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文学理论批评在第二季度里，无论在作家作品评论方面，还是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收获颇丰。辽宁文学理论批评，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创作生态，从不缺乏评论的锐气与智慧，这些从二季度的理论批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
　　4月，我省作家孙惠芬长篇小说《秉德女人》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辽宁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了这次研讨会。辽宁省作协主席、党组副书记王秀杰，副主席、党组成员崔铁民，副主席、创研部主任高海涛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学者、评论家就孙惠芬的创作历程、《秉德女人》的历史观、女性形象、典型意义、文化精神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3篇为我省评论家所写，即孟繁华的《〈秉德女人〉：命运、性格与性情》(与周荣合写)、贺绍俊的《对乡村女性命运思考的集大成之作》、高海涛的《百年中国：一个仿佛秉持道德理想的女人》。另外6篇为北京及外省评论家所写，分别是《为历经磨难的女性留下一份有分量的证词》（梁鸿鹰）、《进步历史观，塑造新形象》（木弓）、《秉德女人：一个民族的形象》(吴秉杰)、《三个场景拼成的肖像》(汪政)、《美的撕毁与善的彰显》(阎晶明)、《星光里的秉德女人》（岳雯）。除了提交的会议论文外，高海涛还发表了一篇《从〈秉德女人〉看东北作家的整合与超越》（《中国艺术报》5月4日），从地域文化视角，即从东北文学的传统、特质及其发展对辽宁作家孙蕙芬的长篇小说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秉德女人》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小说文本，小说许多地方显得陌生而突兀，阅读既是愉悦的，也是有难度的。孙惠芬从身体到灵魂，以生活流的方式，史诗般地写了一个辽南女人的一生。”由孙蕙芬的小说，进而分析到了东北文学艺术的特质，“东北文学的艺术特质是什么，它不同于京沪文学，也不同于中原、南方和西部文学，整个看，东北文学显得相对清新而明朗，质朴而健康，它以现实精神，问题意识，人道情怀，抒情气质，构成了基本的风貌。”
　　辽宁文学理论批评，从不以地域为限，画地为牢地只关注眼前的作家作品，而是从当代文学整体发展大势着眼，关注更广阔范围内的优秀文学作品及优秀作家，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第二季度里，有几篇研究文章值得关注，如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的两篇对于作家萧红的研究文章。一篇是《溃败：现代性劫掠中的历史图景——论萧红叙事的基本视角》（《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从萧红的生活经历、逃亡之路到民族国家的一段动荡历史为背景写起，分析萧红的文学创作在如此特殊的家国危机中的衍生与变动。萧红糅和了自己悲剧命运的写作对于纪录一个时代个体生命体验的存在意义，这种借助民间的基本历史视角，给宏大历史以细小呈现，又将一个个破碎的历史图景连缀起来，形成悲壮的史诗性质的言说。另一篇《萧红小说的文化信仰与泛文本的知识谱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则论述了萧红小说产生的思想、精神来源问题，文章认为，萧红一生在乡土传统与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夹击之中,家庭的多元文化信仰形成她分裂的童年经验,形成了她文学的泛文本知识谱系。她从家族开始的乡土故事扩及至泛乡土的叙事,呈现着民间思想实用混融的信仰方式,集中地体现为天命的观念。萧红发现了它巨大的凝聚力,也看到了它的消极愚昧、残酷的意识形态力量与自我调节的心理功能,颠覆了各种封建文化制度,发现了顺乎自然生命的健康人性力量,完成了精神的自我确立,建立起生命的伦理诗学。
　　梁海的《寻找我们写作的精神原点》（《文艺评论》2011年第3期）一文，从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态及中国文学的现实创作分析入手，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在今天面对世界文学时的‘失语’，或者说，作为文学泱泱大国它应有的影响力的匮乏，一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中国作家不仅需要超越自身，还要超越时代、种族和国别的界限和局限，才有可能写出对整个人类富有启发性的大作品，这是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刘伟（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在《二十世纪日本鲁迅研究的三次转向》（《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日本鲁迅研究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的转向、政治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启蒙者鲁迅、文学者鲁迅、革命人鲁迅和科学者鲁迅等心像,显示着日本鲁迅认识由表及里、从虚到实的理论轨迹和基本倾向,表明了日本鲁迅研究在克服竹内鲁迅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的努力。
　　王吉鹏等（辽宁师范大学）的《阿来小说〈格萨尔王〉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思考》是一篇对阿来小说《格萨尔王》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角度进行解读的论文，他认为，民族作家的身份使阿来在作家创作群体中独树一帜，而宗教思想的注入使其作品更显独特。在他的笔下，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得到了再现。《格萨尔王》作为“重述神话”系列作品之一，从写作手法到思想内涵等各个方面都与其他作品不尽相同，这其中除了作家各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外，还有多重原因。阿来以民族作家的身份，着重突出格萨尔王这一民族英雄人性的一面，以及格萨尔故事在藏族流传过程中说唱人不可抹杀的突出作用。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是了解并探寻藏族历史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
　　高小弘的《认同与对峙——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母女关系的书写》（《文艺评论》2011年第3期）和周景雷的《走出新时期——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断想》（《红海滩》2011年第1期）是两篇学理性较强的论文，前者为纵观视角，重新审视了90年代成长小说的主题结构在社会语境中的意义；后者则从特定时代的角度，探讨新时期文学的经验与话语。王宁的《南方的成长叙事》（《中国儿童文学》2011年春季卷）评析了外省作家曾小春的儿童文学创作。
　　辽宁文学创作时常不乏优秀作品出现，我省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专家、学者，对于我省作家作品创作情况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只要作家有新作品出现，大都能看到我省评论家对其进行分析点评的文字。在第二季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我省评论家点评我省作家、作品的文章：
　　贺颖（调兵山作协）的《读刘兆林的〈父亲祭〉》（《辽宁散文》2011年第1期）评析了我省作家刘兆林的散文创作，单篇点评与整体观照联结起来，不乏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阐释。贺颖的另一篇评我省作家津子围的文章《徘徊于命运中的有序与无序——关于津子围长篇小说〈同名者〉》（《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5月6日）是一篇读后感，文章概述了《同名者》的情节线索，并在文章末尾指出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了现实中小人物繁复冗杂的生存状态，揭示出当代城市生活的艰辛、孤独、冷漠、无奈与困惑，以及人们灵魂深处对命运的希望与生存的意义，探索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生存镜象，在无序的命运中追索有序，在与时代性的抗争中透出锋利的反时代性。秦朝晖（朝阳市文联）《轻轻地转动人性的魔方——巴音博罗小说创作谈片》（《辽河》2011年第5期）选择了巴音博罗的3篇小说作品进行了阅读解析，认为其创作具有明显的先锋派意味，透过这种创作上的先锋形式，作家想要描摹的是人性深处善与恶的复杂与幽微。辽宁作家丁宗皓2011年出版了散文集《乡邦札记》，《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在辽宁文学评论”栏目里集中刊发了4篇有关这一散文集的评论文章，其中我省评论家秦朝晖的《凝视乡土与倾听城市》，苏妮娜的《广袤的乡愁》，对于丁宗皓散文创作的精神内涵、艺术特质等进行了多角度的阅读分析。
　　在第二季度里，辽宁文学理论批评在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高海涛（省作协）《时间与记忆：批评的颠覆》。文章回顾了解构批评对现象学思考的深入质疑，体现了扎实的理论功力、可贵的哲学视野与较高的英语原文阅读水平，作者的系列批评随笔对批评学的理论建设具有价值。牛寒婷（《艺术广角》）《重返文学批评的场域》（《文艺评论》2011年第5期）就当下文化批评泛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被其挤压侵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文学批评所担当的责任即是维护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独特价值，这也是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重要差异所在”，进而指出“打破对立——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文化批评既不能僭越文学批评，也不能僭越文学本身”，“回到文学的精神场域与文学本体的审美维度，重视文学的感性体验和自由想象，创造性地重新阅读文本，是日渐式微和边缘化的文学批评的起点，也是文学批评对抗‘无所不能’的文化批评的唯一选择”。
　　最近几年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究竟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在向坏的方向堕落的争论从未止息，这一方面说明大家对于文学理论批评问题越来越重视；但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代文学批评确实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环境的问题，《辽宁日报》在其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栏目中刊发了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的《杂志如何成为真正的批评平台》（《辽宁日报》2011年6月20日）。在文中林建法表示，搭建起理想的平台是构建有序、健康的文学批评环境的基本条件。批评家需要平台来发出批评的声音，而杂志要做的就是搭建多种多样的平台。有了平台，批评才有生长的土壤。他还指出，把文学刊物分级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文章只有好坏之分，而不存在级别之分。现在，对学者的学术成果评价制订了许多硬性指标，在何种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许多人为了这个指标托人情、托关系，甚至花钱来买，也有一些学者为发表论文而一味迎合杂志风格来撰写文章。这种现象的存在更加促使批评不说真话，而对整个批评界来说，也无法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