮亮的黑色旧皮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笑，好像。我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家那天，父亲一言不发，一下子蹲下去，手颤抖着，很久，才卷了一支松松的旱烟，不等点燃，又呼地站了起来，对我点了点头，又重重点了点头。我的喜事成了父亲的愁事。这个，我在回家的路上早就想到了，心里就有些悲哀，因为我读大学需要花钱啊！父亲不愿借钱，却又囊空如洗。后来，父亲不顾母亲和七大姑八大姨的抗议阻挠，把家里单干时集体分得的、我寒暑假期间放牧过的，唯一的一头黄牛卖了，很便宜，只换了六百元钱，因为时间很急。我带着这六百元钱去大学报到。父亲亲自把我送到了大连火车站，找到了学校接站的中巴。我知道，父亲很难笑得出来。那天，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笑起来居然很好看，一双威严的剑眉弯了下来，眼睛黑多白少。父亲为什么笑了呢？我有点纳闷，却没敢询问。我也很牵强地笑着，一边用腈纶毛衣的袖子无措地擦着脸上脖子上的汗水，父亲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崭新的蓝色毛巾递给我。我暗暗用手摸了摸，是棉线的，很厚。大学报到那天，我行李中还是初高中住校时那块毛巾，有的地方都磨漏了，没想到父亲还记得。父子站得很近，脸对脸笑着，都没有说话，一切都在眼神中快速交流，交流的内容很多，很多，胖了瘦了、冷了热了的。

　　我向远处观望的队友们摆摆手，带着父亲去了我的宿舍，让父亲歇息，等着晚饭。父亲在我的铺上疲惫地坐下，卷了支烟，对我点了点头，向门口摆摆手，说声去吧。父亲大概起了个大早，缺少睡眠。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就拿自己的水杯给父亲倒了杯热水，从舍友徐老三的包里掏出只苹果——徐老三是瓦房店的，红富士苹果又大又甜，然后就又出去踢球。我本来想去给父亲买点吃的，校园里就有小卖部，因为距离吃晚饭还有很长时间。可是我口袋里除了一丁点儿学校食堂的饭票，只剩下几分钱的现金了。我那时也没有借钱的习惯。

　　这是一九九零年九月末的某一天下午，深秋的一个黄昏，踢球出了一身汗，感觉冷嗖嗖的，我赶紧跑动起来。

　　晚饭，我到学校食堂，花了五元六毛钱，买了六七个菜，荤素凉热的，都有。一份家常炖鲅鱼，七角钱。这五元多钱，是我平常三四天的伙食费。我准备节省几天，光吃馒头和豆腐乳。四两的馒头二分钱一个，豆腐乳不要钱。最节省的一个月，我也花了父亲十八元钱。把馒头掰开，把豆腐乳仔细均匀地抹上去，再把馒头合起来，吃起来很香，我叫它三明治。倘若有一点咸菜，味道就更美了。同宿舍的几个铁子和别宿舍的哥们儿，旁系的高年级的铁子们瞒着我，又悄悄买了几个菜，竟不重复，我猜想在我买菜时，他们派人暗暗偷窥了。他们还买了酒，白酒啤酒一大堆。父亲对我的铁子们表示了感谢，和我的铁子们大都喝了些。父亲喝了一辈子酒，但我从来没见过父亲醉酒，喝完酒，从不耽误干活。我没喝。不是不想喝，是怕父亲生气，比如我吸烟。父亲脾气不好，我一直很害怕父亲。大概，那天的晚宴，是我一辈子给父亲最丰盛的招待，也是唯一的一次招待，花费的，还是父亲们的血汗钱。父亲微笑着，挨个看了看我的铁子们，轻轻地对我说，都大人了，想喝就喝点吧！我鼻子倏地一酸，急忙假装低头擦汗。

　　这句话，十来个字，父亲竟然说得很流利，毫无停滞，一气呵成。看来我白白担心了，父亲极照顾我的情绪和面子！我知道，这句话，在父亲心里不知道酝酿了多长时间，腹式呼吸了多少次，才能流利地说出来。对这，我深有体会。

　　晚上，父亲独自宿在学校安排的学生家属客房。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们还没起床，没到食堂早饭时间，父亲就来到我的宿舍，匆匆忙忙地要走。我让父亲稍等一会儿，我去食堂打饭。等我带着早饭回到宿舍，已经人去屋空。父亲竟然没等我。

　　同学们都去了食堂，宿舍里空荡荡的，还留着几缕父亲的旱烟烟雾。我鼻子又酸了。我发现我铺上的枕头摆放位置不正，仿佛被人动过。我拿起枕头，看见父亲留给我的一张字条：为父通过大连机车车辆厂老工友，于刘家桥一家机械厂找了份工作，老本行，车工，又可触摸车床也，喜哉。工厂距此不远，今首日上班，迟到不得。食宿皆于厂。待遇尚可，月薪80两，足吾父子花销。吾儿正生长骨骼，发育大脑，衣裳可将就，饮食莫节省。为父常请假不好，吾儿可随时前去取钱，车费五角。请即刻前往为父昨夜住宿房间，另有物品留你。父字。

　　怪不得父亲笑了，我却想哭。父亲都五十多岁了，后背已现佝偻，眼睛已经昏花。车工是个技术活，细致活，涉及到大量的高等数学，尺寸差一道都不行。一道是多少？正常头发丝直径的七分之一。这都是父亲以前说的。后来，父亲终于将一个价值五千多元钱的铜件干废了，厂子里尊重他的技术，争论了几天，到底没让他赔偿，但父亲还是愧疚地洒泪告别了车工生涯。

　　我迫不及待央求客房管理员，打开那个房间。我进门就闻见了浓烈的旱烟味道，床头桌上的铁皮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我不知道父亲昨天晚上睡着了没有，睡了多久。然后，我看见单人床上，一件蓝色呢子中上装，平平整整地铺放在床铺上，纽扣扣得整整齐齐，一只衣袖折过来，放在胃部的位置。我伸手抚摸了很久，衣服还带着父亲的体温和旱烟的味道，还散发着肥皂的清香。我站着看了很久，慢慢地弯腰伸手托起来，手触处，发现衣服胸前的口袋里有东西，我掏出来一看，一叠钱，最大的是十元面额，还有纸币的角钱和钢板。我数了数，一共是伍拾柒元六角三分。

　　我忽然想起来，早晨看见父亲时，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但是当时没有太注意。原来，父亲呢子中山装里面，穿着一件同样颜色和款式的涤卡中山装。这两件衣服，是父亲青年时代在大连机车车辆厂工作时置办的行头。那时，父亲是个体面人。我偷偷穿过，完全合身。只有在参加婚礼和出门办事时，父亲才舍得拿出来穿一回，回家马上脱下来，叠好，放几颗卫生球，包好，放进柜子。深秋了，天气越来越冷，尤其在清晨。刘家桥，我和同学周末去玩过，不远也不近，接近二十里路。我基本可以肯定，父亲不会舍得花钱乘车，零钱都留给我了，否则，父亲也不需要走这么早。

　　我反锁了屋门，“呜呜”哭着，朦胧的泪眼中，我仿佛看见清晨寂寞冷清的郊区公路上，紧贴着右侧路边，父亲一个人孤零零蹒跚着，单薄的背影竟然越来越模糊。但我总是想不起来那件蓝色中山装的下落。是穿坏了？还是遗失了？没人说得清楚。三十多年了，至今我也头发花白，我也要去大连，去看看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