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大伯一家是从山东来的支边户，广义上讲也是闯关东的。支边户，系指由政府指令搬迁支援边疆的移民。据大哥编撰的《镶红旗村志》记载，1959年5月，山东省文登县12户人家，由一位毕姓的村党总支副书记带领，迁居辽南熊岳城西南十二里的镶红旗村。是为我村支边户的由来。

　　这毕姓的村党总支副书记就是毕大伯。后来据同来的老乡说，政府动员时有难度，毕大伯就带头，不认识几个字的他讲，“党员就是个带头的。”因他的党员凝聚力和感召力，这些人家就跟他来了。

　　辽南的居民，汉族中的绝大多数是山东人闯关东和国家移民的后代。因此，辽南的汉族文化、风俗习惯等都与山东一脉相承。东北的汉族，称山东的老家为海南家（渤海、黄海之南），哈大公路之前的老路被称为海南道。就连小孩尿炕，大人都相谑是“回海南家了”。但辽南的天是辽南的天，地是辽南的地，经过三二百年时间和天辽地宁空间的发酵，特别是与满族文化的融合，辽南的汉族文化已默默地发生流变。相比山东人的坚持原则、勇于进取、团结义气、吃苦耐劳等特点，辽南人更显得豪爽、憨厚、随和，甚至还有一点得过且过。早些年在辽南的农村，只要看一看房前屋后的园田地莳弄的情况，就能判断出谁家是新来的山东人。

　　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带队跨海而来的老毕大伯成了渤海边上的一抔黄土，而毕家的子女也种子一般撒播在辽南的大地上。唯有毕大伯的老党员“带头”本色，在我的心底还新鲜如昨，令我敬佩，深思。

　　老毕大伯一家的户口与我家同属第一生产队，他又与我父亲相处得挺好，我父亲便常开他的玩笑。因他的眼睛长得大，玩笑一般都是围绕眼睛展开，什么眼睛大下蛋大了之类。老毕大伯也不恼，也不反驳，反而把这看成一种亲近的表示。

　　毕家房子在生产队的东面，离我家的直线距离也就是百多米。房子六几年盖的，四间四不露箔的小海青，上梁时我还去抢过小馒头。房基地原是生产队撂荒地，上层的壤土被村民取走不少，很贫瘠，但房前屋后的园田地硬让毕家给改造过来了，加之山东人的专长，种的大白菜比谁家的都好。毕家还养母猪，每窝的猪崽都卖不少钱。能挣，也节俭。每到冬天，毕家的晚饭都是一人分一碗地瓜，炖大白菜管够，粮就省下来了。因此毕家的日子还是过得很殷实。

　　老毕大伯人极正直。如果用党员标准衡量，是坚持党性原则。但可能是外来户的原因，他这个在建国初期就任党总支副书记的，在我村一直没进入大队干部的行列。最大的官衔是村管理下乡知识青年的带班人。但他把工作干得很好，不事张扬，却把每一位知青都当成子女看待，成了他们最可依靠的亲人。除了抽口营口知青带的卷烟厂的下脚料烟丝烟末外，也从不收受他们的任何东西。

　　一次在大队开党员大会，很晚回家，路过生产队时，影影绰绰看到几个人影，他便隐在暗处观察。看准了，他便回青年点喊了几位可靠的青年，一家家掏窝，把三个白天利用干活机会拉下临时仓库窗栓，晚上偷稻子的人抓了。俗话讲捉贼容易放贼难，这事搁在本地人身上，顶多是咳嗽一声冲散了事。老毕大伯审讯上也有一套，赶上偷稻子中的一位比来抓他的人晚到家，便狡辩是去野地里拉屎。老毕大伯便让他寻那屎迹，那位便说可能是让野狗吃了。老毕大伯说拉屎也会有尿迹，狗不喝尿，逼得那位词穷，乖乖招认。多年后我成了警察，常常无因由地想起老毕大伯这审讯的细节，想着想着，就兀自笑了。

　　老毕大伯有六子一女。应了“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老话，毕家的子女除了眼睛大有其父的显著特征外，长相、性格各不相同。联想起梁山好汉七长八短、性格各异的形象，我就臆断施耐庵的描写是有生活基础的，再臆断出山东人婚姻圈子大，遗传基因的多样。

　　毕家的老大、老二都是男性，街面上称大老毕、二老毕。大老毕长相、体型随爹，人却有点憨，在生产队干活时常受我们捉弄。但他那过顶锤打得好，高高的当头劈下，力道很足，每当有打锤的活，他都会显排一番。山东人都有这股韧劲，如现在唱歌的“大衣哥”和“草帽姐”，会把一点点的特点变成特长。二老毕长得好，大个，白净面皮，又有一双老爹给的大眼睛，早早当兵走了。看到他，就让我想起梁山好汉武松的精气神。毕家老大、老二身下，隔着一个女孩，又是一水的四个男的，可谓人丁兴旺。因都是在镶红旗村出生的，文化意义上已经“辽化”，便比当地人还当地人了。

　　毕家的女孩小我一岁，长得相当漂亮。因为她的漂亮，虽没倾国倾城，却在村里引起一场风波。秋天，生产队的花生起了晾在地里，她便和小伙伴去捡花生吃。看花生的一位后生便献殷勤，进而有点动手动脚。老毕大伯把这女儿看得眼珠似的，得知后便喊了知青把后生带到大队，逼着大队晚上非开批斗会不可。这后生家在村里是大户，一些年轻气盛的便聚集起来，晚上开会时便抢人。结果闹成一场混乱，后经公、私两面工作，老毕大伯表现出过人的豁达，风波才平息下来。多少年后，我到市党校学习，碰到一位二老毕的中学同学。时过多年，这位连二老毕的大名都叫不上来了，却记住了人家妹妹的漂亮，很是让我感叹。

　　我母亲去世后，故乡就成了我心头的隐痛，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丝丝拉拉地撕扯着神经。回乡，常到叔伯四哥家坐坐，哪知从老宅到四哥家的不到二百米的路，竟成为我的畏途。其原因，一是栾家那狗，已彻底把我当成了外乡人，拼命地冲我吼叫，特别是我穿警服时叫得更甚。二是怕见着毕家大娘。毕大娘高个，满头银发，七十多岁了却腰板挺直，煞是精神。曾听她老人家白话，“那时咱们山东家的大姑娘都跟八路跑个腿的，现在都成高干了。就我嫁了你大伯这个窝囊废。”哪知她老人家这回讲的是我母亲，一件一件，一句一句，带着一连串的感叹词，而且很多是我不知道的细节，讲着讲着就抹起了眼泪，忒能煽情，讲的我心里酸酸的。由此我推论，山东的女人，天生就是主持人的材料，远的有倪萍等，近的就是这位毕大娘了。

　　老毕大伯喝酒也挺特。他好口酒，但只在外边赶红白喜事时喝，并且从不喝醉，二三两几口下去完事，很有自制力。他最为村民讲究的喝法，是到村供销社时，酒瘾上来，跟营业员借个碗打二两散白酒，再从盐箱子里拈两粒盐粒，先扔一粒在嘴里化开，喝一口酒，再一颗，碗里的酒就干了。我回老家，父亲常还提起老毕大伯在供销社喝酒的情形。我知道，这就是所谓广义上文化的差异。老毕大伯的喝酒，也许是更纯粹意义上的喝酒。

　　老毕大伯喝急酒的习惯差一点让他送命。公社召开各村知青带班人会议，中午管饭。当别人还在吃喝时，他已喝完二三两的白酒，又吃了一碗大米饭，早早走人了。谁知别村的一位知青因抽调不成，一时想不开，把一颗雷管塞进食堂的铁门轴下。老毕大伯一推大门，轰的一下炸倒了，铁皮屑炸进身里二百多块。送到医院抢救，大些的抠出，小的就留在身体里了。从此他就仄棱个膀子。我父亲等就逗他，“这回成三叉戟了!”

　　而老毕大伯给我父亲守灵时的喝酒情形，则令我们兄弟感动不已。其时，我们兄弟三个已离乡多年，父亲一走，村里就没我们这一支人了。父亲在村里人缘不错，很多人家的红白喜事，凡是求到的我父亲都给代过东，又有一大群在果树组、渔业组时的徒子徒孙，忙前忙后的人不少，但老毕大伯坚持给我父亲守灵，说“老哥们了，送一送”。夜深，静静的灵堂前，烛火如豆，老毕大伯披件棉袄一直坐着，困了就吃几块饼干，喝一口酒……

　　也许因为心存这份感激，大哥在受聘回乡编撰《镶红旗村志》时，特收录了一张老毕大伯在他家房前的照片。翻开村志，看到照片，心底就不由得泛过一阵热浪，老毕大伯的形象就顿时鲜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