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是当下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它不仅被学术界注目，更因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切。

　　对于“中国故事”的定义与内涵，存在各式各样的解读，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探究。最近，东北财经大学举办“文化与中国”高峰论坛，广邀学者围绕“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贺仲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雷、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刘大先、作家柳冬妩、《扬子江评论》编辑方岩以及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两位副院长韩模永和韩传喜等多位国内知名评论家出席论坛，并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各自阐述了对“中国故事”的独特思考。

　　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不在于技巧……文学应当重新进入到历史生产之中……文学最迫切需要的，是表现百姓的希望和痛苦、焦虑和理想……作家需要直面生活的勇气和透视生活的思想能力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在中国正处于复杂转型期的今天，解释中国、辨识中国、应对中国的现实，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事。

　　 “‘何谓中国’、‘中国去往何处’等深层焦虑一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方岩认为，意识到这一点，便会明白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故事”只是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中国故事”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展开。换言之，“中国故事”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历史进程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民族性焦虑在文学上投射的结果。

　　这种迫切性与焦虑感使“中国故事”成为近几年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话语。对此，韩传喜表示，目前，批评家们对什么是“中国故事”，以及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并没有达成共识，但“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值得我们不断地去进行讨论和探究”。

　　所谓“中国故事”，应当是以中国为关键词的故事，其核心内涵应与当今中国的现实具有紧密关联。也就是说，要讲述“中国故事”，首先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对此，刘大先提出，中国的现实充满复杂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不过，反映在文学上却呈现出某种同质化和单一性的局面，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因此，他提出：“文学应当重新进入到历史生产之中，要从学科的机械划分中走出来，联结社会与时代最切要、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拘囿于某种孤芳自赏、酬唱往来的小圈子。文学要成为世界本身的组成部分，进而改造生活。 ”

　　从这一角度来看，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进入时代和现实的勇气和能力。贺仲明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不是技巧，事实上，中国作家并不匮乏技巧，他们最缺乏的是直面生活的勇气，以及透视生活的思想能力。 ”

　　因此，贺仲明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最迫切需要的，是深入中国的现实生活当中，表现百姓的真实生活，表达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欲求，他们的希望和痛苦、焦虑和理想，“这一方面能够帮助文学实现其作为社会文化的功能，让文学深入、感动和感染大众，并以之提升社会文化的品质；另一方面，它也能帮助创造出真正优秀的、具有深邃内涵的文学作品。因为优秀文学的品质离不开深度——对生活的深度揭示和深刻思考。只有在作家与社会深度关联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

　　讲述“中国故事”不应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形式运动……要避免迎合市场、讨好受众，品位低下、娱乐至上，玩弄才华、标新立异等创作倾向……对于“中国故事”的讨论还需要一个更大的参照系

　　当下，“中国故事”的“如何讲述”突出表现在话语的创新之上，或者说形式的追求之上，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形式运动，华丽的文字、怪异的表达、先锋的创造，等等。与此相应，对“讲述什么”却是忽略的。

　　对于上述现象，韩模永提出可以从叙事学的层面来探讨。他说：“‘中国故事’首先涉及到 ‘什么是讲述、讲述什么、如何讲述’这三个基本命题。所谓讲述，就是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过程。那么，‘中国故事’讲述什么？也就是用中国的话语讲述故事，故事可以是在中国发生的，也可以不在中国发生、主人公也未必是中国人，但讲述的语言应当是中国的、风格是中国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国的。另外，谈到如何讲述‘中国故事’，逻辑的起点应该是‘讲述什么’。这要求讲述者首先要选好故事，发挥传统叙事对作品内容的重视，讲述那些切合中国当下现实、或大或小、能够折射时代风云的真实故事。避免迎合市场、讨好受众，品位低下、娱乐至上，玩弄才华、标新立异等创作倾向；然后才是‘如何讲述’，如何讲述不应该是片面地追求一种语言的形式包装，而是要与讲述什么尽可能完美结合的叙事策略，唯有如此，‘中国故事’才能讲得精彩，才能产生更多的‘中国听众’。 ”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中国故事”的认知不能仅仅限于中国本身。中国存在于世界当中，且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故事”也要找到与世界产生关联的方式。正如柳冬妩所言，“中国故事”无论如何独特，也是“世界故事”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中国故事”的讨论还需要一个更大的参照系，要把“中国故事”的主题因素、形式技巧及其美学渊源，放置在更大的传统体系中加以考察。

　　柳冬妩以“打工文学”为例，他说：“如果我们将‘世界故事’作为参照去反观‘中国故事’，会产生一种迟到的感觉。所谓迟到，意思是重要故事已经被人讲述，重要事物已经被人命名，重要话语早已有了表达。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通过分析《玛丽·巴顿》、《北方与南方》、《艰难时世》等一批创作于19世纪中期的“工业小说”阐明了社会的一些实际状况和情感结构。柳冬妩认为，雷蒙德·威廉斯开创了工业小说的研究先例，其精确论述，对今天研究中国的“打工故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柳冬妩曾经把“打工文学”视为中国所特有的文学现象，后来却发现，其实在资本主义兴盛时的欧洲也不乏 “打工文学”经典，而中国当代的“打工文学”只是前文本的一种变体和拓展。 “我们现在看到当代 ‘打工诗歌’会想起海涅的诗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看到 ‘打工小说’会想起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这些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文关系。 ”

　　讲述“中国故事”其实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要把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来看待

　　最近几年，文学界关于“中国故事”的论述非常多，不过，对于“中国故事”的概念却并没有清晰的界定。

　　在李云雷看来，“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透过‘中国故事’，应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 ”

　　李云雷一直持续关注 “中国故事”的相关话题，2014年他曾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何谓“中国故事”》，非常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讲述“中国故事”，其实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李云雷说：“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 ‘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当下的‘中国故事’更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对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当下的‘中国故事’更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学、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更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同时，‘中国故事’也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内心真实。 ”因此，他认为，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启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