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2季度辽宁文学理论批评文章，涉及主题广泛，话题众多，研究范围跨度大，从上世纪初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当下时代文学发展出现的新特点；从综论研究到具体作品分析，无所不包，且不乏精彩文章，表现出辽宁文学理论批评的开阔视域与理论功力。
  　　201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在5月份，各大报刊相继推出纪念文章，回顾、梳理、反思性文章尤多。《“重写文学史”视域中的〈讲话〉——以几部新的文学史著述为例》（周景雷、胡冠男，《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这篇评论以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为例，从新文学“史学”发展的角度，通过著述中涉及到的与《讲话》内容相关涉的两个主要问题，即适用性和文学主体两个节点，来分析、介绍重写文学史视域中对《讲话》的阐释，从而力图挖掘《讲话》发表70年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所产生的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文艺的方向与源泉》（王向峰，《中国图书评论》2012第6期），文章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件，一直在指引着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前进方向，时至今日，其理论的总体性仍不减真理性的光辉，对实现当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指出的方向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生活的源泉是创作的起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东北解放区文论——基于《文学战线》的阐释（高翔，《辽宁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作者结合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创作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讲话》精神在东北地区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文论建构与实践,使沦陷时期的文论语境被消解,以政治立论的一元理论格局形成,东北文论家自觉地将自身创作事业与政治合为一体,政治文化成为文论确证自身价值的关键性标尺；但又表现出某种独立的人格和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品味，例如胥树人的《关于文艺上的经验主义》，舒群的《无敌三勇士》等，从《文学战线》编者们的创作批评取向上看，既体现出了对《讲话》精神的领会与实践，也呈现出那个时代创作批评理论与文学价值观的鲜明特色。
　　《人民主体性：党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演进》（吴玉杰，《辽宁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人民作为创造主体、表现主体与接受主体是人民主体性的三个维度,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主体性思想贯穿始终。人民主体性是党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主体性显示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向度。人民主体性思想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是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思想；而且这70年间,人民主体性思想与时俱进,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具有时代性的话语表征。        
　　《学术的“通途”与“小路”——当下中国学术体制批判》（孟繁华，《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分析了当下中国学术体制遭受诟病的现象及其成因。当代中国学者，被“知识规划”所挟制、所规约，既对之反感，却也不得不对之低头就范，既是其受害者，也是其中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中国学术的生产方式、评价体制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学术体制的弊端，也是当代没能出现学术大师、文学巨匠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真正的学者在如此学术困境中，遵循学术逻辑，坚守学术自主性，另辟学术的“小路”，并对当下学术体制进行了批判。然而在当下，这种批判声音往往为世俗声浪所湮灭，而难以远播。
　　《图像时代的文学功能》（刘巍，《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一文，对于图像时代的文学功能进行了追问式的探究与分析。作者认为，图像是艺术形式本身，也是传播形式之一种，但当下图像时代中，图像对于文学功能的冲击力度尤其巨大；文学功能是被引导与建构的，在当下，文学功能所出现的异质性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我们应该有勇气去承认、挖掘并强调文学功能在当下的这种异质性；在图像时代，文学功能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切身功利的教育功能，钩沉本质的认知功能，操控图像的审美功能。作者认为，图像的冲击不是文学黯淡的因由，而应该成为文学担当使命的契机。
  　　《苏童的“小说地理”》（张学昕，《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这篇文章文从“小说地理”的叙事层面,分析、阐释苏童小说写作的“人文地理”、“叙事地理”,作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作家所选择的地缘背景和地理图标,一定也是他精神、心理坐标的有机构成,他在文本中想要或已经实现的艺术冲动,在这里生发、弥漫开来。无疑,这其中的人文意义和审美路径,决定了“这一个”作家苏童的文化气象和叙述风貌。     
　　《让人心服口服的叙述——读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贺绍俊，《辽宁日报》2012年5月11日），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幸福是什么》，撰写的是新时代雷锋精神传承者郭明义的事迹。作者认为，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建立在详实的资料掌握和长期跟踪采访基础上，摆脱了浮泛的形式宣传的弊端，从郭明义的日常行动中，体现其崇高真实的精神世界。以一种完全忠实于采访的过程叙述方式，非常客观地讲述了他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所思——而非采摘素材转而用小说叙事的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更像讲故事，也许会增加可读性，但无疑会伤害报告文学的现场感和亲历性——从而更让人心服口服。
　　《民族根性与当代文化选择——20世纪90年代周锐与张嘉骅童话文化内涵比较研究》（马力，《阴山学刊》2012年第3期）是一篇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大陆的周锐与台湾的张嘉骅在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创作，从选材到对题材的处理方式,都具有中西兼备的特点,都表现出共同的民族根性。但两者的创作视角不同,对中西文化取舍的侧重点不同,从中表现出的各自文化立场也不同。它取决于两位作家不同的知识结构。而不同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又与作家所处的地域性文化氛围与从幼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紧密相关。
　　《读诗札记（二题）》（宁珍志，《海燕》2012年第4期）是对两位青年诗人杨晶、李博诗歌创作的阅读品鉴。作者认为杨晶诗歌具有一种青春向度，其诗集《遥远》“既有诗意的表达，又有人性的理解”，呈现出一种“女性心魄与青春骛远，怅惘忧伤与感怀往事”，诗人所处的诗歌创作的“青春期”，正是创作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李博的诗集《海鸥》体现出了诗人的创作特性，即“不是振聋发聩的高亢激愤型，他只是一已的声音，小中见大，平中寓奇”，执著于故土亲情、平凡生活与内心世界。
　　《举步程高日垒新——评〈遥远的乡音〉》（王向峰，《海燕》2012年第6期）是一篇作品集评论，《遥远的乡音》为王秀杰的散文作品集。作者认为该作品集体现了王秀杰“过去一贯坚持的自然生态主题的写作”，“生态文学的特点十分突出”，认为其散文“既可作为文化散文来读，又可以作为专业知识的文章来读”。
　　《京派文学对西方“意识流”的接受与运用》（许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意识流”是京派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对西方“意识流”的接受与运用体现了京派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之间的紧密关系,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通过大量非理性、非逻辑的内心独白,比较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潜意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对空间场景进行了无序而大幅度地调度与切换,有效地运用了“意识流”的主要技巧——时空蒙太奇。两部小说在“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上形成互补,共同代表了京派意识流小说的成就。朱光潜“静穆”观念中对直觉、顿悟等文艺心理因素的强调,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对转瞬即逝的感觉、感官综合的重视,彰显了京派文艺审美观念与西方“意识流”理论的相通性,并推动了“意识流”在中国文坛的传播与发展。
　　《疼痛怨怒悲喜 终归波澜不惊》（李厘，《文艺报》2012年6月13日）是对老藤的新作《波澜不惊》的短评，作者认为老藤以老到诙谐之笔讲述了一个信访办的故事，管上访的人转而变成了上访者，只是表层的东西，所谓波澜不惊，不惊的只是表层，在随处可见端倪的表层下面都是波澜。
　　《范龙彪的小说追求》（马秋芬，《鸭绿江·下半月版》2012年第6期）分析范龙彪小说创作的特点，认为其题材一是以房地产行业为背景的官、商、民间复杂关系的小说，另一类为表现小人物人生际遇的乡村生活图景。其创作风格朴素，文风自然流畅，人物描写入情入理，分寸把握得当。并对其今后的小说创作充满期待。
　　《在坚守中探寻东北文化精神——晓寒长篇小说〈绝石〉》（赵慧平，《文艺报》2012年6月6日），辽宁作家晓寒的长篇小说《绝石》，从辽砚这一中心题材出发，以历史沿革和人物情感纠葛，抒写出了浓郁的东北文化精神，不论是思想方式、情感方式，还是行为方式，在当代东北文学创作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其叙述语言带有东北方言特色词汇、思维逻辑、语体风格等，读来通俗而雅正。小说作者借作品弘扬了一种东北人的文化精神，表达出了一代人深沉的文化情结。
　　《辽宁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学批评——以穆儒丐为中心》（冯静，《名作欣赏》2012年第11期），在辽宁现代文学发生期,除了大量小说、诗歌涌现之外,文学批评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很多评论家写作之余针对当时的文学现象、创作心得,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新旧交锋等等展开讨论与批评,不乏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其中以穆儒丐发表得最多,很多已经涉及到文学理论的高度。穆儒丐在上世纪20年代，是在《盛京日报》文艺副刊“神皋杂俎”上发表文学评论的代表人物，作为编辑和作家,他的大量批评见地深入浅出,对读者和作者都具有指导意义，在辽宁现代文学评论发生期，探讨了许多关于文学特质与作用的话题。    
 
 
 
2012年4、5、6月份发表情况（不完全统计）33篇：
《学术的“通途”与“小路”——当下中国学术体制批判》（孟繁华，《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读诗札记（二题）》（宁珍志，《海燕》2012年第4期）
《天空和大地之间，小小的永恒的诗思——宁明诗集〈当谷穗走过深 秋〉随感》（邢海珍，《海燕》2012年第4期）
《让人心服口服的叙述——读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贺绍俊，《辽宁日报》2012年5月11日）
《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重写文学史”视域中的〈讲话〉》（周景雷、胡冠男，《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人间信息的生命解码》（张学昕，《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真实与虚伪的悖论——谈余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真实论》（赵凌河，《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图像时代的文学功能》（刘巍，《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评关仁山的小说创作》（孟繁华，  《小说评论》2012年第3期）
《苏童的“小说地理”》（张学昕，《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苏童小说与江南地域文化》（梁海， 《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无处逃遁的历史幽灵——读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王妍，《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东北解放区文论——基于《文学战线》的阐释（高翔，《辽宁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人民主体性：党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演进》（吴玉杰，《辽宁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民族根性与当代文化选择——20世纪90年代周锐与张嘉骅童话文化内涵比较研究》（马力，《阴山学刊》2012年第3期）
《谁曾逃过这温暖的苍凉——谈迟子建小说的死亡书写》（刘巍、郝丹，《职大学报》2012年第3期）
《京派文学对西方“意识流”的接受与运用》（许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喧嚣时代的“忏悔录”——评〈回鹿山〉》（贺绍俊，《光明日报》2012年5月22日）
《人民文艺的航标和灯塔》（周景雷，《辽宁日报》2012年5月23日）
《冰心早期小说中的儿童叙述类型》（李佳，《文学界》2012年第5期）
《从1985年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郭君，《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5期）
《论〈故事新编〉的孤独感受》（王吉鹏、李思思，《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二十一世纪先锋文学的转型与发展》（王琮，《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5期）
《举步程高日垒新——评〈遥远的乡音〉》（王向峰，《海燕》2012年第6期）
《以小见大，于平淡中见深刻——读〈波澜不惊〉随想》（毕晔， 《海燕》2012年第6期）
《疼痛怨怒悲喜 终归波澜不惊》（李厘，《文艺报》2012年6月13日）
《范龙彪的小说追求》（马秋芬，《鸭绿江》2012年第6期（下半月版））
《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孟繁华，《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在坚守中探寻东北文化精神——晓寒长篇小说〈绝石〉》（赵慧平，《文艺报》2012年6月6日）
《文艺的方向与源泉》（王向峰，《中国图书评论》2012第6期）
《从周树人到鲁迅:文学证据的连续性》（周衫著、由元译，《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6期）
《辽宁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学批评——以穆儒丐为中心》（冯静，《名作欣赏》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