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去北京看女儿。星期天，一家人外出赏花，我和女儿先走出家门，看到门口放着垃圾袋，便要随手提出去，女儿拦阻说，那是东东的任务，您别动。一家人出了楼门，女儿站到垃圾筒前，不动。随后跟出来的东东突然转身往后跑，说等等我，我忘了拿垃圾。过后，我私下对女儿说，东东才四岁，当父母的也别对孩子太苛刻了。女儿笑说，东东已有了小弟弟，他有责任树立榜样。我记得我小时候，老爸可不是这样要求我的，您是不是年纪大了，对隔辈人的心肠就格外软了呢？

　　不错，对独生女儿的管教，年轻时的我也曾颇为严厉。女儿四五岁时，妻子有时在厨间忙，喊缺了盐或酱油，我便将钱交到女儿手上，让她下楼去食品小卖部。孩子小，其实我也不放心，便悄悄尾随，那一程东躲西藏的，其实比我自己跑一趟还累。女儿八九岁时，作业里开始有作文了。一次，她将写好的作文拿给我看，我不满意，二话不说便撕了。女儿哭起来，妻子也下山虎一般来声讨。女儿问我哪儿不好，我说自己琢磨。妻子说别人家的孩子来找你，你倒有耐心，讲得唾沫星子满天飞，还亲自笔帮着改，对自己的闺女为什么这样？我说，就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才不能让她心里有拐棍！从那以后，女儿再不主动将她笔下的东西拿给我看，包括她在中学时就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包括她的博士论文，也包括她的一本又一本厚厚的学术专著，非我询问，从不示璞。有一次，她跟我讨论起对孩子的教育，还主动提起我撕她作文的事，说老爸的教育理念是对的，心里有拐棍的孩子长不大。女儿还问我，老爸的这样理念是怎么生成的？这一问，自然就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生长在一个极普通的农民家庭。我的爷爷认为男孩子能认识几个字，会算算庄稼院里的小账就够了，所以只供他读了三年书。父亲后来的求学生涯完全是自己拼出来的。他先是放牛，将村里所有人家的牛集中起来，用替人放牛挣来的佣金交学费。在县城里读中学时，他白天上课，夜晚便去木匠铺当账房先生，他的如此求学之路直至读完当时的奉天铁道学院，也因此成为后来的铁路企业的管理专家和领导者。

　　1970年深秋的一天，父亲突然去了我插队的青年点。那时，我下乡已两年，父亲则因所谓的历史问题一直在五七干校劳动。吃过晚饭，父亲问我夜里干什么，我说场院上有夜战，父亲说，那我跟你一块干点农活好不好？那晚，父亲和众多的社员坐在小山一般的玉米堆上，剥苞米直至夜深，说说笑笑好不快活。第二天一早，父亲告辞，说我看得出来，社员们和你关系不错，都挺喜欢你，这我就放心了，好好干吧，脚下的路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老爸在场院劳动的那一晚，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都去了公社开会，过后问我，说怎么也不让我们见一面？我只好用爸爸工作忙做搪塞。那个年月，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在形成，不少知青的家长来到生产队，多要去拜访一下村干部，有人还专选夜间来，悄悄地见了村干部就连夜离去。似父亲这样来到生产队，只是跟社员一起剥了半宿苞米的，也算独树一帜了！

　　时下，人们不时讨论家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那家风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以至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优良的家风树立、形成起来不容易，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则更难。正因其难，我们这一代已进暮年之人才更应感到责任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