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的炮火中，一艘浸透着桐油而发红的崭新杉木板船上，穿着蓝而襟衫、奋力划桨的一个中年男子，就是我的爷爷。沿江地委交付的运输任务完成后，土地情结十分严重的爷爷，并没有打着大桨一路“解放”下去，而是回到了当年一根扁担挑着家什逃荒而至的皖南山村。

　　爷爷没有跟着队伍走，但队伍没有落下爷爷。第二年，沿江地委把爷爷介绍给了党。爷爷成了山村里的第一党员，也就是山村里第一个名正言顺为党工作的人。

　　爷爷最辉煌的壮举，大概就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的某一天，公社里所有的共产党员一起开会时，大家都仿佛感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爷爷有点不合时宜、又有点大逆不道地说：“主席逝世了，还有共产党呢。大家还是回去种油菜吧！”当时，没有一下人敢回应爷爷，但都回到村子领着广大社员补种庄稼去了。第二年，全公社油菜大丰收。

　　有了爷爷，我这个家就是一个在党的家。父亲趟上由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父亲一生中只认准一种色彩，那就是旗帜上的红；只认准两种工具，那就是旗帜上能锤打的斧头和能收割的镰刀。父亲是工程兵。工程兵的日子很苦，他们不仅是要为从没有见过在的大国长剑筑个巢，而且要一寸一寸地暖热这个巢穴。不是没有人退却过，就有一个兵拎着风钻扔到团长脚下，就：“老子不干了！”团长拾起风钻，说：“让炊事班准备一挎包干粮，你走吧！走不了，记住回来，朝有红旗的地方看。”团长甩着膀子干开了。

　　那个兵，出了坑道，真地跑到炊事班，硬着脖子朝炊事班长要了一挎包干粮，说：“老子被撕了，也不再回来当这个兵了。”炊事班长是一个老兵，只是笑着摇摇头。

　　兵朝着有路的地方跑着，心情特别的好，他朝天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当兵，就是这个鸟样，真他妈的不是人干的。”

　　脚下的路，好长好长，好像走不到头的似的。兵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长时间，只知道再回头已经看不到营房，没有了参照物，高原上的骆驼刺就那么矮，哪里还有什么参照？

　　兵有点胆怯，调头往回跑。天黑下来的时候，兵看见了营房，看到了营房上空高高飘扬的一片红色。兵哭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走不动了。

　　兵又去抱起风钻打坑道。休息的时候，兵喜欢看那面升升降降、降降升升的红旗，看着看着，兵打坑道的力气有了，一身的疲惫消失了。后来，这个兵成了优秀风钻手。

　　这个兵，就是我父亲。

　　父亲当兵的第二年，一次他正在铆着劲想把坑道打穿时，突然被一位老兵踹了一脚，滚出去好远。父亲正纳闷自己咋得罪这个老兵时，愣神间，他看到一块几吨重的岩石砸到了自己刚才站立的地方，老兵的左腿砸进了泥石里，风钻砸成了一块瘪铁，父亲的心也被砸碎了。老兵把一条腿永远留在坑道的某个石缝里，却把父亲留在了世上，留在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序列里。父亲看着老兵那条血淋淋的腿，哭得极为真诚。

　　父亲一直记得：“老兵叫宫长江，河北邢台人，是个党员。”

　　如今，我也“一、二、三、四”地正步行进于这个挟雷方阵。我比爷爷幸福，他们在是前边给我们找到了渡口；我比父亲幸运，他们在是前边给我们踏平了道路。我们是和平年代的战士，但我们倾听战争，我们位卑忧国，我们军魂永驻。有时候，站在队列里，我会问自己：我要代表什么？我在代表什么？我能代表什么？

　　好在，我的一次次自问，都有一面面鲜艳的党旗在回答我——他们是张思德，是雷锋，是邱少云，是董存瑞，是苏宁，是李向群，是杨业功……

　　就这样，我与共和国军队一起本色着、奋斗着、青春着、荣誉着、精神着。这是我的骄傲。

　　我还记得，女儿加入少先队员的那天中午，吃着饭时突然大哭起来。“爸爸，不得了了。我把油滴到红领巾上了。”女儿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没事，回头让你妈洗洗！”我能够理解女儿的新鲜感。可我没有想到她会说：“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呀！一洗，不就把烈士的鲜血洗掉了吗？”

　　听到这句话，我变得哑巴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想了想，我才搪塞道：“洗掉了，我把手划破流点血给它染上，爸爸也是军人，行吧？”“这可是你说的噢！”女儿吃饭去了。

　　尽管我现在已是一名转业军人，尽管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血能染红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吗？我不敢回答。但孩子们坚信共产党人的血一定是红的，因为他们已经用眼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