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国家和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总会有许多英雄豪杰冲锋在前，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是革命胜利的火种。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许多人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永远闪耀着巨星般的光芒……
日俄战争后，旅大地区沦为殖民地。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经营大连，把大连作为进一步侵略东北和中国的桥头堡，对大连进行了比沙俄时期更加巨大的投资，兴办各种工厂企业，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大连工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一九二五年时，大连地区中国工人已经达到了十多万人。在这支产业工人大军中，大连机车厂工人人数最众，在那个黑暗的漫漫长夜里，大机车正悄悄地涌动着革命的洪流……
老槐树·大挂钟
那座钟如今早已成了古董，虽然依然在走，却回荡着历史的声音……
在大机车正门口有一棵老槐树，远远看去，它高大，硬朗，丰满，壮硕，盘根错节，直指苍穹。冬天里，它枝干挺拔，倔强地任凭寒风粗暴的肆虐侵扰；夏天里，它枝繁叶茂，温柔地倾听着鸟儿的呢喃、耳语；这棵老槐树已经默默地生长一百多年的时光了。虽然历经百多年的风雨，依然威武不屈。而一百多年前，最早陪伴在老槐树身旁的还有一个大挂钟，大挂钟产自日本，足足有一米多高。槐树陪伴大挂钟，伴着年轮生长着，记载了太多这里曾经的沧桑往事。
这棵老槐树最早不是用来给工人乘凉或者是遮风挡雨，是为了惩罚工人时用来吊打、欺负、凌辱中国工人；而大挂钟也不是为了方便工人看时间，更不是用来装饰，而是日本人侵略者用来给中国工人上下班打卡用的，是日本工头专门为监督中国工人而订制。在日本侵略者统治大机车工厂的四十年里，老槐树常常也被皮鞭打得遍体鳞伤，记下了那一幕幕悲惨场面，大挂钟也见证着那一段段中国工人辛酸史、屈辱史。正如一位老工人说过的那样：有朝一日人们若能破译植物语言，老槐树一定会向我们倾诉那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一九九六年十月，大机车工会曾在老槐树旁设立了一个牌子，历史的见证：
“这棵老槐树是厂史中记载的工厂门前的三棵槐树之一。在日寇侵华的年代里，曾经有许多中国劳工被捆绑在树上，惨遭毒打和凌辱。为了使人们牢记历史，工厂将这棵老槐树保留下来，做为历史的见证。”
为了便于统治，满铁在沙河口铁道工场建立了完整的管理机构和殖民统治政策，工厂员工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分为月俸者、雇员、佣员、临时佣员、见习工和徒工。场内有四十多名巡警，十三所守卫岗。员司由正门出入，终日开放，工人出入门只有两处，一处为中国工人出入门，一处为日本人出入门，只在上下班时间开放。中国工人出入的卡子门用管子拦成四条小道，每条小道只能走一个人，小道的中间有一个高台，出入时必须登上高台才能通过。每天早晨，中国工人排队打卡进厂，下班又排着长队在很窄的通口处，上台阶被当成“小偷”搜身检查，稍有不顺服和怠慢，便被吊在厂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用皮鞭子沾凉水抽打。繁重苦累的劳动没有时间限制，加班加点，通宵作业几乎是家常便饭。”工人们被迫做着如牛似马的劳动，只能吃橡子面和化学粉等替代食物。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橡子面，半月光，草根野花度饥荒，北风吹，地不长，穷人瞪眼见阎王。
日本殖民者制定规章制度是为了压迫剥削工人，特别是针对中国工人，设立了防卫系、劳务系等机构，镇压和监视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们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恶劣，每天工作少则十小时，多则近二十小时，工人犹如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一样，受尽欺负、凌辱、剥削和压迫。中日工人的待遇相差悬殊。中国工人工资待遇十分微薄，不足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伤亡事故几乎天天发生，工人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还经常受到日本工头的鞭笞和搜身。
当时沙河口铁道工场日本场长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到，“沙河口铁道工场的职工大体日本人和中国人各半，虽然技术上无大差别，而其平均工资日本是3元27钱，中国人是82钱，是四分之一的比例”。在工资差别最大的1930年，日本佣员是3日元，是中佣员是0.55日元，前者是后者的5.45倍。临时工的情况更为严重即8。1倍。日本统治者对日本工人的待遇远远高于中国工人，对中国佣员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日本人享受的住房和生活待遇中国工人根本享受不到。
由于日本当局的残酷统治，当牛做马的劳做使工人们普遍患有职业病，待遇低，居住条件恶劣，日本厂主和日本工人住在厂区东部的砖瓦房，而中国工人住在厂区西部被称为西官房的简易住房，或在附近用破木板和茅草搭成的窝棚，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瘟疫猖獗，日本当局以预防传染为借口，将所谓的病人拉出去杀害，当时在工人中间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要打个肫，上山火烧埋”。
机车厂老职工于连杰曾经写过回忆文章《那座钟和我们的工厂》：
“那座钟是座大钟，挂在工厂正门里，足足有一米多高，上边走时，下边打卡，是日本人专门为监察中国工厂工人特制的钟。解放后很多年里，那座钟一直没有挪动过，机车青年经常被带到大挂钟前，听老师傅讲述那挂钟的故事，久而久之，那钟便成了永远的叙说，那钟的故事便成了历史的回声，叙说着那场战争，叙说着那段世界史，叙说着那段工厂史……”
求生存·斗争疾
“虎牢天险今谁主，马角生时我却来，醉扶危舷望灯火，商风狼藉暮朝哀”。
——梁启超《望旅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和大连地区物价疯狂上涨，特别是银价昂贵，金银比价变化很大。沙河口铁道工场工人的工资是以日元支付，而市面交易用的是小洋，工人领取工资后必须兑换成小洋，由于换到的小洋减少，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1916年12月4日，沙河口铁道工场铸造工人杨振和率先揭起造反的大旗，他组织四百多名中国工人举行了三天抗日罢工，向厂方提出以金票作为工资兑换价值，要求工厂给工资低的工人增加工资。
自那以后，工人为了求生存多次罢工，罢工浪潮可谓风起云涌。1918年1月25日，沙河口铁道工场的一千多名中国工人和八百多名日本工人联合罢工，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发给加班津贴和夜班补助、每月公休两天，危险作业岗位增加津贴费等条件，当时日本场主对罢工工人实行分化瓦解、部分安抚的办法，近使工人复工，罢工进行了九天，但是因为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工人们只取得了微薄的成果。
虽然此次罢工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工人从中得到了锻炼。同年九月，工人以物价上涨，生活困难为由，向日本场主提出了增加工资与日本工人同工同酬的请愿书，遭到拒绝。从10月7日开始，在杨振和、刘玉柱、王茂林、曹德俊四名有威望的老工人带领下，全厂中国工人举行了罢工，工厂在罢工的打击下停产一周，最后，日本工厂主答应了给中国工人升级，罢工胜利结束。但中国工人也付出了代价，罢工领导人杨振和、王茂林遭到了逮捕，受尽了折磨，被驱逐出“关东州”，刘玉柱和曹德俊被工厂解雇。
随着日本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剧，也激起了日本工人的反抗，日本工人的经济地位了他们与统治当局和资方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他们与资本家的斗争和中日工人联合开展的斗争，成为工人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5月，沙河工工场的日本工人成立了“友爱会”，在册人数1200余名，是大连地区成立最早的日本职工中最大的团体。同年11月，沙河口工厂又成立了“大陆工友联合会”，是当时大连地区较有影响的日本工人工会组织。期间，工厂还成立了其它一些工人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在工人斗争中发押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一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断地举行反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
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日益加剧，大连市的各行各业面临生产停滞，百业萧条，中小工商业者纷纷破产，厂商都被迫降薪裁员，大批工人面临失业。1920年4月，工厂预谋裁员，终于，在一个的阴云密布的早晨，日本资本家正式宣布了裁减中国工人的决定。这个不幸的消息好比晴天霹雳打在了中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消息刚刚宣布不久，沙河口铁道工场的门前就涌来了众多任务人家属，工人大多得到的都是“辞职令”，这一份份辞职令像烧红的铁块儿似的烤得人们心里发烧。辞职令对于这些在殖民统治下的工人无疑是无情的打击，工人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失业即等于把他们及其妻子儿女推向饥饿和死亡的深渊。虽然以傅景阳等为首的工人代表多次与工场谈判协商，但是工场执意裁员。
5月1日早晨工人开始罢工，当天下午工人召开联合抗议失业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停止裁减工人，会后，全厂五千余名中日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傅景阳等18名工人代表向满铁株式会社再次提出要求，提出了停止裁员、增加工资等要求，但是日本当局并没有给予答复和解决。但工厂中日工人的斗争，使满铁和关东厅殖民统治者如临大敌，6月7日，他们从大连旅顺抽调了二百多名警察和七十多名宪兵把守工厂的各个重要部门，第二天，强行裁减了1330名中国工人和540名日本工人，还有65名职员，但慑于中日工人的团结，工场方面也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发给解雇工解雇金，解雇的工人延期半个月搬离宿舍。6月10日，历时40天的工场大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为了反抗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大家互相照顾，对付和糊弄“鬼子”。各种抗争和罢工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而引起日本侵略者震动的沙河口铁道工场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选择时机恰当，讲究斗争策略，不仅声势浩大，而且组织的也好，其规模和气势是空前的，在大连工人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它为殖民地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培养了早期工人运动的骨干与领袖人物，为大连地区中国工人进步团体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据记载，1919至1923年，南满铁路工人罢工132起。其中，大连市内发生40余起，占南满各市镇之首位，大连、旅顺工人罢工次数占南满各地罢工总数的1/3，大连成为“南满劳资纠纷的中心地”。
工学会·载史册
大连沙河口区黄河路658号，是栋二层小红砖楼，这里曾经是大连连市第一个工人运动组织——大连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的旧址。
知识，在思想萌芽初长时，总会让心灵的力量渐增，那斗争的激情，总是被压迫和屈辱吹生着……当时在大连，识字的中国工人不多，这些有文化的工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成长为工人的代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大穷苦工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对新生活向往，逐渐觉醒，开始自发地走上反日斗争的道路。
1923年12月2日，大连第一个公开的工人团体的“满铁大连工厂华人工学会”召开了成立大会，竖立起劳工神圣的牌匾，以傅景阳为代表的沙河口铁道工场有志青年和其他爱国人士在这幢小楼里庄严宣布，沙河口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中国工人自己创造的工会组织。从此，工会和工人运动如同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连、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而说起工学会成立时的情景，工学会的亲历者，曾被选为中华工学会体育部干事的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厂于全福老人曾经写过回忆文章，记录下了那一段光荣时刻：
1923年，受“二七”大罢工的影响，傅景阳、于景龙、王立功、唐宏经、高及三等进步青年经常在一起聚集，当年，我们参加了了青年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游行庆祝会，几天后，傅景阳找我，让我叫各场派代表队开会。会上，傅景阳问大家，双十节游行感受怎么样？高及三说，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我们工人不团结起来，什么也不好办，我说，我们不组织起来，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最后，大家都同意办会，叫什么名字？唐宏经说，工会这两个字我们得保留。傅景阳说，再加一个字就可以糊弄小鬼子。大家忙问，加个什么字？傅景阳不慌不忙地说，在工会中间加一个学字，叫工学会。大家都赞成，决定筹办工学会，为了顺利获批，我们研究聘请《泰东日报》社日本社长金子雪斋和青年会长傅立鱼当工学会顾问，在办会宗旨上说是为了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交流感情，更好地为工厂工作，当时由傅景阳、徐明、谭文轩、宋维翰、杨志云等人共同起草了工学会的章程。就这样，华人工学会的成立得到了当局的允许。”
当天出席会议的代表100余人，加上一些列席代表和来宾共有138人。工学会的办公地址就在当时的黄金町107号，当时每月租金18元。工学会机关办公楼前悬挂着“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和“工人业余学蔺”两块大牌子。成立大会上，大家通过了章程和会旗。傅景阳专门讲解了工学会章程。工学会章程共有21条，开宗明义宣称：“在当今之世界，作为一个战士，如果不从巩固团体，不断地随着时势的发展而站在竞争的战场中，就不可能得到安定生存，盖世上不论何事都无不依赖于人们的智慧，始得有所成就。我们学习的目的，即在于启发智能，我们青年是先锋，最富有上进心”“本会以加强友谊、相互接济、协同一致，增进学识为目的。”
工学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
福纺厂·大罢工
1923年春天，曾经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商校的日本福井县人角野久造，踌躇满志来到大连，这个被喻为商业才子的中年人，当时受命日本福岛纺绩会八代裕太郎的委任，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到大连创立满洲福纺会社，简称福纺厂。
1925年春，福纺厂正式开工。工厂投产后迅速发展，仅一年时间里，生产能力即达到1.5万吨，1200名职工中大多是女工和童工，管理人员没有几个中国人。
角野久造同其他日本厂主和资本家一样，对工人采取残酷盘剥和压榨手段，工厂的工作条件极差，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工人进厂如同进入了云山雾罩之中，厂房内棉絮纷飞，尘灰飞扬，工作环境十分恶劣，而工人们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每天从事着长达十二小时的繁重的劳动，而每天的工资又只有0.25日元，仅是日本同行的四分之一，女工工资又比男工少五分之一，童工每日更少，只有0.15元，中国工作还要经常上班受监视下班被搜身，甚至污辱、打骂，经常发生工伤事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1925年3月1日，角野久造的手下田中定治郎无故杀害中国工人李吉祥，当时的大连工学会组织成员和殉难者家属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向厂房提出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不准打骂工人、日本厂主及工头为死者出大嫔等条件，角野久造拒绝出大嫔，但为了维护工厂的生产，勉强答应其它条件。针对角野久造的态度，工人们开始怠工，使工厂损失严重，同时死者家属据理力争不让步，角野久造怕事态扩大，工厂遭受损失，违心地答应全部条件。三月五日，全厂停工，为李吉祥举行隆重的送葬仪式，角野久造全程披麻戴孝，狼狈不堪。
1926年4月日本当局宣布金票涨价，每元金票兑换1.2元小洋（奉洋），四月二十五日，角野久造决定用小洋开饷，却用金额票扣饭票，使工人受到损失，而角野久造的部下层层克扣工人的工资，使原来微薄的薪水已无法养家糊口。工人们提出按小洋收取饭费的合理要求却遭到了角野久造的无理拒绝，由此，工人们开始停工，并提出不解决问题就进行罢工。
就在此时，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决定抓住时机，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与反对虐待争取工人复兴的政治斗争相结合，组织罢工。1926年4月27日，工人向厂方提出了不准打骂和虐待中国工人、准许做工的妈妈在工间给孩子喂奶、增加三分之一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每两周有一个公休日、公休日干活要发双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对食宿的工人降低房租和不收电灯费、对通勤的工人发放补助等六项条件，但遭到了角野久造的拒绝，他还派人把住工厂大门，阻挡罢工的工人出厂，他还亲自到厂门口威胁工人，说什么中国苦力到处都是，走一百来一千，三天不干没饭吃还得回来，但工人们还是涌出了厂门
为了破坏罢工，角野久造勾结殖民地当局中雇佣流氓、工头等散步谣言，说中国工人的工资并不少、工人贪心，还说工人懒惰、怠工、破坏厂规、聚众闹事等，妄图扰乱视听，欺骗群众。
角野久造在采取了收买汉奸、招收新工人、破坏罢工以及威逼利诱等手段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勾结殖民地当局采取了全面镇压的手段，宣布将罢工工人全部开除，与此同时，大连警察当局还进驻工厂，并逮捕罢工领导者，
4月29日，中共大连地委决定以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名义，在泰华楼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罢工的真相，揭露敌人 阴谋，6月24日，中共大连地委和工学会在纱厂北门外空地召开全市性的“声援福纺罢工大会，全市十三家工厂三千多名工人和附近的农民参加，支持罢工斗争。大家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我要抱住团体！我们要吃饭要自由！等口号。曾参加过大罢工的陈德祥后来回忆，傅景阳在罢工现场对工人们的说的话：
“福纺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罢工坚持的太好了，我代表满铁工厂、中村铁工所、小野田洋灰厂和全大连市的工人们向你们致敬！你们罢工斗争是正义的，是争人权争温饱要活命的合法斗争，我们全大连的工人都支持你们，坚决反对日本当局对罢工工人的迫害，我们要求放回捉去的工人……“
6月25日，日本警察当局将傅景阳、于景龙等工学会代表拘捕，接着又逮捕了高及三等工学会干部和骨干，傅景阳被捕后，唐宏经主持工学会工作，领导罢工斗争，福纺大罢工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待地工人团体乃至国民政府的声援和资助，罢工坚持一百天，迫使日本殖民当局了屈服，基本答应了罢工工人的要求，八月四日，大连地委、中华工学会宣布复工，长达百日的福纺大罢工终于获得胜利，唐宏经代表中华工学会宣布复工命令，罢工取得了最后胜利。此时的工会会员已经达到四千多人，遍布全市十三个日营工厂。
最终，厂方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撤消角野久造的厂长职务，也结束了他在大连短暂而失败的职业生涯。
此次大罢工涉及全市，震动全国，是东北地区工运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被新闻界称之为“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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