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个好日子。表哥家的新楼装修完已空置半年有余，今天搬家，叫我帮忙。新楼在距老家十六公里的市区，说搬家，但表哥表嫂并不动，只是侄子一家三口搬过去。其实新居万事俱备，“拿笤帚就上炕”了，只需把饭煲、炒勺端过去就OK（按乡俗挪锅算搬家），约我回去，是想聚聚。表哥微信说：“我跟你嫂子开车去火车站接你，搬完家，再拉你回老家住两天。” 

　　一出检票口，我就奔向表哥两口子。几年未见，他们倒好像年轻了。“小五子！” 我还跟小时候一样叫表哥，不等他转向表嫂的那句“来了！”落地，我已经孩子似的蹦到他们眼前，同时亲热地接住了表嫂伸过来的手臂。表嫂哈哈笑着一把把我揽进怀里，又往外推送半把，以便能好好看看我，说：“还‘小五子’哪？都‘老五子’了！”我也哈哈笑：“喊几十年了，改不了口了！”表哥也笑：“那就不改了，八十岁咱也这么叫！”时令已经过了九九，“九九艳阳天”啊，春风扑在他一看就是刚刚理过的头发上和刮得发青的脸颊上，愈发神清气朗。这个农家汉也潇洒地没扣外套的扣子，露出里面搭眼就知道是好衣裳的羊毛衫，平坦的肚腹跟漂亮的装束彼此成全。拥有这样平直有力的线条应当得益于劳动，而劳动还雕塑得他一笑眼角腮边的沟壑既富有沐风栉雨的刚性又蕴含生而逢时的得意。这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小五子，我在头脑里搜索一个少年的面孔。

　　上了车，驶向新居。宽阔的柏油路两边楼群、牌匾扑面而来，让人目不暇接，我已经认不清哪儿是哪儿了，只觉得行经的每一张面孔都十分顺眼、亲切。表哥笑我改不掉文人的矫情，这我可不认，反驳道：“把你扔他乡二三十年试试，你就懂了。”说着指指车窗外，异常兴奋：“我现在看谁都龙马精神，恨不得下车祝人家好趁东风，昂首阔步，更上层楼……”表哥哈哈大笑：“这孩子又疯了！”表嫂憋住乐说：“好好开车。”我说：“说真的，你们这日子选得好啊，龙抬头，从蜗居到上楼，可不是鱼跃成龙、扬眉吐气么！”表哥十分得意，我都能想得出他那两条毛毛虫似的眉毛怎样地扭了一下：“正月里不行搬家，出正月，二月二可是头一个好日子呢，你才刚说的什么？好趁东风……”表嫂乐：“悠着点，乐颠馅儿了，都。”“哎，你说馅儿”，表哥语气转向我：“今儿晌午的馅饼叫你嫂子好好给你烙烙，咱自家养的笨猪肉的，保你香得不知道姥家姓啥！”（按乡俗搬家第一顿饭须烙饼，意为“翻身”。表嫂烙馅饼的手艺堪称一绝，我最爱吃了。）“哈哈！你姓啥我姥家就姓啥呗！”，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快说来听听，本宫省亲，你们还备下啥了？”表嫂憨憨地笑：“还能有啥，现在谁家也不缺破儿，谁肚子都不缺油水，就备点儿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绿色食品呗。除了笨猪肉，还有当年的笨公鸡，新开张的笨鸡蛋，笨腌的咸鸭蛋，咱村水稻合作社的‘金稻大米’，咱自家产的名牌，管够儿，论顿不论碗，吃几碗都按一顿算……”

　　轿车满载着笑声前行，楼群与楼群之间的蓝天令人心悦神怡。回想少时进城，仰视蓝天下的高楼，那菜畦似的窗口里，都住着啥样人呢？如今……

　　（二）

　　新楼位于市第一小学学区内。看来，表哥表嫂对“农三代”的培养是决心从娃娃抓起了。表哥说，几年前全镇的村小学都合并到镇中心校去了，老家村小的院舍招商引资租给了一家石棉瓦厂，这厂子红火时村里许多人在那儿挣下种子化肥钱。后来因为市场竞争逐年激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厂子被收购了。现在有些人家的偏厦、煤棚等顶盖的石棉瓦还是那时顶账来的呢。村里进城开饭店的玉德买下这大院后，借着毗邻后山的地利笨养家禽，帮饭店招揽不少生意。表哥表情复杂地笑笑：“当年我坐了五年板凳的教室，现在变成鸡鸭鹅的豪宅了。其实镇中心校的学生也一年比一年少，一是独生子女，孩子少了；二是机械化，地里用不着那些劳力，城里赚钱道儿多，教学质量好，能躲开身的年轻人都进城了，能带走的孩子都转学了。前些年人们还翻盖新房呢，现在你看谁还盖？小年青的结婚都上城里买楼，学手艺，打工，做买卖，生了孩子就在城里上学。”正是呢，表哥的儿子儿媳就在本市打工，兼网售家乡的农副产品。小孙子在市一小所属幼儿园，将来直接入读该小学。我说：“你这是老了老了赶一个大时髦呀！”表哥笑：“现在不都这样么。”

　　新居中档装修，这对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来说够劲儿了。我摸摸光洁的书桌和书架，羡慕地说：“现在的孩子，条件多好！”表哥说：“我这辈子没文化，儿子也没念大书，不能叫孙子还吃这亏啊！你看现在，种地都不摸锄头了，咱小时候又刨镐又踩格子的，现在全都机械化；咱小时候冬天你能想着吃根黄瓜？现在你就说你想吃啥吧；咱小时候卖个鸡蛋得挎筐上集，现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网’能买东卖西；咱小时候动钱就得点现金，现在我进出多少头牛都是银行卡转账，方便安全没假钞。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将来肯定更先进。咱孙子就算还当农民，也得当有文化的农民不是？！”我打趣道：“与时俱进，不简单啊！”他一挑眉毛：“中国梦么，谁不做？文化梦可得趁早，你以为还是背粗布书包上学那会儿哪？”“哈哈！”兄妹俩大笑，无限感慨。“咱那时候到现在……”，表哥略一沉吟，我们几乎同时“哎呀”了一声：“四十年了！”

　　（三）

　　我背上妈缝制的花布书包上学的那年是1978年。对一个小丫头来说，那年最大变化是只有礼拜天和放假才能跟小五子一起玩儿了，因为那时两家已不同村，因为爹工作调动，我家先是搬到外村，后来又搬到乡里（1990年撤乡建镇）。直到懂得追问“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源头的时候，才发现源头恰是我挥别童年的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寒梅吐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大地日益春深。在此之前，大家的日子几乎一个版本：口粮不够吃，一口细粮留给老人、孩子和客人，推来让去；冬天穿不上棉裤，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不漏雨就是好房子，没房子跟人家住东西屋、南北炕；全大队挨家翻也没有一台自行车，赶集、进城主要靠两条腿……比我年长些的人提起当年就一个字：“苦”。而我那时“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未及对我形成阴影就成了历史。我在童年的记忆里翻找，重温一个伟大的时代起飞前的样子。

　　那时人们管“村”叫“大队”，这种叫法脱胎于“生产队”，还叫“堡子”；管“村民”叫“社员”。常有这样的话：你哪堡子的？我是某某大队第N生产队的社员。生产队黄了以后才改口。我家跟表哥家相距不到二百米，表哥是大舅的老儿子，行五，大我九个月，但我从小就跟着大人喊他“小五子”，他也不叫我老妹儿，就喊“四丫儿”。姥姥姥爷在长期的贫病和“运动”的惊吓中早逝了，大舅比妈大十五岁，舅妈比大舅又大三岁，这种年龄差更像两代人。小时候我特别渴望有姥姥姥爷偏疼，便暗自把大舅家默认为姥姥家，成天长在那儿。后来家虽然搬了，但户口还留在老家，跟大舅家同在第三生产队，分田到户以后同在三组，地挨着，开春搭伙种，上秋合伙收，自然多了许多回去的机会。

　　大舅家的房子可说是近五十年里的第一代民居。多年以后我才注意到院外的路面居然高出房基那么多，尤其由土路变成砂石路，又由砂石路变成水泥路以后，老屋好像衰老得身高逐年变矮的老人一样，让人忍不住想上前搀扶。但当年跟小五子爬上南窗台高举烧火棍往下敲冰溜子吃的时候，却觉得房檐子是那么的高。多年以后，我去看望卧病的大舅，也觉得地面竟如此窄巴。想起当年舅妈操起笤帚疙瘩挥向小五子，他一偏腿就从南炕跳北炕去了，纳闷我那时为啥要张大嘴巴尖叫一声呢？南炕与北炕之间，至于拿后山的沟渠来做比么？而那时的房子大致如此，没有后来的大瓦房，没有塑钢窗，没有砖院套，没有铁大门，院里没有砖石甬路，院外没有“村村通”的水泥路，厨房里没有电饭锅和自来水，正屋的电灯泡因为单号、双号交替给电、停电，隔天才亮一次。堡子里基本都是稻草房、土坯炕、木头炕沿、红幔杆，窗户上下开合，夏天上扇用挂钩贴棚面吊着，下扇摘掉，南北一通过堂风，贼拉凉快。围墙是土垛的，大门是木棍和木板钉的，开门关门时一不经意，木头细小的毛茬儿就刺进手指肚。开春种园子前得先撅树棍儿插墙头，没围墙的地方拿秫秸和草绳夹幛子。黄瓜长纽儿了，柿子起红线了，小白菜出齐了，鸡崽子的羽毛也长齐了，总有那么一只鸡中的战斗鸡有本事飞进园子，黄瓜专叨尖儿，柿子专叨红的，小白菜一眼没看着，半条垄叨秃了。没招儿，就得给它们“打膀子”（剪掉鸡双翅的长羽），狠狠地打，剪到露肉，过十天半月再打。大门外一左一右是柴禾垛，苞米秸和稻草不够烧，家家还捡树枝、搂树叶、打蒿子。院里院外的路都是土的，一下雨出不了屋，一出屋糊一脚大黄泥，走着走着说不到念不到就陷掉一只鞋。靴子，通常一家就那么一双，自然是大靴子，大到啥份儿上呢？家庭成员任是谁的脚都装得下，也就是说那是家里的公用靴子，轻易舍不得穿，熊孩子要是给趿拉出去踩泥跺水，少不得吃大人几笤帚疙瘩，当然也可能是挨鸡毛掸子。我可没小五子那么傻，我的淘气通常都在大人能忍受的范围内，最邪乎也就是跟他们钻队部场院的草垛藏猫猫，疯到看不见道儿了才顶着一脑瓜子烂稻草回家。这时挨呵斥的每每都是小五子，舅妈倒抓着笤帚虚张声势：“黑天瞎火地叫你领着孩子遥哪儿疯！吓着她咋整？下回还敢不啦？说！还敢不敢？”小五子眼睛溜溜儿地瞄着那笤帚疙瘩，它要起，他就跑。见它没动，他撅了下眉毛，齿缝里挤出俩字儿：“不了。”而这时，大舅已经挪开厚重的木头锅盖，端出粗瓷蓝边二大碗，里头苞米面菜团子还冒着热气。大舅一边吧嗒烟嘴儿，一边看我大口大口地咬菜团子，问：“长大给大舅打酒不？”我一直脖，咽下一口，说：“打。”冬天，没有暖气，更没听说过什么地热、太阳能取暖。炕上搁着火盆，火盆里埋着土豆或地瓜，但埋不住它们的香味儿。大舅用破麻袋又裹来一袋子树叶攮进门灶子。晚上，舅妈把我按进被窝，把我那双湿“蹄子”掏出“鞋垫儿”来放火墙上炕着。我喊：“我不挨酱块子脚的！”小五子那双脚丫子一松出来就跟酱块子发酵了一个味儿。舅妈连说“好好好”，扔了那又湿又黏的拿木梳齿儿挠散软苞米皮儿做的鞋垫儿，把我那双棉靰鞡跟她的黑绒面家做鞋垫在同一张旧报纸上，把我跟小五子湿了裤脚和膝盖的棉裤及外裤也熥在火墙上。小五子当然不满我的嫌弃，频频挑衅。天要不黑，我还能炸；不进被窝，我也还能炸。可这会儿，我的眼皮打架了，使火柴杆儿也支不起来了，我看不了舅妈给我梳挠新“鞋垫儿”了，也听不了她瘪嘴的唠叨了，她的假牙泡在半茶缸子咸盐水里，得泡一宿。我也没精神头搭理小五子了，骑扫把顺烟囱出来进去的女巫该来了，我心想：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她……

　　这样的快乐一直持续到1978年。上学后，只有假日才能回大舅家了。而自从我在当老师的大表姐的衣箱里发现《新少年》、《我的大学》等等宝贝，小五子式的野地疯就败给了那个箱子。那时候上学，开学发一本《数学》一本《语文》就完了，没有教辅，没有林林总总的课外读物，大姐轮给二姐、二姐轮给三姐的一本《新华字典》成为我最大的期盼。可以想见，当时我挖掘到这样一笔宝藏是何等兴奋，其程度远远超过后来拥有学英语的录音机和复读机。更何况，《新少年》等期刊是定期更新的。因此无论幼稚的《安徒生童话》之类，还是深奥的《三国演义》之类，我都爱不释手，大快朵颐抑或囫囵吞枣。那时电还很稀罕，灯油和洋蜡也还珍贵，我常常是趴在南窗台上贪婪地借用一天里最后一丝余晖。有一次小五子又恶作剧地抢我手里的书，我一把按住，指指烟囱，气急败坏：“别闹！这回女巫真钻进来了！”我都没兴趣看他挤眉毛，继续埋在书里。他阴阳怪气地说：“这孩子魔怔了。”

　　（四）

　　政策很快从中央杵到了地方。现在回想，我那时发现这件事是八十年代初的那个冬天。一个背诵“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的小学生还不明白“生产队黄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什么意思，“改革开放”则是上到高年级以后才作为时髦词儿泛泛地用到作文里的。只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一声牛的长哞把我从“大观园”唤回到舅妈家的南炕上。大家纷纷下炕去看家里的新成员，邻居们也凑过来相看。大舅在柴垛旁柳树下扫出一块空地，投给它母子两捆叶多杆少的苞米秸。不消吩咐，二表哥已经拎来大半筲水。老牛却不吃也不喝，瞪着一对大眼警示这满眼单调的白和围成大半圈儿的人们。小牛一会儿在妈妈的肚皮下拱来拱去，一会儿好奇地去拱水筲。小五子伸手要摸牛犄角，脑壳儿突然就挨刨了一下，是舅妈的大烟袋，那力度定是重一分就疼了轻一分又没感觉，因为他反倒咧嘴乐了。舅妈收回她从姥姥那里继承来的二尺长的神器，笑骂道：“没轻重的小崽子！它刚来，欺生呢！”随后的那阵子，舅妈家的门口和许多人家的门口开始拴牛、马和骡子，大马车不再赶往队部而是卸到个人家的院子里，家家的院里多了牲口棚。早晨，小五子懒不得被窝了，总是被叽叽歪歪地抠起来，跟着上牲口棚铡草。队部里藏猫猫的草垛没了，土墙拆巴了，场院跟大地连成了一片。

　　开春，每个劳动力都得到充分利用，小孩子也不例外。我跟小五子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大人起垄、扶犁、刨镐、滤肥、压地，我俩点种、踩格子、踢土。铁犁破开固有的垄台，泥土腾起与新鲜的水腥气、腐熟的粪土掺和在一起的味道，相邻的半垄合成一条新垄，一条条或者笔直或者划着整齐弧度的新垄向着田野的深处伸展，人的喜悦也随之拉长。后来，拖拉机统一翻地了，走一趟同时翻好几条垄，再后来牛马下地就是载运种子、粪肥和牵引播种斗，而今牛马也早已退居二线了，但我还是对那开天辟地的第一犁印象深刻。歇晌的时候，大舅先给牛饮水，牛一低头，大半筲水就被吸进了肚子，然后它卧在地头，安详地享用拌了苞米面的营养餐。大舅摸着它的脖子，稀罕地说：“这牲口，够意思。”哑巴牲口都懂得卖力气，人就更不用说了。大舅告诉一埯子点三粒苞米种，种子从我的指缝漏下，漏两颗我就补一颗，漏四颗我就捡回来一颗。小五子大笑：“太较真儿了！”我白他一眼：“这可是种咱自己家的地呢！” 

　　放开手脚的农业生产力很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福利，并偕同其它行业改革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人们首先是吃饱穿暖了，然后腰包变鼓了。鼓起腰包的农民开始扒倒稻草房，戳起大瓦房。九十年代我回老家的时候，村里基本都是第二代民房了，至少三间大瓦房带下屋、砖院套、塑钢窗、铁大门，院心铺红砖或者轧水泥，村里的路也都铺上了砂石。后来，“村村通”公路铺到了家门口，主路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而室内，其更新换代的速度常常令人慨叹“撵不上时兴”，纸棚、土墙、土坯炕、炕席、土地面、土锅灶、地炉子等等统统沦为历史，红砖、水泥、石膏、涂料、理石、瓷砖、壁纸、复合材料装饰板、地板革、铸铁及新材质暖气片等等后浪推前浪，家变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漂亮，人心里那个浪啊！主妇获得的解放甚至可以用“革命”这个词来形容，电饭锅、电炒锅、煤气罐、抽油烟机走进厨房，不用老抱柴禾了，不受油烟子的气了，也节省了许多围着锅台转的时间。肉、菜可以放冰箱里冷藏、冷冻，解决了储备、剩余与浪费的矛盾。洋井安装了水泵，无论冬夏，一推闸，水缸就满了。村里统一安装自来水以后就更方便了，许多人家淘汰了占挺大一块地方的老水缸。洗衣机取代了搓衣板，洗洗涮涮不再手泡得发皱腰累得直不起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个标榜着国外技术或出身的“洋”字被人们从话语中剔除，彻底与“洋井”、“洋油”、“洋蜡”、“洋火”、“洋钉”这类称谓白白。从自行车到摩托车、轿车，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半径。电话、电脑、智能手机，令人仿佛生了天眼，任投向村外的目光无限深远。先富起来的农民正在向第三代民房冲刺，它更多地体现在内部功能上：网络化，地热，上下水，室内如厕，太阳能家庭洗浴等等。

　　物质生活获得满足以后，人们自然要追求精神生活。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进村的那天，主人家成了全村的放映室。数年后，除夕夜几乎家家都在自家收看春节联欢晚会了。大喇叭、小广播、收音机、露天电影退出了历史舞台。还记得当年我躲在舅妈家的下屋里偷唱“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被大表姐撞见时的慌乱，我害怕她拿出老师的姿态来批评我唱这种软绵绵的歌，毕竟它跟惯常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基调不一样，然而它的甜美又是青春所无力拒绝的。大表姐却惊讶地笑了：“小丫头，唱得不赖啊！”多年以后，偶然在网上看到，这首李谷一在首届春晚上演唱的《乡恋》在纪念改革开放活动中以一枚“信号弹”的身份荣获流行歌曲金曲勋章，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值而立之年。

　　（五）

　　按部就班得太久，变化，一时让人应接不暇。买吃买穿凭“粮票”“肉票”“布票”好像成了上辈子的事，供销社对年轻人来说成了陌生词。吃饱早已不是问题，追求营养成为时尚；穿暖早已不是问题，追求美丽成为时尚；生存早已不是问题，追求健康成为时尚。一句话，日子从贫困过度到温饱后，正全力向小康进军。生活，总是在变化中，而且速度相当快。一种状态下还没有站稳脚跟，惯性就使人打了个趔趄；一种沉醉中还没有醒过神来，梦想就促人迈开了脚步。然而人们又多么享受这样的趔趄和奔跑，它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让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九八七年，填饱肚子的村人们决定向土地要更高的收益，纷纷搞起了蔬菜大棚。我之所以能清晰地记得，因为那一年《红楼梦》搬上了荧屏。少时我趴在大舅家南窗台上在书里逛过的“大观园”，在头脑里无数遍地描摹过的宝黛钗凤，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眼前”了。就是那年，十八岁的小五子成了自家蔬菜大棚的主力。二表哥已经分家另过，二表姐也出嫁了，春节时大家聚在一起，嫂子、姐夫们逗他：“小五子，是爷们，自个儿赚个媳妇回来。”小五子眉毛一拧：“切，那算个啥！《红楼梦》都能上电视，我就不能创个奇迹？”嘴是懒蛋手是好汉。钻进小五子的大棚，那绿油油矮墩墩的西红柿苗杆粗叶壮、顶花蓄蕾，就等着移栽了。节气已是立春，但辽北真正意义上的冬天还没有远去。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泥腿子真的成了泥腿子，一边忙乎着一边回答我的那些听来幼稚的问题。除了那活泛的眼神，我一时找不到他更多童年的影子。哦，要说沾边儿，那就是这一裤腿子的泥了。而“此泥”又焉同“彼泥”呢？

　　之后的细节我说不上来，因为那时我还在读书，而且面临中考，少有时间去大舅家了。但插秧时节，头捧儿柿子下来了，表哥托人给我家捎来一兜儿。那天，木须柿子一上桌，餐桌就亮了。从入冬到暮春，一直是白菜、土豆、萝卜、酸菜、咸菜唱大戏，后来小菠菜小白菜婆婆丁登场、韭菜开镰亮相，但都属于冷色系，突然间那鲜红的果肉和汤汁裹着嫩黄的摊鸡蛋挑战人的视觉、嗅觉和舌腺，谁还能扳住不动筷儿吧？爹说，三岁牤牛十八岁汉。妈说，这回可看我老侄儿的了。之后我注意到，常常有大卡车在通往老家的路上和我上学的102线国道上拐上拐下，下乡道的都是空车，上国道的都是满载，拐上来直接往北开去。有一次偶然见车上装的都是青柿子，很纳闷。妈说下柿子必须摘青的，运到哈尔滨、苏联时才红得正好。老家已经成了蔬菜大棚基地，到下啥菜的时节大卡车就跑来收啥菜。我想起小五子的泥腿，很高兴。

　　1992年，我回老家参加表哥的婚礼。老屋新串的红瓦，新漆的绿窗，室内雪白的棚顶和墙壁使人感觉宽绰了。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有新郎官，他怎么忽然就长成了一个汉子，体格健壮、皮肤黑红、目光明亮，满面春风。除了生产、生活必需品，表嫂没要什么彩礼，表哥最欣赏她的那句“有人有心有手有脚，还愁以后没别的吗？”那时已经流行用面包车迎亲了，但表哥要给他的“村花”新娘一个不一样的仪式 。一大早，十挂马车排成长长的一队，每挂车的沙厢板都隆重地打扮了一番：前面贴着大红双囍字；后面贴的花样剪纸，“龙凤呈祥”、“双蝶牡丹”、“鸳鸯戏水”、“鱼嬉双荷”等等剪成团扇形状，花纹围着圆心一个“囍”字，或者“囍”字手拉手围着花纹站成圈儿；两侧的上方分别贴着“老胡家蔬菜大棚”和“小五子结婚啦”，都是红纸剪的圆儿，毛笔书写，一字一圆，连贴成句，下方贴一溜儿彩色的蔬菜剪纸，韭菜、黄瓜、茄子、辣椒、白菜、西红柿……仿佛顶着露珠从池子里就蹦上了车；四圈儿拴着气球，圆的、椭圆的、单个的，双葫芦的，糖葫芦似的成串的，五颜六色。十匹辕马的额头都系着绸子挽的大红花，马头上戴着串铃儿。表哥坐在头车驾辕的位置上，红缨鞭在手中一甩，鞭稍儿优美而利落地在半空抖了道弧线，“啪”地炸出一声脆响，紧跟着一声众鞭齐响，马踏铜铃，车队欢快地前行。从本村绕到镇里，在市场和店铺集中的主街检阅之后，再奔去表嫂娘家的村里。往返中，人们突然见到这种过时而气派的阵仗，好不好奇，有人张望，有人围住看热闹，议论纷纷。十挂马车迎娶新娘一时成为新鲜事，老胡家蔬菜大棚也因此闻名乡里。每当提起这一段，表嫂都笑骂表哥“空手套白狼，鬼道道一箩筐”，表哥两道浓眉快活地逗到一起，嘿嘿一笑：“我那叫‘五花马娶新娘，好日子年年长’。”

　　（六）

　　多少年来，我们的生活一直从容地延续着传统农耕时代的样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能它前进的线条依然是平直而缓慢的。但历史给予我们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不再醉心于浸润着稻米和炊烟气息的香，也不再满足于咿呀着石磙和辘轳声韵的慢，蓄力几千年，巨龙终于纵离地平线，起飞了。

　　四十年好长，一个新生儿已由呱呱落地长到不惑。四十年又好短，世界才刚刚张开怀抱，梦想才刚刚铺陈底色。大时代底下的四十年啊，多少小人生变得不一样。

　　坐私家车回老家，这是小时候做梦都没有的事。表哥也说，泥腿子开汽车，搁从前真的想都不敢想。借蔬菜大棚翻身后，表哥包地、养猪、养牛、入合作社，紧跟鼓点。他说：“时代不同了，当农民也得有头脑，‘单腿儿跳’不行，得多种经营，互相借力；单凭一把子蛮力不行，得学科学、用科学；单打独斗不行，得大家伙儿拧成一股绳儿，一根筷子一撅就折，一把筷子咋撅不折……”表哥口中的老家是我所不熟悉的，村里成立了水稻合作社，集体控股，个人自愿参股，合作经营，共同致富。就是说，由集体牵头整合个人的土地和资金，统一规划。集体投大股，个人投小股，按股分红。集体所得用于本村建设，造福村民，个人所得归属私有。村委会可以申请政府专项扶持资金，村民可以申请无息、低息助农贷款，群羊跟着头羊走，众人拾柴火焰高，敢想敢干个人干不成的事。有财力做保障，还要有信息和科技保驾护航，聘请顾问进行市场评估，避免“撞大运”或盲目跟风；聘请农业科学技术员全程指导，普及作物治病防害、保收增产的常识和新技能。具体操作上，实行“五统一”：统一购种、统一进肥、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这样，规模变大，成本降低，技能提升，产量增加，质量优良，销售方便，占领市场和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均增强。我问：“这跟当年的生产队有什么不一样吗？”表哥双眉一凑：“当然不一样啦，虽然都是集体牵头，但生产队是‘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合作社是股份制、责任制，责任落实到人，滥竽充数过不了关。大河有水小河满，入了股，谁不想多分红呢？付出和收获可都是真金白银呢！”表哥好像看到了我脑子里的问号，接着说：“当然，这种种植合作社目前还没普及，咱村儿是打了先锋仗，有的村在观望，还有的只停留在做表面文章。就是咱村儿，养殖合作社也还在规范中。但这没关系，这是大方向，真正实现‘大农业’只是时间问题。”我真的对这个小五子刮目相看了！我搜罗了一大堆夸他的词儿，坐副驾驶的表嫂乐了：“别听他忽悠了，他这都是搁振宇那儿搬来的！”振宇是堂舅的大孙子，老家现任村支书，我想起来了，网聊时表哥曾提过，说他懂政策，爱学习，年轻有为。要不是表哥在开车，表嫂肯定能带笑虚怼他一杵子：“你这不光对我，连你妹子也忽悠啊！”表哥乐：“我这咋叫忽悠？不信咱问振宇去，看我说差样儿没？再说了，老说我忽悠你，我‘忽悠’你那些事儿，哪个没成？……”

　　车子由102线拐下乡道，我的心跳开始提速，越趋近老家，心跳越快。因为打拼工作、经营家庭，又是多年未归了，而老家哪怕一块土坷垃翻了个个儿，一段小河沟起了个浪都是我想见到的。回乡的公路建在当年爹和妈用肩膀挑土篮子修筑的大坝上，两侧就是村里的稻田。水泥抹就的水渠将统一规划的田畦切割得井然有序。居高临下，一方方格子似的田野裸着黑的田埂和黄的稻茬。大地好像是安静的，但春风浩荡，回旋的草叶和喜鹊表白了它的悸动。这里就是“金稻大米”的温床啊！我眼巴巴地看着，一句话没经过大脑就蹦了出来：“我脚痒痒了，想下田；手也痒痒了，想插秧！”表哥表嫂大笑：“那你得先跟插秧机请示一下……”

　　村口的水泥桥又变宽了，小时候架在小河两岸的小木桥在我头脑中一闪而过。车一直开进表哥家的院子，我迫不及待地下车，又见老屋！其实，说“老屋”已不十分准确，因为它又旧貌换新颜了。但它的位置没变，房前的“洋井”还在（夏天浇园子用），葡萄架还在，门口拴牛的老柳有一搂粗了，房后那墩子细粉莲的花根表嫂说还埋在地窖里，只等着过了清明，天儿彻底还阳了就移栽。那年在花前合影，舅妈说：“花开富贵，这花有仙气，罩着咱们家呢。”我和表哥表嫂都笑，老人爱咋理解就随她吧。

　　一杯茶没喝完，我就跑到村里转悠。街都还是老街，但家家户户朝面的围墙变成了统一的花墙，彩涂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标语和绘画。过年时各家装饰在大门口的松枝和红灯笼还鲜艳着，有几家院里或门口停着农机或轿车。鸡鸭鹅在玉德家饲养场溜达的溜达，唱歌的唱歌。村部有间房挂着“阅览室”的牌子，桌上还摊开着一本书和两张报纸，几杯残茶还没有倒掉。街上遇到老人，惊疑地问我可是小四丫？而路过的孩子，我已经猜不出他们是谁家的，他们当然也并不关心我是谁。后街东数第三家，是五爷家吧，门窗封着，院里的田垄却收拾得齐齐整整，看来是早不住人了，但园子还在种。老房子塌了半边，跟这个在新时代中行进的村庄的整体气息很不搭，但它是那么亲切。我望着房顶已然废弃的电视天线，想起那些年追《上海滩》、《射雕英雄传》时大风天气里屏幕上“雪花儿”频闪，小五子气恼地在外面转天线杆，我在屋里声控：“转！再转！再转回来点儿！好啦！……”此情此景好像就在昨天，中间却隔着几十年。我凝视着老屋，忽然间竟希望这枚夹在时光里的标本能够不再风化、不被拆除而一直都在，因为它让人直视我们打哪儿走来。

　　黄昏时分，路灯亮了。一阵欢快的锣鼓将人们聚到村部的“乡村职工大舞台”前。这个当年看露天电影的地方，而今是村人们健身娱乐的场所。入冬以后，活动暂停了。但今天是二月二，人们要热热闹闹地扭一场大秧歌。表嫂在队伍里不时用挥舞的彩扇招呼我跟表哥加入，我俩微笑点头，却停不下来掰指头细数当年看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上甘岭》、《朝阳沟》、《街上流行红裙子》……秧歌调一浪高过一浪，笑脸映着笑脸，每一张都动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