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

　　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内质坚韧而强大的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仍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的写照与价值理念的来源。

　　韩少功《赶马的老三》(《人民文学》2009年第11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找到了人。这个人，是一个叫老三的农民。在现实之中，“这个人”一直存在着，只是我们的视线，可能想看得更远，而每每从他的肩头上滑过去。农民老三身上有或许“落后”或者“愚昧”的可供“启蒙”的种种，但是他的真纯、正直与可爱却正是我们时代值得珍视的品质。这个人，几乎就是中国农民形象的缩影。

　　刘庆邦《我们的村庄》(《十月》2009年第6期)写了一个叫叶海阳的留守村庄的男壮年，揭示了一个青壮农民何以落入到日常撬锁、偷羊、破坏大棚、干扰旋地、不思上进的“二流子”地步的原因。“叶海阳怎么办？他是不是到外边躲一躲呢？他要是躲到外边，还能回到他的家乡吗？”这最后的诘问，凝聚了作家深重的忧患。

　　阎连科《桃园春醒》(《收获》2009年第3期)写四个打工回来的农村小伙子喝酒后商定回家各打老婆一顿，有一人回去没打，其他三人合谋一起，搅和那个爱老婆的人离了婚。小说结束于他们四人在春天的桃园中的一次掷花的“赌博”，那个叫木森的爱老婆的青年胜了，他的愿望是叫大家回家给各自的老婆买件衣裳。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的讲述带有乡村喜剧的性质，然而却也浸润着淡淡的悲情与怅惘。

　　胡学文的《虬枝引》(《中国作家》2009年第6期)是外出打工农民的回乡故事，乔风回乡不为探亲，而是离婚，他爱上了别的女人，必须回去对媳妇有个了断。然而当他回到记忆中的家乡，却发现他的妻子与十三户人家的一棵树村不见了。离婚的主题演变成寻乡的主题。

　　历史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年小说对于历史的回顾与返望，佳作频仍。

　　林希的《岁月如诗》(《中国作家》2009年第4期)以自己的亲历讲述了南苑大学号称“七大泰斗”的教授的爱国行为，以及孟露、马克、许人呆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地下党领导下，在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与国民党做斗争的事迹。信仰就是信仰，是与工作、工资、待遇、房车、出国等等都无关的选择。信仰的真诚与无私，是我们心中的诗。

　　杨少衡《昨日的枪声》(《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写解放战争之后的剿匪。它惊心动魄，也不动声色。小说主写曾祖父与爷爷两代人的纠葛，几回交手，均有胜负。较量的结果是在一个月夜揭晓的，两个世上仅存有血缘关系的人不期而遇，两把手枪握在双方手里，同时开火，一个百发百中的山大王对儿子偏了子弹，一个从未能击中过目标的儿子这回恰将子弹射穿了自己生父的胸膛。小说没有止步于这个大义灭亲的故事，而是让爷爷身后也埋在了曾祖父身边的青山上。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对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文学也有不衰的话题。阿成《住房简史》(《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作为《爱情简史》《买车简史》的延续，注释了作家“在虚构当中享受真实带给我们的种种回忆”的写作追求，同时也是新时期社会变化之巨的缩影。南一民从集体宿舍，到有8平米的房屋，到34平米的住房，到100多平方米的私人产权房，其间酸辣苦辛，难以历数。这个从零到一百的变化，有物质，有记忆。冷幽默与暖意交相来袭，来路丝缕纠缠，教人分外珍惜。

　　莫言的《变》(《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切入历史的角度也是纯个人的。小说中直白“我”与1969、1979、2008确切的时间，犹如经历与实录。这种破障方式，跨越了读、写的神秘距离，也使莫言的风格为之一变。一切在变，而“我”也由农民变作军人而至作家，时代给了我们机遇，但同时，也从我们身上拿走了许多东西，比如青春，比如亲密，比如单纯。这时光中最无可把握的一点，也使《变》获得了深义。

　　家族

　　有人天生适合做小说家，不独才能，还有条件，家族的变迁，时代的起落，经历的曲折，这诸多个“气场”顶着，那滚烫的熔岩终会有一天喷涌而出。无可置疑，叶广芩正是这众多火山中的一个。《大登殿》(《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写母亲。小说有两条线，一条从母亲的洞房花烛夜写起，新娘晚上就闹着回娘家，不为别的，只为要做妻，而不是妾。另一条线，则切入现实，引出一时尚聪慧的姑娘给人做“小”的故事。两条线交叉于一个问题，女性人格与尊严。母亲对自我独立人格的清晰界限和对之绝不妥协的求证，教人肃然起敬。这里有对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人格文化失落的不安。在“历史的旋回碎片”的检拾中，仍有人格的大意在焉。

　　母亲开始，家族叙事一发不可收，《三岔口》(《中国作家》2009年第5期)写父亲，《小放牛》(《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第5期)由五姐引出旧时的人物张安达，《玉堂春》(《芒种》2009年第11期)由知青时代的中医引出儿时救己一命的老中医。其中的人生选择、心灵自由和身体关切都围绕着时代与人的关系而行，作家且描且绘，且歌且行，在她的前辈人生与自己人生的两个空间中，感悟着人情的丝丝缕缕，体味着人生的五味杂陈，并从中抽取为人的美德与价值。

　　爱情

　　方方《琴断口》(《十月》2009年第3期)杨小北与米加珍的爱情随着白水桥的垮塌指向一个终结。米加珍与杨小北结婚，但终是无法推开蒋汉的阴魂，同时也无法躲避另一当事人马元凯的谴责，她更不能拒绝来自心中的歉意与忏悔。她虽尽自己全部力量对加之于她身上的外力进行抗拒与反击，但那散开的命运的弹片仍然百发百中，被击中的当然包括杨小北。这两个伤痕累累的恋人之间爱的虹桥悄然坍塌，恰验证了马元凯的玫瑰不及杂草旺盛的理论。方方追问的是杂草的环境、马元凯们的不信。方方有信，所以她以写作爱着这两个备受伤害、情怀纯真的人。

　　李铁《点灯》(《花城》2009年第1期)写赵永春与王晓霞两个发小长大后相爱成婚一同面对生活艰辛的故事。他们都是小人物，面对的事也都是生计如何延续、困难如何克服。小说塑造了一个有责任心、有自尊心、懂得爱的男人。在贫困与疾病交相来袭的岁月，他仍然不忘点亮那一盏旧楼中的路灯，为他人，也为心灵。

　　迟子建《鬼魅丹青》(《收获》2009年第4期)写卓霞与刘良阖的爱情，蔡雪岚与罗郁的爱情，最后写了卓霞与罗郁的爱情，里面充满了理解、依恋、憧憬和再度结合的可能性。小说结束于一个晚秋的月夜，做裁缝的卓霞要为罗郁送去遮寒的衣裳。小说用一个杀妻案的调查作为外壳，却引出与杀机和阴谋全然无关的真情和温暖。滕肖澜《倾国倾城》(《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是一个以爱情为外壳却暗藏杀机的故事，两个有机会晋升的男人和围绕他们的各怀心机的四个女人。外人看来的好夫妻，事实却大有出入，双方机关算尽，不过是为了银行中层升高管的谋算，当然最终胜负者彼此心知肚明。爱情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那只手是权力、欲望还是邪恶？！

　　感慨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南飞雁的《暧昧》(《十月》2009年第5期)中的爱情，也是利害得失、疑云重重——对于爱情的不同书写，往往是五六十年代生人要给出一个答案，一条道路，让玫瑰通行；七八十年代生人却在世相中穿梭，在心象中探索。小说不提供答案，大道的尽头仍是丛生的杂草连成的苍茫。当然这不代表作家的主观，但它恰是爱情在时代中被书写的某种变化的指征。

　　思想

　　旅美作家袁劲梅《老康的哲学》(《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以老康对主人公“我”的爱情追求开始，历尽艰辛终成眷属结束，使“我”获得了一个近距离观察“老康”的视点和角度，显微镜下老康的性格与形成的文化成因一览无余。小说对于撒谎、等级、相对主义、大一统教育方式的深层思考以及所带来的小说与论文的创造性结合考验着我们的文学阅读。

　　徐坤《通天河》(《人民文学》2009年第6期)写京城小老百姓与房地产商斗法的故事，深意却在探求人的迷失，迷失在众人中，迷失在贪欲中，人于这欲的苦海苦苦泅渡，《通天河》一劫，在水中挣扎的看似只宋斯基一人，其实他不过是大大小小的我们的替身。肖江虹《百鸟朝凤》(《当代》2009年第2期)讲述一个从父命四处拜师的儿子游天鸣“我”与最后成为“我”生命中的信念的唢呐之间的故事。小说的深意在探索乡村的深层转变如何能在物质丰富的同时而使精神不致渐行渐远，这也是我们现代化行进中的大题。

　　2009年可说是中篇小说的丰年，王松的《事迹》、矫健的《圣徒》、李浩的《被噩梦追赶的人》《邮差》《牛朗的织女》，东紫的《春茶》、孙春平《鸟人》、陈应松《巨兽》、蒋子丹《风月@E时代》、郝炜《种在城市里的苞米》、陈谦的《望断南飞雁》、须一瓜《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温亚军《地烟》、陈希我《母亲》、肖建国《短火》、阿袁《汤梨的革命》、陈旭红《白莲浦》、晓航《灵魂深处的大象》，邓刚、刘益善、季栋梁、徐岩、徐则臣、南翔、王祥夫、孙方友、林那北、黄咏梅、陈继明、鲁娃、女真、李亚、陈家桥、王大进、鲁敏、墨白、乔叶、郑局廷、王十月、罗伟章、津子围、哲贵、陈集益、王手、王方晨、陈河、吴君、张惠雯、颜歌、黑丰、武歆、王棵、李唯、柳岸、吕魁、马小淘等新作，成就了丰年之实。2009年，新的一代小说家出现了，滕肖澜、肖江虹、南飞雁，他(她)们立于而立之年，这就是文学不断向前的节律，这节律，既不能生造，也不可更移。文学，正因有这无可争辩的向前节律，才使艺术的独创性得以在每一时代能够持续，使时代的使命在每一代人身上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