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国社会到处都是风云激荡，套用今天的话说，生活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题材素材。但那时会写文章的人并不是很多。当年鲁迅住在上海，还为此感慨过，他说，由于做文章之难和受教育的不易，所以写作还是少数人的事情。他说，村姑变出的才女，牧童长成的文豪，有谁见过吗？然而，如果鲁迅能多活几年，就一定会把疑问变成惊叹。在解放区，在全国很多地方，从泥土里、军营里长出的作家越来越多。生活本身成了最大的一本书。战争的前线、生活的前沿和基层成了涌现作家最多的地方。这一现象和观念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让我们读到了很多来自生活当中的文学，见到了太多由村姑和牧童成长为作家的奇迹。这甚至是中国当代文学最突出、最亮丽的景观之一。
　　孙惠芬的《秉德女人》，就是一部带着浓重生活气息的书，无论作者写了多大的历史，多跌宕的命运，多凄美的人生，孙惠芬总能把乡村的烟火气息，民间的人情世故，男女老少的情感纠葛，田间地头的嘻笑怒骂，准确地描述和表现出来。这几乎成为她写作的立身之本，风格的最大标识，创作成绩的突出之处。
　　一个乡间女人和一段家国历史，这是《秉德女人》的基本故事。本书的“后记”透露出孙惠芬写作此书的根由，即自己的奶奶平凡而奇特的一生。而我以为，这个后记的叙述其实应当成为小说正文的一部分。如果从有“我”的叙述开始，把秉德女人当成“我奶奶”，小说的叙述效果也许会比现在更好。莫言、苏童等作家的高妙处，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有“我”的身份和口吻介入历史，臧否人物。其实，小说的叙述方式不止是个技巧问题，它甚至也决定作家的叙述态度和小说的主题和价值取向。鲁迅的《祝福》也是写一个悲惨女人的一生。但小说的开头，叙述者“我”见到的却是死前最后一天的祥林嫂。一个麻木呆滞的乡村妇女，而且她居然向一个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发出了“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人有灵魂吗，人死后真的会下地狱吗，那么就会见到自己的亲人了吗。这些问题逼得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化人无以回应。然后才片段式地开始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最后烘托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被毁灭的过程，而不止是悲惨命运的展示。
　　《秉德女人》是一部长篇小说，有着更具规模的故事长度，孙惠芬需要为其提供大量的故事，取材过严是很难流畅推进的。小说中的秉德女人，从一开始就跌入人生的最低谷。当一个千金小姐变成土匪老婆的时候，当丹麦的梦想变成周庄这个狭小天地的时候，她的一生其实已经走完了。美已经被毁灭得荡然无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毁灭的加速和反复，特别是其中表现的恶与善的冲突。秉德女人，一个本来是美的化身的形象，小说不断展现的是她内心深处巨大的善。这种善让她得以继续生活下来，并且坦然接受了命运中的很多不幸遭遇。比如被抢劫式地嫁给申秉德，又遭到了曹宇环、周成官的欺辱，和秉东、秉义等家族中的男人发生的或自愿接受或暧昧不清的关系。秉德女人从此过上了混乱、失控的生活，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命运安排的一切。秉德女人的身体在小说中承担了最剧烈的职责。她的身体先是一种美的被破坏，接下来是恶的发泄地，偶尔也会成为灵魂的抚慰之所，还有时，她的身体是一种体现善的行动符号。如秉德女人好几次自愿接受别人的欺负，也是因为她想保护自己的男人和孩子。
　　小说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融入了社会历史的动荡，从上世纪初一直写到文革结束。秉德女人的命运，既是乡村生活伦理的可能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带给她的必然结局。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展示美被毁灭的悲剧，后半部分特别是秉德死了之后，则主要表现了秉德女人灵魂深处巨大的善的能量。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真善美的书。其中的善是非常具有“中国味道”的表述。即它不是一种原罪，也不是一种忏悔，它就是一种甘愿牺牲、默默承受，一种不反抗和无奈中的坚持与隐忍。
　　在中国小说的妇女形象中，秉德女人也许不是那么特别但非常必要的一个。一个连灰色人生都谈不上的一个普通中国女人一生的命运，映照出太多的东西，有很多甚至是她这样的形象无力承载的吧。但无论如何，作者源自生活本身和生命体验写出来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可信度。我只希望孙惠芬在不失去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丰富体验与情感联系的同时，在小说的写法上多尝试一些路径，使小说激发出更多的热情，提供更多的内涵和更重的份量。当然，这一切都应以不做作、不粉饰为前提，如果因为修饰和把玩技巧而付出损伤内质的代价，那就得不偿失，还不若保留已有的品质和风格，像她已经做到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