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我家的邻居郑大婶非常喜欢系红色围巾。
她每次洗衣服时，总会把几条围巾一起洗得干干净净，挂在窗外晒衣绳上……微风吹来像一只只彩色蝴蝶在飞舞，不断闪烁出绚丽色彩，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郑大婶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梳的头发板板整整、穿的衣服利利索索，走起路来稳稳当当，与人见面时总是彬彬有礼带着微笑。
长大后我才知道，郑大婶原来是一个日本侨民。
她在日本高中毕业那年，随父母来到中国。第二年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不久，根据1946年1月中美上海协议，日本侨民分批分期遣返回国。不幸的郑大婶没有能随父母回国，而是漂流在了大连街头……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夜晚，她昏倒在冰冷垃圾箱旁，被好心贫穷的郑大叔父母收留她，几年后，他嫁给了年轻能干的郑大叔，就一直生活在中国。
郑大婶的手很巧能裁会做各式衣服，因而家中经常有不少日本侨民慕名而来。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她还总忙着给周围邻居家的大人小孩昼夜不停地赶做衣服，这里邻居大人孩子，都亲切的喊她郑大婶。
至今我还记得，上初中的那一年，妈妈带我去她家做新衣服。她的居室非常清洁，做活的缝纫机锃明瓦亮没有一点灰尘。北墙上立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的方形桌子，桌子上摆着两个碟子，一个装着葵花籽，一个装着糖果。谁家大人小孩来串门，她就随手拿着给他们吃。
干净的床头边放着几条熨得平整的红围巾，她望着红围巾含着泪水对我妈妈说，那年和亲人分别时，围巾是父母留在她身上唯一的纪念品。郑大婶的汉语说得很生硬，好像在咬着舌头说话。她指着南墙上一幅美丽风景画，告诉我妈妈那是她的家乡——日本北海道……讲到这里郑大婶哭泣起来，我和母亲也被感动的留下了热泪。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多少创伤啊……郑大婶告诉我们，那条珍贵的围巾她早已珍藏起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红围巾，是她后来买的相同样式围巾。她之所以常常系着红围巾，就是怀念亲人和思念家乡啊！她的一番话语，在我少年的心灵里留下深深记忆。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一夜间，她家的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打倒日本特务×××”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造反派时常拉她游街批斗……郑大叔着急上火病倒了、儿子被赶下农村，只靠年幼的女儿在家操持家务……郑大婶很少出门了。
有一次我和妈妈在商店里见到她，想与她说话时，她立刻转开脸，低下头，有意躲开了。我心里只觉得一阵凄凉，眼泪夺眶而出了。那时的郑大婶也很忌讳与周围邻居来往，因为一不“留神”，怕别人也会被牵连受怀疑而戴上“日本特务”的帽子，所以她非常谨慎。
有一天，我站在窗外的菜园里，隔着密密麻麻丛树组成的矮小栅栏墙，一眼就看到郑大婶一人默默在菜地里劳作的身影：经过风雨的沧桑，她变得憔悴了，皮肤白哲的脸上，眼窝深深凹陷。但她仍穿着一条灰色的曳地长裙，仍系着那条红色围巾，仿佛一团燃烧着的生命火焰在胸前飘动……母亲让我悄悄地给郑大婶送去些菠菜和她喜欢吃的新鲜玉米穗。她见到我后并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双善良又清澈的眼睛，向我转动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有关部门很快落实了各项侨务政策。儿子回城安排了工作。郑大婶也系着红围巾回日本寻亲，经过曲折不懈地努力，终于见到了失散多年的父母双亲，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她十分高兴地逢人便讲，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多年来对她的关心与爱护。不久，大连日语专科学校聘请她去作日语教员，为了照顾好郑大叔和孩子，她婉言谢绝了。但市里日侨联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她都积极报名参加。
我调到外地工作后还十分惦念着郑大婶。凡是有机会去大连出差，我都会抽时间去看望一下她。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郑大婶穿着浅咖啡色的风衣站在门口迎接我的样子：脖子上依然系着那条红围巾，就像一朵鲜花映照着她白皙的脸庞上，她精神烁烁地喊着我乳名，亲切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那样兴奋……我代表我母亲向她问好，她流泪了，似乎又想起“文革”中不幸遭遇和那些热心邻居们的真诚袒护情景……但郑大婶很快就恢复平静，又滔滔不绝和我讲起她回到日本见到久别亲人的喜悦……
那一年春暖花开时节，我又去看望郑大婶。当走近她的窗外，却发现那常常晒在外面飘扬的红围巾不见了……老邻居告诉我说，郑大叔去世了，郑大婶带着女儿回日本去了。但还常常来信，十分想念中国的老邻居们，时常让回中国的日本朋友捎些礼品给大家。
我久久地驻足在郑大婶居住过的窗外，眼里噙着泪花，心中似波浪翻滚……年迈的郑大婶终于落叶归根了，祝愿她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同时也祝愿中日两国人民要铭记那段历史，珍惜和平友谊，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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