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秋天。但文学理论批评不是天气，不会受季节更迭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其自有一套特定的规律与脾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的命题在社会生活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是个不争的事实，面对事实，争辩无益，唯有理性地接纳，同时去认知、理解、剖析，而后是言说、表达。在文学理论批评的生态圈里，人人都有言说、表达的冲动与述求，不管是对大到整个文学文化格局的关注与隐忧，还是小到对作品中一草一木的倾心与诠释，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想要表达。本文所做的扫描，仅以评论文章所关注的内容为划分依据，大致分成三个部分进行述评，力求尽可能清晰地展示这个季度里，辽宁文学理论批评所关注的一些焦点与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在本期扫描中，辽宁的文学评论家们对文学的潮流走向、作家作品评析，以及一些随笔书评类文艺批评这几个方面都各有侧重，其中不乏优秀的评论美文。

　　（一）对当下整体文学生态的关注与解读

　　对文学生态做整体概括与把握，历来都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些文学评论家所喜爱研讨的话题，因为梳理文学乱象，将其条分缕析地归纳、装订成既成规则，似乎是一件颇让人感到快慰的事情，如同一种思想洁癖。当然，这是文学评论家们的职责所在，也是鲜活的文学现状变成持久的文学历史的必经之路。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在历史的缝隙中突围——新世纪文学中的“70年代作家”》（《长城》2011年第5期）一文，集中讨论了“70后”一代作家的成长背景、精神来源与写作倾向。相比于特点突出的“80后”写作，或之前的“50后”、“60后”时代色彩鲜明的一代人，“70后”一代作家似乎陷入了历史的夹缝中而难以自拔，“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很难对这代作家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他们没有形成一代人文学的‘同质化’倾向，他们之间是如此的不同” 。正因无整体性可兹概括，此文截取了四个片断，从东君、魏微、鲁敏、李浩四位作家的创作入手，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展现“70后”一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特质，并指出借由这样一些特质，这一代作家或将在历史的缝隙中突围。
　　杨利景（省委宣传部）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发生的深刻转向，更为重要的变化实则体现在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评判标准以及批评的角色功能等更为内在的方面。我们在强烈指责批评界功利化、商业化，缺乏公信力的同时，更应该正视，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横扫一切的巨大力量，它对人们生存现状的改变，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构，对整个文化发展走向的导引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当前文学批评病象的探寻和诊断，当然可以从批评本身着手，但更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等外在力量对批评所形成的规约和索引”。正是市场经济这个无形但异常强大的力量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使文学批评在潜意识里已深受其累而不自觉。但文学批评自身不能知难而退，随波逐流，因此“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批评问题，既要从学科内部进行检省，寻求化解问题的自动力；同时，更要从学科外部进行反思，消除诱因，匡正偏向，使文学批评重新回到健康的发展常态上来”。
　　女真（辽宁省文联）的《文艺的危机》（《文学报》2011年6月30日）对当下的文艺境况表达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其在文中指出：“文艺的灵魂是真善美。文艺的危机，是真善美的危机”，正因于此，去伪存真，才是文艺创作的命脉所在。而面对文艺的雅俗之争，“不能仅以表现形式做价值判断。判断文艺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形式高雅还是通俗，而在于表现生活的深度，或者说，在于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对社会具有什么意义，所谓的善，以及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和谐，是否有创新和发展，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美，才有意义。”
　　胡玉伟（沈阳师范大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1940年代的文学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一文，着重考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1940年代文学转型之间紧密的关联性问题。回溯历史，随着长征的结束，西北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而革命中心的转移，也使得革命文学的中心发生了转移，即完成了“上海-延安”、“城市-乡村”的中心位移，中国当代文学也从此开始了新的行程。并在文详细分析了这一转型是如何产生、发展、确立、成型的，以及转型后的革命文学的主要表征与精神内核。
　　王晓峰（大连市文联）《文学批评的批评》（《艺术广角》2011年第4期）从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失语”现状谈起，回顾了文学批评的本来和功用，并从当下文学批评的运行机制分析了批评僵化的成因之一。进而提出了当下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的存在方式，“对文学批评来说，当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是高速自己、改变自己的重要时刻。这可能意味着批评的回归和复兴，回到批评的原初，回到那种能为一般文学阅读所接受的状态。这样的回归，是上升中的回归与复兴，是一种更进步、更民主、更文明的回归与复兴”。
　　洪兆惠（辽宁省文联）《艺术作为一种信仰》（《文艺评论》2011年第7期）一文中，由当下娱乐狂欢风潮影响下，艺术本质被日渐模糊、扭曲的现实，生发出个人对于艺术本质的阐释。作者认为，艺术体现了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信仰、人对彼岸的信仰，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其无功利性。可以说是对当下文艺发展过程中娱乐至上观念的一种批判与纠偏。
　　刁斗（辽宁省作协）在《感动与骚动》（《艺术广角》2011年第4期）一文中，谈了“好小说的标准”问题，从切身的阅读感受，展示了“感动”与“骚动”之于小说阅读的评价标准问题。“好小说完全可以让人感动，但让人感动的小说未必就好。许多小说满身优点，偏偏就没有感动这条”，“在我看来，诱人骚动，这才是好小说的共同指标”，“骚动，是一种不安的状态，只可意会”，它是“奔放与暧昧，犹疑与坦荡，享乐主义与戏谑精神，以及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的冒犯的勇气——通过牢骚和骚扰，去以弱抗强以卵击石——几乎就是小说的性格写照”。
　　于晓威（丹东市文联）《有多少原创性，就有多少挥洒空间》（《艺术广角》2011年第4期），批驳了文学创作认识中的一个误区：文学的原创性往往是跟作家生活经验和作品题材相关的一个命题。避免作家生活经验趋同和作品题材的雷同或“撞车”，是保持文学原创性的一个有效方法。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一个伪命题。进而提出“文学原创性最根本最深层的问题，是思想的创新”，“真正的文学史记录下来的往往不是作家和作品题材的不同，而是思想的不同，或者说，是包括了叙述和叙述所代表的哲学思想方法论的不同”，“有多少原创性，就有多少文学和人性的挥洒空间，也就有多少国家、民族向文明前进的空间”。
　　李铁（锦州市文联）在《当下的社会生活更需要高贵的文学精神》（《艺术广角》2011年第5期）一文中，以一位作家的感知与理解，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学价值的理念与追求。他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生活里，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许多人的处世哲学，但这种价值观带来的后果必将是道德的瓦解和正义感的流失，“文学在这样的境遇中即使起不到拯救的作用，抚慰和拉一把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高贵的文学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有其高贵的意义，只要你心灵里向往着美好，那么文学就是滋养着美好的土壤和阳光……小说家的职责就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每一个灵魂的唯一性”。从更感性的角度道出了人性向善的永恒追求和文学精神对于当下人性持守的意义。
　　高海涛（辽宁省作协）在《成长散文：一个概念或一种向往》（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年7月，《辽河》2011年第7期转发）一文中，针对近年散文创作的现状几所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成长散文”的批评概念。文章引入卢卡奇的理论命题：“成长”问题是现代人的根本问题，进而认为，成长叙事中包括成长小说，也应该包括成长散文。福克纳说：“每个男孩都是一部伟大的成长小说”，那么至少有些男孩（包括女孩）也是伟大的成长散文。而正如成长小说不等于青春小说，成长散文也并不等于青春散文。真正的成长散文意味着这样的作品：一个有阅历的作者，以散文的形式，集中或反复地，同时又是真诚而深情地叙述了他的人生历程，展现了这一历程的精神价值及其与时代的关系。

　　（二）作家作品论

　　本季度的作家作品论，集中于所评论对象的创作特色的解读，或整体性的把握。
　　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循环历史与宿命人生——读郭文斌、韩银梅的长篇历史小说〈西夏〉》（《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西夏》这部对历史上的“党项族”的文学书写作品，在季红真看来，是一部“党项民族的交响史诗”，“小说《西夏》，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西夏国由创立到消亡的时间框架中，以十代帝王的生死荣枯为线索，打捞出了党项民族一段被淹没的历史，填补了历史时间的漏洞”，“作者似乎在探寻人性的限度，民众生存的视角中是俯瞰着被历史顷刻埋没的生命无限悲悯的目光，激荡着超越历史的苍凉诗性”。
　　韩春燕（渤海大学）的《笔走辽西——关于周建新小说》（《辽河》2011年第9期）对我省作家周建新的文学创作特色及几部重要作品进行了分析解读，并认为周建新的“小说语言瑰丽斑斓，文本丰润厚重，并且他善于营造意境，善于绘制画面，除官场小说韵味稍淡之外，其他小说都具有浓郁的诗性”，“是辽西大地赋予了周建新丰富的创作营养和灵感，而周建新的笔走辽西则是对辽西大地的深情回报”。
　　贺颖（调兵山作协）的《浮沉于时间之水的中国古谣》（《辽河》2011年第7期）、《在博大生命中长出的银蔷薇》（《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2011年9月)、《风过檀之香与卡丘主义的彼岸》（《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9月）三篇文章，分别是对马秋芬的小说、高海涛的散文、周瑟瑟的诗歌所作的赏析和解读。贺颖本身作为诗人，其评论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悟力，既有文化理性的评析，也蕴藉着亲切、温馨、不乏诗意的理解，如对马秋芬的长篇《白云苍狗》的评价，在“北方性”中感受其“时代性”的品格：“一个特定时代的苦辣酸甜，活色生香地在时间的滚滚红尘中，迎面而至，那些或亲历或耳闻目睹的每个细节，都让人反复唏嘘而无言，这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灵魂追想，是一个生命对更多生命的回望与铭镌，那些混合着时代、命运、与人间悲欢的深沉气蕴，氤氲在行间字里，令那些最平凡的生活，仿佛永恒的时间之水，流过历史的尘埃，漫过今天的堤坝，洪流滚滚而激荡不尽，一路涌向未知的远方”。
　　刘冬梅（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信天游的运用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名作欣赏》2011年第17期）一文中，分析了路遥通过对民间传说、信天游、链子嘴(快板)、酒曲等民间文化艺术的引用和创造,描绘出了一幅陕北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作品中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运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巍（辽宁大学文学院）的《被遮蔽的女性叙事——重读沈祖棻历史小说》（《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3期）是对沈祖棻历史小说的再解读，作者认为沈祖棻20世纪20-30年代创作的历史小说是对历史的女性解读，是赋予历史的性别新生。其历史小说看重“女人经历的历史是怎样的”，而非社会性和政治性。
本季度还有一些作家作品论，不能一一详述，仅在此列出：韩春燕《“说谎者”陈昌平》（《辽河》2011年第8期），李霞《安赫莱斯•卡索的〈逆风〉：逆风飞翔的女人》（《文艺报》2011年9月23日），李保平的《让世俗的鸟飞得高一些》（《满族文学》2011年第3期）是对宋长江小说的评析、《禅意转换诗意的可能性》（《中国诗人》2011年第5卷）是对张首滨诗歌的评析。

　　（三）批评随笔与书评

　　高海涛（省作家协会）的两篇批评随笔：《伟大如康德也不该漠视人民》和《艺术：足以让人成为人吗？》（《满族文学》2011年第5期），在随笔式的文字中，呈现出广博的文化视野和尖锐、深切的批评指向。前者从美国诗人对康德关于星空与道德律名言的质疑说起，联系到当下中国诗歌的创作现状，“我们中国近年的诗歌该多么需要反省，人民的缺席，显然是中国当代诗歌最突出的问题，精神上漠视人民，形式上脱离人民，从而在阅读接受上，也必然被人民所抛弃”。后者则从翻译标准的失范介入，对近年所谓文学批评的危机给予了辩护和实事求是的同情理解。他指出：“与其说是艺术让人成为人，毋宁说是批评让人成为人。批评作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象征，从来就是人文学和人文精神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一个社会的批评有问题，批评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可能就标志着人文精神的溃败”。这样的批评随笔，在一定意义上已体现了文化批评的精神品格。
　　刘恩波（省艺术研究所）《为了我们丰盈地生存》（远方出版社2011年6月版）是一部评论随笔集。全书8卷，前3卷为阅读各种书籍的感想，更接近于随笔；卷4至卷7为对省内外作家作品的评论，如《替生命保鲜——走近王充闾的历史人物画廊》、《搭建“好看”和“轻松”的艺术魔方——孙春平小说阅读断想》、《智性的诡谲——猜想西川的创作》、《老沈阳的咏叹调——马秋芬的〈老沈阳：盛京流云〉》；卷8为艺术领域特别是舞台艺术理论的阐释。此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宽广的阅读视野、丰厚的理论积累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更以多年的阅读思考的切身实践，表达出阅读对于人类存在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意义，作者深切地表达出一种内心的感受：深广的阅读可以使我们更丰盈地生存于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