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季度的理论评论扫描，很大一部分篇幅放在了介绍辽宁年轻学者们的研究著述上，看看年轻学者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范围，品评一下他们的学术技巧、理论深度与行文风格，也是很有必要的。年轻学者是辽宁文学理论评论未来发展的基础力量。关注他们的现在，也是在关注辽宁文学评论的未来格局。尽管本期扫描中介绍的一些文章，也许并不能代表该领域研究的前沿研究成果，分析问题的理论深度也有待提高，但一直在路上的不懈写作状态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一、综  论

　　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虽源于西方理念传入的影响且起步甚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迅猛发展的态势，我省评论界对于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关注也颇多。但这种高频关注之下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贺绍俊的《性别差异了吗?——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随想》（贺绍俊，《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这篇文章就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为主旨的，而且他也以自己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今后应该关注的重点。在他看来，在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远远没有完成，而让女性获得解放，这才是中国女性文学最迫切的任务，也是女性文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中西方女性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西方女性文学研究天然地与主流话语呈对抗姿态，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与主流话语是握手言和的，这缘于两者所处的社会语境不同。而当批判的锋芒不存在时，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也就只能在学术上下功夫，同时还产生出了许多虚假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面对这种困境，贺绍俊提出了他的观点：开展一场思想革命，从性别差异分析入手，分三个递进层次，层层推进，建构一个宏大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目标。  

　　近些年来，社会上的文学名人传记似乎随处可见，数量多、品种全，现当代作家传记在生产过程中呈现出一派繁荣的表象，但细究其理，就能发现其质量并不均衡，“消费性传记”充斥传记文学市场。张立群在《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一种考察——兼及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张立群，《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一文中，深入调查和研究了这种现象，并提出了当下传记文学的生成传播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传记文学伦理问题。当代作家传记写作在与市场进行种种博弈之后，呈现出各种文本形态。这篇研究文章，发现问题的角度新颖，资料占有丰富，调研深入细致，对此现象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找来这篇文章细读。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很少。这篇对研究视角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翟永明，《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一文指出，“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近年，中国科幻文学在国际上的表现引人瞩目，刘慈欣长篇小说《三体》、郝景芳短篇小说《北京折叠》相继获得第73、74届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人们在将目光投向获奖作家作品的同时，也迫切渴望了解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前世今生。《有史有识，念兹在兹——评〈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乔世华，《科技导报》2017年第20期）一文，就介绍了《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作品集的问世，作者也在文章中指出，科幻文学具有的高度预见性和超前性，中国百年来的科幻小说创作，一路都在摸索中前进，而伴随这些作品诞生的社会发展环境也影响了中国科幻小说的走向。近年对中国科幻文学的评论研究在逐步增加，人们正在逐步意识到这样一种文体的重要性。  

　　《不能忘却的“后现代”》（卢冶，《文艺报》2017年10月23日）讨论了一个当下的热门话题，也是无处不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即网络化生存现状。而网络文学的生成，似乎已不再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是建立在种种“设定”的情境之中。这种“设定式后现代”产生出了今日生活中最诡异的现象：网络论战像一个灼热的天堂或地狱，而网络文学则像黑洞一样，把知识群体的批判和现实生活中的挫败都转化为“吐槽”销售出去，但它们始终无法真正介入它们所谈论的任何现实，这是我们今天的网络化生存现状的一种表象。  

　　《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影响下作家身份的祛魅》（陈洁，《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讨论了作家的身份问题。作者认为，新时期大众文化逐渐兴盛，受其影响，作家身份不再是一个神话，而发生了祛魅变化。这缘于传播媒介的大众传播功能，它的广泛普及使人们获取文化信息的手段与渠道变得丰富而多元。然而，媒介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文学创作变得偏重娱乐消费与个人欲望的流泻，而轻视了政治关怀。这种普泛性的文学创作造成文学经典的缺失，面对这一现状，作家应该认同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建构。 

二、作家、作品论

　　在本期扫描文章中，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一季度里发表的许多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比如，关于《西游记》《诗经》《二十四诗品》、唐人小说等的再发现与探讨。下面就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些文章的研究重点。

　　中国的文学经典文本《西游记》在固定成型之前，也有着复杂的传说与起源，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曾提出“孙悟空祖籍福建”的观点，但一直未能获得中国学界的完全认同。至90年代,福建相继发现多处与“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相关的文物，一度引起研究者们的热议与争论,但最终亦未能改变已有结论。《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胡胜，《复旦学报》2017年第6期）分析认为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的发现，弥补了之前以福建为代表的南方地域,缺乏一个完整的《西游记》故事系统的空白，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前此我们完全陌生的完整自足的“南系”西游故事。这一研究发现，可使人们重新审视有关《西游记》南北系统的旧有论断。 

　　孝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离经叛道的鲁迅孝文化》（李尊云，《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一文，将鲁迅在其作品中所呈现的对中国孝文化的传承进行了梳理，这一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作者认为，鲁迅一方面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本能地身体力行着对长辈对家族的孝道；另一方面，身为一位敏锐而激进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又在其作品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的糟粕。其作品中孝文化的传承者如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分子,阿顺等平民百姓,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出的孝道观，也正是鲁迅一直所思考又难以给出定论的。

　　《论〈诗经〉之“君子”》（张琪，《戏剧之家》2017年第24期）对《诗经》中“君子”一词的频繁出现，及其确切词义展开了讨论。而《浅议王力先生“词头”概念及其判定——以〈诗经〉为例》（高利娟，《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一文，以王力对《诗经》中“词头”概念的判定为标准，对《诗经》文本进行细致梳理，作者做出自己的判断，认为以“唯(惟、维)”、“于”、“言”为代表的几个词，也应当是“词头”。王向峰也有一篇关于《诗经》所提供精神资源的讨论《〈诗经〉呈现的美好一直帮我们抵抗粗鄙》（《辽宁日报》2017年10月30日）。

　　《论唐人小说中的“剑”》（王雅凤，《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将研究关注点放到了物象“剑”之上，并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与多义指向。作者认为，“剑”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作品中出镜率较高的意象,在唐人小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唐人小说中,大约有六十篇小说提到了“剑”这一符号。与其他文学作品中“剑”的单一属性不同,唐人小说中的剑兼有兵器、礼器以及道教法剑等众多功能,体现了“剑”这一意象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并对后世的剑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惠芬长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辽南的乡土世界,对乡土的书写是她一直所坚持的创作特色。《从歇马山庄的孩子到乡土世界的剖刀——以〈歇马山庄〉和〈后上塘书〉为中心谈孙惠芬长篇创作》（张超，《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2期）一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惠芬对于乡村的态度和小说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出现了较大的改变，从习惯以童真的视角去观察歇马山庄到以锋利的笔法解剖上塘村的改革变迁,呈现出了世纪之末到新世纪初不同历史时期辽南农村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灵困境,辽南乡土世界是孙惠芬的精神原乡和归宿,深切地观照它的发展变化是孙惠芬文学生长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