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孙惠芬始终如一的经营着她的“歇马山庄”——一块专属她的文学天地。作家始终关注某个事物，可以理解为作家坚持的美学观念——为事物找到存在的理由，这是作家或者说文学介入生活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作家精神的策源地，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就是这个策源地的精神史与发展史。她的四部长篇小说接续起“歇马山庄”的百年历史。《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作家创作的时序与当代农村的发展几乎同步，笔触紧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农村生活。而《秉德女人》则是作者精心打造的“前史”，作者不再满足仅仅对乡土做断代式的记录，而是试图在更广阔的场景更悠长的历史中，展现乡土文化的生命力。演绎历史的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不是孙惠芬的长项，史诗品格，历史寓言也不是她精于的路数，孙惠芬擅长的是对时代变迁中乡土文化细微变化的把握和凸显，是对中国北方农村生活形态的微观雕刻。因此，虽然《秉德女人》时间跨度近百年，横跨兵匪战乱的清末民初，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建国后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十年，但是作者没有直接对某个重要历史时期、重要事件发言，而是通过一个女人的一生作为载体，把秉德女人从做梦幻大海星星的富家小姐到被迫做了胡子的妻子七个孩子的娘的漫长一生嵌入到历史深处，谨慎地沉潜到生活最微小的部分中把握历史的脉搏，透过细节折射历史如何在日常生活层面留下影子。于是我们看到，虽然整部小说没有对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但是一个清末从青锥子湾走出来的女人坎坷的一生中时时渗透着历史的影子。
　　秉德女人叫王乃容，是青锥子湾的小姐，出身书香门第，识文断字，在渔市街的糖果铺找软糖吃，在杂货铺里挑最漂亮头饰，把送到手的枣花儿饼吃的嘎巴脆，她的未来甚至可以看得见：嫁个家境殷实门当户对的小伙子，生几个孩子，过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的少妇生活。但是命运不公平的安排给王乃容两件事，两件南辕北辙又都足以改变她人生的事：看到了青锥子湾没人见过的世界地图，阴差阳错被胡子秉德掠走。前者改变了王乃容精神世界，改变了她看世界的眼光和胸怀，后者改版了王乃容的物质世界，她从一个被娇宠惯了的王家大小姐变成了胡子秉德的女人。如果单单是其中的一件也起不了大波澜，看了世界地图，王乃容只不过是在相夫教子的闲余会想起洋人小麦说起的海上的星星，日子还是中国的日子；单单是被胡子抢走，几年的光景，生活也把王乃容磨成了粗陋的村妇。但是两者叠加在王乃容身上，却产生了奇妙的效果。王乃容确实转变成了不能再讲究零食头饰刺绣的秉德女人，但转变不了的是她骨子里的精神气质，在最落魄的时刻依然坚韧着保持着对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在周庄特立独行的女人：虽然是胡子的媳妇，却坚持仰起脖子走路，挣扎着把日子过的像模像样，时代的改变政权的更替她都不太明白其中的是非，但是都不能动摇她对生活的坚持。不能出海看星星后，秉德女人把对广阔世界的想往转化为对当下生活的决心和韧性，也就是模糊的存在感。秉德女人的目标很明确：把日子过好，把孩子养好，她不懂大道理，但是坚持与人为善的处事原则。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复杂的秉德女人，为了过好日子，不惜和周庄的敌人周成官结干亲，同时在她对周家孩子的疼惜中又总是闪烁着最原始的人性和母爱的光辉；她气愤周成官帮助日本人，借周成官孙子的手烧了周家的粮仓，又顶着村里人的不解为承玉和周家孙子吉家做了阴婚；她没有顾及可能的流言蜚语，毅然献出自己的身体慰藉不幸的秉义；周庄人恨之入骨的周成官被活埋，占有过她的身体羞辱过她的曹宇环被处决，秉德女人又不忘送他们最后一程。秉德女人的儿媳妇于芝出身风尘，实在受不了农村的苦日子，要回城里，半路却丢了包袱财物，只能重操就业就地取财，结果因为向嫖客邀宠不当反而遭致暴打。秉德女人家里正是闹饥荒的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多一个人生计更困难，但是听到于芝不幸的消息，她还是决然把于芝领回家。秉德女人的世界中，“善”的价值尺度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单纯的道德立场，在秉德女人的身上融汇了作者对中国北方乡村伦理的理解。中国乡土观念中，把女人的不洁看的很重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被抓到把柄，流言蜚语和白眼会伴随一辈子，于芝第一次穿着旗袍来到周庄，村里人就猜到了她妓女的身份，背后指指点点，但是当她第二次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再回到周庄，村里人却不再提及她的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对与错，不可原谅与改变，乡土是温情的，总是给人和生命留有余地，这种乡土文化恰恰是作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补充或对抗中维护着乡土的边界和本质。
　　《秉德女人》时间跨越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近代百年，但是作者谨慎的避开使用政治话语，也没有选择用任何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或时期作为叙事的关键词，显然作者回避的不是政治和历史，而是回避直接对历史发言。作品中对人物的塑造事件的展开都保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进行，读者却可以透过生活层面的细节分明感受到历史的“存在”。“文革”是当代文学很难绕开的一个主题，从伤痕文学、大墙文学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立场的批判，到《受活》、《古炉》等作品中通过荒诞不经的叙事策略传达的政治寓言，在这些作品讲述的故事之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转述”的东西，可以分明的感受到作家历史观哲学观或者文化品味对文本的“操控”。这样的叙事策略似乎是男性作家钟爱的。《秉德女人》绕开了这种叙事策略，支撑作品的完全是作家对乡土日常生活细节的熟稔和细致入微的体贴式的关照，因此，作品中对人的慈悲情怀超越了对政治的判断。虽然文革中的周庄也批斗，但是批斗的缘由中总是掺着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乡村生活法则总是在暗处发挥着作用。赵铁匠和秉德女人也不和睦，但却阻止儿子在批斗中对秉德女人使用暴力，因为刚搬到周庄，只有秉德女人和老三黄没有瞧不起他家；周成官一生做了无数坏事，生死关头却不让儿子揭发承中承信，只是因为“没看见的不能瞎说”。宏大政治只是表壳，乡土人伦道德才是真正的内核。作者不是刻意要营造一个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周庄，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政治风暴的残酷，她宁愿用更具人性的细节来呈现。承多是秉德女人引以为傲的孩子，读书多见识广，而且成了首都北京人，当然也没能躲过文革的浩劫，不但肉体饱受摧残，精神上的压抑让他倍受煎熬。文革后，承多平反了，回到周庄见到了离别十年的儿子家远，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儿子面对陌生的父亲却难以亲近，迟迟不能叫出“父亲”。本来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父亲缺席了他成长的所有时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了，承多出人意料的狠狠地打了儿子两个耳光。原来多年的批斗和怀疑严重刺激了承多的神经，他人无心的话语和言行都会引起承多暴跳如雷，精神陷入莫名的躁动和焦虑中。于是，父亲日思夜想十年，面对儿子正常的“认生”举动却无法控制暴躁的情绪，文革留下的“印记”就这样蛮横的横亘在最亲近的人中间。这是文学史中最有力度的细节之一。没有血泪横流的痛诉，没有声嘶力竭的批判，在微小的细节中对历史进行了最有力量的批判，于无声处传达着政治对人性的戕害。
　　孙惠芬的《秉德女人》不以才情取胜，贵在浑然天成的质朴。秉德女人从青锥子湾小姐一下子变成土匪老婆，却真正脚踏实地的落在了生活里，为了亲情爱情邻里之情面面俱到，终其一生操劳。她如落地生根的种子，倔强的发芽生长，透着人间烟火浸泡后散发出的温暖和人情味。这是属于孙惠芬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