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优秀小说家。她最近创作的长篇小说《秉德女人》是作家思想艺术思考深化的一部重要作品。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作家更多地是描写当代农村现实生活，讲述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东北农村故事，深刻反映一个时代的现实风貌。应该说，她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思想艺术成就。然而，作家并没有满足自己的成功，更加自觉给自己加压，更加努力开拓探索。在《秉德女人》里，作家已经把笔触由现实伸到了历史深处，试图把故事和人物放到我们民族历史风貌中去讲述和塑造，从而开辟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新的表现领域。一个作家当她思考现实问题到了一定深度以后，必然会进一步去思考历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秉德女人》表明，作家更加注重她的作品的哲学品质内涵。
　　近一个世纪以前，东北辽南地区的一个富家女子，由于一次突发事件，成了土匪秉德的女人。从此，她开始了自己忍辱负重、坎坷沉浮的人生。她以东北女人特有的从容稳健，在历史的电闪雷鸣的风风雨雨中，积累着生活的智慧，凝聚起生活的力量，养儿育女，操持家事，支撑起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做为一个老人，她终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做为一部历史，她留下了令人惆怅又意味深长的思考。
　　这样一种写人物历史命运的主题，一开始就会引导我们去注意到作家如何看待历史，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把握历史，用什么的历史观去表现人物性格思想内涵。我以为，作家虽然首次较集中处理历史题材，但她不是从历史学的概念出发去建立自己的历史态度。事实上，作家并没有事先做好历史理论的准备。她是凭着一种直觉，凭着对人物认识，直入创作的，她相信，按着人物的命运故事线索，写出人物的一生，这就是历史。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会有一种写作上的风险。然而，我们却发现，作家的直觉使她避开了当前比较流行的历史观＿＿以人性论为思想基础的历史观。文学当然要写人，写历史当然要写人，要写到人性分析人性，但这与那种人性论的历史观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人性论的历史观的着本质上的区别，是待历史认识历史两种不同的态度。在文学思考中，不同的历史观会导致不同的思想走向，会赋予人物不同的思想内涵。我一直建议作家能够运用唯物史观来把握历史人物的命运，但由于这种历史观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掌握起来不如人性论那样便当。所以，写历史的作品颇多，能达到唯物史观高度的并不多。有意思的是，凭着一种直觉，孙惠芬使她的《秉德女人》居然有了一种进步历史观的意味。小说是从女主人公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形成作品主题的历史观。评论家吴秉杰说是一种弱者的历史观，我很同意。强者的历史观接近英雄史观，弱者的历史观接近唯物史观。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发主人公那种生存状态思想状态，为生计奔波积累下来的生活观、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正是来源于生活的历史观的表现形态。女主人公实际上是有自己坚定的核心价值的，那就是，现实无论怎样变，她活着的坚心不会变，她生儿育女的人性不会变。正因此，她能在近百年的不同历史中依然生活着。那些历史风云人物，那些英雄般的男人们都是过眼云烟，而她是一个弱者，却她活着。仅这一点，她就比什么人都强。因为有弱者历史观支撑着，小说的主题才特别有意味。
　　小说主人公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被打造起来的。因此，我们注意到，写女性的作品来多，但《秉德女人》中这位女主人公却与其它作品中的弱女子不同。她有自己源于东北辽南地域文化的那种意志品质。作家以绵密的细节描写一点一滴地打造着女主人公的这种文化品质。融入到她的个性里，使得她的性格形成一直有着地域文化的灌注。由于人物个性有了这样的文化精神，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发主人公那种从容稳健的个性特征。实际上，她从青年时代到老年，智慧一直在积淀，性格却一以贯之，直到她自觉走向生命的尽头，我们没有看到性格的大起大落，只看到她对生活的把握越来越有哲理。这个人物与作家过去的女性在气质上完全不一样，具有一种得到思想灌注的新意。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人物的发端。
　　把一个人放到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去描写，还要保持性格的稳定性，实际上有相当难度的。当今许多小说在处理这么长时代跨度的人物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我们一开始也担心孙惠芬也会陷入写作的困难当中。令人称奇的是，她让我们的担心成了杞人忧天。整个小说读下来，我们发现作家对人物本性的把握非常清醒，没有出现自我矛盾。女主人公的形象有血有肉，性格内在逻辑清晰严密，让人可信，完全挺立了起来。坦率地说，没有作家那种深厚的思想艺术功力，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难度的人物形象塑造。
　　我们当然会注意到，作家对人物描写过于专注，会损伤小说结构的更合理的安排整合。小说以秉德女人的故事线索强有力地推进，使其他人物基本上没有展开自身性格个性的机会。抓主要人物是对的，但次要人物写出份量同样重要。这就要求作家有更明确的结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