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2008年，2009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给人一种众声喧哗的印象，热点的文学话题、文学事件、文学声音层出不穷。长期以来在中国批评界内部诸多被遮蔽和忽略的深层次理论分歧、价值分歧在2009年得到了集中的爆发，这种爆发固然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本身存在问题，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种标志。大致归纳一下，2009年的文学批评热点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关于新中国文学60年的评价问题

　　今年是新中国文学60年，如何总结、评价其成败得失自然是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焦点。在这方面，张炯的《共和国文学60年的评价问题》(《文艺争鸣》2009.8))、孟繁华的《民族心史：中国当代文学60年》(《文艺争鸣》2009.8)、陈晓明的《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60年》(《文艺争鸣》2009.7)是宏观、正面评价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代表性论文，无论是持论的公允和论证的全面都值得肯定。与这种宏观的研究不同，以张霖的《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关于五十年代初政治与文学的多重博弈》(《文学评论》2009.5)为代表的一批论文则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某些具体问题和现象进行专门的讨论，力求从独特的侧面提供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视角。

　　不过，在批评界对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进行正面的学术性总结的同时，各种不同的意见也是不断见诸报端。在四川召开的“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和首都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雷达、孟繁华、贺绍俊等人都发出了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不同判断、不同声音。而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所谓“当前是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时期”的观点更是成了引发批评界关于新中国60年文学评价巨大分歧的导火线。孟繁华、贺绍俊、张柠、陈晓明、肖鹰等纷纷著文加入讨论，并在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海外汉学大会上把这种争论白热化了。陈晓明高度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当代作家的经典性。而以肖鹰为代表的一些批评家则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不认同新中国60年文学的所谓“高度”，认为那不过是“从脚往下看的高度”(肖鹰：《从脚往下看的“高度”》，《中华读书报》2009.12.9)。

　　在关于新中国文学评价的这场争论中，吴义勤的《文学性遗忘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文艺报》2009.8.27)一文中，作者对当代文学评论中的社会学习惯以及道德化热情进行了剖析，认为有必要重提“文学性”。在《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文艺争鸣》2009.9)中，作者则对轻视和否定当代文学的深层原因从心理学和观念层面上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进行及时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的工作。

　　《废都》解禁及其他热门作品研究

　　2009年中国文学评论界最为关注的热门文本当首推贾平凹的《废都》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尤其是《废都》的解禁重版更是成了2009年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废都》研究的众多文章中，李敬泽的《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5)独辟蹊径，以对庄之蝶的精彩分析来切入对《废都》的讨论，立论新颖，思辨独到，令人耳目一新。周燕芬的《贾平凹与近十年当代文学的构成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9.5)试图从学术角度论证贾平凹及其《废都》的文学史意义，代表了重新赋予《废都》文学史地位的努力。而与此两文不同，孙桂荣的《个人性·时代性·文学性——重版之际再话废都》(《南方文坛》2009.6)和严秀英《从方框到省略号——论《废都》再版事件及其他》(《南方文坛》2009.6)则对《废都》的再版持否定的看法。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一部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在众多文章中，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一体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5)是最有分量的一篇，作者对《一句顶一万句》给予高度评价，并通过对“喊丧”的分析揭示了刘震云激进的写作背后隐含的乡土伦理的另类现代性和汉语小说的另类可能性。此外，张颐武的《书写生命和言语中的“中国梦”》(《文艺争鸣》2009.8)、贺绍俊《怀着孤独的自我倾诉》(《文艺争鸣》2009.8)对这部小说的话语风格和精神指向的讨论也较为深入。

　　除这两部小说外，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毕飞宇的《推拿》、苏童的《河岸》、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风雅颂》、张翎的《金山》、刘醒龙的《天行者》等在2009年度也得到了批评界的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并涌现了一批有深度、有新意的批评论文。这方面，程德培的《方的就是方的——论方方小说的叙事锋芒》(《上海文化》2009.6)、杨小滨的《欲望主体与精神残渣——对〈兄弟〉的心理政治解读》(《上海文化》2009.6)、金理的《荒原跋涉中的自审：论〈风雅颂〉》(《当代作家评论》2009.6)、任相梅的《比红烧肉还要好看》(《南方文坛》2009.4)等等都是富有见地和新意的批评成果。

　　“五四”学术热再度兴起

　　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界、批评界对五四运动的讨论与思考也迎来了新的高潮，关于五四的“思想”又进入到了一个更新的层次。

　　在这方面，刘纳的文章最值得重视。她的《五四能压抑谁？》(《社会科学战线》2009.1)逐一反驳了美国汉学家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所提出的诸多观点，发出了中国当代学者富有识见的声音与判断。陈平原的《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4.15)对“五四”的解读也令人信服，他对“五四”的态度代表了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情怀。而张旭东的《“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1)则超越“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主流“五四”研究话语的局限，从现代性的角度对“五四”进行了反思性的思考。

　　与这些宏观性的对“五四”的反思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微观的层面切入对于“五四”的思考，并以对于“五四”的独特发现给我们以思想的惊喜。如刘再复的《“五四”的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现代中文学刊》2009.1)、郜元宝的《汉语之命运——百年未完的争辩》(《南方文坛》2009.2)、樊星的《从“新启蒙”到“再启蒙”——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文艺争鸣2009.7)、孙郁的《被分解的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9.4)等等。

　　“70后”研究逐渐升温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与“60后”作家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被文学史高度认同、“80后”作家作为青春文学的代表被市场高度认同不同，“70后”作家则多少有点沮丧，他们仿佛被人遗忘的一群。这种状况在2009年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2009年12月2日《中华读书报》针对“70后为什么没火起来”这一话题以两整版发表了马季、黄桂元、白烨、张柠、藏策5位批评家的文章，从不同侧面论述了“70后”作家的价值并呼吁批评界重视“70后”作家。马季的《看云的孩子长大了，一切才开始》阐述70后作家的“成长性”，黄桂元《“70后”的能量已非“潜力”一词可以概括》总结了70后作家的巨大艺术能量，白烨的 《“70后写作”的三个特点》概括了70后作家比较于“80后”以及主流写作的三个不同特点，张柠的《城市转型应该由“70后”作家来写》对“70后”作家的城市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藏策的《市场的LOGO没有意义》则认为从代际的角度讨论“70后”作家没有意义，应该从更超越的视角、从文化学意义上揭示“70后”作家的话语价值。

　　比较而言，申霞艳的《写作十年——摆脱“70后”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群体》(《南方文坛》2009.1)和齐红的《蝴蝶的尖叫——“70后”女作家写作的历史意味》(《南方文坛》2009.1)两篇文章对70后作家的研究则更有学术深度和理论穿透力，代表了批评界对“70后”作家研究的最新水平。

　　“新世纪文学”研究日益深入

　　“新世纪文学”研究一直是近几年文学评论界的一个热点。在本年度，王光东《新世纪文学的“思想能力”问题》(《文艺争鸣》2009.6)和童娣、张光芒的《新世纪文学叙事伦理的新动向》(《文艺争鸣》2009.6)是两篇很有问题意识的论文，其关于“思想能力”和“叙事伦理”的讨论表明“新世纪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从表象与话语层面切入理论和学术层面了。而梁鸿的《“狂欢”话语考——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九十年代的文学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9.5)和李铮的《阅读方式的嬗变与当代文学的创作转型》(《小说评论》2009.6)则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及其变革进行深入讨论。

　　“底层文学”问题也仍然是本年度新世纪文学研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话题。武善增的《论“打工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文艺争鸣》2009.8)、洪治纲的《“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小说评论》2009.4)是两篇值得特别重视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邵燕君的《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新左翼文学”——由曹征路〈问苍茫〉看“底层文学”的发展和困境》(《南方文坛》2009.2)对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曹征路的长篇新作《问苍茫》的解析也很有高度。

　　此外，新媒体文学也在2009年得到了批评界的持续关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在北戴河召开研讨会讨论当前文学现状，对长篇小说、网络文学、新兴文学现象都进行了切实的讨论，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而《文艺报》则辟专栏发表了大量论文讨论网络文学的特征、现状与问题。王干的《博客是一种软文学》(《南方文坛》2009.5)较早地从学术角度讨论博客文学的特征。李建军、张颐武、张柠、洪治纲、吴俊、施战军等批评家关于“新媒体”文学的论文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这些热点之外，我们还读到贺仲明的《文学与生活关系再考量》(《小说评论》2009.6)，以及李云雷的《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09.1)等优秀之作。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批评界走向多元和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