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秉德女人》，有三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一是小说的开头，那时的秉德女人还是镇上大户人家的大小姐，传教士的儿子艾迪给她看了一张航海图，这张图给她打开了小镇外面的世界，超出了她的想象。那是无边的陆地，比陆地还要无边的海洋，和比海洋还要遥远的星星。那个世界是那么的神奇，一下子占据了一个少女的心，以至她遭到人生第一场凌辱和灾难时，她在幻觉中看到的也是“一艘金色的船，上面有高高矮矮的桅杆，它在拥有无数船只的海湾里冲撞，最后向她驶来。”这些理应富有暗示性的场景暗示了什么？作者是不是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开始叙述？然而小说并没有按照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展开故事。王家大小姐从这种天国般的境界中一下子坠入了深渊，她成了土匪申秉德的女人，被掳到辽南不过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周庄，生儿育女，备尝人世艰辛。她一辈子也没有见到大海，更别说扬帆远航了。但是大海、星星、航船，一直是小说反复出现的意象，也是秉德女人心中明灭闪烁的光，它成为一个女人一辈子的梦想与寄托，不管她自己自觉与否，在命运的关口，它们时不时地就会到来，召示一个人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到了小说的结尾，秉德女人已陷入恍惚，在生命的最后，她又看到了星星，“她变成了水里的星星，在水的世界闪出一片宝石一样的碎光。”作品以这样的描写完成了一个人生命的轮回。毋庸对这一意象进行过度阐释，仅从叙事技巧而言，它就给这部写实性的长篇带来了空灵、诗意与不尽的遐想。
　　第二个场景是小说叙述到了解放后，这时的秉德女人已经渐入老年，风华不再，与她纠缠的许多人已经故去，而她也已儿女成群。世事的播迁让这个农村妇女一会儿下地狱，一会儿上天堂，她周旋于各种关系中，以自己的直觉和在纷乱中历练出的智慧领着他的儿女、这个大家庭捱过了一道道生死关。小说在她又一次死里逃生后写道，一次次的打击早已让她欢喜不起来，“久而久之，那欢喜便变成一缕烟囱里的炊烟，丝丝袅袅飘离了院子，奔向了遥远的天际。在那样的日子里，她常常在忙活之余坐在堂屋，用昏花的眼神，追着院子上空消失在一孔天际的烟雾出神。在那烟雾里，有许多人的身影……”这样的场景写尽了一个人的地老天荒，一个人的世事沧桑，一个人在人生即将终结时对往事的频频回首和对爱情情仇的宽宥和超越。那在烟雾中如默片一样无声走来的一个个身影无不在生前与秉德女人难解难分，看到他们，秉德女人便看到了自己走过的一生。说到底，《秉德女人》就是一个人百年的历史，一个世纪老人虚构的传记与传奇，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大小姐成为土匪的女人，为了生存，为了家庭的繁衍，她用尽了所有的生存手段，支出过自己的青春、亲情、身体与尊严。小说并没有将秉德女人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母亲”的形象，她不乏善良，但同样不乏人性中的缺憾，但生活是无罪的，小说通过秉德女人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事实，我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在申家，没有哪个女人心上没有疮疤，说起来秉德女人心上的疮疤最深最重”，但重要的是她没有被生活击倒，每当灾难当头，她总是一遍遍想起自己的屈辱，她偷过别人家的草，她向自己的仇人下跪过，她曾经是周庄人戳指头的不洁不祥的女人……但这样的回想却总能使她再一次鼓足勇气，“她因此头再昏腿再软也不在炕头躺着了”。所以，孙子家树自“记事以来，他最崇拜的人就是奶奶”，因为在这个女人身上，彰显出的是人这个族类近乎本能的生存下去繁衍下去的意志与力量。我以为这是孙惠芬的贡献，是她一系列乡土叙事叙写到今天才探到底的基石。面对这样的近乎人类学意义上的本能，道德评判轻若鸿毛。
　　第三个场景是秉德女人主持的家庭会。秉德女人开过无数次家庭会，打孩子们还没懂事起，她就把他们召到一起，将自己从母亲开到祖母。我这里说的可能是她最后的一次家庭会。文革到来，家庭背景复杂的申家被打得稀里哗啦，自己是土匪的老婆，兄弟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曾经相好的是汉奸，儿子也曾经当过伪军……哪一条都足以击垮他们。秉德女人无从知晓政治，她甚至弄不清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更无从确立自己的立场取向，但生活中简单的事实告诉她，一个人，一个家庭必须有所依靠，必须“攀高枝”，她攀过地主周家，攀过黄保长，攀过农会赵铜匠。她曾经因为儿子承中当了伪满洲国的兵，弟弟介夫成了国民党军官，儿子承多成了共产党而风光过。这样的经历让她明白，家与国是连着的，她在家庭会上将自己的心得告诉儿孙们，“俺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咱水道沟里的水，往河套里流，咱不能臭在沟里，干在沟里。”这大概是秉德女人最高的政治觉悟了。但小说并不因为她的认识而降低自身的叙事高度，它虽然是一个人的百年史，但人物是从一个个历史时期走过来的，晚清、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每一段历史都在这个女人、这个家庭烙下深深的印记，规约着人物的命运走向。小说巧妙地借助秉德女人朴素的“攀高枝”、“流水沟”的生活理念将一个人、一个家与中国百年的风云史结合了起来。所以，虽从小处落笔，却完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宏大叙事，这是这部长篇回避了直接的抽象的历史演义而又同时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感的成功之处，而秉德女人的生活理念无疑是孙惠芬用乡间语言提炼出的普通人的历史哲学。
　　我不知道通过这三个场景的解读能否拼出秉德女人的肖像？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是这样的判断，孙惠芬写出了一个人，写活了一个人，她将秉德女人挂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廓中，以自己的实践再次说明了一个长篇小说基本的美学原则：把人物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