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仲夏，我刚满11岁。记得那年妈妈带我上沈阳市内“医大”看病，绕了一个大弯儿。
绕这个大弯儿的原因虽然是44年前的事儿了，但至今我还是记忆犹新，一点儿没忘。
那天早晨，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疼得满头大汗，直不起腰，又喊又叫，妈妈吓得赶忙领我到距离我家10多里外的清水台医院去看病。医生诊断完，护士麻利地给我挂上了滴流，又让我吃了几片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那剧烈的疼痛还真给止住了。挂完滴流，妈妈看我不疼了，心想，住院得花不少钱，就问我：“回家行不？”我明白妈妈的意思，懂事儿地说：“行。”
走出医院，妈妈知道我一上午没吃东西，又问：“你想吃点儿啥？”我说：“想吃蛋糕。”妈妈立即给我买了1斤蛋糕。没想到，我刚吃一块，肚子又疼了起来。返回医院后，给我看病的那个医生却说：“你们赶紧去区医院吧，可别在我这耽误了。”我和妈妈赶忙坐上通往新城子的公共汽车来到了区医院。
区医院的医生看完清水台医院开的病例，又用听诊器听了听我的肚子，当即决定让我住院治疗。同样，一个护士照例给我挂上了滴流，又让我吃了几片药。过了一会儿，这回真的不疼了，而且持续了三四个钟头。这时，妈妈跟医生商量：“孩子真好了，我们不想住院了。”好心的医生知道妈妈是舍不得多花钱，只好同意并叮嘱说：“不住院也行，但别忘了回家后可得让孩子按时吃药。”
不知为啥？第二天傍晚，我的肚子又疼了起来，疼得症状跟头一天一模一样。当时，我家住在沈阳北部60多华里外的新城子区蒲河公社营盘大队。要想去沈阳市内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百姓都叫“医大”），走近路得先到10多里外的蒲河公社汽车站坐公交车。可那天晚上已是6点多钟，乡下早就没有通往市内的公交车了。但妈妈心里清楚，不去“医大”，再去区医院也是白扯，根本治不了我的病。看我疼得在炕上翻身打滚，一个劲儿地哭喊，妈妈急得直掉眼泪，不停地叨咕：“这要有直通沈阳的公交车多好啊！”
妈妈的话启发了爸爸，没有直通沈阳的公交车可以往沈阳倒啊。爸爸急中生智，想起了小火车。当时，在我们营盘村西面2里地远就是蒲河煤矿。蒲河煤矿的小火车一直通到营盘村西北20多公里远的铁岭新台子火车站，从新台子火车站可以换乘大火车直达沈阳南站（今改名为沈阳站），“医大”就在沈阳南站东面不远。
一听爸爸要让我坐小火车上沈阳“医大”，妈妈急忙催促：“快去赶车呀。”爸爸立马大步流星去生产队赶来了一挂木轮老牛车（当时我们生产队还没有胶皮轱辘马车）。我和妈妈坐在牛车上，爸爸用鞭子一个劲儿地抽打老黄牛的屁股，我们一路颠簸向蒲河煤矿小火车站狂奔。
说来也巧，就在我们离蒲河煤矿还有200多米时，小火车已经开出站了。这可把妈妈急坏了，连连催促爸爸：“快！块！你快去拦住火车。”
爸爸跳下牛车，撒开腿拼命地向已经缓缓开出站台的小火车跑去。那时候的人真好，火车司机看见爸爸一边跑，一边摆手大喊，知道有急事儿，真的把火车停了下来。爸爸急忙把牛车赶到了火车道口。听完妈妈的求助后，火车司机爽快地答应：“赶紧上车！”
到了铁岭新台子火车站，等了约莫有个把钟头，我和妈妈就登上了从哈尔滨开往沈阳南站的大火车。
“医大”的医生检查完我的病情，很快就作出了明确诊断：胆道蛔虫。人家都没用给我打滴流，只让我吃了几片打虫子药。不一会儿，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半夜，我要上厕所。护士叮嘱妈妈：“你观察一下，看虫子打下来没。”果不其然，我一次性就便出了10多条足有筷子粗一揸多长的蛔虫。
无独有偶。2011年，我和妻子到距离当年我们老家营盘村东边2里地远的松树村三妻妹家串门。后半夜3点多钟，三妻妹胰腺炎的老病又犯了。这次疼得她满头大汗，撅着屁股在炕上弓着腰哼哼直叫，还一个劲儿地撞墙。看她疼得那个样子，可把我和妻子吓的够呛。事不迟疑，我和三连襟麻溜跑到他们邻居家叫来一辆出租车。妻子扶着三妻妹上车后，我看了一眼手机时钟，正好是凌晨4点。这次从松树村到“医大”，同样是60多华里的路程，却只用了1个多小时。
今非昔比。今天我们做梦都想不到，40多年后，沈阳城乡道路四通八达，村村都通了柏油路，我们沈北新区各村屯不仅都通了公交车，还都有了应急的出租车。现在乡下的老百姓要是有病有灾或有急事儿，别说是上沈阳，就是上北京也不用犯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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