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学界人士认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是一个国家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正是他们的创作为我们的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新的因素。《人民文学》杂志近些年一直在关注青年作家，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个青年作家的专号。在最近推出的专号中，编者谈到，当我们期待着新人时，不仅仅是期待着一张新面孔和一个新名字，也是期待着新的表达、新的角度和想法，期待着世界在新人的笔下重新焕发出陌生而奇异的光辉。

　　其实，作家的创作成熟与否不单以年龄论。有一种青年作家一出手就像那么回事，很符合人们对什么是好作品的定见；也有一些年轻人出手时让人看不出来路，料想不到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而的确是对世界有新鲜的、独特的话要说的人。梁鸿鹰说，青年作家吸纳、观察、体验着这个世界，用敏感的心灵感受着周遭过往带给自己的一切。他们所书写的万物世界体现着不一般的发展路径。这些人写到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拼搏、安顿、妥协的生活经历，写到新的职业、新的行当、新的活法，更重要的是对世界新的看法和新的观念。很多作者更愿意听从自己的内心召唤，对世界敢于发言，而不是从事于合唱。他们不满足于前辈经验、思想方法和语言，也不用前人的表达方式。他们虽然稚嫩，但不能容忍被欺骗；他们虽然年轻，所以不愿意伪装，也不愿意试图拯救世界或教育他人。而一些看似不严肃的东西、一些教条里面没有规定的东西，恰恰是有生命力的。

　　“没有人规定哪一代会出现什么样的优秀作家，铁凝、莫言、余华等写出名篇佳作时年纪都不算大。”张莉同时也认为：“新锐作家们不仅面向当下的读者和批评家，还要和整个文学史搏斗。所以要对这个世界表达出独属于这一代人的看法，即如果没有他们，别人不能以这个角度理解这个世界。这样的作品才能打上深刻的独创烙印，为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传统接纳，并奉献新的力量。”

　　由于身处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原来的经典作家不一样，青年作家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趣味，亦使作品有不一样的新质。但在现代科技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也会反映在青年作家的创作当中，这就需要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创作的不足。

　　梁鸿谈到，一些新锐作家的作品确实能给我们以震撼，但读多了会有一种重复的感觉，产生审美的疲乏。年轻的作家有才华有个性，把握到的生活细节非常丰富，几乎描述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总会殊途同归走到一个模式里。这是需要进一步反省的。其实中国的社会远比他们反映的复杂，深入认识其中，更能让作家产生创作的张力。作家一方面要寻找自己的写作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重新思考文学的想象力。不是有什么样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而是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说文学要带给世界新的东西。作家不见得要从现实中求得什么，而是要从现实中拔脱出来再反观这个现实。

　　杨庆祥说，现在不少青年作家都满足于自己有读者，声称有多少“粉丝”，由此认为“我的写作是有效的”。这会导入一种自我欺骗的幻觉。在中国，作家很容易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所谓的读者、评论家或发表刊物。正因为成为一个作家太简单了，所以成为一个大作家就非常不容易。在当下的语境中，如此多的资本频频介入文学，尤其值得警惕。

　　施战军强调青年作家不要太迷恋新方式、新话语、新思路、新结构，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品还是要体现雅正情趣。现在许多人觉得青年作家写小说都差不多，如写到底层生活好像总是那么一些境遇，过于窄化，遮住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为什么有些作家觉得没意思的东西，另外的作家就能写得妙趣横生，读起来非常好看。其实这不仅是个表述问题，也是观察与体验的问题。有的人兴趣点太单一，想象力太狭隘，观察的渠道都是写过多少遍的，对世界关注的局限把自己完全锈住了。事实上，我们对世界发现的惊诧以及心灵受到的感动远远不够，对艺术表达的挖掘也远远不够。有的青年作家的确也在变，比如以前关注个人，现在关注大众和社会历史，但是深度依然欠缺。求变是对的，关键要找到更深刻、更丰富、更能触动我们心灵的东西。

　　梁鸿鹰希望青年作家应多赢得对生活的认知，更投入地观察，更投入地思考。他说：“人生和写作到了一个阶段，许多坎儿是绕不过去的。接受的考验会越来越多，包括对自己的学识、眼光甚至生活方式的考验。只要有所突破，就会让自己的写作和人生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