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选二〇一二年文学批评选时，我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为辽宁人民出版社主编了一本《说莫言》，这本即将出版的书收录了一九八六至二〇一二年间《当代作家评论》刊发的研究莫言的论文或者访谈录等八十二篇。这一工作始于二〇〇六年秋天《当代作家评论》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苏州大学文学院、渤海大学联合召开的莫言创作学术讨论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那一年就开始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加快了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速度。
　　我说起《说莫言》这本书，并不是突出《当代作家评论》对莫言的研究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尽管无论是集结在《当代作家评论》或其他杂志的批评家，事实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功不可没；也不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想以这本书的出版给《当代作家评论》顺便戴上什么光环；我想强调的是，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一直是文学发展的要义之一。在这样的互动中，文学批评介入文学前沿，通过价值判断和作家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了，我的前任和我本人，想做的其实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对话关系。我一直想以三十而立的《当代作家评论》为个案，梳理一下三十年来文学批评在文学生产中的意义，这个想法或许很快能够实现。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文学，是这些年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一直面对的主要问题。我并不认为，新时期以后的文学毫无问题，但在整个当代文化领域内，文学的成就无疑是突出的；倘若汉语写作是个广泛的领域，那么能够和文学写作媲美的门类或学科并不多见。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自信，文学写作在相对贫乏的文化领域是一座高峰。但多年来，当代作家的价值被低估了。而文学批评应当旗帜鲜明地重估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在二〇〇一年“小说家讲坛”开坛时，王尧教授和我在致辞时说：“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讲演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者‘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作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了一批杰出的或者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由于学术的或者非学术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这是最糟糕的失语。”这是十年之前的判断，十年之后，我们更坚定地重申当代中国已经有了一批杰出的或者伟大的作家。
　　当然，就像十年前我们意识到的那样，这一判断会引起一些同行的非议、反感，但这不妨碍我对这一价值判断的信心。莫言是二〇〇一年第一个受邀到“小说家讲坛”讲演的小说家，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文学与世界》中，同样说到给当下文学下结论的困扰。在谈到当代作家入围或者获得国际奖项时，莫言说：“这是否说明我们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呢？这是否能说明中国作家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作家呢？我想，如果下这样的结论，会受到很多的批评。网络上会板砖挥舞，讲堂上会唾沫横飞。许多人，包括在座的很多人，都不会同意我下这样的结论。我自然不会下这样的结论，但是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标明着中国作家的创作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也标明中国作家的作品已经引起了国际出版业和读书界的重视。获奖当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获奖起码可以部分地说明问题。在那么多入围的作品中，你得了奖，另外的人没得奖，那就说明，大多数的评委还是认为你的作品比他们的作品要好。因此我认为这些获奖的消息和入围奖项的消息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也是值得我们振奋的。”莫言的表述谨慎、婉转，但他并不讳言对当下文学的积极评价：“对于中国当下的文学评价，最近几年有很激烈的争论。我作为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和历经了三十年文学发展历程的作家，当然希望能够给当代的文学打一个高的分数。彻底否定当代文学的批评意见我是不接受的，但我尊重这种意见。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对于已经出现的成千上万部作品，如果没有充分地阅读就下结论是冒险的。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刊物有三十多种，我每一期都会把头条看一下，我发现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已经超过了八十年代初我们这批作家出道时的水平。所以我想说中国当下文学的水平，是和世界文学的水平比肩齐高的。这是我的看法，绝不强加于人。”
　　关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国经验”、“西方视角”的问题，本序言无法作出理论上的阐释。当我们如此划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时，实际上承认了考察“中国文学”时有另外的视角和参照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仅因为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外于世界，而且重新激活中国文学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世界”，只有当两者交融激荡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才是一个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不仅让我们领略到这种交融，而且也表明“西方”或者“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也许有朋友认为我这样一种思路已经深陷“西方视角”，但正如莫言所说，“在那么多入围的作品中，你得了奖，另外的人没得奖，那就说明，大多数的评委还是认为你的作品比他们的作品要好” 。所以，我们不必狂妄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虽然我把年选分成作家论、文学史研究、现代汉诗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但作家作品论一直是年度文学批评选的一个重点。入选的二〇一二年作家作品论，几乎不是跟踪式的短评，而是从作家作品入手，在广泛的联系之中深入研究文本及相关问题。如王德威论齐邦媛与《巨流河》，栾梅健谈莫言《蛙》的文学贡献，张新颖论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王安忆说苏童，张清华论格非，王彬彬论刘庆邦的《遍地月光》，洪治纲解读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等等。这些作家作品论，其视野、方法和观点都有新意。张新颖讨论沈从文，重点在作家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关系，“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有自觉意识的，可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张新颖所说的个人与社会、时代力量对比的悬殊与变化，或许为我们在更大范围内认识作家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带来了启示。张清华发现，“格非是越来越自觉地逼近于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了，不只是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风格与气质，他渐趋凝重的精神情怀，还有文本中愈见稠密的知识与思想元素，这些使他的小说显露出了日渐庞大的信息载力。而且，来自中国传统小说的某些风骨与质地，在他的叙事中似乎也表现得越来越浓厚了，这使他的小说在文本和修辞层面上也愈加精细和耐读” 。张清华为自己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格非确立了三点理由，并深入解读了格非作品“精神史的深度构造”与叙事诗学。王德威分析《巨流河》知人论世，知性与感性合一，他的论文也像他近年来重点研究的中国抒情传统一样充满诗意：“《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邦媛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读王德威的文章，我们便会觉得中国大陆批评家的论文上缺少鲜明的个人修辞风格——我觉得，这是不断深化的作家作品论为整体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显然，如果仅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批评总是淡薄的，近年来批评的学术化的特征是对文学史、文学现象的历史反思和深度解读。陈众议《文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南帆《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孙郁《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和丁帆《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等论文，都是二〇一二年文学批评的重大收获。这些论文无论是反思文学史的建构，解读重要思潮现象，还是回答创作与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都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勇气。这样的特点，同样也反映在批评家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格局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之中，如王晓明《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陈晓明《去历史化的大叙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精神中国”的文学建构》、王尧《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再认识》和张学昕的《新世纪十年短篇小说论》等。
　　二〇一二年的文学批评并非突如其来，是近几年来文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环节。当我用“批评的视阈与深度”作为年选序文的题目时，既是对二〇一二年的初步估价，也是对来年的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