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1937年陶铸同志，曾在湖北省应城县汤池镇举办过几期培训班。这三期培训班，由中共主导，经精心培育，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鄂中的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先念同志曾高度评价：说汤池是“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参加纪念馆时，让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小故事。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监视培训班，派应城县时任督学张谦光以旁听为名，行监视之实。也就是说，督学张谦光是国民党的密探，却是中共的敌人。

　　可富有戏剧性的是，张谦光听了几堂课后，对中共人士深感敬佩。也就是说，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深得他心。而且，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深深撞击着他的心灵。张谦光本人正直热血，早就对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感到绝望，而共产党这些年青人的所作所为，就象一缕春风，吹散了他心中的阴云，使他看到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于是，勇敢的张谦光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放下悠闲的生活，决然绝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还当过应城县的县城书记。在中原突围战中，他不幸牺牲。

　　原本他只是一名官僚，千里为官只为财。可张谦光的身上，还流着鲜红的热血，还有良知，还有对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于是，在生与死，荣与辱，做官与为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也成就了自己光辉的人生。

　　他的这样从旧的阶级“反叛”出来，投入人民的怀抱中，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他也不是最后一个。读近现代史，从反动派投诚过来，变身为革命者的，还有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陈布雷的八个儿女中的一半，周佛海之子周之友，国民党元老居正女儿居瀛棣，等等。傅作义的官职不可谓不大，傅冬菊作为他的女儿，自然钟鸣鼎食，养尊处优。可他的女儿，却毅然决然加入共产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贡献，后来，她成功劝说父亲，使北京和平解放，使多少生灵免于涂炭。

　　她这样做，当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为了追求时尚，而是一心为了民众，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她或他，放下自己尊贵的身躯，反手一击，革起了自己阶级的“命”，成为推翻原有腐朽统治阶级的掘墓人，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大爱！

　　纵览上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加入共产党的，除了受苦受难的穷人，包括农民与工人，还包括并不贫穷，甚至还是原有统治阶级成员的大官僚的儿女们，包括一部分象张谦光这样的官员。可他们拿起武器，敢于革自己的“命”，原因无他，无非就是为了人民，为了正义，为了民主与自由。他（她）们才舍弃自己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为，他们以前虽然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教育他们，成为老百姓的吸血虫是可耻的，面对国难当头，搞内战是可耻的，只有认清自己阶级的真实面目，从反动派变为革命者才是对的。

　　事实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在现实中，他们认清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民族于危亡之中，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这些伟大目标相比，个人的荣辱甚至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象张谦光这样的人，是大写的人，是民族的骨头，真正的英雄。

　　人追求名与利，是天性使然。可是，世界上还有比名与利更重要的东西，我想，大概就是义吧。 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何等豪气！

　　解放后，象张谦光这样的英雄还是不少。比如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舍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从美国回到祖国，宁愿吃苦，也要把中国的原子弹搞起来。比如蒋筑英，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比如黄植诚，驾机起义，从台湾投奔光明的大陆，无一不是敢于敢于否定自己原有人生，敢于革自己的“命”，以人民以民族为重的英雄。

　　浏览结束，离开汤池时，李先念同志的题词闪闪发光，象一个个丰碑，又象一个个高贵的灵魂，在诉说着对祖国，对民族的爱。

　　这，就是我在游览汤池时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