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25日
地点：辽宁省阜新彰武县
主持人：省作协副主席、创研部主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高海涛
与会人员：省作协领导、特邀评论家、省作协创研部部分专业作家、评论家 
 
 
主持人：高海涛
　　我们的特邀评论家论坛，不觉间已走过了令人难忘的十五年历程。十五年间，我们穿行了辽宁的大部分城市，走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令人欣喜的是，今天，我们的前辈学者们，青山在，人未老，年富力强，思想更加成熟。年轻的一代，锋芒展露，锐意行进，正不断取得可贵的进步与成绩。，今天，我们来到辽蒙交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彰武大青沟，共叙辽宁文学批评的既往与未来，有着不凡的意义。此次会议，在邵主席的引领下，在王老师感召下，我们齐聚一堂，探讨当下文学批评的种种问题与机遇。比如关于批评的思想性与学术性、学理性与可读性的恰当结合，应该说，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终未能恰当地找到一条理想的中国化的道路与方式。或学术上去了，思想却下来了；或没有思想，只有学理；文本抄袭现象严重等等弊端。其实我们提倡的，无非就是一种有思想的学术，有情感、有风骨的批评。关于美文批评，可以说是对理论批评的文本启发；而关于文学批评的文本可读性与思想性，思想性本身就是可读性的一部分，唯有作品的思想性，才能令文本激动人心，并予人以精神启迪。希望大家就今天的会议，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观点，对辽宁文学批评及《当代作家评论》提出意见与建议，对自己今后的创作找到更恰切的方向。
 
邵永胜副主席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无疑这是个任何时代都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绕不开的话题，就具有了讨论的意义。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我们”是谁，是作者、读者？还是刊物？其实也许都是，但最终所指，应该是“文学繁荣、文化生态的健康成长”。有三种关系，是每个批评家务必要梳理清楚的：批评家与作者的关系；批评家与作品的关系，批评家与读者的关系。每个批评家的精神个性不同，导致其文学辨识度的不同及观念上的分别。有些批评家在阅读作品时，情不自禁代入自己的主观认识，导致无法平静地进入作品，因此影响了对作品的客观评价。优秀的批评家应该首先是职业读者，避免先入为主，时刻保证观点的客观与从容。批评文章的受众有作家本身，有读者。读者对批评文章的要求相对简单些，大致类似于导读，而作家本身对批评文章的要求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批评文章必须站在相对的制高点上来评介自己的文章，自己才有可能因此提升今后的创作。批评文章首先就是把话说明白，之后才是思想与智慧，坚决回避晦涩艰深。因此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与研究。
 
王向峰：
　　文艺批评是科学，包括政治、道德、与审美，是多元的，没有什么可以与不可以，包括政治批评，这里的政治批评是科学的，非是功利性的。科学批评是涵盖一切批评的总体。中国文化中的文艺批评从来不是以严格的系统来表现的，但其话语深度从不亚于西方。建国后三十年间，中国的理论语境被苏俄及西方所代替，评价对象与评价理论的匹配成了问题。中国古代的评价理论在五四以后基本销匿了，代入的则是西方的现代批评理论，而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文学艺术，难免会出现结合上的生硬。今天，如何将中国理论总结与张扬起来，整合中国古代儒道法的文艺理论及中国古代美学核心，与中国当代文化与文艺发展相融合，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西方理论对中国艺术的历史评价到现实评价的合理性值得反思，有时甚至是行不通的。针对中国艺术本身的发展历程，必须与中国文艺理论紧密结合，回归到中国文艺发展的固有传统，值得我们今天格外重视。中国2000年来关于文学艺术所产生的理论非常丰富，维度缺乏系统的固有的发展路程。五四时期欧洲文艺思想的西风东渐，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文艺理论的进入。新时期，各种文艺理论的汇总，影响与主宰着大部分人的审美，如今，到了要在中国文学艺术自身发展当中产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艺术相互推动的时代了。文艺批评的实事求是，就是从作品的对象出发，从作品所提供的形象体系和其中的思想情感状态出发，不能脱离对象本身的存在，在作品对象之外设立一个与作家作品不相关的思想或原则和理论模式；不能给所评论的对象超实际地安一个是非可否的名头，以致对其评定之或好或坏却都是对象所实际不具备的；不能以先入的成见去裁夺作品，以一成不变的模式规范体有万殊的文学艺术创造。文艺批评除有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现实使命，还是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建设的实践方式，而通过文艺批评建设起来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必须是科学的理论、合乎艺术规律的理论，否则，必然在现时与历史上贻害无穷。真正的文艺批评，批评家必须对自己与作品、与作者及读者的多重关系，做出科学的认定，方能得出科学的批评。不能在理论上引导人的批评，不能叫做真正的文学批评。
 
古　耜：
　　这是一个批评格外需要反思的时代，对文学批评的美文期待，也变得迫切而鲜明。周作人曾说过：好的文艺批评应该是美文，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是文艺的一种而不是学术的一种。对文字，批评家并没有豁免权，对文学批评应该充满美文期待。但的确存在难度。理论上时完全可以的，中外著作在梳理问题发展的脉络中，都有过经典的散文式论述，把散文引入经典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美文批评的学术时代，以艺术的美阐释文学创作的规律，文采盎然。中国古代没有如西方一样的文学传统。柏拉图说，创作是对世界的模仿。其实不仅如此，作家们会情不自禁地加上自己的东西。中国没有哲学，所以进不了世界文学。那么如何完成美文批评呢？首先必须从个体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绝对理念出发，表现自我个体对世界的看法。注重文学批评中逻辑与形象的交融，彼此引进与渗透。谢冕老师的形象引用非常生动，文章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感性与诗意丰沛。这应该是对感性与理性融合的有意尝试，说理不一定都是枯燥的，审美与审志，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微妙关系。美文对文学批评的启示，行文时形成自己的风格，完成一种有性格有性情的学术，强化文本的可读性，要意识到，文学批评是批评家个人心灵的冒险过程。关于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是分开而谈的，文学研究必须是经过推理与考证的，是科学不是艺术；而当代文学批评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批评的问题，有汉语的问题，乱象丛生，有各个层面的分裂，批评家的个人化，缺失彼此的对话，没有精神的交锋，无法推动批评的发展。
 
秦朝晖：
　　辽宁文学的评论家论坛，十五年的历程中，保留了一支文学批评的东北军。对文学的坚守，本身就体现了文学的重要性。文学批评在当下的时代，越发凸显出它的不可或缺。李健吾说，“批评不是摧毁，而是建设”，木心先生说：文学总结了人类在迅速变化过程中的痛苦与良知，而批评与必要挖掘出更深层的东西。若想提出更有价值的批评，批评家们应该对自己充满反省，自己到底有多少学养的支撑，所引用与开掘的精神背景是否薄弱，视角是否狭窄，是否坐井观天，而缺失俯首苍茫的情怀。在更大的时间向度里，文化重建是一个世界文化交融中自然淘洗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重建’就会成为一个不断延宕的工作，而文学与文学批评仍然会长久处于失语。”如此看来，“重估”其实是一种担当与忧思，这种担当与忧思的原因是担忧批评家的失语与缺席。因为，在批评家的身上，还肩负一个基本的责任——“要坚守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丁帆语）。在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批评家们无可回避地面临扩大视野、更新知识结构的问题，仅仅是人文学科领域，也考验着批评家的“通识”能力。在一个“只有招架之功”的大背景下，批评家们的“还手之力”的局限性也就暴露无疑，因此，大量的“盲人摸象式”的文学批评的产生，变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不争之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被“狭窄”的境遇，同样考验着批评家们的“突围”能力。“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学术反思中提出的经典性人文命题。关于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学者甚至大胆预言：“文化自觉”的思想，是“中国人文精神重建”的先声。在费先生的视野中，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觉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取长补短，才能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可以相信，有了文化自觉的文学批评，不仅会拓宽重建批评的空间，还会为批评家找回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的自信。期待着我们的论坛通过批评的建设，让辽宁批评走出辽宁，走向更辽阔的批评疆域。
 
吴玉杰：
　　何谓批评的同情？我们可以借用柏格森的话来说明：批评家借助某种同情，将自己重新放置在对象之中，他凭借直觉的努力与理性的判断，打破空间在他与对象之间设置的障碍，获得文本意义的生成。批评的同情，既是一种审美直觉，也是一种理性判断批评。如果出于同情，出于对于人的爱意，即使辞意峻严，形近攻击，但也可以问心无愧”。显然，当时的评论界存在严重的棒杀现象，所以郭沫若适时提出“渊深的同情”。“同情”是郭沫若对批评主体的一个基本要求，其涉及到批评主体的胸怀和批评的态度。同情是对创造劳动的尊重，对创作人格的尊重。它能唤醒沉睡的生命并点燃生命，调动批评主体的审美自觉、促进主体间性的创生。怎样才能做到批评的同情进行不隔之有效批评？从三个层面切入文本对象，即环境、语境与心境。同情是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只有同情，才能使真正的理解成为可能，才能使主体间性的实现成为可能。我们对批评的同情必须进行辨证思考，同情“不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泪水”之媚俗（米兰·昆德拉），同情不是穿凿附会之误读，不是消泯审美距离之“友情化”批评。批评的同情不是批评的友情化，前者是一种批评程序，批评姿态，也是批评方法，而后者是一种捧场的批评倾向。成仿吾也写过一篇《批评与同情》的文章，阐述了同情的重要性，“理想的批评家”对于作者或文本“非抱有强烈的同情不可，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若是批评家对于作品或作者先有反感或没有同情，那便不论作品如何优秀，在这样的批评家的眼底，好的也不免要变成丑的，作者的观念情绪便无从感触得到了。”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文学批评是真正的具有现代性的批评。同情是对话的基础，以同情进入环境、语境与心境，批评者才能真正进入时代、进入文本和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只有批评的同情与同情的批评才最接近批评的本体。
 
王春荣：
　　辽宁女性文学批评业已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批评特色。我在这里所说的“女性文学批评”是指以批评主体的性别文化身份为主题词的文学批评：第一，女性为批评主体，以女性的立场、视角和话语方式来实施文学批评的一种审美活动；第二，关注女性问题、女性命运、女性权益，特别关注女性的审美创造力，体现的是一种批评主体性别文化身份的自明性；第三，决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文学的批评，而是以大文学为文学批评的对象主体，体现的是“批评家”理应具有的宏大胸襟和开阔视野，彰显的是批评家的自觉性；第四，无论是对大文学、还是对女性文学进行审美批评的时候，都应具有与生俱来的、难以消隐的女性批评特色。体现在主体意识、先锋意识、本土意识、大文学意识等等的确立与强化，并能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的审美实践和理论创构过程中，因而辽宁女性文学批评呈现出多视角、多面向的开放式视野和多种话语形态的文本建构。女性文学的成就同整个文学成就一样，体现在创作与批评两翼，没有繁荣的文学创作就不会有文学批评的生成。辽宁女性文学批评看似没有创作影响力那么大，但仔细盘点同样不逊于女性文学创作。这说明，辽宁女性在审美创造力和哲学思辨力两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能量和可堪骄傲的实绩。辽宁女性批评家不仅在“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显示了女性评论家少有的阔达深邃的学术视野；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成绩显著，不仅有多人次获得过“冰心奖”，而且批评直接促进了我省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在全国的领军地位。在现代派和现代性研究领域，我省女性批评家也因为较早奉献学术成果而体现其批评的先锋性。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辽宁女性批评家采取批评家与女性角色双重身份认同的理性态度。她们大都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她们的女性文学批评“并非另类”，而是呈现双性别文化的理性色彩，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风格上努力体现批评的文学科学性。
 
刘恩波：
　　文学批评可以好看兼好玩儿，首要的一条就是它们不一定非得板着面孔，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有时候也不妨放下身段，做嬉戏玩耍状。鲁迅不是从魏晋风度谈到药和酒的关系，又推论孔夫子有胃病吗？行文若此，谁不爱看。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情致翩然，在说到花果山水帘洞那一段，有如下评语：“人人俱有此洞天福地，惜不曾看见耳。”这是解意会心，懂得生活和艺术的真正法门的人才会有如是判决。其次，从文体上看，现在的批评主要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等人开辟的西方文论传统，多长枪大戟的论证思辨风格，少短剑寸铁的中国古典式评点脉络，因此注释体例的文章是越写越长，越长越烂，好像是汗牛充栋学富五车，实际上是在那贩卖陈芝麻烂谷子，考据的繁冗代替了思想的鲜活。实际上，我们老祖先的东西并非不好用，我固执地以为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远比海德格尔数十万字的《存在与时间》更能触及到人类精神的根脉。而像古人运用诗话、读书笔记等简明文体写出的优秀评论，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文明和智慧的一部分。从钟嵘的《诗品》一直延续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无不气韵生动，点石成金，往往三言两语就道出了作品的风骨神韵，那是四两拨千斤的思维魅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戛戛独造，曲径通幽。此等文字当然值得玩赏，更耐细细品鉴。相比之下，当今的文论批评读起来往往平铺直叙，文章没有起伏和波澜，更鲜见情感的折光，智慧的洞察，千人一面，味同嚼蜡。失去心灵跳动和感应的文字，让读者硬着头皮翻阅，确实是大煞风景的事。欣赏秦牧的文论，其实是沉浸于他的大家风度。通常我们都误读了大家风度，以为高高在上道貌岸然者就是。其实，用如话家常如数家珍的口吻说出一些被生活和艺术表象所掩盖遮蔽的真话，令人忍不住洗耳恭听甚至带着微笑默许首肯，其实这才是大家，也是风度的价值坐标和精神定位所在。譬如秦牧先生在谈到毒物偶尔也能变成妙药的复杂关系时，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入手的，听起来觉得妙趣横生，仿佛看到老人家手里正拿着一块说书的醒木。换而言之，如果文学批评不好看，不好玩儿，充满十足的学究气道学气，匮乏人的真性情，摒弃诗意、风趣和幽默，那沦落到无人问津门庭冷落的局面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白长青：
　　 文学批评要有审视，有反思，有寻找，问题与原因均很多。面孔式的批评，固定性的、相对狭窄的受众，与当前社会的脱节与游离等等，原因众多。加强文学批评的精神品质的建设，确立文学批评对现实的有效表达，做到正确认识自己、认识时代、认识批评，真诚面向人民与时代，介入具体需要回答的问题，要介入文学作品，介入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介入当下群众所关心的、需要文学批评界所解释所回答的那些问题。这种介入的姿态，不是外在的、意识形态化的主观观念，而是深入文学创作内部的、具有独特的心灵发现的主体的文学创造。
　　文学批评要把握好个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关系，要努力发现时代变革对人的内心所带来的那种细微而深刻的变化，珍视每个具体的人的时代生活记忆，发现和梳理这种个体记忆的价值，使之上升到民族的整体历史记忆中。文学评论家仲呈祥先生说过，文艺批评要为人民立言，为生活写真。这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文学批评要避免无效的批评，除了保持自我的真诚外，还要有一种犀利性。所谓犀利，就是要态度鲜明，有一种精神上的自信。要坚持自我的判断标准，坚守社会道德价值观和良知，勇于说出自己的审美判断，起到一种舆论与审美的引领、鉴识、批评的作用。坚持美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丑的，不温温吞吞，不满足于浮华与虚幻。但这种求实的批评，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阻力。文学批评的自信，来自于理性的清醒，来自于对国情的认识，来自于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价值观。坚持这种精神价值观，就是文学批评的中国梦。文学批评要勇于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发现，避免无效的无关痛痒的批评，要有立场有观点有自信，有真善美与道德良知，起到社会批评的实事求是的作用。
 
周兴华：
　　有效的文学批评，首先是有担当的，它应品评文学作品的得失，培养读者的鉴赏乐趣，缩小作品与读者的距离。网络文学的出现，整个文学的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今天的文学批评缺乏强有力的声音，整体形象欠佳。因此开展有实效的文学批评，是联系读者与作品的纽带。好的文学批评，不是对读者的灌输，而是引导与影响。批评家应以平等对话的姿态进入作品，从而从容客观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通过理论批评研究作品，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段与文学活动。当前的文学批评存在各种问题，过于圈子化、专业化等弊端，让文学批评正陷入一种僵局。有效的文学批评，应该有引起更多人去鉴赏品评的品质，努力照顾好普通读者的关切，以自由自在而充满暖意的文字，成全读者的期待。站在读者的立场，以读者所熟悉的语言，阐释作品，以理服人，方为有效的批评。有效的文学批评，还应该认真阐释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诚信、真挚、不武断夸张、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应是科学而严谨的的表达，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说：文学批评就是揭示作品美玉缺点的科学。因此说理性，是保持作品客观公正的必要条件，理性，令人有切合实际的价值判断，谨慎的认知，了解触动人心的情感与心灵轨迹，从而生动地解读文学作品与文艺现象。
 
王晓峰：
　　理解、阐释、分析文学作品是批评的一个主要功用，它为阅读提供参考，为理解作品提供基本路径和依据。一个作品从主旨到艺术方式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而批评便在此有着独特的感受与理解，并以此告诉读者的阅读。有一种批评，能满足一般读者阅读需要的批评，布鲁姆说得很对，批评是一门“艺术”。这艺术和小说、散文、诗歌一样，是文学作品之一种，是文学创作之一种。就是说，批评是将理性与思想溶于文学表达的一种艺术方式。或说，它是依据作品进行个性化的感受和思考之后的文学创作，也是对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基本评估，是引导、启发和指导一般读者的阅读。这样的批评不是理论，不是文学史。批评是以专业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以创作为对象即具体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面向阅读，告诉阅读，目的以读者阅读为主，为读者服务。没有批评，就可能没有真正的文学阅读。
　　批评是文学创作，是艺术，自然地就要求具有它独特的文学方式，要求它是一种原创的文学作品，要求批评家在其中表达出对生活与艺术的独特看法与认识。当下批评不被阅读和重视，是批评存在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下批评存在着愈来愈远离读者阅读的严重问题，这是批评文本的问题，因此批评缺少影响力，缺乏公信力。既然是以读者阅读为目的，但为什么不重视读者的阅读呢！由是我想，其实批评是大量存在并且产生一定影响的，只是我们不了解罢了。误解的原因是不了解面对阅读的批评是什么，批评的本质是什么。面对读者的批评，似乎更应该适应当下的阅读：篇幅有限，绝不高谈阔论；文笔大都深入浅出，绝不晦涩难懂。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是个人性情的体现，流露出明显的生命体温，甚至他们不拘文体，不拘短长。这些批评，都置身于文学现场之中，置身于文学前沿里，感悟面前的作品，有感而发，由心而发，遂成就了一篇篇生命文章，从而引导和启发阅读。应该鼓励和倡导这样具有生命质感的能满足读者需要的面对阅读的文学批评。
 
马　力：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直觉性的体验和感悟，显得灵性不足，没有个性，不能抚慰人的心灵；二是缺乏理论深度，显得平庸，不能对于作者和读者发挥思想启迪和精神提升的作用。他的批评视界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世界观、文学观和方法论方面。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是乐天的，但是西方以叔本华为代表的现代人生观是悲剧性的。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是是欲望；人生的内涵是痛苦。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就引用了叔本华的人生观，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性，终结了传统批评奠定在佛教意识上的“色”“空”观念。在文学观方面，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团圆的结局，指出《红楼梦》是一出悲剧，并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出发，认为它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悲剧，即普通人的悲剧。从而肯定了悲剧的净化作用。《<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的开创性，它终结了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视界，开启了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性时代。它所奠定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视界和新模式完全可以和西方接轨，为后来中国的学院派批评所继承。这是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开端，奠定了和西方进行文学领域对话的基础。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启示我们，文学批评的目的不止是繁荣文学，在五四时期它更是进行文化批判的利器，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连在一起。这种宏阔的批评目标的设定至今仍值得我们效仿。套用并不是批评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应该是把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烂熟于心，化为自己的血肉，运用自如，形成一家之见。但是这种批评境界不是靠我们拒绝西方现代批评方法来实现的，相反，需要我们在套用的基础上不断升华，不断综合古今中外的理论之后才能实现。像马克思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是吸收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等古典主义理论之后的理论创新。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影响，它是一种催化剂。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不禁会感到步履蹒跚，甚至有时候会走弯路，这都在所难免，但是这并不能动摇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我们只应该汲取以往的经验，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宁珍志：
　　文学批评被“市场化”的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市场化”并非是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且这个“市场化”也不是在读者需求、作品资质抑或文学创作的品格态势下进行，而是在一种泛文学的普及热潮中对批评家的胁迫或是批评家个人难以自已的逆来顺受。环境的无序和嘈杂影响内心的平衡与静谧，人情世故改变着文学应有的形象。一棵树、一地落叶、一片沙漠让文学周身布满了软性伤口。置身于此，四面楚歌，我们也只好项庄舞剑了。既然能人性地组合艺术人物的多重性格而还原于现实生活，当然也能人性地理解批评家们所面临的尴尬境地。文字、文章不能等同于文学，就像沙土中金属的含有量，永远是稀少的，永远不能等同于金矿和金子本身。文学是人学，作品如人品。有时候真想拽过一把椅子，把文学邀请到对面，与她促膝谈心。构建在真正文学作品基础之上的艺术批评才显其高贵和尊严，特别是客观的指导性批评。我们欣赏沙龙式批评的犀利直接，虽然难免准确；我们钦佩学院式批评的严谨缜密，虽然存在冗长；而作家之间的批评虽然有些随意，却不乏深刻与真知灼见。苏珊•桑塔格在近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就极具天才的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越来越变成了专家们的领域。我们的时代最令人感兴趣、也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并不面向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它要求特别的才具；它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文学创作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先天的艺术感觉比后续的努力更为重要。所谓普及，我以为只是单一的，即增加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接受层面和人数；而提高才是双重的，不仅创作者需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尽量减少或者避免瑕疵，接受者更要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尽量不要误读和快餐化阅读。批评家呢，无疑是创作个体与接收群体的一座桥梁。在纸币和欲望同样发达的今天，我们寄希望于批评家的良心健在，不辜负大多数读者的期待，尽管有时心在摇摆颠簸，或者因为剧烈呈现如同向日葵趋光的自然属性。但这都不要紧，文学本身的崇高能够让我们及时校正自己，以求净化，“把心交给读者”。如果再形式主义一下，最好能让自己的嘴归属自己，别再继续违心，心口归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就目前来讲，我以为重要的是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
 
韩春燕：
　　为什么文学批评会失去读者而成为一种失效的批评呢？原因之一是文学批评的“贵族化”。贵族化首先表现为文学批评对大众和大众文化心态文化需要的漠视。当下文学局面的形成尽管有诸多原因，但文学批评无论如何难辞其咎，是专业文学批评对大众文学消费的缺席，才使商业化的批评炒作操纵了整个市场，而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大众群体只能在商业化的批评炒作下进行着自己的阅读选择。如果批评的文字让读者觉得神秘莫测诡谲难猜，如果批评的术语概念均“超凡脱俗”仿佛天外之音，那么被敬而远之也是必然的了。在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的贵族化就等于自动边缘化孤独化。原因之二应该是文学批评的“西化”。目前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西方理论的移植，诸如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正在对本土的文学作品进行着轮番轰炸，挤压之下，传统的体悟式批评已凤毛麟角，而在将西方20世纪诸种理论成果作为重要资源的同时，我国的文学批评却陷入了言说的困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中国的文学批评既缺乏对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合理剖析和有效消化，又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深入考察，在一个不成熟，不稳定，缺乏理性自觉和批评规范的语体氛围中以一种思维的滞后性，想当然的认同西方的理论先导，忽视了与本土现实语境的结合。用徒然眩人耳目的批评风景代替批评观念的有利同化。”原因之三是文学批评的“玄化”。当下的文学批评除了那些出于商业目的的媒体炒作性批评之外，批评在今天所做的一切似乎主要不是针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自身，其更多关心的东西是假借文学的名义，对批评主体进行“自我阐释”。于是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批评变成了一种谈玄的思想游戏，而文学本身则被弃置一旁。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提是多种声音的并存，文学批评者可以从不同的路径走向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也可以从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走向不同的结论，但文学批评必须在批评家道义良知的支配下，担负起自己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来。如果文学批评在学理中剔除枯燥，在体悟中融入理性，那么就既避免了古典批评分析的笼统和理论的淡薄，又脱离了现代批评的沉闷与玄奥。
 
贺  颖：
　　文学批评是文学体裁的一种，那么对文学批评的文本可读性的探究，便与对任何文学体裁的文本可读性的探究一样，具有了深刻而非凡的意味。文本可读性并无概念上的定论，但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解，拓展开来也许会有多个层面的指向，但究其核心，大约是指文本所具有的吸引读者的程度，以及对读者灵魂的震撼程度而言。文本可读性本身就是一切文字作品内在意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那一部分。文本的可读性是吸引读者走入、直至走完文本秘境的唯一可能。在文本可读性的内在含义中，事实上无论你的文本之内蕴涵着怎样的深邃与高妙，若不能强烈地引人读下去，读完，那么一切无疑都将覆灭其间。于文本自身而言，文学作品的文本可读性，若细细探究，还有着其隐秘的繁复深远的内涵，有时候，它竟不可思议地影响着作品的基调，甚至是整篇作品运行的节奏，这样的发现是迷人的，远不止是吸引力那么简单，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力量，穿过文本的表层，入侵到内容的深处，令文本不由生发出别样的气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可读性的入侵，有如一种神性的仪式，不是对文本内容或意义的僭越，而更近似于一种理想化的表明，或者说是为了更为确切地，还原文本所蕴涵的全部真相。德国著名作曲家、思想家瓦格纳，曾这样评价他挚爱的管弦乐：“管弦乐是这样一种事物，它就像巨人安泰脚下的大地，只要他的脚步轻轻触碰，便给予他无穷的力量。”其实无论任何文本，包括文学批评文本，它的可读性同样具有这样神秘的力量，打开作品的刹那，它的可读性便有如巨人安泰脚下的大地，只要读者轻轻触碰，便被给予了阅读所带来的无穷力量。可以想见，一部有着深刻内在意义，同时亦洋溢着盎然意趣，令人欲罢不能一气呵成痛读全篇的作品，该如何令人感恩复感怀，对任何有着深度阅读经验的人而言，那中藉由文本所带给我们的强烈的审美期待，磁石般的引力，甚至有着对读者审美的启蒙，不止是善良，甚至是一种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