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几天，我到姐姐家，帮着姐夫赶着毛驴车去种子站卖种子，卖得很多钱，姐姐让姐夫称几斤猪肉，买了好多菜，犒劳我。姐夫风趣地对姐姐说，不是你弟弟来了，我还吃不上这么香的菜呢。姐姐老往我碗里夹肉，我放开肚皮吃了个不亦乐乎。
夜里，我拉稀了，跑出去好多趟。姐姐说，这老秋头子天还这么热，中暑了吧。明天你就别去送种子了。我说，不是中暑，天气冷热不均，我来时就鼻涕邋遢的。没关系，再有一天，就卖完了，咱爸爸妈妈还说，让我早些回去。姐姐说，嗯，明天送完送不完了，后天你就回去吧。省得咱爸妈心焦你。
说着话，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有个老人拉了我一把，我一看老人连片胡子的脸上全是红斑，我的妈呀，吓得我满头大汗。爸爸说过，我们葛氏从山东青州逃荒到东北，都是连片胡子，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鬓边，也全是连片胡子。爸爸还说，“登莱青”老山东，登州、莱州、青州的葛氏都是一家子，我们的老祖宗的右脚丫子的小指甲是软的，所以我们的都软。小指甲软不代表没有骨气，不代表走不到东北来。连片胡子更能彰显我们的民族气质，不然，古代的响马、绿林好汉怎么都是大胡子呢。我瞅瞅那片空场，这是哪呢？皆是黄橙橙的苞米棒子。这不是种子站吗？我嗓子眼发粘，想喊，怎么也喊不出。老人看到我惊讶之状，小声说，孩子，别怕，我是你大爷啊。哦，听爸爸说过，我大爷是在抗战时期参军的，究竟在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死的，爸爸全然不知。爸爸只听说，大爷是得了一场“旱病”，发烧、拉肚子死的。爸爸叹息道，你大爷是一九二四年生的，正是一个“花甲子。”十五岁就参加了。爸爸就伤心地哭了，用手背摩挲连片胡子上成串的泪。妈妈劝道，哭能哭活吗？爸爸哼哼唧唧地说，花甲子，甲子啊，应该是状元和举人的命，怎么就参加了呢？爸爸总把参军说成参加。大爷悲愤地说，你大爷我，死在鬼子的毒品下，你要替大爷我报仇啊……
我呜呜地哭起来，大爷，大爷……
你怎么了？姐姐把我推醒了。我来不及回味，晕晕乎乎的，扯起裤头就往外跑。我的肚子十二分难受，我想把肚子拉空，把病拉没。
姐姐翻出了一盒黄色药片，让我用凉开水服了。
我躺回床上，姐姐拍拍我的肚皮问，还难受吗？我含混地支吾着，迷糊中，恍惚听姐夫说，明天让弟弟回去吧，你弟弟可是你们家唯一的独苗，有个闪失，爸爸妈妈不得心疼死。姐姐说，先让他去医院检查检查再说……我大爷又过来了，我和大爷相拥相伴着睡到天明。
大爷跟我讲了许多事，原来大爷就死在种子站外的拐角处。那时，种子站是国军的军营。
二
得了病说不害怕是瞎扯，我回到家就和爸爸、妈妈、老婆说了。老婆说，你就是重感冒，吃点赵本山做广告的“泻立停”就不拉稀了。我去找乡村医生量过体温，不高不低，总是微烧37、5°。医生支支吾吾半天也诊断不出什么病，让我挂点滴，消炎药加盐水，一口气挂了一星期。姐姐姐夫都来看我，我仍是低烧37、5°。妈妈心疼地对我和老婆说，去找邻居大婶拔罐子，找大蔴子搓，去去邪火吧。老婆陪我找到大婶，大婶给我推走罐子，就拿我肉皮子开了刀。那走罐子，就是拔到我的后背之上，大婶把我身上喷上凉水，来回的推罐子，疼得我呲牙咧嘴，老婆心疼得直啜泣。大婶推完走罐子，再看我后背，说，怎么回事呢？怎么一点不红？老婆说，这么拾掇，还那么黄？于是，大婶扔下拔罐子，就拿了捣碎的大蔴子往我后背搓，民间传说能消毒去火。我疼得嗨吆嗨吆直哼哼，婶子累了一身汗，搓完一看，还是一身青黄。婶子一边抹汗，一边跳到地下。我也忍着疼，从炕上爬起来。老婆擦擦我额头的汗，可怜兮兮地望了我一眼。大婶急乎乎地说，真是邪了，这是什么病啊？不行，去找个巫师看看吧。老婆和我都感到邪性，我说，我感冒过，没像这次这么难治，真是邪门。老婆给我披好衣服，我此时浑身微微发冷，很快，哆嗦起来。我去找个大仙，你回家等着，先不要睡。老婆说。
大仙见多识广，早有耳闻这种病症，故意掐指一算，说，这种病六十年前盛行，半个世纪过去了，怎么传到你身上的？我们都吃惊非小，大仙一挥手，等等，我再算算。今年是甲子年，你的家族里是不是有甲子年出生的？爸爸说，是、是、是，我哥哥是甲子年出生的。大仙指指我说，这就对了。是你大爷的病传你身上了？他说得太吓人了，我们都大睁着眼。老婆扶着我，我才胡乱地说，是啊，几天前我梦到过大爷，他说，他死在那个种子站的拐角，他说他是毒死的。难道我是中了毒？
大仙说，去医院吧。你多数是遗传，或者是传染病。
三
事不宜迟，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医院。结果出来了，果然是“斑疹伤寒。”
在县医院住院处大楼后面，有一溜特殊的病房。这是一片低矮的小房子，在阴暗的被大楼遮住的一角，残喘着忧郁的气息。我被老婆送进这片白房子时，忽然想起那白色的墙壁，很像小鬼子投降的白旗。这个念头的到来，并非我独出心裁凭空捏造，我不知道在熠熠秋阳下走入大楼深处甬道的阴凉，比走入阴森森的室内，更凄忧，像是走进鬼子军营一样提心吊胆。
室内就一张床，偌大的室内能放四张床，怎么就一张床？我不自在地捂一下肚子，老婆就马上把放在床头柜上的药袋子拿来，给我找药。
那大夫是个老头，至少有五十岁，皮肤黑茬茬的，一脸蛮肉，说起话来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是不是他的医术高超，迫使他早早地谢顶，头上的四外有几摊稀疏的毛发，无奈地耷拉着。他鼻子下一撮小胡子都已经发黄，虽不是染上去的，但让我非常反感，因为那发黄的小胡子的造型，像极了小鬼子的一个长官。当然，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人家留什么胡子，如何打扮，是人家的事情，没有哪条法律不允许。这就像女郎半坦着胸，乳房上面刺着大大的花蝴蝶，你不去看那里，她不会放飞蝴蝶钻入你的眼球。那小黄胡子皱了一下脸蛋的肉，张嘴声音很硬，说，不要吃药了，一会护士来挂点滴。你不要害怕，你的病属于传染科，就得住传染病房。
在诊室抽血化验，我曾问过大夫，大夫说，我是传染病人，就得隔离。我说是怎么传染的，会不会传染家人？大夫说，并不排斥对家人的传染。我撵老婆离我远一点，我觉得我是这个家的负担和累赘。大夫说不排斥家庭成员是什么意思？这难道于社会关系有关？遗传的因子会让我想起那个时代。虽然我们记住了那个血腥的时代，但我不想让那个历史的阴影再遗传到我的儿子身上。
我真的想和我大爷一样悲壮地死去。尽管大爷参加的是国军，那也是打鬼子的国军。大爷是在那次打凌水时得的病，凌水在龙城的一座庄子外，如少女胸前的一条白色的飘带，流出犹如少女眸子一样清亮亮的声音。大爷举着枪在水里游过去，岸边的芦苇丛中早埋伏了很多罪恶的眼睛，睁大了狂妄和侵占。傍晚的一场枪战把夕阳吞噬了。大爷的连队没到岸，就开了火。激战在半夜光景，把所有的鬼子都打死在树林里，大爷他们的人所剩无几。他们在庄户住下后，就犯了病。是喝了凌河水得的病。先是肚子疼，然后是跑出屋，泻肚子，发低烧。他们就是死在那个种子站的拐角。
四
一个小护士偷偷地对我说，这种病是传染病，是一种“鼠疫。”就是老鼠通过你家的食物传播的。
“鼠疫”？我联想起这些日子的事情，“鼠疫”不是鬼子传播的吗？
记得多年前，妈妈说过，嫁到我们石板沟，她才十四岁。那年鬼子抓劳工去挖煤，爸爸把妈妈一个人扔在家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腆着大肚子的妈妈和一些妇女，双腿泡在秋季的水田里，给老财主割大烟，老财主才给了妈妈一斗谷米。那米是山坡地种出的谷子，谷秕子特别多。老财主还给了妈妈几穗拧着白皮子打着结的苞米棒子，妈妈怕老鼠吃，把它们吊在檐下。剩几棵大白菜，妈妈舍不得吃，放在灶台上。当然，灶台也是土的，妈妈爱干净，在白菜下放了几根去了红皮的枣木。那些老鼠还没带有“鼠疫”，还没传播疾病，但谁不知道老鼠如苍蝇一样脏呢。妈妈就在放白菜的灶台下，是灶台里面吧，支起两块土坯，土坯是从土墙上“借”来的，那是妈妈的巧手支起的，叫坯“猫”。老鼠经过那里，吃下面的一小块秫秸棍上夹着的谷秕子干粮，触动诱饵，“咣当”一声，老鼠必然被坯“猫”砸到底下，老鼠学精了，再也不路过那里去吃白菜。妈妈这样，是为了使这些粮食和蔬菜完好地保留，迎接新春的到来。那个冬夜北风呼号，除了外面老林里的呜呜呜狼嚎鬼叫的哭声外，就是屋里妈妈哄着孩子的低泣声。孩子病了，妈妈也着急了，满头的汗。妈妈不知道，孩子第二天还是死了，妈妈还是找秫秸耙子卷了，抱去扔掉了。爸爸回来后，孩子早没了。爸爸说，我大姐是在我死了四个哥哥后生的，你那几个哥哥要是赶上解放军过来才出世，我们就不会单传了。
五
老鼠真是可恶，要说，更可恶的是鬼子。我愤愤地说。
护士神神秘秘地说，是啊，你小点声吧。这医院，有很多外国专家，不许鬼子鬼子的瞎嚷嚷。
啊——老婆张大嘴，舌头伸出一半。
我被关进病房，老婆陪着我。一夜，忽然推进一个病人，是个肝病患者，被黄胡子大夫训斥一顿。我才明白，这个病房是我一个人的，不允许其他传染病人进入。我很快改变了对黄胡子的态度，他医术好，人品也好。他告诉我怎么用开水排毒，怎么休息，耐心询问，彬彬有礼。
他一再嘱咐我夜间多喝水，并给我打来了好几壶开水。白天，就给我挂氯霉素制剂。我拿着空瓶子，看着上面的文字想，当时有这种氯霉素制剂，大爷和他连队的将士也不会死。父母，姐姐姐夫来看我，那夜睡得真沉，像是睡了六十年。
尾声
我再梦见大爷时，告诉大爷，我已经对那个谢了顶的黄胡子鬼子下了死手。但是，后来他慈眉善目地给我挂点滴，怎么也下不去手。如爸爸所说，六十年一甲子，人就这样的轮回，就这样下去了。都看到了活着的人在遭罪，谁也没看到死去的亡灵在享福。年复一年，那些老人都死光了，那些罪恶却保存在心里，最多的是我们无法抹去那些记忆。
大爷说，那就松开杀戮的双手吧，把腥臭的苍蝇老鼠，轰得远远的……
那年正是甲子年。
我醒来时，真像一颗刚刚扒了皮的苞米棒子，胡子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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