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德增 

　　一九九五年，我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了关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离职之前，我是供销科科长，学历是初中文化，有过知青经历，返城之后，接我父亲的班，分配到卷烟厂供销科。当时供销科是个摆设，一共三个人，每天就是喝茶看报。我因为年轻，男性，又与厂长沾点表亲，几年之后，提拔为科长，手下还是那两个人，都比我年岁大，他们不叫我科长，还叫我小庄。我与傅东心是通过介绍人认识，当时她二十七岁，也是返城知青，长得不错，头发很黑，腰也直，个子不高，但是气质很好，清爽。她的父亲曾是大学老师，解放之前在我市的大学教哲学，哲学我不懂，但是据说她父亲的一派是唯心主义，反右时被打倒，藏书都被他的学生拿回家填了灶炕或者糊了窗户。“文革”时身体也受了摧残，一只耳朵被打聋，“文革”后恢复了地位，但已无法再继续教书。他有三个子女，傅东心是老二，全都在工厂工作，没有一个继承家学，且都与工人阶级结合。

　　我与傅东心第一次见面，她问我读过什么书，我绞尽脑汁，想起下乡之前，曾在同学手里看过《红楼梦》的连环画，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主人公是谁。我回答记不得，只记得一个女的哭哭啼啼，一个男的娘们唧唧。她笑了，说倒是大概没错。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喜欢游泳，夏天在浑河里游，冬天去北陵公园，在人造湖冬泳。当时是一九八O年的秋天，虽然还没上冻，但是气温已经很低，那天我穿了我妈给我织的高领毛衣，外面是从朋友那里借的黑色皮夹克。说这话的时候，我和她就在一个公园的人造湖上划船，她坐在我对面，系了一条红色围巾，穿一双黑色布带鞋，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打猎的笔记。虽然从年龄上说，她已经是个老姑娘，而且是工人，每天下班和别人一样，满身的烟草味，但是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上午，她看上去和一个出来秋游的女学生一模一样。她说那本书里有一篇小说，叫《县里的医生》，写得很好，她在来的路上，在公交车上看，看完了。她说，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一个人溺水了，有人脱光了衣服来救她，她搂住那人的脖子，向岸边划，但是她已经喝了不少水，她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她看见那人脖子后面的汗毛，湿湿的头发，还有因为使劲儿而露出来的脖筋，她在临死之前爱上了那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你相信吗？我说我水性很好，你可以放心。她又一次笑了，说，你出现的时间很对，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细，你唯一看过的一本连环画，是一本伟大的书，只要你不嫌弃我，不嫌弃我胡思乱想，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我说，你别看我在你面前说话很笨，但是我平常不这样。她说，知道，介绍人说你在青年点时候就是个头目，呼啸山林。我说，但凡这世上有人吃得上饭，我就吃得上，也让你吃得上，但凡有人吃得香，我绝不让你吃次的。她说，晚上我看书，写东西，记日记，你不要打扰我。我说，睡觉在一起吗？她没说话，示意我使劲划，别停下，一直划到岸边去。 

　　婚后一年，庄树出生，名字是她取的。庄树三岁之前，都在厂里的托儿所，每天接送是我，因为傅东心要买菜做饭，我们兵分两路。其实这样也是不得已，她做的饭实在难以下咽，但是如果让她接送孩子就会更危险。有一次小树的右脚卡在车条里，她没有发觉，纳闷为什么车子走不动，还在用力蹬。在车间她的人际关系不怎么好，扑克她不打，毛衣她也不会织，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烟叶堆里看书，和同事生了隔阂是很正常的事情。八十年代初虽然风气比过去好了，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人，大家还是有看法，如果运动又来，第一个就会把她打倒。 

　　有天中午我去他们车间找她吃饭，发现她的饭盒是凉的，原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每天早上她把饭盒放进蒸屉，总有人给她拿出来。我找到车间主任反映情况，他说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没有办法，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长，然后他开始向我诉苦，所有和她一个班组的人，都要承担更多的活，因为她干活太慢，绣花一样，开会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她在本子上画小平同志的肖像，小平同志很大，像牌楼一样，华国锋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像玩具一样小。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早就向厂里反映，把她调到别的车间了。他这么一说，倒让我有了灵感，我转身出去，到百货商店买了两瓶西凤酒，回来摆在他桌上，说，你把她调到印刷车间吧。 

　　傅东心从小就描书上的插图，结婚那天，嫁妆里就有一个大本子，画的都是书的插图。虽然我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但是很好看，有很高的大教堂，一个驼子在顶上敲钟，还有外国女人穿着大裙子，裙子上面的褶子都清清楚楚，好像能发出摩擦的声音。那天晚上吃过饭，我拿了个凳子去院子里乘凉，她在床上斜着，看书，小树在我跟前坐着，拿着我的火柴盒玩，一会儿举在耳边摇摇，一会儿放在鼻子前面，闻味儿。我家有台黑白电视机，但是很少开，吵她，过了一会儿傅东心也搬了个凳子，坐在我旁边。明天我去印刷车间上班了，她说。我说，好，轻巧点。她说，我今天跟印刷的主任谈了，我想给他们画几个烟盒，画着玩，给他们看看，用不用在他们。我说，好，画吧。她想了想说，谢谢你，德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笑笑。这时，小斐她爸牵着小斐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这趟平房有二十几户老李住在紧东头，在小型拖拉机厂上班，钳工，方脸，中等个，但是很结实，从小我就认识他。他们家哥三个，不像我是独一个，老李最小，但是两个哥哥都拍他，“文革”那时候抢邮票，他还扎伤过人，我们也动过手，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事儿忘了。结婚之后他沉稳多了，能吃苦，手也巧，是个先进。他爱人也在拖拉机厂，是喷漆工，老戴着口罩，鼻子周围有一个方形，比别处者白，可惜生小斐的时候死了。老李看见我们仨，说，坐得很齐，上课呢？我说，带小斐遛弯去了？他说，小斐想吃冰棍，去老高太太那买了一根。这时小斐和小树已经搭上话，小斐想用吃了一半的冰棍换小树的火柴盒，眼睛瞟着傅东心，傅东心说，小树，把火柴盒给姐姐，冰棍咱不要。傅东心说完，小树“啪”的一声把火柴盒扔在地上，从小斐手里夺过冰棍。小斐把火柴盒捡起来，从里面抽出一根火柴，划着了，盯着看，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火柴烧到一半，她用它去点火柴盒，老李伸手去抢，火柴盒已经在她手里着了，看上去不是因为烫，而是因为她就想那么干，她把手里的那团火球向天空扔去，“丝丝拉拉”地响，扔得很高。 

　　

　　蒋不凡 

　　从部队转业之后，我跟过几个案子，都和严打有关。抓了不少人，事儿都不大，跳跳舞，夜不归宿，小偷小摸，我以为地方上也就是这些案子，没什么大事儿。没想到两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小王在部队里待过，和我驻扎的地方离得不远，属于蒙东，当时我就听说过他，枪法很准，能单手换弹夹，速射的成绩破过纪录。两兄弟抢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储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枪，子弹上千发，都是小五从部队想办法寄给大王的，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他们也进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们，街上贴着他们的通缉令，两人身上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地儿吃饭，就进民宅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留点饭钱。再后来，两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我们当时都换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着警服，在街上走着就可能挨枪子儿。最后，那年冬天，终于把他们堵在市北头儿的棋盘山上，我当时负责在山脚下警戒，穿着军大衣，枪都满膛，在袖子里攥着，别说是有人走过，就算是有只狍子跑过去，都想给它一枪。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了，我没有看到尸体，据说两人都瘦得像饿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地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自己的。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 

　　一九九五年刚入冬，一个星期之内，市里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尸体都在荒郊野外，和车一起被烧得不成样子。一个月下来，一共死了五个。但是也许案子有六起，其中一个人胆小，和他一个公司的人死了，他就留了心，有天夜里他载了一个男的，觉察不对，半道跳车跑了，躲在树丛里。据他的回忆，那人中等个，四十岁左右，方脸，大眼睛。但是他不敢确定这人是不是凶手，因为他在树丛里看见那人下车走了，车上的钱没动。这个案子闹得不小，上面把数字压了下去，报纸上写的是死了俩，失踪了一个。我跟领导立了军令状，二十天内破案。我把在道上混的几个人物找来，在我家开会，说无论是谁，只要把人交出来，以后就是我亲兄弟，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碗里喝汤。没人搭茬，他们确实不知道，应该不是道上人，是老百姓干的。我把这五个司机的历史翻了一遍，没有任何交集，有的过去给领导开小车，有的是部队转业的运输兵，有的是下岗工人，把房子卖了，买了个车标，租房子住。烧掉的汽车我仔细勘察了几回，两辆车里都发现了没烧干净的尼龙绳，这人是把司机勒死，拿走钱，然后自己开车到荒郊，倒汽油烧掉。有了几个线索，杀人的人手劲不小，会开车，缺钱，要弄快钱。因为和汽车相比，他抢的钱是小头，但是他没关系，车卖不出去或者他没时间卖，一个月作案五起，不是缺钱的话不会冒这么大的险。回头跟技术那头的人又开了一个碰头会，他们说，光油箱里那点油不能把车绕到这么个样，这人自己带了汽油或者柴油。 

　　又多一条线索，能搞到汽油或柴油。 

　　这时候已经过了十天。我到领导的办公室，坐下说，领导，这个案子不好破。领导说，你是要钱还是要人？上面给的压力很大，最近晚上街上的出租车少了一半，老百姓有急事打不着车。军令状的事儿放在一边，案子破了，甭管是什么方法，提你半格。我说，领导，我觉得干警察就是给人擦屁股。领导说，你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你跟上面说一下，全市出租车得加防护罩，凶手使的是绳子，就算有点别的，估计也是冷兵器，加了防护罩，安全百分之九十，就算这个人逮到了，以后说不定还有别人，防护罩必须要有。领导说，这可是不少省钱，不一定能批下来。我说，最近满大街下岗工人，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抓的那个人？晚上专门躲在楼道里，用锛子敲人后脑勺，有时候就抢五块钱。你把这几个案子的现场照片带去，让上面看看脑浆和烧焦的骨头。他说，我想想办法吧，说说现在这个案子的思路。我说，我手下有六个人，有一个女的不会开车不算，剩下五个，你找五辆车，不加防护罩，晚上我们开出去。 

　　几天之后，我给手下开了个会，我说，这事儿有风险，不想干的可以不干，干成了，能记功，也有奖金，干不好，可能把自己搭进去，跟那五个出租车司机一样，让人绕了。你们自己琢磨。赵小东说，头儿，奖金多少？我知道他媳妇正怀着孕，这十几天他基本没着家，我最担心他退。我说，奖金没说死，五千吧。几个人干几个人分。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点半，我们五个人，全都是男的，正式出车，每人带了两把枪，一把揣在腋下，一把藏在驾驶座的椅子底下。我提了几个注意点，第一，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成年男子，打车要去僻静处；第二，孤身一人成年男子，上来就坐驾驶座正后方；第三，身上有汽油或者柴油味的人。如果是女人或者带小孩儿的，就推说是新手，不认识路，不拉。最后一点，如果发生搏斗，不要想着留活口，因为对方是一定想着要你命的。 

　　我们在路上跑了三天，没有收获。小东说拉过三个有嫌疑的男的，要去苏家屯，他就小心起来，听他们说话，是本市口音。其中一个半路要到路肩尿尿，小东就把枪掏出来插在棉鞋里，结果那人尿完回来，三个继续说话，好像是兄弟三个，回去给父亲奔丧，其中一个上车之前和女人喝了酒，尿就多。到了苏家屯，灵棚已经搭好，小东下车抽了支烟，看他们两个扶着一个走进灵棚去跪下，然后上车开了回来。 

　　第八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里十点半，下点小雪。我把车停在南京街和北三路的交口，车窗开了一条缝，抽烟，抽完烟准备睡一会，那段时间觉睡得断断续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困得不行。路边是个舞厅，隐约能听见一点音乐声，著名的平安夜歌曲，铃儿响叮当，坐在雪橇上。前面一辆车拉上一个穿着貂皮的中年女人走了我把车往前提了提，把烟头扔出窗外，车窗摇上。这时从舞厅里南侧的胡同里，走出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男的四方脸，中等个，两只手放在皮夹克的兜里，皮夹克是黑的，有很多裂缝，软得像一块破布，女孩儿戴着白口罩，穿着一条蓝色的校服裤子，上身是一件红色羽绒服，明显是大人的衣服，下摆在膝盖上面。 

　　她还背着一只粉色书包。书包的背带已经发黑了。头发上落着雪。 

　　男的走过来敲了敲车窗，我把窗户摇下来，他朝里看了看，说，走吗？我摆摆手，不走，马上收了。他指了指那个孩子，去艳粉街，姑娘肚子疼，那有个中医。我说，看病得去大医院。他说，大医院贵，那个中医很灵，过去犯过，在他那看好了，他那治女孩儿肚子疼有办法。我想了想说，路不太熟，你指道。他说，好。然后把后面的车门拉开，坐在我后面，女孩儿把书包放在腿上，坐在副驾驶。 

　　艳粉街在市的最东头，是城乡结合部，有一大片棚户区，也可以叫贫民窟，再往东就是农田，实话说，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 

　　男人的手还放在兜里，两只耳朵冻得通红，女孩儿眼睛闭着，把头靠在座椅上，用书包抵着肚子。开了一会，在转弯处他都及时指路。又过了一会，我说，大哥有烟吗？借一棵。他从兜里摸出一根递给我，我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上。我说，大哥做什么的？他说，原先是工人，现在做点小买卖。我说，现在工厂都不行了。他说，有个别的还行，601所就很好。我说，那是造飞机的。他说，嗯，有个别的还行。我说，现在做点什么买卖？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说，一点小买卖，上点货，卖一卖，卖过好几样。我说，你爱人呢？他说，你在前面向右拐，一直开。眼看着要从艳粉街穿过，向着郊区去了，女孩儿一直闭着眼，不动弹，男人眼睛看着窗外，好像是不想再说话了。我说，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他说，嗯。我说，就像开出租车，白天警察多，开不起来，晚上倒是松快，还怕人抢。他说，没什么事儿吧。我说，你是不看新闻，前一阵子夜半司机，死了五个。他又看了看后视镜，肩膀动了动，说，抓着了吗？我说，没啊，那哥们不留活口，不好抓，我算看明白了，人要狠就狠到底，才能成点事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没回答，拍了拍女孩儿肩膀，说，好点了吗？女孩儿点点头，手把书包紧紧攥着，说，前面那个路口右拐。我说，右拐？你不是要去艳粉吗？她说，右拐，我要去艳粉后面。我打了个轮，把车慢慢停在路边，说，大哥不好意思，憋不住了，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你和大侄女在车里等一下。他说，左拐，马上到了。我说，你们爷俩商量一下，到底往哪拐。我要尿裤子了。他说，马上到了。我转过头看他，手顺势伸进怀里，说，这一片黑，哪有诊所啊。女孩儿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一双大眼睛，瞳仁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地方，她说，爸，我刚才放了屁，好了。男人的下巴僵着，说，好了？她说，是，刚刚我偷偷放了一个屁，不响，然后就好了，我想下车。男人看了看我，说，爸也要上趟厕所，你先在车里等着。然后拉开车门出去，我把钥匙拔下来，也下了车，把车门锁好。这时的雪已经大了起来，风呼呼吹着，往脖子里钻，远处那一大片棚户区都看不清了，像是在火车上看到的远处的小山。他慢慢走到杂草丛，撒了泡尿，我把枪掏出来，站在他背后。他转过身来，一边系裤腰带，一边看着我说，哥们，你弄错了。我说，甭跟我说这个，别系了，把裤子脱了。他把裤子褪到脚腕子，我从后腰拿出手铐，准备给他铐上。他说，别让孩子看见，这叫什么样子？我照着他内裤踢了一脚。他没躲，说，那诊所就在前面，是我朋友开的，你可以查一下。这时一辆运沙子的大车靠右侧驶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车没打双闪，路面上都是雪。大车似乎犹豫了一下，不是撞上了，出租车的尾部马上烂了，斜着朝我们这边的草丛翻过来。就在我被一片手掌大的车灯玻璃击中的瞬间，我朝那个男人站立的方向开了一枪。 

　　

　　李斐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开始清晰可见，并且成为我后来生命的一部分呢？或者到底这些记忆多少是曾经真实发生过，而多少是我根据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以自己的方式牢记的呢？已经成为谜案。父亲常常惊异于我对儿时生活的记忆，有时我说出一个片段，他早已忘却，经我提起，他才想起原来有这么回事，事情的细枝末节完全和事实一致，而以我当时的年龄，是不应当记得这么清楚的；有的他在闲谈中提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可能就在一周前，以至于他怀疑此事是否发生过，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问题，是谁正在老去。 

　　母亲去世的情形，我没记忆。后来我看过母亲的照片，没什么特别，一个陌生女人而已，这让我经常感到愤慨，是什么让我和她成了陌生人？父亲的解释令人沮丧，没什么特别原因，不但一个女人生孩子有生命危险，即使是一个健康人走在马路上，也可能被醉酒的司机撞死。 

　　父亲一直没再娶。在托儿所，阿姨帮我洗屁股并且有效地控制我上厕所的时点，如果我无所顾忌地拉屎或者和别的孩子厮打，还会打我。哭，一个嘴巴，再哭，一个嘴巴，我看你再哭。没错，这应该就是母亲的职责，如果有妈妈，也是如此这般。这让我有些欣慰，没什么大不了，晚上别的孩子有妈妈来接，我就会去想，你要倒霉了，回家也是这套。可惜，这样的错觉没有持续太久，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认识了小树一家。 

　　小树是我家的邻居，在我们家那趟平房里面居中，我家在最东头，每天父亲从厂子下班，去托儿所接上我，都要推着自行车从小树家门前走过。父亲是钳工，手艺很好，和他一起进厂的人，都叫小赵、小王、小高，而父亲别人叫他李师傅。每天父亲推着我走在厂子里，都有人和父亲打招呼，李师傅走了？李师傅回家做饭啊？李师傅过冬的煤坯打了吗？要不要帮忙？还有人过来逗我，和我说话，父亲都笑着回应，但是车子很少停下。有人给织过围脖，织过毛衣，红的、藏青的、深蓝的，父亲收下，都放柜子里，扔上一袋樟脑丸。据说父亲过去是个相当硬朗的人，但是结婚之后对母亲好得不行，很少和人起争执，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闹不愉快。母亲死后，他一度瘦了两圈，后来又胖回来了，还自己学会了做饭，在车间他升了班长，带着两个徒弟，都是男的，他不用徒弟给他沏茶，也不用他们帮着洗工作服，但是他把自己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他能自己一个人用三把扳子，装一整个发动机，时间是二分四十五秒。如果有人看见父亲绷着脸，中午吃完饭没有看别人打扑克，而是去托儿所看我午睡，那一定是他的徒弟，没把作业做好。 

　　我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小树说上话。过去我们见过，我比小树大一岁，已经从托儿所毕业，进入学前班，转过年来就要上小学，而小树，还在托儿所的大班里，因为调皮捣蛋，很有名号，左邻右舍都知道。据说有次小朋友们在一起玩皮球，大家都用手抱着，你扔给我，我扔给你，小树接过球，飞起一脚，把棚顶的日光灯踢碎了。好几个孩子的头发里都落上了荧光粉。阿姨没有打他，而是到了供销科，把小树他爸找来了。小树他爸看了看，出去买了两支新的日光灯，一大包大白兔奶糖。然后站在椅子上，装上灯管。阿姨们帮他扶着椅子，然后拉他坐下，磕了会瓜子，有说有笑，把他送走了。 

　　小树他爸是有名的活跃分子，不知道哪来的那么些门路，反正他总是穿得很好，能办别人办不成的事儿。 

　　我之所以能和小树说上话，是因为那个夏天的傍晚，我想用手里的冰棍去换小树手里的火柴。 

　　那个夏天的傍晚，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都曾被我拿出来回想，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回想，后来则变成了某种练习，防止那个夜晚被自己篡改，或者像许多其他的夜晚一样，消失在黑暗里。 

　　我喜欢火柴，老偷父亲的火柴玩，见着什么点什么。其实平时我是个挺老实的孩子，话也没有多少，阿姨不让上厕所，我能一直憋着，有一次憋得牙齿打战，昏了过去。但是就是喜欢火，一看见火柴就走不动，有一次把母亲过去写给父亲的信点了，那是父亲有数的几次，给了我两下。家里就再也看不见火柴了。那次我把小树的火柴抢到手中，马上就把火柴盒变成了火球，实在憋得太久了，手指烧掉了皮都没在意，火球从空中落下，熄灭了。我突然哭了起来，不是害怕，而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玩太奢侈了。 

　　父亲有点挂不住，又舍不得打我，说，这孩子，小傅，你看这孩子。傅东心说，你喜欢火柴啊？我低头弄手上的皮不说话。傅东心说，为啥？我不说话。父亲用手指点了一下我肩膀，小傅阿姨和你说话呢。我说，好看。傅东心说，啥好看？我说，火，火好看。傅东心说，你过来。我走过去，傅东心拉住我的手看了看，抬头跟父亲说，这孩子将来兴许能干点啥。父亲说，干点啥？傅东心说，不知道，有好奇心，小树太小，坐不住，教他啥他回头就忘。父亲说，四岁的孩子，让他玩吧。傅东心说，你要是信得过我，晚上吃完饭，让她到我这儿来，周末白天来，我这儿书多，我小时候就爱玩火。父亲说，那哪行？给你和德增添多少麻烦。庄德增说，麻烦啥？现在就让生一个，让俩孩子搭个伴，你也松快松快。东心那一肚子东西，你让她跟我说？父亲说，还不谢谢叔叔阿姨？我说，谢谢叔叔阿姨。这时小树正蹲在地上，研究那根冰棍，冰棍上面已经有了很多蚂蚁，绝大部分都被粘住，下不来了。 

　　第二天是工作日，我一直盼着晚上赶紧来到，可是到了晚上，父亲并没有提这茬，还是像过去一样，生炉子做饭，然后在炕上摆上小炕桌，两个人对着吃，没说什么话。睡觉的时候，我在被窝里哭了一场，用手悄悄地抠墙皮放在嘴里，抠着吃着哭着，睡着了。转过天来，是礼拜日，早上醒来的时候，父亲没在家，门反锁着，一般礼拜日父亲要出去办事，都把我这样锁在家里。我窗帘都没拉，洗脸刷牙，然后在灶台找点东西吃了。父亲回来的时候，一身的汗，带回来一堆东西，半扇排骨，两袋子国光苹果，一盒秋林公司点心。他给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拉开窗帘，外面一片耀眼的阳光，自己换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穿上新发的绿胶鞋。然后拿着东西，拉着我的手，来到小树家。 

　　小树他爸正给皮鞋打油，小树在旁边玩肥皂泡泡，傅东心坐在炕上，在一张白纸上面画东西。小树他爸抬头说，来了？父亲说，忙呢？然后他走进屋里，把东西放在高低柜上，跟我说，叫傅老师。

　　

　　傅东心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小树打架了，带不少人，将邻校的一个初一学生鼻梁骨打折，中度脑震荡。是昨天晚上的事，我今天早上知道的，知道的时候我正在给李斐上课，讲《旧约》的《出埃及记》：耶和华指示摩西：哀号何用？告诉子民，只管前进！然后举起你的手杖，向海上指，波涛就会分开，为子民空出一条干路。小树的班主任走进院子，跟我讲了一下小树的情况，小树当时没在家，抱着球出去了。我跟李斐说，小斐看家，先读读，无需信，欣赏行文中的元气，小树回来，让他别出去，在家等我。然后我拿出存折，去银行取了一千五百块钱，两百块钱给老师，老师没收，说逢年过节，庄树他爸没少照顾，男孩子打个架正常，只是这种群殴，以后得避免，半大小子出手没有轻重，容易惹出大祸。小学生连初中生都敢打，以后咋办？然后我跟着老师去了挨打的孩子家，他刚出院，我递上水果，把钱塞到家长手里，坐下聊了会儿天。夫妻俩在五爱市场卖纱巾，条件不差，人也能说通，最后他们送我走，在门口说，看你文质彬彬，你儿子怎么那么浑？我没说什么，坐公交车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小树正拉着李斐陪他玩球，他在院子里用两块石头摆了个门，让李斐帮他守门，然后他一脚把球踢在李斐脸上，一个大球印子，李斐晃晃脑袋，跑去把球捡过来，又扔给小树。我把小树叫住，让他跟我进屋，小树把球踢给李斐说，你玩吧，好好练练，别跟大脑炎似的。李斐抱起球，跟在小树后面，也进了屋。我坐在板凳上，让他站着，说，我给你爸打了个电话，他明天回来。他说，妈，你别唬我，我爸刚走没几天。我说，你给我站好，你刚才说小斐什么？他说，没说什么，笨还不让人说啊。我说，你给她道歉。李斐还抱着球，说，傅老师，他不是故意的，我确实笨。小树说，你看。我说，你给她道歉。他说，不介，你教过我，做人要真，我给她道歉，就是不真。我说，我让你真诚地道歉。他说，那不可能。李斐说，小树，还玩球吗？小树没看她，说，不玩，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我说，小斐，你从小就跟着他屁股玩，你还比他大，你没玩够啊？李斐没有反应。我说，庄树，明天你爸回来，让他跟你说，我打不动你。一个钟头之前，我用公共电话给德增打了个电话，跟他说小树又惹祸了，这回还跟一伙人，一大帮打一个。德增急了，说，明天就从云南回来。我说，你该办你的事儿办你的事儿。德增说，云南那边的关系现在已经夯实了，给他们看的烟标，他们很满意。我说，他们觉得还行？他说，他们说从来没见过画得这么好的。我说，那你就趁热打铁吧。孩子我再跟他谈谈。他说，小树我还不知道？谈没用。我正好也得回去，云南这边的厂子我们拿技术入股，咱们家那边的，反正现在企业也都承包，我回去跟他们谈谈承包印刷车间的事儿。咱们得有自己的厂子。 

　　小树看我不像骗他，有点慌了，说，妈，是那小子先打的我，好几个打一个，我再去打的他。我说，你知道打人有罪吗？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手抖了起来。他说，啥？我说，无论因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吗？他说，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吗？那以后不是谁都能打我？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德增一样的圆脸，还有坚硬的短发。在我们三个人里，他们那么相像。 

　　我按住自己的手，让它不抖，说，不说这个了，就说小斐的事，你怎么就不知道尊重人？他冲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当你妈是傻子？他说，妈，我不是认错了吗？我说，你那叫认错吗？你小斐姐内向，你得保护她，你还欺负她，你是什么东西？这要是“文革”，你不得把你妈也绑了？他说，啥是“文革”？我说，不用知道，你给我好好道歉。他这才正对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不是故意的，以后你踢球，我给你守门，让你踢我，长大了，谁敢欺负你，我就弄死他。我说，意思对了，事情说歪了。李斐说，我记住了。我说，你去院子玩，我给你小斐姐上课。他说，妈，你能替我兜着点吗？要不我也坐这儿听听？我说，你出去玩吧。 

　　然后我领着李斐，坐在炕上把《出埃及记》读了一遍，讲了几个她能够理解的典故，然后我问她，小斐，跟我学了几年了？她说，六七年了。我说，觉得有意思吗？她说，有意思，每天都盼着晚上。我说，从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好苗子，我没看错，你现在的程度，一般初中生不如你。她说，我不知道。我说，无论什么时候，你就按照你想的方式读、写，多读书，多写东西。她说，嗯。我说，你马上要考初中了，一定要考上。她说，就算考上也要交九千块钱。我爸也说让我考，但是我不考了。我说，没关系，你让你爸跟我说，我帮你出，你爸现在下岗，没工作，是稍微紧一点，将来会好的，能还我们，记住，只要有知识，有手艺，什么都不怕。你现在碰上好时代，我那时候想念书没有地方念。她说，不能管你要。我说，我估计教不了你几堂课了。她抬起头说，为啥？我说，我们这趟房要动迁了，咱们都得搬走，再找房子住，就不是邻居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教你这个《出埃及记》吗？她说，那我以后就见不着小树了吗？我说，教你这一篇，是让你知道，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以后你大了，老了，也要记住这个。李斐没有说话，朝窗户外面看着，我不知道她听明白没有。 

　　

　　李斐 

　　记忆里礼拜天，总是天气晴朗。父亲会打开所有窗子，放一盆清水在炕沿，擦拭每一片玻璃。然后把脏水泼在院子里，开始浆洗床单被罩。他用双手一截一截把床单被罩拧干，展开，挂在院里的晾衣绳上，院子里都是肥皂的香味。然后他坐下抽一支烟，开始清洗屋里的锅台、地面，他粗壮的胳膊像双桨一样，划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一项，是给挂钟上弦。他打开红色的盖，拿起锃亮的钥匙，“嘎嘎”地拧着。他翘着脚，伸着脖子，好像透过钟盘，眺望着什么。 

　　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父亲依然按时上班，但是有时候回来，换新的工作服，他没出汗，一天没活。 

　　父亲接到下岗通知那天，我在家里生炉子。对于生炉子，我是非常喜欢的，看着火苗一点点从炉坑里渗出来，钻进炉膛，好像是一颗心脏在手中诞生。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他。炉子里的烟飞出来，呛进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抹眼泪，这时我发现父亲已经蹲在旁边，帮我往里面续柴火。他的下巴歪了，一只眼睛青了一圈，嘴也肿了。我说，爸，怎么了？他说，没事儿，骑车摔了一跤。今天我们吃饺子。他把脸伸到水龙头底下，洗净嘴角的血。然后烧了一大锅水，站在菜板旁边包饺子，他的手虽然粗，但是包饺子很快，“咚咚咚”剁好馅，把馅揉进皮里，捏成饺子，放在盖帘上，一会儿就是一盖帘。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一口杯白酒。父亲极少喝酒，那瓶老龙口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快喝完的时候他说，我下岗了。我说，啊。他说，没事儿，会有办法的，我想办法，你把你的书念好。我说，嗯，你今天没摔跤。他说，没有。我说，那是怎么了？他说，我在想，我能干什么。我说，嗯。他说，我想，我也许可以卖茶叶蛋。广场旁边，卖茶叶蛋的，我过去见过，一会儿就能卖出一个。我说，为什么是你下岗了呢？他说，没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下岗了，厂子不行了。我说，嗯。他说，我下班之后，就去广场看他们卖茶叶蛋。要走的时候，来了一伙人，穿着制服，把他们的炉子踹了。一个女的，抱着锅不撒手，其中有个小子，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往车上带。我就过去，把那小子抱住了。我说，爸。他说，他们人多，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事，现在老了。他摊开自己的右手看了看，说，打不倒人了。我说，爸，你有我呢。他说，本来我是回家取刀的，看见你在生炉子，嗯，你蹲在那生炉子，我怕死啊。我说，爸，初中我不考了，按片儿分吧。他站起来说，我说过了，你把你的书念好，别让我再说一遍。然后喝光酒，收拾碗筷，晚上再没说话。 

　　

　　庄德增 

　　有一年夏天，具体哪年有点记不清了，那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好像都是一年一样。应该是在千禧年前后吧，我在北京谈事儿，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说，庄厂长，他们要把主席拆了，你想想办法，是厂子里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当时我接了厂子，把这些人一起都接了。我说，哪个主席？他说，红旗广场的主席，六米高那个，后天就要给毁了。我知道那个主席，小时候住得就离他很近。老是伸出一只手，腮帮子都是肉，笑容可掬，好像在够什么东西。夏秋的时候，我们在他那放风筝，冬天就围着他抽冰噶。我说，毁他干吗？他说，要换上一只鸟。我说，一只鸟？他说，是，叫太阳鸟，是个黄色的雕塑，说是外国人设计的，比主席还高两米。我说，我不是市委书记，找我没用，在家好好歇着吧，不差你退休金就完了。说完我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飞回家，晚上又出去接待了一拨人，弄到很晚，在洗浴中心睡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和我一起来的人都走了。到了前台，小姐端出一堆手牌，我挨个结了账，打电话把司机喊来，给我送回家。开到半路，我下车吐了一次，隔夜的酒从胃里涌出来，好像岩浆一样把食道熨了一遍。有一群老人，穿着工作服，形成一个方阵，在路中间走着，不算整齐，但是静默无言。司机说，咋回事儿？跑这儿练健身操来了？我也纳闷，摆了摆手，上车歪在后座，到门口，我突然想起来，是主席，他们是奔着主席去的。我让司机先走，自己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裤腿，干干净净，皮鞋，干干净净，就在几年前，我穿着西裤和皮鞋，走在云贵高原的土地上，皮鞋几天就长嘴了，西裤的裤腿永远蒙着黄土。我抬起手看了看表，这个钟点，庄树在学校上课，傅东心应该在睡午觉。自从她辞职之后，她的午觉就变得十分漫长，好像一天的主要工作是睡觉。我站了起来，拦了一辆出租车，说，去红旗广场。 

　　出租车司机坐在防护罩里，戴着一项灰色的帽子，穿着司机制服。奇怪的是他还戴着一个口罩，那可是八月份的正午，烈日高照。我朝他面前的后视镜看了一眼，他的一双眼睛正在其中，也在看我。一个眼角突兀在向下弯折。我便把眼睛挪走了。 

　　“红旗广场？”他的一只手放在“空车”二字上，我说，是。他手指一勾，牌子一倒，“空车”熄灭。行了两站地，已经看见主席无依无靠的大手，路却突然拥堵起来，原来刚才看见的老人，只是其中一支，眼前是另一队方阵从路中间缓缓通过。不同的是他们穿着另一种颜色和款式的工作服。司机把半个膀子搭在车窗外面，看着眼前的老人，没按喇叭，也没干点别的，就是平淡地看着。我说，也是闲的。他说，谁？我向前指了指。他说，那你去干吗？我一愣，说，我去附近办事，和主席像没关系。他点点头，说，也是，你没穿工作服。我又一愣，说，咱们认识吗？他说，不认识。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舌头有点怪，好像咱俩见过。他说，你是个板正人，我是个卖手腕子的，你可别抬举我。我一时语塞，可能是昨晚喝多了，脑子不太对劲儿。 

　　终于蹭到了广场周围的环岛，他说，你到哪？我一边朝广场上看一边说，你绕着环岛走走。他说，你没瞧见都堵死了？我说，你就走你的，耽误你的时间我给你折成钱。他说，好，钱是你亲爹。我一下火了，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他说，我是开出租的，不是你的奴才，你下去。我望向后视镜，他没看我，而是小心地避过前车摆动的车尾。一般这种人不是话痨，就是犟驴脾气。一旦我下了车，再想打车回去，基本上没有可能，所有路口都叉死了，还不断地有老人从车缝里向广场走去，好像水流一样。我说，天热，咱都别急，你帮我绕一圈，咱就原路返回。他没说话，开始向环岛内侧打轮，透过车窗，我看见红旗广场上，围着主席像，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施工队的吊车和铲车在一角停着，几个民警拎着大喇叭，却没有喊话，正在喝水。老人们坐在日头底下，有些人的白发放着寒光，一个老头，看上去有七十岁了，拿着一根小木棍，站在主席的衣摆下面，指挥老人们唱歌。在他的右手边，另一个老头坐在马扎上，拉着手风琴，嘴里叼了一棵烟，时不时翘起嘴巴的一角换气。“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 

　　主席的脖子上挂着绳子，四角垂在地上，随风摆动。几个工人坐在后面的阴影里，说着闲话。似乎眼前的这一幕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等他们闹完，动动手指主席就倒了。我想起小时候，我和几个小子就站在他们的位置，看着主席的后脑勺。一个人说，你说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另一个人说，胡扯，这么大的脑袋不是怪物？他哥马上给了他一嘴巴，你他妈的见过主席？嘴是棉裤腰？我当时寻思，如果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那他戴的军帽能成多少顶我们戴的军帽，他穿的军裤能成多少条我们穿的军裤？我又想，不对，主席的脑袋应该是正常大小，也许是大，但是大不了这么多。他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和红卫兵小将的脑袋差不多大，如果他的脑袋果真这么大，那千千万万的红卫兵的脑袋岂不是也这么大？这怎么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有人去过，脑袋就和我一样大。 

　　车流缓缓地向前挪动，车里的司机和乘客，无论是私家车、运货车，还是出租车，都有足够的时间向广场上张望。大家歪头看着这群老人。我已经很久没回来过，搬走之后，几乎没回来过。那个建筑好像我故乡的一棵大树，如果我有故乡的话。上面曾经有鸟筑巢，每天傍晚飞回，还曾经在我的头上落过鸟粪。有好多个傍晚，我年纪轻轻，无所事事，在这儿看太阳落山。那些时光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被我遗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一瞬间，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我说，“什么？”已经几乎绕了一圈了，我感觉到了后半圈，他的速度比其他车子都慢。“没什么，你现在去哪？”我看了一眼广场上，好像图画一样静止了。“回刚才来的地方。”我说。他换了一个挡位，把速度开了起来。“你说，为什么他们会去那静坐？”过了一会他问我。我说：“念旧吧。”他说：“不是，他们是不如意。”我说：“嗯，也许吧。他们是借着这事儿，来泄私愤。”他说：“他们让我想起来海豚。”我说：“什么？”他说：“新闻上报过，海水污染了，海豚就游上海岸自杀，直挺挺的，一死一片。”我没有说话。他说：“懦弱的人都这样，其实海豚也有牙，七十多岁，一把刀也拿得住。人哪，总得死那天，才知道这辈子够不够本，你说呢？”我说：“也不是，也许忍着，就有希望。”他说：“嗯，也对。就是希望不够分，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我越发觉得他认识我。我很想让他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拼命回忆，他的音调，他的体态，但是总有些东西不那么统一，从中作梗，像又不像。 

　　到了目的地，他抬起“空车”二字，说，二十九。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我一边拿钱包，一边说，什么？他说，主席像的底座，那些保卫主席的战士有多少个？我说，我记得我数过，但是现在忘了。他接过我的钱，没有说话，等我拉开门下车，他从车窗伸出头说，二十六个，二十个男的，六个女的，戴袖箍的五个，戴军帽的九个，戴钢盔的七个，拎冲锋枪的三个，背着大刀的两个。说完，他踩下油门，开走了。 

　　

　　庄树 

　　我虽然完全违背了我爸的意愿，但是他多少还是帮了一点我的忙。他断了我的退路。在我妈去英国旅行的时候，我和他达成了协议，最初五年，除非我辞职，否则我不能管他要钱。这其实是一个单方面的协议，只对他有意义，因为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我给自己的期限更久，比这久得多得多。我得承认，我和我爸妈的关系比较奇特，我妈从小和我不亲近，她和另一个孩子待的时间特长，是一个我小时候的邻居。因为我没兴趣读书，她就把时间花在那个孩子身上，教她读书，把她压箱底的东西都教给她，结果到了那女孩儿十二岁的时候，我们搬了家，从此失去音信，我曾经偷看过她的日记（她藏得并不隐私，当然她自己不这么觉得），这么多年，她花了不少精力，去打听那个女孩儿的下落，可是没有一线索，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那些两人一起在炕上，在小方桌旁读书的岁月，好像被什么人用手一扬，消散在空气里。后来她爱上了旅游和收藏，我们家有好多画，瓷器和旅行的纪念品，我爸给她弄了一间大屋子，专门放这些东西。昂贵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和廉价的，可以无限复制的旅游区玩偶放在一起，看上去也不怎么别扭。我爸从印制烟盒起家，在某一段时期，因为他的运作疏通而造成的垄断，他的印刷机器和印钞机差不了多少，后来他又进入了房地产、餐饮、汽车美容、母婴产品。在我大学第三年，有一次陪女孩儿去看电影，正在亲吻时，余光看见电影片头的出品人里，有他的名字。他这一辈子干干净净，对我妈言听计从，自从做了烟盒，就把烟戒了。对于生意上的朋友和对手，他很少在家里提及，我感觉，在他心里，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相互需要，也让彼此疲惫。在我印象里，即使他喝得烂醉，只要想回家，总能独自一人找回来，前提是我妈也要在家，帮他校准方位。我妈通常不会说他，给他煮碗面，有时候他进门一头栽倒，她就把他拖到床上，然后关上门，我爸说我不听话，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是长大越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 

　　高中一次斗殴，作为头目，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其他人都走了。其实我也受了点轻伤，眉骨开了个小口，值班民警给我拿了一板创可贴，坐在栅栏外面和我说话。你知道混混以后有什么出路吗？他说。我记得他很年轻，胡子好像还没有我的密。我没有说话，自己把创可贴贴上，在眉毛上打了个叉。他说，要么变成惯犯，要么成为比普通人还普通的人。我没有说话，他说，你以为你多牛逼呢？你将来能干什么？我没有说话。他跷着二郎腿，不断打响手里的打火机。他说，你知道每天全国要死多少警察吗？我没有说话。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隔三差五就得进来一回，老是为别人出头，你说你将来能干啥？你那帮朋友，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哪个回头看你一眼，哪个不是溜溜地赶紧走了？我说，有种你进来和我单挑。他说，单挑？我一枪就打死你。我开枪不犯法，你会开枪吗？你知道枪怎么拿吗？傻瓜。我把手从栅栏里伸出去，抓他的衣服，他没动，衣服被我紧紧攥着，他说，你好好摸摸，这叫警服，昨天有个毒贩，把自己的父母都砍死，抢了六百块钱，他爸临死前还告诉他钱藏在哪，让他快点跑，你这个傻眼，你敢吗，你敢动这种人吗？告诉你，今天收拾完你，我明天就把他抓回来，你们这帮傻眼。说完我，他把我的手腕一拧，我咬紧牙没有出声，松开了他的警服。他没有回头看我，我听见他开门出去的声音，然后走远了。 

　　我一直记得他的样子和他的警号，他是一个辅警。没有编制的辅警。后来我知道，他也没有用枪的权利。大约两年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伤人进去，我在我爸那拿了点钱，去看守所帮他，那年我十九岁，正在念高四，复读，好几个警察都认识我。一个警察看见我说，有日子没来了，跟你爸做生意了？我说没有，然后说了一个警号，还有他的样子，问他在吗，我想让他看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着他，好几次有人找我去打架，我都想起他。一个人说，你找他干吗？我说，没事儿。问问。那人说，他让人报复了。我盯着他看，等着他往下说，他说，死在自己家楼下，让人从背后捅死了。媳妇饭都做好了。说完，他接收我的钱，进了别的屋，我想问人抓住了吗？可是嘴唇动了动，发现喉咙发不出声音，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我把事情办完，我的朋友看见我，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转身走了。 

　　从考上警校，到从警校毕业，我妈没跟我说什么话，但在我报考之前，有一天我妈突然问我，真想当警察？我说，是。她说，别逞能。我说，没有。她说，为什么想当警察？我记得那是一个早晨，就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旁边喝牛奶，她喝了一口，用手指轻轻擦掉嘴边的白色味子，抬起头问我。我说，人迟早要死的吧？她说，嗯，要死。我说，想干点对别人有意义，对自己也有意义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不多。她说，挺好。然后不再说话，低头继续喝自己的牛奶。后来我爸告诉我，她跟我爸说，如果我考不上，让我找找关系，让我念上。我不知道她是基于何种心理。也许在她眼中，我做什么都无所谓，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人。警校四年，她从来没去学校看过我，即使是毕业时，我成了毕业生，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但她不是没出现，倒是我爸开车到了学校，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还请我吃了顿饭，西餐。他说我妈去了南非，他都联系不上，但是她送给我一个礼物。是一幅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中间守门，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画很简单，铅笔的，画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 

　　那顿饭，我爸想要说服我，去市局坐办公室，做文职工作。我拒绝了，结果他结了账，把我扔在饭桌旁走了。 

　　和他达成协议之后，趁他俩不在，我回了趟家，收拾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搬到局里安排的宿命。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成了一名实习刑警。开始的半年里，我参加了几次相对轻松的行动，那阵子搞逃犯清理，我和几个老警察一起，走了七八个省市，在村庄，在工地，在矿井，把逃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杀人犯带回来。没有一点危险。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刚从矿上下来，看见我们在等他，说，我洗个澡。老警察说，来不及了，车等着呢。走过去给他上了手铐。他的头发上都是渣，我年少时的玩伴，随便哪个，看着都比他强悍多了。他说，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老警察说，让他们去看你吧。在奔赴机场的路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早来就好了，我把那娘俩坑了。 

　　二○0七年九月，我正式成为刑警，出警时可申请相互配枪，若是要案，可随时配枪。九月四日晚，和平区行政执法大队的一个城管，喝了些酒穿过公园回家，遭到枪击，尸体被拖到公园的人工湖里。市局的刑警开了动员会，骨干们又单独开了案情分析会，这是这个月里，第二个遭到袭击的城管。第一个被钝物砸中后脑，倒在自家的楼洞口，再没起来。我因为毕业成绩还可以，实习期间的表现也过得去，分析会允许旁听。枪是警用手枪，子弹也是警用子弹，64式7.62毫米子弹。被枪击的城管，也曾先被钝物击中后脑，从法医鉴定和现场分析，这一击并未致命（怀疑是锤子或板子），他负伤逃走，袭击者追上再给予枪击。那个城管我不认识，和我也不是一个系统，但是葬礼我还是参加了。因为上面的要求，葬礼比较简单，遗像也没有着制服，而是穿着休闲装，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作案的手枪，有记录可查，十二年前属于一个叫蒋不凡的警察，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钓鱼行动，凶手逃脱，他成了植物人（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脑袋被车玻璃击中后，又被钝物击打），因为是工伤，所有费用都由市局承担。受伤时他还未成家（虽然已经三十七岁），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顾，一九九八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从未醒来，也从未留下只言片语。那次行动的另一个后果，是他携带的两把警用64手枪，两个弹夹，一共十四发子弹，丢了。 

　　当时的案子是一起劫杀出租车司机的串案，一直未能侦破，不过蒋不凡出事之后，这起系列案件也随之停止了。而这两起袭击城管的案子，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这两个城管比较著名。他们在上个月的一次行政执法中，没收了一个女人的苞米锅，争执中，女人十二岁的女儿摔倒在煤炉上，被严重烫伤面部，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两人因此登上了报纸网络等各种传媒，而有关部门对这起事件的定性是，女孩属于自己滑倒，她自己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两人并无重大过失，内部警告，继续留用。 

　　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会上，会议室烟雾弥漫，主抓这个案子的大队长叫赵小东，当年的钓鱼行动有他一份，那时他的妻子怀孕待产，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十二岁，念初一，而他的战友蒋不凡没有子嗣，死了近十年。蒋父已去世，只剩下一个老母亲，住在女儿家。他每年都要去几回，局里发东西，或多或少，带过去一点。他说，没想到过去那个死案又有了活气儿。如果在退休之前，还破不了这个案子，退休之后他就自己调查，如果在他死前还破不了，就让他儿子当警察继续破。会议室里静悄悄，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着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难，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可是在这个案子上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想着，那两把枪里，还有不少子弹。 

　　自从参加工作之后，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发言，我说，领导，各位，我是新人，我瞎说两句，请大家指正。赵队说，不用客套，说。我说，看了当年的案卷，也看了案卷里的现场照片，还去了事发的现场。赵队打断我说，什么时候去的？我说，前天，参加完城管的葬礼，坐公交车去的。赵队说，谁让你去的？我说，我自己想去看看。赵队说，继续讲。我说，当年的高粱地，现在都盖上了楼，卖七千块钱一平米，那条土路，已经变成四排车道的柏油路。蒋不凡被发现的草地，现在是沃尔玛超市。照片上的地形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赵队说，你他妈是想干房产中介？我说，没这个意思，我查了当年的报纸，并且问了周边的人，有一个发现，距离当年事发地点向东两站地，有一个私人诊所，是中医，十二年前就在，现在还在。我在诊所门口等了半天，问了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上岁数的患者，他告诉我这里大夫孙育新，曾经是工人，下乡的时候在村里跟着一个江湖郎中学过一阵中医，一九九四年下岗，第二年自己开了个诊所，没想到就一直开下来了。他二○0六年春天得胰腺癌去世，现在坐诊的是他儿子孙天博。 

　　所有人都看着我，赵队把烟掐在烟灰缸里，瞪着我说，继续说。我说，当年那起案子，一死一伤，死的是蒋不凡，伤的是货车司机刘磊，他当时前额撞上方向盘，大量出血，晕厥，什么也没看见，只记得突然看见一辆红车的车尾，而车祸之前，他属于疲劳驾驶，据他所说，眼前只有一片黑夜，所以他连个目击证人都不算。出租车内有血迹，当时也做了检验，不是蒋不凡的，推测属于凶手，但是蒋不凡被车碎片击中的位置在车外，所以我做了一个推测，除了凶手和蒋不凡，出租车上还有另一个人。赵队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庄树。他说，小庄，从今天起，你跟这个案子，和家里打个招呼。继续讲。我说，那个人在蒋不凡和凶手离开车后，还在车中，坐在副驾驶位置，货车撞上出租车后，车倾覆到路边，他受到重创。蒋不凡倒下后，凶手拿走蒋不凡的手枪，把那人从车中救出，离开现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蒋不凡藏在车中的手枪也被拿走了，如果车里没人，他怎么能发现那把手枪呢？赵队站起来说，你的意思是他们去了那个诊所？我说，我只是推测，怕打草惊蛇，没敢去诊所里面调查，但是我感觉，有这种可能。 

　　

　　孙天博 

　　我爸去世之后，我又见过他两回。一次是去市图书馆帮小斐借书。我有一张图书证，最贵的那种，一次可以借出十本书。对图书馆的构造我已经十分熟悉，这个图书馆是新建的，外面有草坪，远看也相当美观，门前有长长的石阶，每个来看书的人拾阶而上，好像在拜谒山门。坐在阅读室里，如果夜幕抢在管理员下班之前降临，就能看见脚下一条宽阔的大街，路灯的光亮底下，有着无数的黝黑车辆。里面的设施相对简陋，文史类书籍基本集中在一层，不到一千平米，二层以上便是多媒体阅览室，不知具体可以阅览何物，因为小斐要借的书无需上楼，所以我从来没有上去过。每次帮她借书，我都关门一天，上午来，把她需要的书找到，然后坐在阅览室，把每一本书的前言和后记读一遍，如果觉得有趣，就随便翻开一本读上几十页。等管理员戴着白手套，在我身边巡视而过，把其他人丢在桌子上和椅子的书收走，我就知道是该离开的时候了。那天借出的十本书是《摩西五经》、《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夜航西飞》、《说吧，记忆》、《伤心咖啡馆之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哲学问题》、《我弥留之际》、《长眠不醒》和〈纠正〉。我用一个下午，读了几十页〈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桌子，这人说个没完，但是并不无聊。“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确切的知识，以致于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困难的问题，确实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了。”似乎有些道理，但也说不上是确切的知识。 

　　从图书馆出来，我把书分装在两个大袋子里，准备打车回家。我爸他从旁边的面馆走出来，站在我旁边，我帮你拎一个，他说。我闻到他嘴里的蒜味，人一辈子都爱吃大蒜，说是防癌。我说，我拎得动，他说，给我，看你手勒的。我没给他，拉开车门，他让我往里头坐坐，和我并排坐在后面。他说，看你脸色，最近有些劳累，给你把把脉。我说，没事儿，睡得晚了。他说，最近动静不对。我说，知道。他说，跟你讲过我和你李叔的事吧。我说，讲过。他说，我再讲一遍。我说，好。他说，我下乡不久之后，就进了保安队，抓赌。你李叔是队长，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们兄弟几个外号“三只虎”，我和他走得近，我比他大，但是愿意跟着他跑，他说话我听。下乡之后，我们在一个堡子，他让我抓赌挣工分，有一次我和你李叔刚走到窗户边，一个小子从窗户里跳出来，想跑。我伸手一拉，他捅了一下。你李叔马上背着我去了老马头那，老头用针灸封住我的脉，给我止了血，救了我一命。后来他找到那小子，把他脚筋挑断了。我说，是这故事。他说，不能让他折进去，他折进去，小斐就成了孤儿。我说，我心里有数。他说，你和小斐的事儿别着急，她性格怪，也不怎么见人，就自己在那写字。我说，没急，我也没想怎么。他说，你是让你爸拖累了，接了爸的班，爸知道，但是有时候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天老李跟我交了底之后，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我们是一代人。我说，跟你没关系，你和李叔是朋友，我和小斐也是朋友。他说，最近小斐再来，从后门进来，如果觉得不好，先别来，你也别去她家。我说，别操心了。该歇着了，都一辈子了。他拍了拍我的手，走了。 

　　第二次见他，是在那两个警察来过之后，晚上，他把我推醒，说，儿子，别把自己搭进去。我说，你变样了，老了。他说，实在不行就脱身吧，你李叔能保你，以后你照顾好小斐就行。我说，爸，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了。然后闭上眼睛睡着了。 

　　

　　傅东心 

　　搬家之前，有天晚上德增没在家，我想找老李谈谈。一个是关于将来的事儿，关于小斐的教育。一个是关于过去的事儿。走到他家门口，看见老李在炕上修他家的挂钟，今天小斐也没在，学校联欢会。一九九五年初秋的夜晚，在市区还能看见星星。我站在他家院子里，看他把挂钟拆开，用一个小钉子把机芯的小部件捅下来，擦擦，又用一个小螺丝刀拧上。头上的猎户座系着腰带，不可一世。院子里堆满了旧东西，皮箱、炕柜、皮鞋、锅和大勺。是要卖的，搬家带不走这么多，也许钟也要卖，但是他要先把它修好。我敲了敲门，他在炕上抬起头，说，傅老师来了。我说，小斐这么叫，李师傅就别这么叫了，跟你说过好几回了。他把钟的零件码好，下炕，站在地上，说，傅老师坐。我坐下，他用肥皂洗了洗手，走到院子里打开地上的炕柜，拿出一个铁罐，给我沏了杯茶。我说，你也坐，跟你聊聊小斐。他说，坐了半天了，站一会。我说，小斐上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我看了，超过最好的初中三十分。他说，傅老师教得好。我说，我没教她考试的东西，是她自己上心。他说，这孩子能坐住。我说，择校费别太在意，我们这里有点闲钱。他说，没在意，孩子我供得起。傅老师的心意我领了。我说，古代徒弟学成下山，师傅还送把剑或者行路的盘缠，你别跟我客气，实在不行，回头你再还我，算我借你的。他拿起炕桌上我的茶杯，把水篦出去，又添了一杯热水。喝点热的，凉茶伤胃，他说，我也有徒弟，教完他们把我顶了，但是我不当回事儿。他们去广场静坐，我在家歇着，不丢那人，又不是要饭的。我伸手从裤兜想准备好的纸包掏出来，他按住我的胳膊肘，说，傅老师别介，说说行，你拿出来我可就要轰你了。我看了看他的眼睛，很大，不像很多在工厂待久了的人，有点浑，而是光可鉴人。我松开纸包，把手拿出来，说，我明白了，毕竟是你和小斐的事情，我作为退路，这样行吗？他说，你也不是退路，各有各的路，我都说了，心意我领了。 

　　一时没人说话，我听见炕桌上裸露的机芯，“嗒嗒”地走着。我说，还想跟你说个事儿，明天我就搬走了。他说，你说。我说，你能坐下吗？你这么站着，好像我在训话。那是九月的夜晚，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露出大半的胳膊，纹理清晰，遒劲如树枝，手腕上戴着海鸥手表，虽然刚干了活，可是没怎么出汗，干干净净。他弄了弄表带，坐在我对面，脚耷拉在半空。我说，李师傅过去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你搬到这趟房才认识你，知道傅老师有知识。我说，我认识你。他说，是吗？我说，六八年，有一次我爸让人打，你路过，把他救了。他说，是我吗？我不记得了。他现在怎么样，我也打过人，你没看见而已。我把茶杯举起来，喝了一口，温的，我说，我爸有个同事，是他们学校文学院的教授，美国回来的，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聚会，朗诵惠特曼的诗，听唱片。他说，嗯。我说，“文革”的时候，他让红卫兵打死了，有人用带钉子的木板打他的脑袋，一下打穿了。他说，都过去了，现在不兴这样了。我说，当时他们几个红卫兵，在红旗广场集合，唱着歌，兵分两路，一队人来我家，一队人去他家。来我家的，把我父亲耳朵打聋了，书都抄走，去他家的，把他打死了，看出了人命，没抄家就走了。他说，是这种事儿没准。我说，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结婚之后，生下小树之后。他说，嗯。我说，打死我那个叔叔的，是庄德增。他一下没有说话，重又站在地上，说，傅老师这话和我说不上了。我说，我已经说完了。他说，过去的事儿和现在没关系，人变了，吃喝拉撒，新陈代谢，已经变了一个人，要看人的好，老庄现在没说的。我说，我知道，这我知道。你能坐下吗？他说，不能我要去接小斐了。你应该对小树好点，自己的日子是自己过的。我说，你就不能坐下？你这样走来走去，我很不舒服。他说，不能了，来不及了。无论如何，我和小斐一辈子都感激你，不会忘了你，但是以后各过各的日子，都把自己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人得向前看，老扭头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有句话叫后脑勺没长眼睛，是好事儿，如果后脑勺长了眼睛，那就没法走道了。 

　　日子“嗒嗒”地响着，向前走了。我留了下来。看着一切都“嗒嗒”地向前走了，再也没见过老李和小斐，他们也走了。 

　　

　　李斐 

　　我坐在窗边，看着杨树叶子上的阳光，前一天的这个钟点，阳光直射在另一片树叶上。这两片树叶距离很近，相互遮挡，风一吹，相互触碰，一个宽大，一个稍窄，在地下根的附近，漏出光影。秋天来了。树叶正在变少。我想把它们画下来，但是担心自己画得不像，那还不如把它们留在树上。这棵树陪伴了我很久，每次来这里治腿，完了，我都坐在这儿，看着这棵树，看着它一点点长大变粗，看着它长满叶子，赤身裸体。树，树，无法走动的树，孤立无援的树。 

　　我想起第一次搬家，后来又搬过，但是人生第一次的印象最为深刻。搬家之后，大部分家具都没有了。房子比过去小了一半，第一天搬进去，炕是凉的，父亲生起了炉子，结果一声巨响，把我从炕上掀了下来，且摔破了。炕塌了一个大洞，是里面存了太久的沼气，被火一暖，拱了出来。有时放学回家，我坐在陌生的炕沿，想的最多的是小树的家，那个我经常去的院子，想起小树用树枝把毛毛虫斩成两段，我背过脸去，小树说，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小树说，你知道什么？它吃叶子。我说，那也不是它的错。在搬离那条胡同之前，我对小树说，小树，快圣诞节了。小树说，闲的，还有三个月呢。我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邻居了。小树说，那有啥，该干嘛干嘛。我知道庄家是过圣诞节的，每年的平安夜傅东心都给大家包礼物，有一年送了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谁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远同在。我虽然不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喜欢傅老师的字迹，像男人的，刚劲挺拔。我说，你想要什么？小树说，你买得起？我不要，我妈骂我还少？我说，我可以给你做个东西。小树说，做啥？我说，烟花行吗？小树说，就像你点了那个火柴盒一样？我说，你还记得？小树说，那玩意太小了，没意思。我说，你想要多大的？小树说，越大越好。他伸开双臂，能多大多大，过年我妈都不给我买鞭炮，怕我给人炸了。我想了想说，我知道，在东头，有一片高粱地，我爸带我去一个叔叔家串门，我在那过过，冬天的时候，有没割的高粱秆。都枯了，一点就着。像圣诞树。小树说，你敢？我说，兴许能一烧一大片，一片圣诞树。小树拍手说，你真敢？我说，你会去看吗？穿过煤电四营，就能看见。小树说，你敢去我就敢去。我说，无论你在哪？他说，无论我在哪。我说，如果傅老师不让你去呢？小树说，不用你管，我有的是办法。我说，几点？小树说，太早会被人看见，十一点？我说，十一点，你别忘了。小树说，我记性好着呢，就看爱不爱记。我准到。 

　　天博过来，跟我说话。好像在说腿的事，说腿怎么了，我没听清，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件很遥远的事。很多年之前，傅老师在画烟盒，我跪在她身边看，冬天，炕烧得很热，我穿着一件父亲打的毛衣，没穿袜子。傅老师歪头看着我，笑了，说，你爸的毛衣还织得挺好。我也笑了，想起来父亲织毛衣时，笨拙的样子，我坐在那帮父亲绕毛线，毛线缠到了他的脖子上。傅老师说，你别动，就画你吧。我说，要把我画到烟盒上？傅老师说，试试，把你和你的毛衣都画上。我说，不会好看的。傅老师说，会的。我说，那我把袜子穿上。傅老师说，别动了，开始画了。画好草稿之后，我过去看，画里面是我，光着脚，穿着毛衣坐在炕上，不过不是呆坐着，而是向空中抛着“嘎拉哈”，三个“嘎拉哈”在半空散开，好像星星。我知道，这叫想象。傅老师说，叫什么名字呢，这烟盒？我看着自己，想不出来。傅老师说，有了就叫平原。我也觉得好，虽然不知道玩“嘎拉哈”的自己和平原有什么关系，但就是感觉这个名字很对。 

　　我还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夜晚，我从这里的一张床上醒过来，首先看见的是天博，过去我们见过，但是没说什么话，我俩都是挺闷的人。天博坐在床边，在床单上摆扑克，从K到A，摆了几条长龙，要从床上出去了，就拐弯放。我觉得迷糊，腰上疼得厉害，下面好像是空的。我说，天博，我爸呢？天博说，你醒啦，那没事儿了，他也没事儿了，和我爸在外面抽烟呢，你玩扑克吗？打娘娘啊？我说，我的书包呢？天博指了指。和我的血衣服一起，在另一张床上。我说，帮我扔了，别让我爸看见。 

　　这次我听清了天博在说什么，他说，今天感觉，你的左腿胖了。我说，肿了吧。他说，不是是胖了，我针灸的时候，感觉经络活分了一点，你动一动脚趾。我试着动了动，没动。我说，你弄错了。他说，感觉到脚后跟热吗？我说，有一点。他说，是好现象。再观察看看。我说，你老是抱有希望，这样不好。他说，这是有依据的，虽然这么多年，应该没希望了，但是从上个月开始，我觉得有些变化，你伤在脊椎，按理说，不容易好，但是最近你的脊椎好像恢复了一些，有一些过去没有的反应，很奇怪，万物自有它的道理，我们再看吧。我说，外面阳光很好，推我出去走走。他说，有个事跟你说一下，昨天来了两个警察。我说，你跟我爸说了吗？他说，说了。他说没事儿。对了，昨儿我在街上给你捡了一个烟盒，估计你没有。天博从白大褂的右兜里，掏出一个已经拆开摊平的烟盒。我接过来看了看，我真没有。你看这小姑娘，画得真好，他说。我把烟盒夹在手边的书里，说，昨天那两个警察都问你什么了？他说，一个警察四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七八岁，问我知不知道十二年前，这附近出过一起案子，车祸，然后一个警察让人打残了？我说不知道，那时我还小，早就睡了。他们问我，我爸说起过什么没，比如那天晚上是不是来过什么人？我说，没听他说起过，他也是早睡早起的人。他们问我有没有病人的病历，我说有，他们让我给他们看看，看完之后，他们说，让你妈和我们聊聊，我说我爸下岗之后，他们俩就离婚了，我妈现在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们就走了。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是大夫嘛……最近你不要来了，也不要打电话，等过了这阵子再说，我会把后面三个月的药给你弄好带着，然后你自己给自己按摩，我教过你。我说，嗯。他说，你最近写小说了吗？我说，你歇着吧，我去前面看看病人，热敷了半个小时了，快熟了。 

　　

　　庄树 

　　我和赵队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蒋不凡母亲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烫伤事件里的母女，我们都已经排查过，没有嫌疑，女人是单身母亲，女孩儿成绩不错，两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复也比预想的好，两人既无作案的能力，也无更深层次的作案动机，和旧案也无瓜葛。在孙天博那里，有一定的收获，这让赵队振奋。收获就是没有收获。孙天博的诊所极其干净，一尘不染，病历、锦旗、砂袋、针艾、草药和床，都在恰当的位置，还有两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历是整齐的十几本，两个人的字迹，前一个写得比较凌乱，后面的则字迹清秀，工工整整，情况也写得详细。从里面出来，回到车上，赵队说，有意思，这个姓孙的好像一点毛病没有。我说，是，太利整了。他说，说说你的想法。我说，得把他妈找着。赵队说，是，找人，用不着咱俩，让局里落实。我打个电话。他把电话打完，我们俩坐在车里抽烟，我说，蒋不凡留下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有，他当时穿的衣服，他妈都留着，上面还有血，没洗。她说这是他儿子的血，不脏。搬了几次家，都带着。我说，赵队，我想看看。他说，走吧。 

　　蒋不凡母亲跟大女儿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区，属于三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发展得比较缓慢，三个区都想管，最后都没管。有一片地方想开发，平房推倒，挖了一个大坑，一直没有盖东西。十年过去，还是一个大坑。她的大女孩儿在大坑边上开了一间麻将社，不大，六张桌子，有一个小厨房，麻友可以点吃的，炒饭或者炒面两种。我们去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去接孩子，蒋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边嗑毛嗑，一边和其中一个老头说话。老头说，今年退休金涨了一百五，真不错，死了能多穿一件裤衩。赵队说，大娘，没玩？她转过头说，小东来了。我把买好的水果递上，她说，老了，吃不了几个，下回别买了。赵队说，这是小庄。咱们后屋说啊。她说，咋地？人抓着了？桌子上的四个人马上抬眼看我们，赵队说，没有，说点闲话，有日子没来了。大爷，该胡就胡吧，别憋大的啦，五万对死了。几个老人笑了，继续打牌。 

　　蒋不凡的衣服果然在，一件棕色夹克，一件深蓝色毛衣，一件灰色衬衣，一件白色跨栏背心，一条黑色西服裤，一条灰色三角裤头。蒋母用一个包袱卷包着，好像一盒点心。赵队说，看看吧。蒋母说，我想了，我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这些东西我就给他烧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让人扔了。赵队说，嗯，我们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检了一遍，没什么东西，血迹已经发黑，兜里的东西应该早就拿出去了。我说，我再看一遍。赵队说，你别急，都已经来了。第二遍我翻到裤子，发现右裤子兜是漏的，顺着裤腿，我摸下去，发现在裤脚，有个东西。裤脚扦过，是两层。我借来剪子，把裤脚挑开，里面有个烟头。我把烟头拿出来，举起来，过滤嘴写着两个字：平原。我说，大娘，蒋大哥当年抽什么烟你还记得吗？她说，大生产嘛，我给他买过，一天两包。现在买不着了。我回头跟赵队说，是吧。赵队说，是，我也抽大生产，后来这烟没了，换成红塔山，又换成利群。我把烟头递给他，说，那这烟头是谁的？ 

　　回局里的路上，我们俩停了一次车，去了烟店，买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开一人一根抽上。我看着烟盒，觉得奇怪，上面有一个玩“嘎拉哈”的小姑娘，虽然图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觉很亲切。从烟标来看，做工是很好的。赵队说，挺好抽，当年也有这种烟，但是不好抽，后来没了。我说，不好抽？他说，是，还挺贵，抽的人特别少。我们可以查一下，九五年，这种烟也许刚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说，那就明白了。他说，是，老蒋还是老蒋，可惜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兜里头有东西。我说，不怪你，那兜漏了。蒋哥在车上管凶手要了一棵烟，他也发现抽这种烟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后，就把烟蒂放在裤兜里。他说，幸亏老太太没把衣服烧了。要不然老蒋就白死了。我说，不会的，不会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赵队主持开了个会，烟头的事儿他没有通报，因为涉及到过去的过失，等查出结果再说也不迟。他主要提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密切监视孙氏中医诊所，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一个是尽快找到孙天博母亲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孙氏诊所没什么动静，没有可疑的病人，孙天博也没逃跑的动向，但是孙天博的母亲找到了。她叫刘卓美，现在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开了一家四川小吃店，卖面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板是四川人，当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着一个两轮小车，四面缝着塑料，里面有口锅，常年煮着飘着大烟葫芦的老汤，她常上他的车吃麻辣烫，后来孙育新下岗，她就跟着他推着车跑了。我和赵队马上连夜飞到北京，当时北京正在弄奥运，一片乱糟糟，我们两个外地警察，也被人反复查了一阵。到了那家小店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饭店里没什么人，几个服务员围着一锅面条，一边吃一边看墙角挂着的小电视，里面正在播盖了一半的鸟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们拿着照片，看见刘桌美坐在其中一张靠里的桌子上点账，左手拿着一棵烟。每翻开一面纸，就用拿烟的手蘸一下口水，头发花白，其实已经染过色，但是在亚麻色中间，到处可见成绺的白发。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她没有惊慌，而是让服务员提前下班，说要我们好好聊聊。她说，老乡啊，虽然我的口音已经乱套了，老乡还是老乡。她的丈夫从后厨出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着一双安踏运动鞋，鞋帮已经裂了。他给我们沏了壶茶，她说，他可以先回家吗？赵队说，可以，主要问你一些事情。她说，那你回吧。那个男人走出门去，却没有走，蹲在路边，背对我们抽起烟。赵队说，你是哪年走的？她说，九四年十月八号。赵队说，说说怎么回事。她说，老孙下岗了，第一批被裁了员，过去他在拖拉机厂当木工。下岗之后，他想开诊所，那里给了他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但是我反对，租房子，进东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艺平常觉得好使，真开起诊所说不定哪天就让人封了。他不干，我就不给钱，咱们家的存折在我这儿，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关系不好，他老打我，手劲还大。那时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带我走，我有点钱。他说，你没钱，咱们也走。十月八号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孙没在家，我给天博做好饭，看着他吃完，问他如果有一天妈不想和爸过了，你是跟妈走还是跟爸走。他说，跟爸。然后继续吃饭。下午我拿上存折，就跑了。赵队说，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说，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你已经不在老家了。她说，九五年？那时候我们在深圳打工。赵队看了我一眼，说，他们现在的诊所开得不错，你儿子接班了，老孙去世了。她没有表情，说，从走那天开始，我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天博从小就是个心里有数的孩子。顿了一顿，她说，他结婚了吗？赵队说，没有。她说，嗯。这时我说，你当时把家里钱都拿走了？她说，是，连他买断的钱我都拿了，就给天博兜里揣了十块钱。我说，那他拿啥开的诊所呢？父母早没了，兄弟姐妹比他还困难。我说，那他从哪来的钱呢？她说，这我哪知道？我说，你再帮着想想。她想了想说，他有个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着钱，也就是他了，他们从小就认识，下乡，回城，进工厂一直在一起。那个人不错，是个稳当人，不知道现在在干啥。我说，他叫什么你还能想起来不？她说，姓李，名字叫啥来着？他有个女孩儿，老婆死了，自己带着女儿过。我说，你再想想，名字。她说，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他那个姑娘，很文静，能背好多唐诗宋词，说是一个邻居教的，小时候我见过她，那孩子叫小斐。 

　　

　　赵小东 

　　孙天博很有意思，什么也不说。我找了几个经验丰富的人问过，也不行。只是不说话。不让他睡觉，他就不睡，我耗着，把我们几个都耗累了，他还能撑。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可以说不知道，我们记录在案。他连不知道也不说，只是不时用手按摩自己的颈椎。 

　　我们让诊所开着，从别处找了一个中医坐诊。从里到外翻了一遍，没有发现。其中一个人说，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地儿，就不像有人住的。我问小庄，往下怎么弄。小庄从北京回来，状态有点萎靡，在飞机上想抽烟，憋得乱转，下飞机之后，到局里的路上，把半盒平原都抽了。 

　　我们查了本市所有叫李斐的女性的社会记录，发现有一个和我们要找的人高度吻合。此人生于一九八二年，叫李守廉，一九五四年生人，身高一米七六，原是拖拉机厂工人，钳工，会开手扶拖拉机，也会开车，下岗之后，就从社会上蒸发了。李斐有小学档案记录，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了。而这两件事情的时间点，都是一九九五年。综合我们掌握的所有情况，李守廉是一九九五年劫杀出租车袭警串案和二○0七年袭击城管串案的重大嫌疑人。李斐即使不是从犯，也是重要的证人。人活着就应该有记录，李斐是否还在世无法确知，但是李守廉一定在世，这中间社会上换了一次二代身份证，他一定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 

　　小庄说，应该是这样，那年李家发生了几件事，下岗、李斐升学、朋友孙育新想要开诊所，借钱。李守廉仗义，先把钱借给了孙育新，李斐升学就没有钱。我说，没明白。他说，我是经过那个时候，考初中，就算你考全市第一，也要交九千块，我假设李斐这孩子考上了，但是李守廉的钱压在诊所里，所以他实施了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我说，有道理。逻辑上可以成立。他说，第一起案子你还记着吗？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储物柜里，有刀，他是转业兵，开夜班，防身带着，第一起案子也许是误杀，他本来是想拿点钱就走。后来手上已经有人命，就杀人抢劫了。我说，有这个可能，但是已经不重要了，第一起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儿，重要吗？他说，后来的袭警案，就和我过去假设的差不多，那天李斐应该在车上，他们不是要抢劫，而是去办什么事儿，也许就是去孙氏诊所串门或者看病，打的是蒋不凡的车，蒋不凡觉察出李守廉的嫌疑很大，中途两人下车，后面的事情我过去推论过了。我说，可能李斐也参与了抢劫，也有这种可能。小庄说，嗯，也有。但是可能性不大。我说，为什么？他说，从人性角度讲，父亲不应该这么干。我说，*，跟我说人性？他没有说话。 

　　第二天我又带人去翻了一遍孙天博的家，的确收拾得很干净，应该是随时防备有一天我们会抓他。里屋是木地板，我让人撬开，什么也没有。我觉得既然如此，索性继续拆。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全拆开，终于发现了一个中医枕头，里面有一层小石子，安眠用的。在石子底下，有一本带血的小学语文教材和七十多页复印的文稿。我把这些东西拿到孙天博面前，他像没看见一样，还是不说话，然后闭上眼睛，按摩自己的太阳穴。我看了一遍稿子，好像是小说，写的都是一趟房里邻居的事情，小孩儿之间的事儿，大人之间的事儿，玩毛毛啊，弹玻璃球啊，打趴几啊。看意思应该是作者小时候的事情。我把这些东西转给了小庄，让他看看。小庄看过之后，没有提什么决定性的想法，而是向我请了几天假，说是实在撑不住了，身体要垮了，我同意了，毕竟年轻，第一次跟这种案子，休息休息是合理的。我提议他可以先见风孙天博，毕竟是目前我们手上唯一可用的线索，他说不见了，实在是太累，他还说，这几天他好好想一想，也许会想出个眉目，再见不迟。 

　　就在他请假的第三天下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初我们搞过一阵子追逃行动，其实有些劳民伤财，抓回来的，即使手上有过人命，大多早已成了废物，不是未老先衰，就是成沉默寡言的木头疙瘩，或者因为酗酒成了废人。有一个人现年五十一岁，一九九六年抢劫岐山路建设银行未遂，用自制短筒猎枪打死一名保安，潜逃。今年年初将他从河南省舞阳县抓回，他承认他抢劫杀人，并提出希望能见到自己离异多年的妻子。我没把此事当回事儿，如果每天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就不用干别的了。小庄找到了这人的妻子，也已经五十多岁，重新结婚生子后，生活不错，现在退休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不愿意与他见面。小庄征得对方同意，给她照了一个半身像，带给案犯看了，并把实际情况跟他讲了。他收下照片没说什么。可就在这几天，他突然说有重要事情汇报，我去了。他要见小庄，我说小庄休假了，病了，我是他上级，可以代表他。他认识我，把情况讲了一遍，我听后，写下来，然后召集了专案组，拿着他所写材料的影印件，又让他讲了一遍。这人记性极好，无论是所写材料，还是两遍的供述，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而且十几年前的细节，很多都还记得。此人叫赵庆革，无业，酗酒嗜赌，麻将花面冲上摆着，他扫一眼，打乱砌出城墙，所有牌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心理亮着。可是就是这样，还是输钱，欠了不少外债，为了翻本，他就动了抢劫出租车司机的念头。他身高一米七五，手劲极大，据他自己说，年轻时吃核桃有时是用手掰的。尼龙绳、柴油，上车之后坐在司机正后方，行到偏僻处实施杀人抢劫，然后焚车逃走。一共五起，每一起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连司机的大致相貌、年龄，甚至有的人的口头禅，他都记着。其中有个司机上衣兜揣着一把梳子，一边开车一边梳头，说送完他就去跟相好会面，相好三十二岁，丈夫常年出差。他把他勒死后，梳子拿走，一直用到现在。 

　　但是他说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他并不在蒋不凡那辆车上，他去了广州买枪（但是没买到），那时出租车的案子他做了五起，没有纰漏，就准备向前走一步，去抢银行。我把李守廉和李斐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不认识，从没见过。 

　　我看到了那把梳子，然后给小庄打了电话，他关机了。其实也没那么着急，只是案子的链条有了一个断缝，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李斐 

　　看见报纸那天，我晚上失眠了。我把那份报纸放在枕头边上，夜里起来看了好几回。前两天父亲跟我说，天博出事了，那盆非洲茉莉不在窗户边上了。我说知道，很多事情要开始了。但是我没有想到，首先出现的竟然是小树。第二天一早，我叫住父亲，把报纸递给他。父亲看过之后，说，太巧了。我没有说话。父亲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怎么想的？父亲说，你想也许没问题。我点头。说，按道理，天博不会说，我知道他，而且如果他说了，也不用登寻人启事找我们。我点头。父亲说，但还是太巧了。我说，爸，你是不是有事情没告诉我？父亲说，我先出车，你让我想想。 

　　父亲现在是出租车司机。 

　　晚上父亲回来，我坐在轮椅上，还在看那份报纸。 

　　寻人启事：寻找儿时的伙伴，失散多年的朋友、家人小斐。我一周后就要出国定居，请速与我联系。不可思议，我们已经长大了。下面是我的电话。 

　　在电话的下面，附了一张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早间，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 

　　父亲摘下口罩，把买好的菜拿进厨房。吃饭时，父亲说，广场那个太阳鸟拆了。我说，嗯，要盖什么？父亲说，看不出来，看不出形状，谁也没看出来。后来发现，不是别的，是要把原先那个主席像搬回来，当年拉倒之后，没坏，一直留着，现在要给弄回来。只是底下那些战士，当年碎了，现在要重塑。不知道个数还是不是和过去一样。我说，嗯。父亲说，我想好了。我说，嗯。父亲说，去见见吧。我原先想查查小树，但是怕反而会惹麻烦。索性就这么去吧。我从轮椅上向前跌下来，碗掉在地上，饭粒撒了一地。父亲把我抱起，放回轮椅上。我说，爸送我过去，我单独见他。父亲说，那得想个地方，你腿不方便，如果不好，能走的地方。我说，我想好了，船上。父亲说，船上好，一人一条船，挨着说话。我说，他也看不出我腿有毛病。父亲从腰上拔出一把枪，放在桌子上，说，你带着，放在包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一旦用，就不要手下留情。我看着枪。父亲从后腰又拿出一把，说，我们两个一人一把，你那里面有七颗子弹。在家等着，我去给你买张电话卡。 

　　我用新的电话卡给小树发了短信，约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在北陵公园的人造湖中心见。发完短信，父亲把电话卡放在煤气上熔了。父亲说，明天中午，他来了就是来了，没来这事儿就算了，来了见完，这事儿也就算了，我们只能这么下去，你答应我。我说，我答应你。爸，我欠你的太多。父亲说，不说。你们两个总要见一下。以后还和以前一样。 

　　

　　庄树 

　　我上船的时候，看见一条小船漂在湖心。我向着湖心划过去。不是公休日，湖上只有两只船。秋天的凉风吹着，湖面上起着细密的波纹，好像湖心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震动。划到近前，我看见了李斐。她穿着一件红色棉服，系着黑色围巾，牛仔裤、棕色皮鞋，扎了一条马尾辫。脚底下放着一只黑色挎包，包上面放着一双手套。我向她划过去的时候，她一直在看着我。她和十二岁的时候非常相像，相貌清晰可辨，只是大了两号，还有就是头发花白了，好像融进了柳絮，但是并不显老。眼睛还像小时候一样，看人的时候就不眨，好像在发呆，其实已经看在眼里了。我说，等很久了吧。她说，没有，划过来用了一段时间。我笑了笑，说，你没怎么变。她说，你也是，只是有胡子了。来见老朋友，胡子都不刮。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她说，你怎么上来就问问题？你呢？我想了想说，说实话吗？她说，说实话。我说，我现在是警察。她收了笑意，闭紧嘴看着我，说，挺好，公务员。我说，我小时候挺浑的吧？她沉默了一会，说，是。我说，现在我长大了，能保护人了。她又许久没说话，把围巾重新系了系，隔了一会，她说，傅老师现在好吗？我说，很好，地球都要走遍了。她说，那就很好？我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她一直在找你。她说，让她别找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说，我不觉得。如果你时间不急，我跟你讲讲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她说，你讲吧。我就开始讲，讲了自己在警校交的女朋友，也讲了分手之后自己很难过，喝多了在操场疯跑，还讲了因为当警察，和父亲搞得很紧张，一直讲到现在。她听得很认真，偶尔中途问一点事情，比如，她人有趣吗？或者，没听明白，我没上过大学，请你再讲一下。很少能得到这样的听众。讲完了，我好像洗了个澡。我说，无聊吧，这么多年的事儿，这么快就讲完了。她说，不无聊。如果让我讲，一句话就讲完了。我说，一会儿是你自己回去还是李叔来接你？或者他现在就在附近看着？她没有说话。我说，他现在忙什么呢？她没有说话。我说，李叔十二年前，杀了两个城管，一个用锤子或扳子，一个用枪打。她没有说话。我说，我不是请你帮我，我是请你想想这件事本身。她说，没这个必要，不用你提醒我这个。我说，你告诉我在哪能找到李叔。然后到我的船上来，我们划到岸边，然后我们去找傅老师。她说，如果没有这事，你会来找我吗？我说，也许不会，但今天我是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来，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我也已经来找你了，都不能更改了。 

　　她抓住桨，把船向后轻轻摇了摇，和我拉开了点距离，说，其实我可以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刚才很坦白，我也可以跟你坦白，谁也不欠谁最好。其实这么说不对，应该说，我欠你们家的，能还一点是一点。我说，不是这事儿和你我，她伸出手，意思是这里不需要我说话，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没见，她果真在某一个局部，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说，一九九五年那起出租车的案子，和我爸没关系，信不信由你。我爸的钱借给孙叔一部分，然后他把他小时候攒的“文革”邮票，全卖了，我的学费是有的。但是十二月二十四号那天的事儿，我和爸确实在。那人朝我爸开了一枪，他的左肋被打穿了。我说，嗯。她说，一辆大车把我坐的车撞翻了。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她说，然后那个人倒了，我爸满脸是血，把我从车里头拖出来，那时我没昏，腿没感觉了，但是脑袋清楚得很。他看了看我的腿，把我放在马路边，跑回去用砖块打了那个警察的脑袋。我说，嗯，是这个顺序。她说，然后我跟他说，小树在等我啊。然后我就昏过去了。 

　　这次轮到我沉默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她一眨不眨，看着我，或者没有看着我。 

　　然后她说，我爸什么也不知道，他以为我真的肚子疼。当时我的书包里装着一瓶汽油，是我爸过去从厂里带回来，擦玻璃用的。那个警察应该是闻着了。那天晚上是平安夜，白天我一直在想去还是不去，因为我有预感，你不会来。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决定去，可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你说你总会有办法，可是我想不出来。孙叔叔的诊所离那片高粱地很近，我可以想办法下车，跑去用汽油给你放一场焰火，一片火做的圣诞树，烧得高高的。我答应你的。 

　　我说，现在那里已经没有高粱地了。 

　　她说，那天你去了吗？ 

　　我说，没有。 

　　她说，是傅老师不让你去吗？ 

　　我说，不是。我忘了。 

　　她说，你干什么去了？ 

　　我想了想说，也忘了。 

　　她点了点头。 

　　我说，当时我们都是小孩子，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对吧。 

　　她说，你长大了，很好。 

　　这时她指了指挎包，说，这里面有一把手枪，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使。我说，不会使我可以教你。她说，小时候，傅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如果一个人心里的念足够诚的话，海水就会在你面前分开，让出一条干路，让你走过去。不用海水，如果你能让这湖水分开，我就让你到我的船上来，跟你走。 

　　我说，没有人可以。 

　　她说，我就要这湖水分开。 

　　我想了想，说，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 

　　她说，不可能。 

　　我说，如果能行呢？ 

　　她说，你就过来。 

　　我说，你准备好了吗？ 

　　她说，我准备好了。 

　　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飘着，上面那层塑料膜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