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2009年的军旅长篇小说，或多或少加深了我们对军旅文学前景的担忧。首先是大牌作家或为名所累，或为利所诱，频频出手，新作迭出，但影视化的牵引就先定地暗伤了小说的内质，其新作水准多未达到他们自己的基准线。徐贵祥的《四面八方》未出先热，提前半年早早展开的宣传攻势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然而小说文本却缺乏新意，依旧是自我重复的浪漫传奇。也许是为了电视剧改编的需要，作者省略了对人物性格心理的细腻描写，跳过了对情节发展的应有铺垫，流于交代故事发展的结果，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则无暇顾及。“四条蚂蚱”与舒家四姐妹的情感纠葛推动着故事一路狂奔，爱情故事固然“好看”，却难掩语言的粗糙和思想的乏力。石钟山的《天下姐妹》，三姐妹离奇夸张的情感纠葛，没有充分细致的描写，没有真实生动的细节，看不出人物形象和性格，更遑论意义、价值和精神建构。周大新的《预警》，确实像封面上介绍的那样，讲述了一个谍战加反恐的故事，但作家对这类题材本不熟悉，故事情节缺乏内在推动力，结构裂隙只能依赖外部戏剧性来弥合。王玉彬、王苏红的《黑鹰基地》多重线索同时推进，试图书写三代人为了军事科研牺牲奋斗的精神史诗，但笔墨的平均分配，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情感都较为平淡，缺乏爆发力。

　　几部年轻人的长篇处女作，虽然可喜可贺，存在问题也不妨一说。陈可非的《红菩提》延续了近两年来军旅长篇小说“日常经验崛起和情爱叙事强化”的写作风潮，于荒凉的生存背景和崇高的精神质地之上书写浪漫传奇的爱情。但是与王秋燕等女作家相比，陈可非的叙事与描写还失之粗略。雷诺与林若水的爱情由于缺乏对各自心灵和情感的细腻描摹和细节刻画而流于简单空泛，对林若水其他几段情感经历的拼贴过于随意和主观。另外对丁小北、罗仁宁等人物丑陋人性的挖掘游离于故事主体之外，故事结构支离破碎，大大削弱了对主题、意义等小说精神层面的建构和提升。西元的《秦武卒》讲述了王离这样一个小人物伴随着大秦帝国的强盛一步步接近权力中心的过程，期间穿插着与公主羸妩以及项妍这两个女性的情感纠葛，试图展现历史进程中的个人的渺小以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所不可避免的悲剧宿命。然而作者对那段历史缺乏充分细致的了解和把握，在小说中历史仅仅沦为了讲述爱情故事和个人成长历程的背景，时代风云、生活风俗等等历史的细节在小说中得不到真切的再现，当历史不具备本体意义，仅仅作为“背景”存在，其所映衬出来的“当代情感故事”的意义和价值自然令人生疑。裴志海的《锅盖头》表现了一个社会混混到特种战士的成长历程，但是这种成长和质变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和内在伦理，前半部分的混混生涯与后半部分的军营生活前后脱节，结构上的两张皮更像是两部中篇小说的拼贴。

　　如果说2009年的军旅长篇小说有什么亮点的话，倒是有几个文学“新人”或新的题材领域表现不俗。党益民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通过江河、江雪、江果3个人不同的视角，在讲述父辈们故事的同时，也在叙述着自己的感受与经历，对同一件事形成前后参照，相互映衬，使本书在结构上显得灵动新奇，堪称本年度艺术水准较高且比较均衡的优秀作品。老作家凌行正的长篇处女作《九号干休所》第一次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晚年生活，一个个性格鲜明内心丰富的人物、一段段从战争年代绵延而来的情感经历、一桩桩生动诙谐的故事，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但是对日常生活过于庸常细碎的描写和过于浪漫化的人为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耗散了作品的深度。阎欣宁的《地平线》以1929年朱毛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到闽西开辟根据地的这段特殊历史为背景，直接描写了在党史军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古田会议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以下沉的视点以小见大，描写底层民众和基层连队的生存景象，人物的描写和塑造尤见功力。黄松、王初恩、柳达夫、丁泗流、连顺舟几个人物生动、风趣且颇具深度，没有离奇夸张的故事，但却有细腻精巧的细节，极具美感的语言和叙事耐心令人印象深刻。何存中的《太阳最红》延续了上一年度《姐儿门前一颗槐》中优雅细腻的诗性语言，而且在对战争本质的探索和苦难的理解方面极具深度。尤其是正面描写了黄麻起义前后，革命的血雨腥风给平凡的生命个体造成的伤痛，直面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让位于革命的目标和追求这一矛盾的伦理命题，悲剧性地描述了特定历史情境中几代人被革命洪流席卷的苍白人生，对历史的深度发掘和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凸显了小说的伦理意义。王筠的《刺破青天》第一次将目光聚焦于“Y字方阵”，全景式、多层面地展示了预备役部队的生活图景。王凯的小长篇《全金属青春》一如他所擅长的中篇小说写作，其长篇处女作依然展现出灵动扎实的生活积淀和炽热的情感，塑造了一群可爱、可亲、可信的军校学员群像，风趣的故事让人忍俊之余，心生淡淡的哀愁。冯骥作为80后军旅作家的代表，近年来的崛起令人瞩目，他的“特种兵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三部曲《我雷了》以排雷工兵为表现对象，将工兵看似封闭、晦涩的专业生活与紧张刺激的反恐作战紧密融合，将盗墓与寻宝情节嵌入故事主体，将武侠小说中的种种桥段糅入叙事，展现出迥异于前辈作家的强烈的时尚叙事风格。直白干净的小说语言，绵延全篇的重重悬念，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息，凸显了冯骥直面市场与年轻读者的文学观念与写作立场。

　　贯穿2009年的纪念“新中国六十年征文”召唤了全军广大作者踊跃参加，收获了一大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歌颂祖国的锦绣文章。在所有这一类的献礼作品中，最具分量与影响的首推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延续了他“非虚构”的著名写作风格，大视角、全方位，讲究叙述的语言，追求叙事的艺术和视角的转换，注意细节性和氛围感，画面感强，可读性强，惟一值得商榷的是结构。局部看来，处处精彩，可读多了就有点找不着北了，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王树增今后如何在“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方面达成完美的平衡，也就成为了他的“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概念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张惟的《血色黎明》作为一部“长篇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也展现出了历史本身波澜壮阔的图景。

　　此外，李鸣生的两部报告文学作品《千古一梦》和《震中在人心》颇可称道。《千古一梦》以宏大叙事的笔触和历史吞吐、现场感的生活呈现和深挖细节的人物塑造，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载人航天伟大事业的历史全过程；《震中在人心》则用镜头和文字两种语言打造出“长篇摄影报告文学”这一跨文体的“双重文本”，以个人视角关照底层百姓、以反思立场审视地震灾难、以真相真情挖掘人性深度，这部糅合了李鸣生个人风格、独立视角的作品可以说是抗震救灾题材的“另类书写”和“深度报告”。

　　最后，再说说中短篇小说。

　　第一点让人宽慰的是，有部分资深作家仍然坚持中短篇阵地并颇有斩获，如裘山山的《手足》《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致爱丽丝》《一夜到天明》，中夙的《军代表》，王伏焱的《连长树》，刘烈娃的《渡江》，侯建非的《远山的钟声》，刘晓珍的《士官的春天》，徐锁荣的《午后茶》，李忠效的《潜艇老兵》，陆颖墨的《海军往事》，潘宝玉的《夜航如梦》，王秋燕的《点验》，卢一萍的《边关三题》等等，都是去年军旅中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这些作品普遍显示出了一种军旅文学悠久的现实主义风格，笔笔中锋，从容老到，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有鲜明的军旅特色和坚实的生活质感，读来如会久违的朋友，亲切、温暖，亦如窖藏的老酒，韵味绵长。

　　第二点让人不无振奋的是，一批新人开始以中短篇小说崭露头角。由于2009年年初总政艺术局就明确了抓中篇、抓新人的工作思路，年中又有《解放军文艺》的笔会与专号的推介举措，这种“集团运作”的军队强势方式，很快就见到了成效，使一批以“70后”为主的文学新军以清新的面目给人们留下了不俗的印象。他们是：王棵(《安乐摸》《高原反应》《河之唇》)，朱旻鸢(《坝上行》)，王凯(《蓝色沙漠》《正午》)，王甜(《集训》《昔我往矣》)，裴志海(《勇士》)，刘跃清(《连队之河》)，九年(《那年那月那几天》)，曾浩(《连长树》)，时晓鸿(《晚风清爽》)，陈可非(《雪季夹着雨季》)，赵宇(《初次回忆的青春》)，李萧潇(《再见再见》)等。

　　读着这些字里行间里涌动着生活热流和青春气息的作品，我们不禁想起20年前读“农家军歌”时的一句感慨：每代军人都必定会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兵是李存葆、朱苏进们，80年代兵是徐贵祥、陈怀国们的话，现在则非王棵、朱旻鸢、王甜们莫属了。你看王甜笔下的大学生们，是何等的生动、活泼和可爱啊。如同贺绍俊先生的“感觉”：“我想，这些人物其实就是作者身边的伴侣，读小说时我就感觉到在大学生集训队里还藏着一个作者的影子，她如影随形地紧贴着她笔下的人物，亲近得不能再亲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王甜的甘甜》)其实，这种“如影随形”的紧贴感或者“影子”感，就是“代言人”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你要写好他们，你就必须先成为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以作家的身份去体验，去采访，去座谈，那样终究还是隔靴搔痒，差着一层，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所以，今天广大年轻官兵的代言人也只能从他们中间产生，也只能是王棵、王凯、王甜、朱旻鸢们。所以《坝上行》也罢，《蓝色沙漠》也罢，作者笔下的人物明显具有新世纪的风貌，思维活跃开放，情感丰富细腻，性格阳光明朗。而小说的语言又极尽机智、幽默、风趣之能事，虽有几分炫技、漫画化、夸张式的网络写作风格，但终究还是掩盖不住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的光芒。因此我们首先欢迎这样一批年轻而有才华的作者浮出水面；其次，我们期待他们的坚守，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而充满诱惑的并不适宜于小说家(尤其是中短篇)生长的环境里坚持写作，甚至是坚持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