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战国红”吗？这是产自辽西地区的一种玛瑙矿石，有着致密的质地、漂亮的色泽；这也是长篇小说《战国红》的隐喻——扶贫就是要让那些砾石岗般的贫困村变成战国红玛瑙的福地。

　　诚如小说主人公、扶贫带头人陈放所说：“辽西人就像红玛瑙，啥时候也不会松软。”扶贫是场攻坚战，直面扶贫题材对于创作者又何尝不是一场硬战。“18年前我就在辽西挂职对口帮扶，一年下来血压血糖都升高了。在我的家乡1.2万名驻村干部深扎扶贫一线，他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并不为人所知。我想作家不应该对这他们的无私奉献无动于衷。”作家、辽宁作协主席滕贞甫酝酿数年捧出基于扶贫经历的长篇《战国红》，小说首发于今年第五期《中国作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孟繁华谈到，作为表现新时代重大现实题材的长篇力作，《战国红》是主旋律题材与文艺创作相结合的重要收获。研讨会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杂志主办，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作家评论承办。

　　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主旋律题材不回避矛盾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主旋律题材与文学抒写如何相结合？

　　《战国红》展开了宝贵探索，小说全景式描绘精准扶贫工作，讲述党员干部扎根农村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故事，为乡村振兴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小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美学营养，有一种古典之美，突出表现在“比兴”手法，以战国红玛瑙来寓意辽西地区扶贫事业，读来荡气回肠。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看来，这超越了一般的命题作文，“虽主题先行但并不概念化，是一部严肃的、包含多层伦理诉求的小说，铺开乡村人情世态、风俗文化的画卷，非常接地气。”

　　“这部有力量、有宽阔社会视野的小说，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可贵的是，作家没有对现实矛盾采取回避矛盾。《战国红》正视扶贫工作的艰苦和难度，直面贫穷背后历史的重负、自然的困扰、社会乃至人性的复杂性等多个层面。“在新时代怎么认识各种各样的矛盾，如何在创作中巧妙处理表现矛盾，这是我们能否真实有力反映时代生活的一个关键。”

　　“我相信文学的本质是责任和自由，我也主张文学干预和影响生活。基于这一点，小说对形式主义、留痕检查等给基层增加负担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滕贞甫举例说，小说也写到了痛点——比如，柳城扶贫工作卓有成效，但仅仅因为检查时没有准备A4纸打印材料，手写的汇报中有几个错字，就被扣分导致排名垫底，从而挫伤了扶贫干部的积极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谈到，《战国红》写出了柳城村的贫困独特性，除了自然环境原因，还有一种懒惰的生活习惯和相对滞后的思想观念作祟，因此从精神层面入手，小说写出了扶贫的思想内核的转变。而这种精神成长不仅仅是看得到的村容村貌变化，更是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说起乡村建设题材小说，柳青《创业史》、周立波《暴风骤雨》、路遥《平凡的世界》都曾在一代人心中烙印。“我们总盼着有新时代的《创业史》《暴风骤雨》乃至《平凡的世界》，但新时代就应该有深耕新时代的作品。如果作家还以当年的经典作为参照去审视当下的农村生活，这显然是存在错位的。”《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认为，《战国红》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方式，并带来新的启示——属于新时代文学的审美系统如何建立，是作家下一步需下大功夫理解和解决的艺术难题。

　　拒绝脸谱化，为扶贫干部立传画像

　　小说中，以陈放、李东、彭非为代表的驻村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发动群众，吸纳群众智慧，集思广益，治赌、种树、迁坟、引水，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产品、产业。“作为主旋律作品，《战国红》没有将驻村干部以及村民形象脸谱化，不少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新华文摘》文艺版主编梁彬以陈放为例说，性格温和的他主动选择了偏远辽西，缘自他爷爷在战争时期曾得到当地百姓掩护得以脱险，冥冥中的感恩情节，让陈放内心深处对辽西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愈发坚定为辽西人民脱贫致富尽最大努力。

　　相比陈放，李东更年轻，头脑灵活，性格开朗。留守乡村的诗人杏儿和再次返乡的杏儿闺蜜李青，也各具神采风韵。她们的坚守执着、勤奋开拓，成为驻村干部强有力的支撑和辅助。小说有处细节，海奇去邻村考察时买了一只战国红玛瑙小猪作为吉祥物送给杏儿，当他发现养猪能够致富时，一再鼓励大家养猪。海奇的热情和真诚也感动了杏儿，当海奇为柳城村没有战国红玛瑙而遗憾时，杏儿乐观地说：“不稀罕他们，他们有玛瑙，我们有猪。”杏儿明白，扶贫干部会给柳城带来比战国红还要珍贵的东西。

　　小说借李东之口发出感慨：“驻村收获不仅仅在于扶贫，重要的是发现了底层蕴含着诸多可能，生活最底层永远有挖掘不尽的矿藏，杏儿的成长简直是个奇迹，陈书记不止一次说过，他们这些人早晚要回去，柳城的未来是柳城人的，能把杏儿这一茬年轻人培养起来，比上几个项目还重要。”这正是作家深入生活、将驻村实践与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进行思考后的新发现——扶贫干部下乡只能帮助一时，而贫困村拥有自己的人才与智库，才是永久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

　　“在描绘柳城两批驻村扶贫干部时，我没有图解英雄、也没有刻意拔高，他们首先是普普通通的人，然后才是有情怀的干部，像邻家大哥一样亲切自然。”滕贞甫此前曾创作《刀兵过》《手械》《黑画眉》等作品，被熟悉的朋友称作“老藤”，他有个观点，小说不管写什么，首先应该是文学，然后才是其它，如果脱离了文学的轨道，写得再详实、再逼真也会受到质疑。

　　“当年老藤在辽西挂职锻炼过，那段经历是他创作的富矿，他一直没舍得动。”《小说选刊》主编徐坤笑言，这次《战国红》全面释放了富矿蕴含的能量，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一批新人形象，尤其是90后扶贫干部和新农民，为当代文学长廊增添了可圈可点的人物角色。

　　在评论界看来，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广大文学艺术创作者的重要职责和使命。这种描绘拒绝脸谱化，不应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摄取表象，或照葫芦画瓢式描摹五光十色和繁华喧嚣，更应真正走进生活这本大书的字里行间，触摸生活深层的潜在意脉，写出时代华彩乐章所饱蕴的历史文化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