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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杰:批评主体的审美自觉与内在品格
来源:辽宁作家网 | 作者:  时间: 2014-08-06
  当下文学批评被指责存在种种弊端,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批评的现实性问题以及批评的态度、批评的尊严,抑或涉及到酷评、友情化批评、蜻蜓点水式批评等等,凡此种种,其实都指向批评之隔。批评之隔之普遍性存在,和批评主体关系密切。我们发现,从批评的同情的角度分析批评之隔,不仅能够切中问题之要害,而且对建构文学批评的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柏格森认为“美在同情”,他说:“艺术家借助某种同情,将自己重新放置在对象之中,他凭借直觉的努力,打破空间在他与模特之间设置的障碍,就是要重新获得这种意向”。作家在同情中进行文学创作,宗白华认为:“艺术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郭沫若 “寻出深厚的同情”“便造出一种不能自已的表现。”严歌苓也于今日发表创作谈说,作家最好要有同情的耳朵。同情,成为作家进入对象世界最重要的审美态度。作家在同情中创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也同样应该以同情进入到作家与文本世界才能进行有效的批评。“批评的同情”,对于批评主体来说不仅应该成为审美自觉,也应该成为一种内在的品格。
  何谓批评的同情?我们可以借用柏格森的话来说明:批评家借助某种同情,将自己重新放置在对象之中,他凭借直觉的努力与理性的判断,打破空间在他与对象之间设置的障碍,获得文本意义的生成。
  批评的同情,既是一种审美直觉,也是一种理性判断。怎样才能做到批评的同情进行不隔之有效批评?从三个层面切入文本对象,即环境、语境与心境。我们可以从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发现其真意:“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虽然是针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解之同情”,其实对于我们进行文学批评依然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著书之环境、表达之语境、不得不之心境,批评主体以“同情”进入其中,与作家“处于同一境界”,才能了解作家与时代之关系、作家与文本之关系、作家与对象主体之关系。“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宗白华),获得文本意义的再生成与再创造。
  批评的同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情是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只有同情,才能使真正的理解成为可能,才能使主体间性的实现成为可能。郭沫若说,批评应当是“一种渊深的同情”,这是他针对1930年代批评界有感而发从而升华为对批评态度的一种高度自觉并富含理性的深刻认识,也是从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关系的角度对文艺批评的一种理解。郭沫若认为,批评家“总当抱着博大的爱情以对待被批评者,或其他的对象,不存当一个唯我独醒的成见拒绝人于千里之外,至于隐姓匿名,含沙射影之举,更表示得自己卑怯了。这更可以不必。批评如果出于同情,出于对于人的爱意,即使辞意俊严,形近攻击,但也可以问心无愧”。显然,当时的评论界存在严重的棒杀现象,所以郭沫若适时提出“渊深的同情”。“同情”是郭沫若对批评主体的一个基本要求,其涉及到批评主体的胸怀和批评的态度。同情是对创造劳动的尊重,对创作人格的尊重。它能唤醒沉睡的生命并点燃生命,调动批评主体的审美自觉、促进主体间性的创生。
  但是,我们对批评的同情必须进行辨证思考,同情“不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泪水”之媚俗(米兰·昆德拉),同情不是穿凿附会之误读,不是消泯审美距离之“友情化”批评。
  批评的同情不是批评的友情化,前者是一种批评程序,批评姿态,也是批评方法,而后者是一种捧场的批评倾向。成仿吾也写过一篇《批评与同情》的文章,阐述了同情的重要性,“理想的批评家”对于作者或文本“非抱有强烈的同情不可,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若是批评家对于作品或作者先有反感或没有同情,那便不论作品如何优秀,在这样的批评家的眼底,好的也不免要变成丑的,作者的观念情绪便无从感触得到了。”成仿吾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求疵”批评家而提出的“同情说”,但是,如果我们用成仿吾的观念审视当下的文学批评的话,仍然感觉到其中的合理性。一些批评家显然是用一种非“同情”的姿态和预设的“反感”对待作家和作品,所以不能理性地从文本中发现“美”,只能导向对文本“丑”的批判。“同情”是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尊重,是批评者进入对象的一个心理情态,所以它和批评的友情化不同。如果说,批评的批判化是预设的“反感”,那么,批评的友情化则是预设的“好感”,走的是和批判化完全相反的路子,无论对象本身如何,都会因为预设的好感而导向所谓的“美”,有时甚至会以丑为美。因而友情化的批评并不是一种“同情”,同情是一个范畴,是一种批评秩序,友情化是不符合批评秩序的。
  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文学批评是真正的具有现代性的批评。同情是对话的基础,以同情进入环境、语境与心境,批评者才能真正进入时代、进入文本和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只有批评的同情与同情的批评才最接近批评的本体。我们理想的文学批评是对创作主体的同情,对交往与对话的渴望,对批评规范的尊重,对和谐批评秩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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