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女性经过漫长封建制度的挤压、社会的漠视，可谓历尽磨难，她们被压抑、被损害的境遇，早已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文化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秉德女人》对底层女性的描写显然承续了这个传统，是孙惠芬长期关注、研究这些女性的必然结果，作品不乏沉重、顿挫的段落，但整体上看则颇有一泻千里之势，份量重而内涵深，是孙惠芬关于中国女性的又一部有很强个性色彩的作品。
　　看得出，《秉德女人》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不仅凭借着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而且是因为她把自己的刻骨之爱、刻骨之记忆及刻骨之理想，都安放在了这部作品里面。她由自己的祖母回溯至百年之远的过去，由一个女性的挣扎凸现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动荡变局，从而让我们看到中国女性身上蕴藏的伟大。作品把一个女人一生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所呈现的性格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画，从作品中人们可以体会到，历史一定会深深影响每个人的命运，只不过在这历史的长河里，女人命运格外需要关注。因为女性命运的走向本来就不同于男性，而命运在底层女性身上往往会体现得更坎坷、复杂与离奇，怎么样对这沉甸甸的历史进行梳理、检视，进而如何书写女性的遭际，不能不反映一个作家的境界、追求与品格。
　　作家笔下的秉德女人不可能不像中国底层妇女那样深具悲剧性，在出场的时候，她的悲剧命运似乎便已揭开了帏幕。秉德女人原为教书匠王家的大小姐，名叫王乃容，她在少年时代与大多数少女一样，依然怀有梦想，曾憧憬过“坐船去看看大海，去看看镶着宝石一样星星的天空”的前景，一个被作小麦的北欧传教士之子曾给她打开世界地图，让她见识更远的世界图景，与这位教书匠的小女儿向往文化、向往外面世界的想法正相契合，她曾发誓一定要“在一块布头上胸怀世界”，但她的命运也注定不能自己主宰。作家跳出残酷的历史，试图赋予她更浓的理想色彩，指出她曾拥有过别的少女没有过的自由与浪漫，可以“噗腾着大脚板子”任性地在街上疯跑，但作品写到，就是因为不想跟父亲去教堂，躲到绸缎庄刺绣，意外地被土匪掳走，成了土匪头子秉德的女人，从此这个被原始生命力不断滋养的“秉德女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历史和现实的泥谭里，秉德女人挣扎、呼喊、反抗，同时她旺盛的生命力也一次次倔犟地生根、发芽、养育果实，从辛亥革命、反对帝制，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迎来解放到解放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时时发生的巨大变革，无一例外地作用于她的个人命运，作家具体而微地刻画了她一次次遭遇风雨摧折，也一次次地在挫折中顽强地一次次重建对生活信念的历程。秉德女人固然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女人，但她相信自己的直觉与追求所通往的一切，孙惠芬写出了其中的妖娆与幽密，这便足令人欣喜。
　　作家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一贯态度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她很巧妙地把穷乡僻壤中的秉德女人的一生，与风云变幻的中国百年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在对历史的回望中完成对女性命运的深情揭示的。《秉德女人》看似写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但通过她的故事，同时也是艺术地、集中地凝聚了辽南大地无数乡村女性的生活与经历。孙惠芬一直从自己家园已知的、未知的生活中苦苦寻觅写作的元素，她试图去发现、挖掘得上世纪开放之风之先的辽南大地上民间底层女性的生命观，写出那些野性的、带有原始色彩的生命力的如何艰难蓄积，以及如何艰难凝聚的过程。作品表明，似乎女性的生命力越是遭到压抑便越是要尽情绽放，不管历史如何压抑个人，不管现实如何难如人意，“秉德女人”身上的勤劳、果敢、坚韧是不变的利器，她的挺立、冲决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力量，她的形象寄托了作家对中国底层女性的深深同情。
　　惯于专注于当下生活的孙惠芬，此次以《秉德女人》的写作，去穿越有些神秘的过去，无疑深具挑战意义。作家坦承，这是一次黑暗中的艰难写作，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惟一的光是心灵”。孙惠芬认为，这次写作是一次“在黑暗里向着光明，如同向死而生”般的经历。当自己的祖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开始认真思考我们国家过往的历史与现今的联系，以自己的心，丈量、探测、体验那些隐于历史墓碑之后的女性的生命之痛。我们不难看到，作家凭借心灵之光的引领，一步步地勇敢穿越黑暗中的荒野，将生命一寸一寸地照亮。在由作家带领的穿越黑暗的旅程中，读者慢慢会发现，最后被小说的叙事所照亮的、所点染的，其实远不只是一个卑微而伟岸的生命，当然还有那些土地、村庄，具体到作品所写的沿海小镇，人们则清晰地看到，有无数河谷和庄稼、房屋和土街以及它们凝聚而成的历史，因作家的照亮、因一个女性的存在，其全部丰富与多样有了绝然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