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说：面对无所不在的现代工业文明，津津乐道于现代物质享受，要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想描述现代工业人，当代文学已显得力不从心——

　　“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当代文学似乎没有能力理解现代工业题材
　　1979年，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在文坛引起了轰动，作者蒋子龙也开始受到几乎全社会的关注，从此以后，“工业题材”便成为他作家身份的一枚鲜明标签，同时，他本人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
　　如今，30年已经过去，“蒋子龙”这三个字依然是我们在谈论工业题材小说时一定会提及的部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我成了‘工人作家’、‘写工业题材的专业户’。这就是我的命运，是文学给我安排的命运，我喜欢文学就要接受这种命运。 ”
　　蒋子龙第一篇真正称得上有些影响的工业题材作品是《机电局长的一天》。他回忆说：“那篇小说发表于1976年初，当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工业题材并不等同于改革题材，‘改革’的概念是1978年底提出来的，这一概念被叫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 ”
　　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大多创作于计划经济时代，在当下，在中国的工业开始回归，“中国制造”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引人瞩目的经济现象的背景下，他认为，中国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却还没有回归。他说：“或者说目前当代文学进入了‘泛工业题材’时代，什么作品里都会有点工业题材的元素，比如农村题材、商战题材，《农民帝国》里就用相当的篇幅写工业。但是，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却难以看到有醒目标签的‘工业题材’。这并不等于说，面对中国大工业的复苏和强势，当代文学就不该为自己的缺席感到惭愧。当代文学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面对无所不在的现代工业文明，津津乐道于现代物质享受，要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想描述现代工业人、技术人，却显得力不从心。机灵的作家便知难而退，退到‘人类蛮荒时代的蒙昧的原始野性中’去寻找灵感、激情和深度。工业题材似乎仍然是‘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儿。当代文学似乎没有能力理解现代工业题材。现代工业文明是现代人精神　　文化的物质载体，不敢直面工业生活的文学，不能说是健全的、自信的，更谈不上强大。文学有意无意地躲避工业题材，是不成熟和脆弱的表现。 ”
　　近年来，工业题材的影视作品逐渐增多，似乎又重新被公众目光所聚焦，这或许表明，社会对工业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依然十分关注。不过，蒋子龙说，没有从这些影视作品中发现多少突破，对工业题材也谈不上有什么建树。
　　做过车间主任的蒋子龙，当年手下曾经拥有几个技术出神入化的“宝贝”，没有他们干不了的活儿，“在那个年代，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都争着进工厂，现在是考不上大学的、万般无奈才进工厂。 ”蒋子龙对产业工人大军中的“断层”现象也感到很痛心，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工人，在下岗大潮中流散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技术没能传承下来，而现在有些重要的技术岗位，花重金竟然聘不到合适的工人。 “我并不想说这是工业的退步，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在规模和总量上大大地提高了。这恐怕是社会发展不可省略的过程。近一二十年，中国‘工业人’的命运翻天覆地，可以说是历尽沧桑，文学根本就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还有《大厂》、《分享艰难》，之后就仿佛连同工业题材也被‘下岗’了。 ”
　　“乔厂长如果生活在当下，您笔下的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面对记者所提的这个问题，蒋子龙直言：“历史没有如果，生活中也没有如果，乔厂长只能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有人说乔厂长这个人物是‘呼唤改革’的，当我熟悉的工业生活变得面目全非时，我的笔也变得沉重和无所适从，甚至在内心生出一种恐惧，我觉得自己再也表现不了工业题材，相反工业题材仿佛要吞噬我！ ”为了不糟踏自己心爱的工业题材，蒋子龙暂时与它隔开了一段距离，“我准备观察和思考一阵再说，所以，就把写作的重心转到了以前积压的素材上。 ”通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蒋子龙说，自己关于工业题材的“魂儿”已经定住了，他构思了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只是不知自己还有没有锐气驾驭这样的题材。

　　工人阶级吃香的年月，我是“牛鬼蛇神”，待到国企工人纷纷下岗时，我成了“工人作家”
　　蒋子龙是一位紧扣着时代脉搏的文学创作者，你总是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时代映照下的人生与命运。
　　4月17日，对蒋子龙的专访开始于 “工业”标签的话题。对于人们常常将他归类为工业题材小说家的惯性思维模式，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在读者眼中，带着浓重“工业色彩”的蒋子龙，将这样的目光看作是自己的文学命运。
　　“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两样东西：符号和标签。符号就是名字，标签就是职业。人们提到一个人，先说他是谁，然后是干什么的，电焊工、会计、工程师，当官的是这个长那个长，经商的是这个总那个总。我的标签富有戏剧性，在工人阶级吃香的年月，我是‘牛鬼蛇神’，待到国企的工人纷纷下岗的时候，我成了‘工人作家’、‘写工业题材的专业户’。这就是我的命运，是文学给我安排的命运，我喜欢文学就要接受这种命运。 ”蒋子龙觉得，当年比较专注于工业题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时我是‘业余作者’，写作完全凭借兴趣，放任自己的直觉，那个时候我平时最关心的以及给我感触最深的都是跟工厂有关的事情。 ”
　　工厂为蒋子龙提供了充裕的创作原料，同时，也影响和拓展着蒋子龙后来的小说世界。他说：“我只要从事创作，就一定会先从工业题材入手，如果不是这样便难以想象，解释不通。 ”他认为，工业进步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产物，工业的品质中有人的内涵。但随着工业的高度发展，人的形式正在被工业技术所改变，所谓“现代人”，其实就是“工业人”。由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并推进的工业化，是一股强大的集权主义力量，它对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侵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剧烈变化，人也逐渐地丧失了许多原有的特性。高度工业化给人类提供了极大地便利，又限制了人的选择，控制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甚至漠视不同人类族群的文化和意识上的差异。 “我一直在关注着这样一种现实：工业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到底是人类的胜利，还是工业的胜利？工业能建设生活，同时也能建设人性吗？这些问题既困扰又激励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 ‘工业人物’。 ”

　　30年前的蒋子龙与30年后的蒋子龙，与时代一起经历着成长与阵痛
　　从《乔厂长上任记》到 《农民帝国》，蒋子龙旧日名作与今日新作的出版，刚好相隔了30年。这30年，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30年。 30年前的蒋子龙与30年后的蒋子龙，与时代一起经历着成长与阵痛。
　　“赶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何况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作家自然就是社会生活的记录者，现实催赶着你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灵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蜕皮。就像蛇一样，不蜕皮长不大。 ”蒋子龙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场改革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丰富而充实。写作自然也是有感而发，我的文学观以关注现实作为一种责任。有责任，才会观察，才会有自己的感受，创作至少会有真诚，不至于流于空泛和浮躁。关注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必然会有许多想法，老有想法就会有创作的冲动。同时还会逼迫作家去读好多东西，研究许多现象，文字也会充实。不管是否真的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作家存在的意义，至少是应该追求有意义的写作。这就是我的文学观。尽管眼下可能会让人觉得迂腐，到了我这般年纪已经定型，也不想改了。 ”(王研 原载2009年5月12日《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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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子龙与《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1958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天津重型机械厂工作，1960年应征入伍，曾经担任海军某部制图组组长，天津重型机械厂车间主任。
　　1965年，蒋子龙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新站长》。 197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当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得到了茅盾等文艺界人士的肯定。
　　此外，蒋子龙创作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工业题材作品也先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并摘得各种文学奖项，令他成为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