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背上的花朵
小时候，我捋蒜苗捋得直哭。
火炕上用土坯满满地垒着仓。掀开塑料布，附在上面的水珠密集鲜嫩，一哄而散，洇到沙里倏忽不见，或坠在叶梢晃晃悠悠。水汽弥漫了整个屋，窗玻璃蒙上一层哈气，屋里看不清屋外，屋外看不见屋里。蒜苗在氤氲水雾中亭亭伫立，在冰寒雪冻时水嫩舒展。
可捋蒜苗是另一回事，我不嫌蹲着腰疼，我不怕辣味呛鼻子。我哭，哭我通红的小手。
我不是懒孩子。干活对我来说天经地义。
槐花开时，西山上，北山上，锥形的大槐山山腰以下，落了一片一片的白云，一片深，一片浅。天上的云动，山上的云静。天上的云，牵扯着山上的云。山上的云，睡在了春风里。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甜香。
我挎着篮子，晃着刷子辫，蹦蹦哒哒上山坡。野鸡膀子漫山遍野，最易得到，可汁少，液苦，不大受猪待见。羊抹抹儿弯弯的叶儿像山羊角，小孩子一看见它的花，就飞跑过去，掐下来放嘴里嚼。开黄花的婆婆丁晃动着纤细的腰肢，开白花的苦菜落寞地点缀草坡，切断的羊奶子草淌着粘稠的白浆。车前子草被我们称为车轱辘菜，在车辙印里皱皱巴巴扒着硬土，在山沟水边长得奇大，叶子片片竖起，尽管没了车轱辘的可爱形状，但十几棵就装满了篮子。可惜现在山沟里一点儿水的影子也没有，水里的小鱼小乌龟只在我的梦里浮游。
挖到槐树下，抬手摘一枝槐花，花瓣洁白，花萼浅绿。掐一粒刚咧嘴的，扔进嘴里，一点点儿香甜的汁液在舌尖辗转缭绕。
我在槐树间低头寻找野菜，差点儿踩到红花的小被儿，猛地抬头，看见它盖在隆起的小丘上，我魂飞魄散，拔腿就跑。
那是后院漂亮乖巧的孩子，她莫名地掉进集体大菜园的井里。有人说她去摘井边的马兰花，我愿意接受这种说法。她站在井边的湿土上，小红鞋沾了点泥巴。她顾不得这些，她已经盯了一会儿马兰花，花蓝得神秘炫目，她把手伸向井边。她额头卷曲的头发随风拨弄着长长的睫毛。她落在水中，像一枚扶桑的花蕊。
她母亲把她的红花小被儿盖在坟头，每天都抽空坐在坟旁哭泣。从槐树林外，能听到她有气无力的哭声。从此，我挖野菜时总要远离那片开得最茂盛的槐花。
我在槐树下捡到一枚野鸡蛋，它躺在一小片格外洁净细软平坦的沙上。我拿着圆润玲珑的野鸡蛋向邻居孩子们炫耀。一个女孩蛮有把握地说，那细沙下面埋着九十九个蛋，这个是野鸡留的记号。孩子们将信将疑。我显然受了诱惑，和她返回山里。可惜下起骤雨，我无法找到那片曾经很好辨认的细沙。我们顶着雨，在大致范围内挨棵槐树找。槐树下有细沙的不少，可再也没有一处是平坦光滑的。 我埋怨自己，如果连野鸡也找不到，岂不是害了它们。我在雨中浑身湿透，满脸 迷茫，和枝桠间的小麻雀一样凄惶。
父母都没支使，我还是每天都挖回一篮子野菜。每次走到猪圈，猪们都摇摇晃晃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土和干草叶，哼哼唧唧挤到圈门边，抬了头睁着长长睫毛的模糊的眼望我。我高高地倒扣过篮子，用沾满野菜苦浆黑黄僵硬的手，使劲儿抖落压实的野菜。猪哼哼着把野菜拱来拱去，挑来挑去，最终只剩下点儿野鸡膀子根。野菜是猪的零食。吃了零食，猪溜光水滑。
山上的白云醒了，去追天上的白云。天还没透亮，我就跟着父亲，趁着露水大，到花生地里抖药。清晨的空气里充盈着一粒粒水，漂浮着一丝丝清澈的青草香、树叶香、作物香。喜鹊在远处大杨树上嘎嘎欢叫，窜鸡儿在地头水沟边小步跳跃。乐果粉从纱布袋里纷纷扬扬洒落到花生秧上，也洒到我的脚面上裤腿上，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膝盖以下又是药面又是泥土，黏糊糊。
更黏的活是打烟岔。在毒日头下钻进跟我一般高的黄烟里，气闷口渴，汗流满面。烟叶蹭在脸上奇痒，又没法去挠，因为满手都是烟油，挠完只能更痒。到了地头儿，母亲拎起塑料水壶，喝了几口，递给我。我喝了口，水热乎乎的，一股塑料味。我和母亲的蓬头垢面衣裤肮脏是最典型的劳作模样。蜻蜓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知了在不远的果园里拼命嘶叫。我索性躺在邻家高粱的阴影里，青湿的垄沟正好放下我小小的身躯。我说，一丝一丝窜凉气呐，妈，你也躺会儿。母亲笑着摇摇头，又钻进烟地里。天上的蓝是海水的蓝，没有一叶白帆。
田里的绿在风中变老转黄。苞米被母亲用镰刀放倒，一堆堆逆来顺受，如同母亲的秉性。母亲那短小的身躯里蕴藏着取之不竭的力量，她像男人那样扶着蹚地的犁把，像男人那样担着臃肿的柴草，像男人那样垒着倒塌的石墙……
我连蹲带跪，掰苞米。苞米皮浅黄，棒子金黄，须子焦红。渐渐鼓胀起来的麻袋最妥帖的名字叫收获。弟弟从地头的沟里爬上来，俩手捂着上衣兜，笨拙地跑过来，先给母亲抓一把，又过来给我一把。红红的酸枣放进嘴里，口水都要流出来，哪里还顾得上腰酸手疼。
拔花生就没那么惬意。腰酸了，直起身站会儿。手疼就没辙，勒得通红，一碰一激灵，疼得没胃口剥俩花生。
田，完整地裸露出本色，北山土黄，塔岭土红，下河洼的黑点儿。
雪还没下。我背着花篓去搂柴。田间地头的草很快被村里人抢净，只好拖着竹筢满山遛。山上的树叶枯枝被搂净了，草被梳了一遍又一遍，跟弟弟的小平头一样顺顺当当。我还要反反复复地挠，搂一筢子草要遛上几百米磕磕绊绊的山。后来再也难以搂满花篓，我就带了镰刀，连割带砍，把茅草乌拉草荆条葛刺都背进我家的院子。我瘦弱稚嫩的后背背回了烧不完的柴草，在园子里堆得越来越高。
雪下了一场又一场。下了雪，我只好歇工。母亲从雪下掏出柴草，雪簌簌而落，浑圆的雪堆日见坍塌干瘪。过几天，山上的白色渐消，我又忙不迭地背起花篓。山上的雪还没全化，有时筢子搂上来的不仅是柴草，还有雪坷垃。
西山上柴草差不多弄净了，估计北山也一样。我看见邻居四叔担回来一大担一大担的羊草棒子和荆条，他家的柴垛高大方正威武，那是他爬了高高的大槐山弄回来的。我爬不了那么高的山，就约了邻居的孩子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小山上。邻村住户少，离那山也不比我们近多少。曾祖母说，白塔峪，白塔峪，那山上原来有一座白塔。我从未见过白塔，可站在那座小山上朝向东，顺着山沟望，可以看见塔尖已经倾斜的灰色的九龙烟塔。
我们跑的路远，搂柴却不费时。我光顾着欢喜，不知不觉间磨破了衣裳。那件衣裳是母亲用一块白底粉花的床单布做的，我也不嫌色浅，穿了一冬。当它磨破的时候，母亲再也找不到相同的布来补，就把一块白色的家织布缝在了上面，占据了衣裳背面的三分之一。我穿着这件本来就引人注目的衣裳去奶奶家，六叔说，丫头，你穿的是啥呀！你咋不嫌寒碜！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去奶奶家，因为我始终穿着那件衣裳。
三年级时学校体检，我站上了称粮食的台秤，三十八斤，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重量。初中时我又站上了台秤，五十八斤。但我始终不知道自己身高的确切数字，因为学校里没有量身高的用具。上初中第一天，班主任拿着新生名单，第一个点到我，我站起来，他上下打量着我，厉声道，太小了！坐下！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儿让他生气，但我以犯了错的心情轻轻坐下。点第二个人时，他点点头，好，你当班长吧。我稀里糊涂地看着班主任安排完了班干部。不久，大个班长发现了我的脚，她拎起我的裤腿大喊，大家快来看哪，看她小脚，三十二号！我就微笑着，伸出小脚。我真的不知道我小到什么程度，只是总坐第一排，看同学嘴巴要仰壳。更不知道没上学时我有多高，反正已能对付很多活计。那小小的身躯背起了粗我几倍低我一头的花篓。
我干的活比大姐干得多，我还没上学，不干活干啥去。再说，大姐是我家单传几代上一代六个男性这一代才见到的第一个女孩。母亲常说，曾祖父把她当心肝，喷了他一身稀屎都没生气，要搁别人，还不操笤帚疙瘩。大姐穿的永远是村里孩子中最好的，她的衣服从没有补丁。要是没父母的支使，她才不干活呢。她端着书本又写又算，晚上躺炕上还背政治，一道题她背了几遍还记不住，卡壳儿时就要瞄一眼书。我闭着眼睛老半天没睡着，实在听不下去了，等她再卡壳儿时就提醒。大姐扒拉我一下说，小丫崽子，你咋记住的呢。我眼也不睁，你都叨咕多少遍了，我都困了老半天了。大姐以后背东西就要我提醒，还说，小丫崽子啥也不懂，净瞎记。
干点儿活算啥，可我在捋蒜苗时哭了。估计现在种蒜苗的人像割韭菜一样，一割完活儿。可我家那时舍不得裹在蒜瓣里的那一厘米多的白根。把蒜苗连根铲下，再剁掉根，捎带去一截蒜瓣儿，最后是捋去蒜瓣儿。捋蒜瓣儿很费时，先捋去沙子，再捏扁蒜瓣，有的蒜瓣儿还很饱满水嫩，捏软捏扁，才能捋下来。
我哭，哭我的手。生蒜苗的屋子本来就潮，蒜苗仓子挡着阳光，蹲在阴湿的地下，冷风从门帘缝钻进来，我全身冰凉，何况我那本来就年年冻肿的手。我的手指像木棍一样难以弯曲，像木棍倒好了，木棍不会疼啊，可我的手针扎一样。
捋蒜苗的活由我们姐妹去干，因为大姐二姐放了寒假。二姐从小由祖母养大，没在我家住过。她背着花篓经过我家院外，父亲看见了，假装截她，她背着花篓夺路而逃，边跑边喊，我家的柴火咋能背你家去。父亲喊，我是你爸，这不是你家？二姐不接话茬儿，还是跑，颠得冒尖的柴草洒落了一道。活忙不过来，才请来她这个救兵。
可大姐总要维持她的权威。她剁完根，开始扒堆儿，她扒给我和二姐的堆儿明显比她自己的大。二姐啥也不说，掐起一把扔到大姐的堆儿上，大姐掐起来又扔到二姐的堆儿上。二姐不罢休，大姐更不消停，俩人扔了几个回合，那蒜苗就没个好样儿了。二姐站起来喊，你欺负我外来的！大姐说，你长得那么壮，一天就白吃吗！说着说着俩人就撕扯起来。母亲撩开门帘冲进来，拿着猪食舀子，
一人给一舀子，她俩的屁股上都沾了一片猪食。二姐抹着眼泪说，你们欺负外来的，我不给你们干了。她呜呜哭着跑了。大姐站在那，踢了脚蒜苗，母亲上去又给她一舀子。
救兵跑了，我和大姐的活就更多了。我嘚嘚瑟瑟捋蒜苗，泪在眼眶里转。大姐又扒堆儿了，依然给我扒得多。我蹲着喊，你凭啥总欺负人！大姐说，累不死你！我嗷地扑过去，还没等大姐反应过来，她的手背就出了几道血印子，表链儿也断了。她站在那，竟然没扑过来，只是声嘶力竭地跺脚叫唤，死丫崽子，死丫崽子！我蹲在地上，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哈手。我的手像馒头一样了，不，应该说更像露了馅儿的豆包，肿得高高的，上面一粒一粒的紫疙瘩。
蒜苗总是要捋的。一炕的蒜苗总算捋完了，我的手已经流了脓。我经常挤脓，没事儿就专心挤，脓水淌下来，用父亲卷旱烟的纸片刮。父母太忙，都没注意我流脓的手，或许看到了也没当回事儿，屯里孩子哪儿那么娇气。
童年的冬天真的很冷。二姐冻一脸紫疙瘩，大弟睡觉时在被窝里蹭着脚，小弟的耳垂溜儿圆，像个要吹破的水泡。但杏花开时，他们都像刚从土里钻出的草根那样白白净净。只有我，我的手背，留下了两朵不凋的花朵，永远明亮年轻。
自古田家少闲月，父亲的规章是农家无闲月。他每天琢磨，如何利用土地、庭院充实我们的日月。当别人家的适婚青年纠结于三转一响时，我们姐弟上初中就骑凤凰戴海鸥，弟弟和父亲一样戴野马。大姐落榜后，勤劳的基因才凸显出来，整日劳作，甘之如饴。
我淹没在城市的人流中，脱离了土地，恋想着土地。我的姐姐们，像草一样，依然顽强地生长在原野，用她们粗糙结实的手撕扯着田里长了一茬又一茬的草。她们不知不觉间和当年的母亲一样，肩挑着属于母亲的重量。她们把种子播进土地，太阳把光亮泼洒在她们脸上。她们无暇回忆童年的吵闹和欢乐，只认准和土地的合作，一心惦记田里的收获。她们将像母亲一样把一生播进土里，培植茂盛的生活。
我们这些不懂娇气的草，把自己收割了一次又一次，从不吝惜。无论我在哪里，心里永远充盈着泥土的气息，沉淀着野草的味道。
我的村庄变小了
村村通公路卧在油绿的庄稼中，不动声色。路面不宽，一辆车行驶还蛮够用。对面来车时，一侧车轮往往碾在水泥路面下，黄沙碎石像村里的半大小伙子一样咋咋呼呼，还好这一路只遇见了两辆车。公路恰好从弟弟门前经过，我们并未受到修路前的左颠右簸和尘土嚣张。
弟弟家靠街筒的最东头，若没高大的灰墙遮挡，坐在炕上能看到河。如今，河在村人眼中确也没啥看头。河边无垂柳，倒是错杂着高大的杨树和虬曲的老槐。树已长得足够粗大，主人还没打它们的主意。现在盖房用的是钢筋水泥，树似乎和过梁檩木椽条脱离了干系，落寞地徒增年轮。
弟弟的院子不小，却没给蔬菜留下一席之地。东侧是一溜的猪圈，驴棚。四头白底粉花母猪和十几头孪生半大猪或站或卧，自在悠闲，雍容大度。它们的主人成天伺候着它们，谁是谁的主人还不好说。两头枣红驴比一般的马还高大，弟弟不说，我还以为是骡子，记忆中母亲喂养过的灰驴，较之相去甚远。西边盖满了偏房，装着化肥，饲料，农具等物。
女儿四岁时曾对她老姑煞是不满，跟我嘟囔，农村人不种菜算什么农村人，弄几棵白菜放厨房里都冻蔫了。尽管我跟她解释，她家院子太小，门房和上房中间就剩四五步远，种啥菜，阳光不充足，菜懒得长。她还是严重鄙视她老姑，不爱去她家。现在九岁的她见识了二姑家迅速消失的菜园，见识了满院连体房子，见识了整个村庄快速建动迁房的铿锵节奏，她竟模糊了蔬菜情结，没在大舅的院子里找寻疏菜的遗迹，俨然大舅是个正经农村人，不值得讨论质疑。于是乎，她跟小表妹直奔正题，院里院外跑一头细汗。
跟弟弟母亲聊了个把点儿。弟弟说他今年的种植养殖安排，母亲说村里的大事小情。老公也从农村的土路上磕磕绊绊走进了城，他不愿回望彳亍在黄尘路上的瘦弱身影，更谈不上为苦涩添加审美，他在一旁百无聊赖。我起身嘱咐女儿跟小侄女玩儿，和老公顺着村村通走去。
我的村庄变小了。
小时候到奶奶家去，总觉得路远河宽。有一次爬河岸，坡面太光，我秃噜下来，正趴在坡底，准备再次攀爬，一条腿从我的头顶迈过去，一步就登上了岸，另一只脚往上跟的时候，鞋底的沙子迷了我的眼睛。我睁着一只眼睛看着那瘦高的背影，迈着鸵鸟般的大步拐进街筒。
河总是弯曲的，取直的公路几次从河中穿过。河面被路面占去了一半，薄薄稠稠的墨绿的水勉勉强强在流动。我告诉老公，原来，河里白天泡着一群孩子白鹅灰鸭，晚上大人们才哧溜到水里，女人们都要走远一点儿，到北河洼或下河洼去洗。夏天大雨后，浑黄的水常漫上岸，挟走了柴垛也没啥稀奇。不过隔了夜，早上就看见河水退回河床，水流倒还急。一次小弟去奶奶家，才入水趟几步，就站立不稳载楞下去，在水中骨碌了几个个，幸好有大人过河，赶过去一手抓住了衣服，像拎只鸭子拎出了水。
走了没两分钟，就看到奶奶的老院子，当然，人已不在物已非了。当年凹凸不平的石屋石墙换了贴面砖的立立整整的白屋白墙。我望了一会儿，没走上前，屋空着，五叔几年前到海边养鱼去了。偌大的院子里，或许飞着一两只蝴蝶。隔一个院子是堂弟的家，他的房子是村里唯一的二层楼，在河边高高地矗着，也空着，他们也去了海边养鱼。
路在村里蜿蜒，树在房前屋后茂盛。茂盛的除了树，还有蒿子。蒿子长在路旁，密密匝匝，半人多高，形成天然绿化带。这绿化带朝气蓬勃自得其所。村路上没有其他行人，只有我们俩，我俩也不言语。路边的玉米正在扬花，棒子刚吐了白色粉色紫色的须子。玉米地里这几棵那一片杨树，高高的杨树，动也不动，绿得深沉。头顶飞着许多蜻蜓，平稳滑翔，寂静无痕。无风，我们在绿色里蠕动。我们穿了白色衣裳，不像两只蝴蝶，像两只蛹。听不见虫鸣鸟鸣蝉鸣，时间也像凝滞不动。
终于听见了狗叫鸭子叫。邻村村前，盖了一溜灰房子，留着很小的窗洞，不安窗户，只安细密的丝网。我猜，养蝎子吧。一道弯曲浓密的槐树柳树荆条挡着，村庄近在咫尺却看不见。我想走到村前的小河旁就折回去，可到了河边，露出了房子，露出了高出一截的竖十字架的白色教堂。就继续走，看教堂吧。走到教堂边，有个男子坐在门石上，死盯我们。我从余光里看到他的防范。我不看他，只看教堂。那男子问我老公，干啥的？老公回答，不干啥。我淡淡地说，回吧。
转身往回走，走到小河那儿，看到河边的树伸出一枝白色的花，我走过去，又怀疑那不是花，大概是喷了除草剂。回头看见老公拿手机拍照，也不管他拍了什么，撅着屁股眯一双五百度不戴眼镜的眼琢磨那是叶是花，总之，搞不清那是什么树。老公发现桥下的水里游着好多鱼，连声招呼。我看见水里游动的鱼影，看不清是小白鱼还是鲫鱼，他们要是不动，我把头探到水面也发现不了。我告诉他，这河虽小，长年流水，大概是从那山上流下来的，所以水流清澈。老公于是对路边的小河感了兴趣，走走停停，探头探脑。
天色昏黄时，我们回到了弟弟的后院，那儿我堂兄开着卖店。母亲和弟弟站在卖店外等着。一个喊我姐的人打招呼。我走到跟前才认出他是谁，说，我近视，看不清谁是谁。坐在矮墙上的“人影”说，近视咋不戴眼镜，不戴眼镜能看清后面的学生嘛！我说，听声音是大叔吧？现在学生听话，不戴眼镜也能教。
我看着那“人影”蜷着，觉得比他年轻时瘦小了许多。他是某石油勘探队的退休职工。七十年代末，他曾给我家从内蒙古捎回海燕牌收音机，从上海捎回野马牌夜光表。他从伊拉克带回大彩电，夏天时把电视放在炕桌上，大敞着窗户。村里人坐了他家半院子，看《血疑》。热了渴了的人，到洋井边哗哗一通压，直接用嘴接着水，顺便洗了脸，冲了胳膊大腿。大叔站一边呵呵笑，他看电视的时间比看人的时间少，看人时一脸的满足。
我的村庄变小了。在我的记忆里，它是个大村子，有很多的人，很多的牲口，很多的树，很多孩子在街筒里嬉闹。
村里的车老板驾着溜光崭亮的枣红马，腰杆挺得溜直，鞭子甩得嘎嘎脆响。车后掀起一股黄尘，三套车哒哒远去。童年的路上，随时可能和高傲的马车不期而遇。
去奶奶家的路上，我消磨的时间很长，树依次和我打招呼。哪家的桃花开了，蜜蜂嘤嘤飞舞。哪家的杏树结了指甲大的青杏，叶子暗红。哪家的柳树被雷劈去了一半，另一半依然青葱。哪家大杨树上托着黢黑的喜鹊窝，我抬头看喜鹊，喜鹊翘尾低头对我嘎嘎大叫。夏日当头，它叫，晒呀晒呀。北风呼啸，它喊，风大风大，回家回家。
奶奶收拾完院子，扫屋子，地上洒了水，掸了柜上的灰，就把火盆搬上炕。邻居两个奶奶端着二尺长的烟袋相继到来，盘腿围坐在火盆边，把烟袋插到火盆里点着了火，东家长西家短就随烟雾一朵朵缓缓升腾。过梁大奶永远是神神秘秘，她的头向前凑，奶奶和老潘大奶的头就往前凑，三颗头凑到一起，只看见她们花白发髻上银簪的吊珠儿在轻轻晃动。过梁大奶的嘴唇总是只欠欠缝，频率却快，嘁嘁嘁喳喳喳，嘁嘁嘁喳喳喳……老潘大奶的调门儿总是很高，夹杂着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一笑起来身子就向后仰，奶奶和过梁大奶也笑也向后仰，这时我就看到老潘大奶的光滑的大白脸大眼睛，过梁大奶嵌着细密麻子的小黄脸小眼睛，奶奶不咋黄不太白麻坑适中的脸和不大不小的眼睛。
几个奶奶的话像烟，抽一下，喷出多长。奶奶们的话在火盆边升腾了，也消散了，奶奶们不亦乐乎。她们每天都梳着溜光的发髻，端着长烟袋，惬意，平静，安详。
我和太奶坐在圈外。太奶盘着腿，看自己干瘪的肚子干瘪的双手。我看完奶奶们，就趴在窗台上往大门口看。半大女孩蓬蓬着头，背一小袋粮食往西去了，长腿男人担着土筐往东去了，大马车颠下了几块儿土坷垃，卖大豆腐的托板上滴答着豆浆。
太奶左手摇着纺车，右手抬起，白线从棉条里抽出，棉条变短，右手落下，棉线规规矩矩缠到锭子上，锭子像一颗快速生长的枣核。我跪在炕桌边，尽管奶奶多次要求坐相，可我板不了几分钟，坐着够不着，蹲着腿酸。我拿着光溜的秫秸棍儿，放在棉片一头，卷起一边，包住秫秸棍儿，往前轻轻一推，棉条搓成了，抽出秫秸棍儿，把棉条递过去。太奶把它絮在短了的棉条上，捏了捏，棉花就你不嫌我，我不弃你。纺车嗡嗡，棉线拉长缩短又拉长。
太奶戴着老花镜，套上铮亮的铜顶针，拿针在满头银发里擦了擦，就在我担心她划破头皮时，她已经嗤嗤地把线拽出来。过了晌，棉手套就戴在我手上。藏蓝色涤纶布，禁脏耐磨。新棉花，暄腾软。那是我见过太奶仅有一次拿起针，她早已瞄不准针眼。看见我红肿流脓的手，她揉揉干涩的眼睛，就去翻柜子，找出一包碎布片，挑了又挑。
孩子们吃过饭就往街筒里跑。女孩跳绳跳格踢毽，男孩打瓦滚铁圈儿弹玻璃球，男孩女孩混在一起骑马杀仗，撕破了衣服挠破了脸，回家难免挨两笤帚疙瘩。
大弟从外面回来，贼头贼脑，去掀父亲的药箱，抓了几毛钱就溜出去，他的啪叽或玻璃球肯定都已输光。
小弟一直钟爱物物交换，拿了十个鸟夹换回一副冰锥，掩饰不住微笑，以为自己占了好大便宜，扯着母亲裤子催促快点儿钉个冰车。
小弟又扛走一把锄头，拎回一对小白兔，没个好处置，左寻右找，瞄上了装鹦鹉的铁笼。我们回家后不见了两只鹦鹉，问他，他挠挠脑袋说，鹦鹉变了。
我靠着墙根走，以免影响了邻家孩子的街头鏖战。当我的额角绽开了鲜艳的花朵，两个遛石头的女孩倏忽不见。
邻家二奶进了我家院子就喊，上我家吃鸡蛋黄去，上我家吃鸡蛋黄去。她蹭上炕头说，让我看看掴啥样了，伸手要扯我头上的纱布。父亲说，小孩子皮肉好合，没事。在父母一再拒绝之下，我终于没被扯去她家。
被安放到她家炕头，对我来说还不如再挨一块石头。我每次去她家买豆腐，都努力屏住呼吸，为了达到最少吸气次数，我光递钱不说话。她家院里扯着三条铁线，晾晒豆腐包和被褥。浅黄豆腐包筛选着阳光，迎风飘荡。白色家织布的被褥里子叠加着奇形怪状的黄色抽象线条。她家四个孩子都是绘图高手，全村闻名。驴在厨房里打转拉屎，豆腐泔水淌湿半个屋地，三丫头蹲在炕上撒尿，二奶眼疾手快，用抹布截流在二十厘米之外，否则刚从杠上卸下的干豆腐或许有卤煮的味道。
二奶端着一瓢鸡蛋，再次真诚造访。她脸上挂着微笑，嘴角偏离四十五度，但那倾斜里没有一点儿狡黠或恶意。我母亲往外推着二奶，还要留心鸡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歪嘴二奶把鸡蛋安全带回家。
我上学的那条巷子又弯又长，我故意落在其他学生后面，抚摸着沁凉的石墙，幽幽唱了一首《绒花》才走到巷口。
可这次回来，我在路上只遇到了一辆驴车，赶车的老人佝偻着身子，陌生地看着我们，我也想不起他是谁。
车开出村，老公说，那是新村小吧。村南有两排十多间的平房，要比老校区的房子少，适龄儿童少，教室没必要盖那么大。栅栏里的沙土地面上刚长出些草。校园外，是窄窄的河，是还没成材的杨树林。儿时，那儿是草甸，是粗壮的杨树林，我多次去寻白色的草蘑。阴天在河沟里发现了无数翻滚的泥鳅，吓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在一个树坑里看见磨盘大的一团蛇，我惊叫着跨过本来跨不过去的树坑，撒了半筐蘑菇，等同伴闻声而至，他们没能从树坑里看到一条蛇而气哄哄地看着惊魂未定的我。
那是我记忆中的村庄，我生于斯长于斯十六年的村庄，有快乐有悲伤的村庄。它渐渐地让我陌生，我每年都要回去试图温习它的气息，它的气息慢慢在变，变得让我越来越不满。房子漂亮了，街面肮脏了，拍成四棱形的土堆粪堆不见了，垃圾在房前房后或卧或飞。夏天柳树下不见了乘凉聊天纳鞋底的人，冬天打草席搓麻绳剥花生的手，在灵活地搓麻将。
于是，我减少了回去的次数，以免冲淡我的记忆。手背的疤成为我独一无二的体征，清晰的是来历，我早已记不起疼。我在心底留下一块地方暖着我童年的村庄，因为那里曾有几个暖过我的亲人。
城内的村落消融了，城边的村庄渐次剥蚀，我的村庄离城一万米够不够远。弄不明白，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一辈子交道的农民，为何急于脱离土地。世上已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我住在空中，再也走不回童年的村庄，踩在真实的土地上，带月荷锄，去栽植一片广阔的淳朴。
高铁从村前经过，连接了远方。远，不再成为远。车开到立交桥下，我隔着车窗回望，我的村庄，越来越小。
爷爷们的树
歪了，就没用了。
爷爷用镐头扳小榆树时对我说。
小榆树比镐把细点儿。它长在一棵我能抱住的大榆树树旁边四步远。它使劲躲大榆树，越往上离大榆树越远，它的腰就像大姐跳舞时那样弯。
我绕着小榆树和爷爷，从爷爷和大榆树之间挤过，右手被大榆树粗糙的树皮蹭白了几条。绕了三圈，我发现小榆树光滑的灰色树皮被镐头蹭破了，露出了绿色的内皮。我叫，爷，树皮蹭破啦！爷爷继续用镐头扳小树，破了，能长好。歪了，就没用了。
小榆树大榆树和许多榆树槐树都长在爷爷后园外的一个大菜园边。爷爷家住在村子最北边，如果想种菜种树，可以一直延伸到河边。菜园在我看来够大了，它离河还有两个菜园那么远。菜园里能听见河水的哗哗声，不用走过草甸，我能想像出小白鱼顺水往下飘的白肚皮或逆流朝上游的黑脊背。菜园里种着大片土豆，零星地开了些水仙似的清淡小花。几畦小葱，浓密细弱。茴香零零落落，有的高擎着油纸伞样的黄花。菜长得不太好，树遮了阳儿。
树歇了菜，也砍不得。爷爷靠种在菜园边的树为六个儿子盖了三所房。过去，只要肯出力，在农村不会住不上房子。看看檩木的粗细曲直，石头的方圆大小，院墙的高矮短长，能断定这家人的勤快程度。
盖房子的石头去北山打。北山有个公共石场，修水坝时，生产队每天都放几炮。生产队员在炮响后，看着白烟消散了，就扛着铁锤，拎着铁钎上山。丁丁当当，丁丁当当，整天都听着山上传来砸石头的单调声音。石头装在大马车上拉下山。新鲜的花岗岩黄白绿相间，闪着点儿淡绿的玻璃光泽。我总觉得，作为石头，绿色的要比黄色的坚硬，深色的要比浅色的结实，要不，为什么西山的石场开了不久就废弃了？爷爷和父辈们以及帮忙的村民丁丁当当之后，从北山拉下石头。村里其他人家也从北山拉下石头。石头拉下多少车，无从知道，但村里坐落着三百多栋房屋，围绕着三百多道石墙。北山依旧那么高，只在山脚若隐若现地睁着一只幽幽的眼。
爷爷隔几天就去扳小榆树。小榆树受了多次的伤，愈合了又破损。小榆树的树皮慢慢粗糙，腰杆终于挺直，嫩枝一个劲儿往上蹿，树顶的枝条已经穿过大榆树的树冠。大榆树一副安闲模样，稳稳撑开了伞，任凭群鸟的栖息和离去。
爷爷扳小榆树时，他的邻居，我的本家大爷也在河边鼓捣树。
村里韩姓人占了多数，跟我家都出了五服。在村里走，随时可能从某个院落里走出个爷爷辈的人来。
大爷在河边编辫子。榆树在春末洒落一地的白榆钱，这些榆钱可能在在任何的土中发芽，长成树的模样。村野自生的树很多，墙角菜园屋顶塔尖，不经意间就长出杨柳榆槐。这些贱生的树，有做了栋梁的，也有碍了事被随手拔掉的。榆树的幼年是灌木，枝条细软，没人照看，自然成不了材。大爷沿着河边，不紧不慢地编过去。大爷前边是一丛丛半人高的嫩榆，身后是一根根直立或稍微歪扭的毛茸茸的树辫子。编成辫子的榆树所有的枝条都努力向上，等到最粗的枝条能独自挺立，抵挡风雨，其余的枝条就完成了护送的使命，被剪落一地，小半天的功夫就蔫了叶子。这跟有一大群孩子的人家只供出一个念成书进了城的有些相似，没念成书的孩子倒不蔫，一提城里的人，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大爷顺着河边编出半里地，这半里地的榆树就属于他了。这些树长在大爷的房后，没人和他争夺树的归属。大爷五个女儿，一个儿子，用不着这么多树给儿子盖房子。他仍旧笑眯眯地编着树。他没给五个女儿编过辫子，尽管她们一个赛一个漂亮。他还经常咬着嘴唇尖着嗓子骂她们，催她们干活。可他编榆树辫子时，粗糙的手轻轻地捋着枝条，倾注了不曾有过的柔和的父爱。
爷爷骑自行车去公社开会，一道上下了几回车。他看见道边的榆树棵子，拢在一起，编了辫子。这些零散的榆树辫子不属于爷爷，可他编完了，心里舒坦，骗腿上了车。
爷爷站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大槐山，山腰上的“农业学大寨”清晰可见。字是大姐和她的老师同学们用白色打火石堆的，足够大。在一座高山上写标语，这该算是一种创新吧，起码表现了我们村的气魄。爷爷看着那大字，有了新想法。北河洼的河坝修成了，西山下的梯田也完工了，下河洼的草甸还空着。爷爷说，栽树。
栽树比垒河坝修梯田惬意得多。下河洼沙多土少，挖几锹下去，有的坑里都能渗出水。杨树苗栽下去，小伙子们索性甩掉了扁担，一手一只水桶，几步蹿到河边，拎点儿水就浇上了，那叫个痛快。
没过多久，下河洼的树苗长出了阵势，一片片叶子迎着风闪着亮拍着小巴掌，刷拉拉刷拉拉。村子扎了一条厚实柔软的绿围巾。有了杨树林，河更清了，水更静了。杨树林成了我最喜欢的去处。有了树，就有了许多新内容。泥鳅在雨前的小河沟里翻滚，白蘑在雨后的草丛间闪耀，窜儿鸡在水边蹦跶，野兔在小沟里探头，柳叶儿啾啾，喜鹊喳喳。
学校带我们去寻宝，把写有奖品的纸条压在石头下，掖在树叉上，惹得我们一次次惊喜，一阵阵欢叫。
爷爷买了两只绵羊两只山羊，去杨树林放。放了几年，羊成了群。绵羊老实山羊淘。有只胡子两扎长的黑山羊跳上鸡架，又跳上偏房。爷爷在下面挥着秫秸喊，羊在房上不慌不忙咩咩叫。爷爷说，真收拾不住了。就卖了羊。
爷爷骑自行车，没下利索，摔了。爷爷再也不骑自行车。
爷爷安排好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午餐，回家吃饭。奶奶的高粱米粥还没煮烂。爷爷说，猪圈里湿了咣叽，我先拉车土垫圈。爷爷赶着驴车进院。驴来了劲儿，跑得疯，刮倒了墙角蹭伤了爷爷的腿。爷爷说，我老了。爷爷辞去了村主任。
我家邻居，本家三爷接了爷爷的班。三爷不像爷爷不爱吱声，他每天在大喇叭里讲话，说得有条有理筋筋道道。他讲话时带着口头禅“不嘛”。天旱了不嘛，就得抗旱。抗旱不嘛，别嫌累得慌，贪点儿早。起晚了不嘛，方塘水都让旁人抽走了。方塘没水了不嘛，你咋种地。地种不了不嘛，你吃啥。大家都喜欢听他唠叨，叫他老不嘛。
不嘛三爷当了几年村主任，也不干了。他不干村主任后，要求当护林员。下河洼的杨树林基本不用看，地方平整，有点儿动静，大伙儿都看得见。西山北山是重点看护对象。不嘛三爷一大早起来，先站院当心往西看，再出门站到大门石上往北看。
偷树的人肯定不在西山东面北山南面下手，他们绕到山后去，用手锯锯洋槐树枝，棵儿小的就成棵锯掉，捆成捆，留个长绳头，拉着下山。不嘛三爷有时上山，听动静，哪个方向有嗤拉声，他就朝哪儿去。偷树人发现了三爷，拿着手锯和绳子尥蹶子跑。三爷追不上就骂，个小兔羔子，你家烧大腿啦？你勤勤点儿，割点儿蒿子割点儿草。不嘛三爷有时能堵住从山上拉树枝进村的人。他骂，缺德玩儿意，那是你个人家的？你不臊得慌？他没收手锯，让那人把树枝拉到村部。
不嘛三爷也老了，离开村子住到城里儿子家去了。
大槐山上的字不知啥时没的。地都承了包。北山石场废弃了，北河洼的河坝开始零落。首先打河坝主意的人在夜里下了手，慢慢地就有明目张胆光天化日赶了马车去搬的。北河洼只剩了点小石头。河水发大了时，找不到大块儿的搭桥，人们只好攒一堆堆小石头。小石头不牢靠，弄不好踩上去就垮，照样湿了鞋。西山下的梯田也毁了。坡地并没陡得搂不住土，弄一道梯磴占了四五条垄，地承包到各家，哪家不想多种几垄地。于是石头被清出土地，梯田不见了，只留下个名字，大石堆。
爷爷带领村民创造的劳动果实只剩下西山北山大槐山的槐树，和下河洼的杨树。每年春天，槐花开满了山，香薰了整个村。杨树围绕着村南，和几座山联手，给石墙石屋的村落勾画了素朴的背景。
树歪了，盖房派不上用场，还能抓一方土地，洒一片阴凉。人歪了，比没用可怕得多。
本家胡子三爷来找父亲。帮叔个忙，我要竞选村主任。叔苦得捞的，这么多年了。胡子三爷是大爷的同父异母弟弟，和大爷住对屋，有个捡破烂的妈，有个很少出屋的媳妇，还有个傻女儿。父亲真的帮了忙。
胡子三爷上任不久，把西山北山大槐山承包出去了，又下令放倒下河洼的杨树。下河洼一下子空旷起来，满眼白茬儿树桩。胡子三爷家立时拥挤起来，半院子白色小尾寒羊。
村里其他人没羊可放，就瞄上了杨树桩。长了二十来年的杨树，根扎得很深，一天能挖出一个就不错，一个大树根能装一车，能烧好一阵灶坑。不久，下河洼到处是深坑沙石，草甸不复存在，不知野兔和鸟们迁徙何处。
夏季雨下得大点儿，河水就冲塌我家的地头。父亲看着大块儿大块儿的黑土掉进河水里，说，栽树。父亲带着弟弟在地头栽了柳树。柳树长到镐把粗，那年水大，树在热水中泡了一个月，树干上长了瘤子样的东西，叶子都蔫了，干了，掉了。弟弟拿着树照，说，还得栽。他又栽了些柳树杨树。
村里有些人找父亲，你得帮帮大伙儿。
我从大学请假回来，正赶上村主任竞选白热化。我在村部看见父亲，他正跟乡干部说，我不要工资，白干行不。乡干部说，不行，你必须过半数，这张票画得不规范，得重选。我说，爸，别掺合这事行不，你该给人看病还看病去。父亲看我一眼说，你回家去。
父亲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把下河洼承包出去。承包人雇了钩机，先挠深了河床，又平整了地面，然后栽杨树。几万花出去了，下河洼齐刷刷栽着浅灰的杨树苗。小树苗还没发芽长叶，大家站在路边看着，想起几年前杨树林的模样。
有人告到村部，说胡子三爷打宽垄挤占别人地。村书记把胡子三爷叫到村部，谈得不顺，吵起来。父亲说，下午去地里量量，啥都清楚了。村书记、父亲和老实厚道的文书老李五爷，拿着账本，背一捆量地绳子钻进玉米地。胡子三爷拨开了暗绿的玉米叶，挥舞着两把镰刀冲过来。
我到医院时，父亲还没推进手术室，他身上裹着被，还打着寒战。被，整个染红了。我拿卫生纸擦地上的血。他嚎啕大哭，五叔，你冤呐！五叔，你冤呐！
那天是周末，我回过村。下午往城里返时，在村口正好碰到胡子三爷，他拎着两把镰刀。还没到秋收时候，我看着镰刀很纳闷。我说，三爷，下地来着？胡子三爷点点头。我如何也想不到，胡子三爷的镰刀砍向了人。他当年砍倒杨树时，已经砍倒了他的人格，当他砍倒五爷时，他彻底地砍倒了自己的灵魂。
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大家都呆呆立在走廊，肃然无声。父亲没躺在手术车上，他自己走了出来，吊着一只胳膊，上身裹满绷带。他走得器宇轩昂。两个医生跟在父亲身后，一脸凝重。
下河洼的树长了两三年，开始零星地死去。人们看着死去的幼树，摇头叹息，满面悲哀。
树通人情吗？若通人情，它们应该坚强地活着。
下河洼的土质变了，朔风劲吹了几年，水分丧失殆尽。河，像断线的泪珠。承包人从方塘里抽出水，用车拉着水罐，在树间拽着水管。水一接触沙土，像进了漏斗，立刻没了影儿。
大爷站一旁看热闹，瘪着缺牙的嘴说，没啥土了，不含水了。大爷的嘴里哧哧地，他瘪了瘪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他哈着腰往村里走，走了一段，又折回来。他挨到水管边，大声说，洒点儿草籽蒿子籽试试，蒿草厚点儿，兴许行。
弟弟栽在地头的树仍然零星死去。连喜鹊搭窝的那棵最高的杨树也死去了。
母亲说，快生杨不扛病。你爷带人栽的树都是老品种，老品种长得是慢点儿，禁活。母亲求人在村里河边的大杨树上砍下了树枝，插在菜园里。杨树苗渐渐长高，母亲坐在炕上，听着叶子刷啦啦刷拉拉。
爷爷生病住院时，我读高中。学校离医院很近，我去过两次。爷爷把苹果递给临床的年轻人，你吃吧，我牙咬不动啦。爷爷对我说，以后别来了，耽误学习，我没事。我以为真的没事，就没再去。那天以后，我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爷爷从医院里被拉回家。经过下河洼，车走在杨树的阴凉里，爷爷欠了欠身，看着杨树林说，树，好哇。
微风吹过，树叶刷拉，刷拉，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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