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记事开始，印象最深的就是挂在我家书架旁的一个长条木板，像纸扇折起来的模样，大小也差不多，小头上有一圆孔，穿着一条黄丝绳。母亲告诉我那叫戒尺，小孩儿要是不听话，就用它打手心。
那只戒尺是枣木的，红褐色，上面可见点点焦黑，光滑细腻，透着柔润的沁亮。我问母亲，那黑点儿是什么？母亲说，那是块雷殛枣木，黑色的焦点是雷殛烧灼的痕迹。所以，我总感觉那只戒尺很神秘，很威严。
后来知道，那只戒尺是母亲家传的。母亲9岁殇父，14岁丧母，由姑母抚养成人。原本是一殷实之家，虽父母早亡，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姑母一直供母亲读完国高，后来做主将母亲嫁给了在奉天南洋制版所当制版工的父亲，姑姥最看中的是父亲的忠厚和帅气。姑姥家住沈阳小西门，四合院的青砖房脊上长着草。第一次去，母亲教了我许多规矩：见了长辈要行礼问好，未经大人允许不准要别人的东西，吃饭大人没上桌小孩子不准上桌，不能用筷子指人，不能吧唧嘴。从那以后，我就永远都记住了。后来，又逐渐地懂得了一些新规矩，养成了一些习惯，比如对邻居要有礼貌，见了老者要主动让道，不说脏话谎话，不打架，不和坏孩子一起玩，手绢、袜子要自己洗，母亲给洗好的衣服要自己叠好，不写完作业不吃饭。
母亲治家井井有条，她把自己的工资和父亲的工资都打理得一丝不苟，房租水费电费粮款煤款全都预先留好，分别夹在对应的房证粮证煤证里，生活花销都记在流水账本上。在那个年代，全家不仅生活无忧，而且略有积蓄。母亲对待4个孩子不偏不向，更不护小，“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对外交往，母亲也有明确的信条：对父母不好的人不交，因为这种人没有真情。
家里有一块二尺高三尺寛的小黑板，上学前，母亲就用它教我们写字算术。从上学前到上学后，在正经事上，那只戒尺还从来没在我身上用过。不过，挨过的几次板子，还是蛮长记性的，一次是谎报军情告诉丢了猫的李爷爷说是看见了猫，而后藏到地沟里学猫叫；一次是不买票随着不认识的大人混进电影院看《地道战》；还有一次是正月十五同一楼的“蛆小子”打架。前两次我都认罚，可这次却不服，我说，是“蛆小子”先用鞭炮故意炸了我的灯笼。母亲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说，那日本鬼子打中国，咱们反抗也不对呗？母亲就愣住了，手里的戒尺也没再落下。后来的事证明，母亲接受了我的说法——“蛆小子”不知从哪学的“二指禅”，迎面过来冷不防冲我心口一戳，疼得我缩身弯腰喘不上气来。没几天，我去打乒乓球，远远地看见他从楼前过来，我便把球拍藏在衣服里的心口前，对面过来的“蛆小子”故伎重演，只听“啊呀”一声，缩身弯腰的却是他。傍晚，“蛆小子”右手缠着厚厚的白纱布吊在脖子上，一副伤兵模样，他到母亲跟前告我的状，说他折了手指，要索赔医药费。母亲了解了实情，对他说，“蛆小子”你活该！一贯蛮横的“蛆小子”居然哑口无言，狼狈逃窜。母亲说，戒尺不打有礼的人。听母亲说，戒尺原本是佛教的一种法器，后来，这戒尺落到私塾先生的手里，就变成了“板子”。鲁迅的“三味书屋”里便有戒尺。
世易时移，转眼，我的外孙已经三岁了。外孙爱吃糖，吃成了虫牙，痛起来就哭，哭完了还要吃。哄劝无效，我便亮出了戒尺。外孙却说，姥爷，轻点儿打，打完给我糖。我忍不住笑，女儿便接过戒尺，义正辞严地对外孙说，吃一块糖，狠狠打你十个手板，你自己选！外孙便放弃了选择。
戒尺被女儿拿走了，挂在了她家书柜旁。女儿说，要让她儿子像他姥爷小时候一样，对戒尺永远留有一种神秘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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