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军营四十寒暑，千般都似隔世，如今战友皆已花甲有余，聚会时聊的都是当兵的话题，皆唤起我对往事的各种追忆。从戎虽然只有五载， 耳熏目染，指目踵接，筋骨都涂上了军旗的色彩。怎能不让我留恋，怎能不让我执着，军营永远烙印着我多少踪迹。这里有我浓挚的友谊，有我首长的关爱，有我青春的红色梦境，旷世的雄心，诚然还有很多。我知道，那些逝去的日子， 是我一生中最诊贵的朝朝暮暮，而离开军营的几十个岁月，却从未离开你的 温暖怀抱。脱下军装回家乡，不论进工厂，还是调机关，总觉默默中仿佛有千万红色的绳索在紧紧地系着，眺望着，想念着，追忆军营的一切。抚今追昔，内心充满了喜悦。因此，我念着军营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枪一弹、一官一兵。

　　我的军营在山峦环绕的群山之中，涛涛的牡丹江畔，这里流传着“八女投江”的动人故事；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传说；闻名遐迩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是我们的友邻，在纪念英雄牺牲二十周年之际，我在会场见到了英雄的战友郅顺义，老父亲董全忠，妹妹董存梅。听完那场报告，我懂得了只有军营才能培养堂堂大气的兵，孕育了堂堂正气的男子汉，使之成为中华民族钢铁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既朴实又华胄，既博雅又大方，既和蔼可亲，又庄严可敬。我看到，多少乳虎似少年，冒冒然的走了来，起初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久了，忽而一天发现自己的无知与渺小，使浮夸变成了沉毅；多少心胸狭隘的人，米大事争破天，不骄既媚，久了，忽然醒过来，走上那坦荡的大方之路。爬过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打过日本鬼子老八路，参加过三大战役的老战士，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他们亲身经历的战火洗礼，就是和平年代当兵人的好榜样，他们富有涵养的地方，草木都是红色的。不必名师，单这军营里“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色彩的熏陶，就是极优秀的教育，不然地方的青年为什么都要去当兵，没当兵的也要弄身军装穿穿。离开军营那一时刻， 谁不眷恋不舍，一边整理行囊，一边落泪，就像第一次离开慈母准备远行一样，那滋味真够凄凉。脚步迟缓的踏上火车，战友们紧紧拥抱，泪沾衣襟，鼻涕哭得老长。心随着滚滚车轮的转动而步步沉重，地方越远，思念越深，时日越久，思念越切，直将这重负继续担下来。我还记得跨入军营的第一顿饭是野菜做的菜团，接着，第二顿饭就是美味佳肴。首长说：是“忆苦思甜”。我们听的第一课，就是老红军、老主任李栓钰讲革命传统教育课。一九三三年，红军路过他的家乡四川省巴中县，他看到红军和蔼可亲，是穷人的队伍，就毅然决然地把恶霸地主杀了，拿着一杆红缨枪参加了红军。白匪来时，有人告密说他参加红军了，于是白匪军就把他家里老老小小六口人抓起来活活打死了。这件事，是他解放以后回老家找亲人才知道的。老主任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搞分裂，他曾三过草地。千里草地本来能吃到野菜不少，可数万人过草地，每天得多少野菜啊？能吃的野菜早就让前面的部队吃光了。过雪山前，战士们都弄块各种动物皮子绑在脚上、穿在身上御寒，可走出草地时，却没有一人脚上、身上裹着皮子；没有一个人腰上系着皮带；没有一个首长骑着马……都吃光了。那时，尽管千里草地野茫茫，可谁手中有一把野菜，就能保住一条命，保存了一个革命的种子。每当他讲到身边战友时，都是呜咽地讲不下去了，是啊，倒下去的战友实在太多了……老红军家就住在部队院里，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烧着山柴的草房，而我们战士却住在坚实、保暖，水电齐全的大楼里。听老同志介绍：部队看他家六口人，孩子又都大了，要给他盖个大一点的房子他不要，坚持住战士家属来队探亲时住的临时单间草房；上级按照他的级别、资历、和身体情况，给他配备了一辆小车他不要，硬让司机把小车送回上级机关，自己有事就坐部队大解放敞篷车；我看到战士的父母来队探亲时，他把副驾驶位子让出来，给战士家属坐，自己站在车厢上日晒雨淋；我看到老红军带领孩子上山砍柴，却不让战士帮忙；我看到有的战士有困难了，他知道后就无偿地去帮助；我看到老红军医药费收据一摞子不去报销，他说：“我要钱没用，将来孩子靠自己”。记得一次除夕之夜，我去给首长拜年，正巧，赶上饺子出锅，首长端了一碗给我：“尝尝这个饺子，保管你没吃过”。我夹一个饺子放到嘴里咬一口，苦苦涩涩的，差不点吐出来，惹得首长一家哈哈大笑。首长说：“这饺子馅是野菜做的，里面还放油盐葱姜了，比长征时吃的生野菜强多了”。首长家的姐姐、弟弟、妹妹告诉我，他们家每年除夕都吃野菜饺子。野菜是姊妹们在春夏时节一起上山采的，晒干后留着过年吃。老红军的一言一行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也一直在影响着我的一生。不论如何斗转星移，风云变幻，从没有磨灭我走进军营聆听第一堂课的记忆；除夕夜老红军家饺子的余香。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十五岁儿子也走进了军营，临行前，丰盛的家宴上也有一盘野菜，孩子明白我的意思，还是吃了一点。我曾到部队看过他，部队伙食很好，四菜一汤，比我们那时好多了，也比家里伙食好。不过，我还是嘱咐孩子要多吃苦。还好，三年的军旅生活，他入了团，入了党。如今我又有了孙子，当我用筷子蘸点野菜汤，抿到孙子口里时，孙子皱着眉头的痛苦表情，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然而，在这笑声中，我却有一丝丝的忧虑和牵挂……

　　那时，我虽然军装穿在身，首长家的孩子还叫我“叔叔”，可我毕竟十七、八岁，童心未泯，经常和首长家的孩子在一起玩游戏。每到天黑首长家的孩子们就拿着自制的灯笼跑出来。尽管首长们怕火火 烛烛的危险，说些“玩火黑夜溺炕”那种迹近恐吓的话，但玩起来忘了一切，直到灯笼里蜡烛烧完，才悻悻回营房。

　　提起灯笼，记忆里满满的。雪夜驰马、荒郊店宿、菜馆挂晃、婚丧嫁娶等等，无不与灯笼相关。古人唐明皇东宫节绘彩为高五十尺的灯楼，遍悬珠玉，金银而风至锵然的那种盛世太古远了，恨无缘观赏；“……好一似扬子江，驾小舟，风狂浪大”的汉献帝定有灯笼作伴，但那时人的处境可怜，蜡泪是数不长了；洪秀全的小刀会、红灯照也没能把洋人杀尽，把天照亮……最后还是嘉兴南湖船上的一粒火种，点燃了秋收起义的熊熊火把，是遵义会议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是西柏坡小土屋的油灯，把笼罩在全中国上空雾霾驱散，将全世界最大的红灯，高高地挂在了地球中轴线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多次接见老红军、老八路、团职以上的代表。首长们回来后，马上就向部队指战员传达了毛主席接见的情景。老红军李主任回来时，还邀请了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毛主席的司务长吴成同志也一起来到我们驻地做报告。吴成讲了几个故事，一次，毛主席办完公，要出去走走，吴成跟在身边，走到村头时，毛主席指着一家房子问随行人员：“那家都有什么人啊？”大家面面相窥，谁也没有答上来。毛主席告诉他们：“这家是老两口和小两口”。吴成去那家一看，真是老两口和小两口。老两口告诉吴成，毛主席来好几次了，老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这时吴成才懂得了毛主席是告诉他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多了解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还有一次，毛主席正在工作，有人报告说：“炭窑塌了，战士张思德牺牲了”毛主席听后仔细问了事情的经过，告诉负责人：“开追悼会通知我。”一个党的最高领袖能参加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还亲自写悼词，念悼词，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阐述了我党、我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它就像一座光辉的灯塔，给我们党和军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听了两位老红军的报告后，部队再次掀起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高潮，大多数战士都能把文章完整的背下来，按照主席的话去帮助身边和地方的同志。一次，有一个班的战士在执行任务。驻地马大娘风风火火地找我们，说一家姓王的媳妇难产快不行了，希望我们帮帮忙。我们一听全傻了，那时我们都是城市学生兵，大的还不过二十岁，谁会接生孩子啊。我们把目光聚中在一个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新战士王玉明身上，王玉明也摆摆手表示不行，他也没有接过生啊。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大家劝他：“这些人只有你懂点医术，你不去谁去啊，快去吧。”王玉明去后，在产妇邻居的帮助下，产妇得救了，但是，孩子却没有哭声。产妇的丈夫气得把婴儿扔在水盆里：“保住大人就行啊，谢谢解放军了”。王玉明处理好孕妇后，看看小脸憋的紫青的孩子，抱起来嘴对嘴地吸起羊水来，第一口吸的过猛，羊水都吸进他的肚里。不一会，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哭啼，给山村院落送去了无尽欢笑。当即，大家给孩子取了个名字“王拥军”。这件事在《牡丹江日报》刊登后，新华社又发了通稿，海内外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个消息，反应非常强烈。在人民群众眼里，解放军就是一个主心骨，只要有解放军在什么困难都能解决，人民群众心里就是亮堂。他没有年龄、男女之分。那时候，不论有什么活动都是军民一起庆祝，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一九六九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战友们正为林场工人演出，带队首长告诉我们：“九大”正在召开，演出后军民一起庆祝。那时，偏远林场还没有通电，舞台上都挂满了煤油灯。演出结束后，林场领导让工人立刻回家取灯笼。刻钟过后，山林小道的尽头出现了第一束灯火，接着就是十个、百个灯光，多条崎岖的山路，多条数百米的灯火，像一条条红色巨龙从天边迂回游来……此时，无数的火龙聚在一起，漫天的星斗都显得黯淡无光，天上的银河都不知道流向何方去了。尽管林区树高林密，遮天盖日，当我们看见那高挑着的一串串红灯，我们的心自然融入这红色海洋之中了。近半个世纪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军民一起欢庆的场面。

　　如今，国旗是红的，党旗是红的，军旗也是红的，老一辈打下的江山更是红的。这些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仅仅需要我们去保护，更需要年轻人懂得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不然，千千万万先烈打下来的江山非丢掉不可，这绝不是玩笑话。我问过上百青年人，有的还是党员：“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没有一人能回答正确。至于红领巾为什么是红旗的一角？更没有孩子能答对了。有一个现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年“六一”儿童节，我在公园里看到的却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带着红领巾，唱着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在哪里联欢搞活动。回家坐公交车时仍带着红领巾，甚至给比他们年轻的人让座。而游园的小学生不论是学校组织的，还是自己去的，很少有带红领巾的。这仅仅是教育失误吗？有些领导只管自己发展硬道理，岂管国家如何啊。指导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钱钱钱。遇到一点委屈或挫折就发牢骚，好像什么都是他对，别人什么都不对。甚至犯法了还要强词夺理，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开脱自己。这些人怎么就不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写的《红日照陕甘》和《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两篇革命回忆录呢。一九三五年五月，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搞极左运动，把县级以上的主要领导都被抓起来了。当时习仲勋是陕北根据地的负责人，也被他们抓起来了，和刘志丹关到了一起。看守对他们进行人身摧残，很多人都被迫害致死。习仲勋同志坚信自己的信仰，不怨天不怨地，相信党、相信红军，红日一定会驱散阴霾照亮陕甘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同志听到此事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把习仲勋同志救了出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习仲勋同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然后，在部队和地方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一九三九年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幅条幅，上款写着“赠给习仲勋同志”，中间写着“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下署“毛泽东”送给习仲勋同志，这是对习仲勋同志对党的忠诚、信仰、以大局为重、高风亮节的最大肯定。从此，习仲勋同志一直把这个条幅带在身上，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习仲勋同志的家风在全党也是有口皆碑的，汶川地震时，他的小孙女主动到灾区当一名志愿者，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赞。

　　如今，天安门上的红灯更红了，国旗也更鲜艳了，我们何不去做一个共和国的护卫者，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