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形象。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界和出版界人士也不断尝试和探索“文学图书走出去”的工作，为各国作家、读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架桥铺路。在“两会”上，几位文学界、出版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对“文学图书走出去”的理解与呼吁。

　　“走出去”需要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王安忆委员的《长恨歌》等作品被译介到多个国家，她自己多年来也致力于文学图书译介工作。谈到“文学图书走出去”的话题，她认为最重要的是“顺其自然”。她说，中国图书的对外推广已经被纳入世界性的出版体系和轨道上，经得起国外出版机构的选择、过滤，也理应保持一个自然的发展状态。现在“文学图书走出去”的工作进展很好，如果刻意去扶持和推动，反而容易滋生出问题来。在这方面，中国作家应当有自信心。

　　走进国外的图书市场，就要经过国外出版机构的包装。有些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到了国外被取了一个市场化的名字，这是否能被国内作家接受？王安忆说，这样的考验是双向的，国外作品被译介到国内，同样要接受国内出版社的调整，所以说这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不管怎样，还是希望“文学图书走出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走出去”应鼓励更多的民间交流

　　琳琅满目的文学图书，哪些最适合外国读者口味？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各大国外出版商给出的答案是：越是民族风情浓厚的，越能引起国外读者的购买欲望。全国人大代表阿来的作品正是以其浓郁的藏族风情得到国外出版商的青睐。他谈到，中国文学要走出国门，就应鼓励更多的民间交流，特别是“小而精”的民间交流形式，收到的效果更好。“文学交流不能操之过急，而应当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小规模的论坛、书友会，往往比大规模的集体交流更有成效。”

　　阿来还提到，当下亟需国家支持的是中国作品在非欧美国家的译介，特别是出版市场较小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国家应资助和扶持相关的翻译出版工作，满足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需求。

　　进一步加大“走出去”的力度

　　赵丽宏委员的英译诗集《天上的船》最近在2011爱尔兰“科克之春”文学节上登台亮相，他对“文学图书走出去”的话题感慨良多。赵丽宏说，多年以来，我国读者对欧美文学作品的熟知程度远远超过西方读者对我们作品的了解，两者处于并不对等的状态。这次在爱尔兰文学节上亮相的《天上的船》是爱尔兰这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中国诗人的英译诗集，引起了爱尔兰文学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们的注目——他们反映说没有想到中国的诗歌也这样美。这也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文学界是很缺乏了解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走出去”的力度。

　　赵丽宏说，加强文学交流的方式不仅有“走出去”，像上海市作协创办的“上海写作计划”中的一项就是邀请一些国外作者到上海生活两三个月，其间不一定要出作品，主要是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现状。赵丽宏谈到，“文学图书走出去”要求一系列有水准的工作，尤其是翻译的环节格外重要。这需要文学工作者尽其所能，有规模地展现出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文化“走出去”有赖于真正优秀之作

　　“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很多相关组织和文化人也都在积极参与。”聂震宁委员认为，目前“走出去”更重要的已经不仅仅是量的问题，十六大以前，我国与国外版权输出引进的比例为1:17，而现在已经缩小到1:3，“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但反映我国当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作品、反映大变革时代风貌的作品不够多，体现当代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作品比较少，特别是有国际影响力的产品还比较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用优秀的作品来影响国际社会。

　　聂震宁举例说，我们已经不会去询问英国最近输出了多少版权，一套《哈利·波特》的国际影响有目共睹。莎士比亚的作品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翻译出版，英国文化在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此“走出去”还是有赖于真正的优秀作品。它们将承载中国的文化、理念、精神、审美以及价值观、行为特点，能够在国际上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至于推动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具体做法，聂震宁认为，出版机构还是要和国内作者密切配合，形成更多的信息交流与创作生产合作，这是“走出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他也感叹“能够将中文很好地翻译成其他语种的译者太重要了”，中国文学如要更好地“走出去”，需要优秀的作品、优秀的译者、优秀的中介机构以及承担国际出版任务的国际出版机构的成功运作，四者必须有效合作，缺一不可。（ 武翩翩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