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再喜欢悲剧，不但不喜欢生活里的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电影《2012》，《唐山大地震》，宣传得再好都坚决不看。如果身边人的悲剧不得不面对，那么也尽量让自己麻木，不去用心体会。这似乎是年龄赋予的和平演变，希望自己成为快乐的阳光的没心没肺的人，哪怕因此而影响了创作――把生活看得比创作更重要，这真是一场不期然的革命，这在之前的我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它真的就这样悄悄地来了，我不再无病呻吟，不再在快乐的场合出示沉思的表情，不再每天面壁苦思文学，我甚至厌倦了足不出户的面壁苦思、以及和文学有关的各种交流，我走出家门，把自己放逐乡村、山野，要么面对无边的野地长久发呆、静伫，要么随意跟随任何个人和团队进入各种现场，我不在意跟谁在一起，只在意是否把心严密保护，只在意是否快乐――我不想说任何跟文学有关的话，因为文学让人思考，思考就不快乐。我的革命宗旨就是快乐。在初期阶段，可以说成效显著，我像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子，跟家乡一直至力于挖掘拯救民俗民风的朋友四处游窜，跟家乡人大代表队伍，像模像样视察工作，跟农发局各部门布置工作的公务员，像模像样出村进屯亲临现场……直到有一天，我的好朋友――大连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把我带到采访自杀遗族的队伍，我的革命，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那些自杀的故事，那些自杀遗族的心碎讲述，把一颗密封已久的盒子生生打碎，就是这时，痛苦、悲伤、绝望、困顿、迷茫，如一群疯狂的飞鹰，扑闪着黑暗的翅膀，一瞬间罩住眼前的光明，心，也就是这时，在黑暗里生生地疼了。那些故事，在掘掉了我得来不易的快乐之后，直通那根文学的神经，就是这时，我发现，文学，再一次覆盖了我的生活。
　　事实证明，走一条有心的道路，是我的宿命。
　　在《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杂志去年第十一期只是选摘，完整本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我触及了乡村人群因为贫穷、疾病带给他们的灾难，触及了他们在乡村的城市化进城中的困惑和迷惘，以及他们的自我救赎，然而写完这本书，我发现这是一次有关我个人的心灵救赎：当一个死了妻子又失去了十五岁女儿的父亲站在你面前诘问苍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家干活拆房，为什么要让一块石头砸断我的脊梁，我断了脊梁再也不能养家，为什么还要让我老婆突然离去？你让我的老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让我十五岁的女儿也撒手人世……你感到彻骨的悲凉和无助的同时，不得不跟他一起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事实上，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困难、苦难如影随形，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管乡下人还是城市人，每个人都走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
　　有心的道路，拒绝肤浅的歌颂，这并不是说你不喜欢阳光下的清明和欢笑，而是在那一丝阴霾游动在头上的时候，在那欢笑突然停歇的时候，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你知道生命在那一时刻的颤栗和忧伤。 所谓“温暖叙事，盛赞生活的美好”，确实是慰籍心灵的最佳方式，可是这温暖绝不是逃避痛苦和苦难，掩埋罪恶和欲望，把烛光投在阳光正面，不是温暖，在文学里，最温暖的烛光应该烛照阳光背面、阴影和黑暗，因为那里的冰川绝不会因你的冷漠而融化，也绝不会因你的无视而消失。在这场深入灾难现场的调查中，我看到那些密封伤口痛疼的受难者多么渴望被捅破，被打开，被理解，这在给了我外科医生一样的勇气的同时，让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为人生，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逃避烦恼，简单地活着，而为文学，绝不可以！在文学里，简单就意味着粗暴！
　　在《生死十日谈》里，我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现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切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故意打造一个非虚构的物质外壳，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小说世界。因为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完成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访谈确实曾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包括录像带中的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套路，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因为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伤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驰更深入的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有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像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