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榕和马天野结婚了，他们没有大操大办，只是去欧洲旅行了一圈，回来就领了证住一起了。虽然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心里还是不舒服，一想起安榕姣好的面容，就觉得让马天野这犊子占了天大的便宜，虽然他等了她二十年。后来安榕约我单独出去吃饭，我们虽然还是和以前一样亲密无间，但还是觉得有了一丝隔膜，我鼻子有点堵，伸手把安榕揽过来紧紧搂在怀里。安榕像个温顺的羔羊，用头在我怀里蹭来蹭去，一会儿她想坐起来，我就按着她的头，她就又偎在我的胸口，我按着她的头是不想让她看见我流眼泪。冰雪聪明的安榕似乎感受到了，她轻声说，良子，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娘家亲人了，你要祝福我。我抚摸着她的背，使劲点点头，然后起身去了洗手间。

　　重新坐下来，我的心情好了一些，我说安榕其实咱们班有两个班花，除了你还有一个。安榕笑眯眯地问，谁呀？我说，刘丽男你还记得不？嗯，记得。安榕想了想说，刘丽男长得确实好看，我有印象，她的脸像瓷器一样，是天生的干净明亮。她喜欢留一头利落的短发，怎么说呢，有一股军人般的阳光飒爽劲儿。不是军人，我说，她父母、哥哥姐姐都是警察，她们家一窝条子。还条子，安榕听了哈哈笑了起来，我记得她是班长，初三转走的。我说，是的，可惜了。安榕说，不是吧，你一直暗恋刘丽男？我摇摇头，是感激，她帮过我。可能她转学也和我有关系。安榕说，我想起来了，是因为咱们院儿陈宝龙那件事吧。我说是的。

　　初二那年冬天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陈宝龙领着一帮人突然就闯进了我们班教室，班主任刘老师正在上数学课，她停下来看着这些不速之客，可能想问问他们找谁？不知为何没问。陈宝龙是我家邻居，在铁西区很有名气，他那天去我们学校是去抓一个和他朋友有过节的人，我知道他们的军大衣里都裹着砍刀。当时全班同学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这时陈宝龙突然就看到了我，喊道：良子，你在这班呀！然后就嬉皮笑脸地说，良子良子不学好，整天追着姑娘跑……说完这帮人就嘻嘻哈哈走了。我明白陈宝龙的意思，他是在说我和安榕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一路结伴走。我和安榕是发小、同学，我们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儿，是家人一样的感觉，没界限到安榕换裙子时都不背着我。但是事情并没有因为陈宝龙的离开而完结，被打乱了课堂秩序的刘老师突然把手上的粉笔摔在教案上，“啪”的一声，粉笔在寂静中摔成几节。

　　什么玩意儿！刘老师愤愤地说，把地痞流氓勾到学校来，想干啥呀！这说明问题，说明你们是一丘之貉。

　　我觉得冤枉，眼巴巴地望着刘老师。

　　全班四十多人，为什么单喊你的名字？

　　

　　我本是一个羞涩内向的人，但那一天我被激怒了，我“呼”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刘老师你冤枉我了，他喊我的名字，是因为我们是住在一个院儿的邻居，我们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当然认识我了，就因为喊我的名字，我们就成了一丘之貉了吗？

　　见我敢顶嘴，还质问她，刘老师疯了一样冲过来把我扯到教室外边，嘴里喊着，滚出去！然后“砰”一声关上门，她愤怒的声音穿透门板传了出来：跟这样的流氓一起长大，你能是什么好东西！还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教育出这样的人渣，你们父母也好不到哪儿去，一帮臭工人子弟……

　　我拉开门冲进教室，指着刘老师说：你不能污辱我的父母，你是老师，是大人，外边进来流氓你为什么不敢管，你逃避责任还拿我们学生出气，作为老师你不害臊吗？

　　刘老师气得脸煞白，喊：反了反了，刘丽男，去把工宣队喊来，我还收拾不了你了今天！

　　过一会儿，刘丽男把身披黑色大棉袄的齐师傅领来了，齐师傅非常魁梧，胸口别着方形的“工宣队”胸章，一脸凛然之气。刘老师喊，这小子勾结外校流氓坏蛋，搅闹课堂还恶意攻击咒骂老师。还没等刘老师说完，齐师傅就用一只大手掐着我的后脖颈子，把我擒到了工宣队办公室。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工宣队对付调皮捣蛋的学生的方法非常之简单粗暴，就是扇嘴巴子，一直扇老实了为止。我听同学张洪福说过，齐师傅是鼓风机厂的，和他老叔张世光是师兄弟。我为了逃避挨揍就壮着胆子说，您是鼓风机厂的齐叔吧，我表叔叫张世光。齐师傅听了就撒开手说，是吗？你是世光的侄子呀，咋回事呀？

　　我听了就哭了，说：刘老师污辱我的父母，污辱我们工人阶级。齐师傅笑了，没那么严重吧，别哭慢慢说。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这时下课的铃声响了，走廊里立刻变得乱哄哄的。有人敲门，是刘丽男走了进来，齐师傅认识她，你不是他们班长吗？刘丽男点点头说，齐师傅，我来就是想做个证明，我觉得张良今天没做错什么。接着她也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说的大致和我差不多。齐师傅眼睛亮亮的，看着刘丽男说，多好的孩子呀，能坚持正义，难能可贵。我说，齐叔，我父亲连续十五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优秀共产党员，现在是军工车间书记，刘老师却这样说他，我觉得她应该给我道歉。齐师傅说，你们的话我都做了详细记录，你们先回去吧，没事了。

　　在走廊里，来回乱跑的学生把我和刘丽男挤到了一起，她靠在我怀里的那一瞬，我闻到了一股雪花膏和香皂的混合味道，那股好闻的味道留在我记忆里好多年。我说，谢谢你刘丽男。刘丽男说谢啥，我是担心你挨揍。

　　后来听说刘老师在校政治学习会儿上受到了批评，齐师傅问她：什么叫臭工人子弟？刘老师哑口无言，在会上做了深刻检讨。从那以后刘丽男就受到了刘老师的冷落，她恨刘丽男甚于恨我。第二年刘丽男转学离开了八十七中。

　　

　　安榕，最近我老是梦见官坊老院儿。我把一大杯自酿小麦啤酒喝下去后，眯着眼开始自言自语。官坊可能作为地名，现在不大有人知道了。就是曾经住在那里的老住户后代也不大知道了。一片曾经很不起眼的居民区，现在连地标都改了，谁还会记得它的过往呢？那些始建于日伪时期的青砖瓦房，那些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砖楼房，被致远街一分为二。站在东侧的楼房上，向那些密集排列的平房区望去，如同鸟瞰纷乱的烟火人间。几乎每一片的屋顶上都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几乎每一户的烟筒都冒着袅袅的炊烟。间或有一只系着三角旗子的竹竿，招引着那些低空盘旋的鸽子，起起落落……

　　官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方集建材、装饰、家具等多种行业为一体的建筑群落。其形成的规模辐射东北全境，及河北的中东部地区。这般的繁荣，周边必然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气象。我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我想找人问问，通往官坊老院的路怎么走？可是那些打电话的，那些开车的，那些拉脚的，那些卖盒饭的，那些匆匆忙忙赶路的，都没有功夫搭理我。我看着他们的脸都似曾相识，细一看又都面目不清了，我知道他们大都是在讨生活的下岗工人，可是官坊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抬头看天，觉得天是不会变的，它应该知道官坊的前世今生。我决定上去看看。我一纵身随着上升的气流浮上天空，街道变成了整整齐齐的井字格，楼房变成了规规矩矩的豆腐块，汽车变成了挤挤挨挨的甲壳虫，行人如蛛如蚁，不停地到处蠕动。我无心欣赏这些，我要寻找我的官坊，我的出生地，我童年一点一点长大的地方。我忽然就看到了那只风筝，或者说是那只风筝的飘带不经意间拂过了我的脸颊。总之，我看到它了。风筝是用旧报纸糊成的，中间的龙骨是用竹条做的，竹条来自于竹筐上的立柱，一片立柱竹板可以用刀子削成许多细竹条，许多细竹条糊上许多报纸，就可以做成许多风筝，许多风筝拖着长长的尾巴飘满了官坊的天空……

　　我看到官坊了！我看到那座三层的红砖小楼了，那小楼的一楼一号曾经是我的家，那间十七平方米的屋子是我的出生地，三年后，也成了弟弟的出生地。我凭着记忆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张官坊的平面图。那些楼房，平房，街道，商店，树，垃圾站，水泥乒乓球台……图纸画完之后，那些官坊的老邻居，纷纷从各家的房子里走了出来。他们有的去倒垃圾，有的去晾衣服，有的在唱歌，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摔象棋，有的干脆蹲在门前的台阶上卷旱烟……我鼻子一酸，问，你们都去哪儿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哪儿都没去呀，是你们家搬走了，你不记得了？

　　和我搭话的人里有周生，是我童年的发小。安榕说我知道周生，平房的，大家都叫他周扒皮。嗯，我说，我记得周生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卧轨自杀了。我问，你不是死了吗？周生龇着牙笑了，我是八六年死的，现在是七九年，你活糊涂啦？我说，我确实有点糊涂了。周生说，别瞎寻思了，咱们玩去吧。

　　

　　房山头乱七八糟地站着许多人，都是一般闲人。有兜底回城的知青，有退伍待分配的军人，有刑满释放人员，有放暑假在家的大学生。更多的，是像我这样正在上学的半大孩子，混迹于那些成分复杂的大人中间，偷听些偏僻的人生道理。

　　天色渐暗，有人开始吹口琴。吹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又吹了《拉兹之歌》，又吹了《美酒加咖啡》，又吹了《香港之夜》。

　　大家吊在音乐里悠悠荡荡，居委会主任温淑芬领着几名妇女舞舞扎扎地走过来了。温淑芬眯着她唯一的独眼说：小伙子们别玩了，跟温姨熏蚊子去吧，消灭“四害”，人人有责。大孩子们没动窝，我们这帮半大孩子却一拥而上，从她们手里接过药包、草袋子，兴冲冲地向院子中心的垃圾堆走去。想到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玩火了，我们莫名地兴奋起来。

　　周生蹿到温淑芬前面笑着喊：温姨。温淑芬摸摸他的头问，你爸又打你妈没？周生摇摇头。他再敢打你妈，你马上告诉温姨，周生点点头。

　　一行人，舞舞扎扎地来到院中心。院中心有一座用砖砌成的矮墙，矮墙半米高，围着三面，一面留着豁口。这就是七八十年代沈阳居民倒垃圾的地方。那时节还没有封闭式垃圾箱，更没有分类收集、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等名堂，听都没听到过。谁家吃鱼了，就把那些鱼头、鱼骨、鱼肠、鱼肚等派不上用场的下脚料，用盆端了出来，伴着汤水往矮墙里一扬，一股腥气“扑”地弥漫开来。一旁的人躲着走，嘴里却打着招呼：

　　他婶子，吃鱼啊？

　　啊，吃鱼，海杂鱼，一块钱一秤盘子，吃个鲜儿。

　　人走了，苍蝇来了，一落一片，“嗡嗡”叫着大快朵颐。苍蝇们的吵闹，又招来了在院子里东游西逛的鸡鸡鸭鸭。鸡最是灵巧，扇动翅膀，“咯咯”叫着，一下子就飞了过来。鸭子也着急，却只能 “呱呱”叫着，扭着身子走，左右摇摆的屁股，常让人联想到那些立场不坚定分子。

　　又有人来倒炉灰，“唰”地埋住了鸡鸭的美味。炉灰中有未燃尽的炭火，鸡鸭们不敢再去刨食，逃到一边去抗议，“咯咯咯”“呱呱呱”地抗议。抗议声未止，又有剩饭、烂菜、大便纸、月经纸、碎玻璃、破碗碴等杂物纷纷落下。这些东西，一般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会有人拉走。这期间若刮大风，一干秽物便漫天纷扬了。居民们骂着，慌忙关了窗子；捡破烂的也骂，这叫什么鬼天气！腿没闲着，赶着去追那些吹跑的破纸。小孩子们休息，不用去上学，就扒着窗子唱：

　　

　　星期天的早晨白茫茫，

　　捡破烂的老头排成行，

　　风一吹，纸一飞，

　　气得老头没命追……

　　

　　温淑芬指挥着孩子们把破草袋子扔在垃圾堆上，然后倒上白色的药粉，点燃了草袋子。刺鼻的浓烟，裹着垃圾堆的秽气冲天而起，在五六米高的空中弥漫开来。站在楼上乘凉的老贺头，掉头就往屋里跑，嘴里骂道：这他妈是熏蚊子吗？“哐”地关上了阳台门。

　　老贺头你还记得不？安榕说记得，秃头，外号叫贺大灯泡。

　　

　　老贺头光着膀子，盘腿坐在炕上，抄着一把大蒲扇气呼呼地扇。他圆圆的秃头浸出一层油腻腻的细汗，在日光灯光下闪闪发光。

　　老贺太太过来了，冲他比划着，怎么啦？老贺太太是半哑巴，就是听得见，说不出话那种，听说是小时候生病吃偏方吃的。人虽哑，却生性爱俏，细溜溜的身段裹着一件素花旗袍，抿口处系着条洁白的手帕，齐耳短发烫着波浪，一副大家闺秀的气派。其实她这身装束在当时是极不合时宜的，用温淑芬的话说，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但老贺头若是不管，别人又能把一个哑巴老太怎样呢？何况他们还有一个不简单的儿子。

　　老贺头说，温瞎子又带着人熏蚊子了，这不纯属扯犊子吗！世界这么大，你能把蚊子熏哪儿去？不都熏他妈人家屋里去了吗？每次她领人熏完蚊子我都得挨咬，这败家娘们，大热的天还得关窗闭门儿的。

　　老太太比划着，你别这么大声，当心让人听到。

　　听到能咋地？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党，我怕个毬！老子是凭八级工手艺吃饭的，老子挣得多，吃得好，谁能把老子咋着，熏他妈毬蚊子，劳民伤财还不让人说？

　　老太太见他越说越来劲，就用手指戳他的秃头。老贺头瞪着眼吼，你别他妈跟我动手动脚的！老太太跳到一边比划，那是上面布置的任务，上面布置的就有上面的道理。老贺头瞪了她一眼，你一个哑巴懂个屁！老太太一听，不愿意了，撇撇嘴，扭着屁股走了。边走边回头用小手指比划他：不是哑巴我嫁给你？大老粗。

　　老贺头还在骂，骂些什么，没人听得见了。隔着玻璃窗，只见他的嘴在张张合合，手中的蒲扇指指点点。老太太则站在五斗橱前，优雅地点燃一支香烟，然后照着镜子，摆弄起她的波浪卷发。

　　烟火照样升腾着，火光映着孩子们生动的脸。远处，谁家放着录音机，邓丽君的歌子软绵绵地四处流淌：

　　

　　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我再次浮到空中，发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院子都点着这样一堆火，每一堆火旁都围着这样一群大人和孩子。他们像似在做着某种祭祀。但是这些人的表情并不虔诚，他们被火光映红的脸都隐着一丝幸灾乐祸。温淑芬抬起头，用她的独眼漫不经心地往空中一瞥，我心中一凛，“唰”地落回原处。这时，火堆已经熄灭了。残存的灰烬，忽暗忽明，似有无数的古怪隐藏其中，眨着诡异的眼。

　　夜空分外晴朗，繁星如宝石般清晰明亮。我曾痴心地认为，天上的每颗星星都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少女，她们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因垂怜像我这样孤独的少年而化作流星来到人间。那一天，我就会得到爱情。可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渴望着，忧郁地渴望着。远处的歌声依旧缠绵，连夜也都要融化掉了。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张脸，一张白皙顽皮的笑脸。

　　

　　齐豫的家住在官坊东面。那里是一片整齐的日式平房区，里边住着许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军官。齐豫的爸爸也是军官，转业前是正团职。她和马天野家是一院两户的住法，所以相处得像一家人。马天野的爸爸不是军官，也不是干部，他们家能住那么好的房子，是借了他爷爷的光。他爷爷离休前做过区武装部部长。

　　我初次见到齐豫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哗啦哗啦”地洗头。阳光透过巴掌大的葡萄叶子，斑斑驳驳地照在穿着跨栏背心齐头短裤的齐豫身上。当她把满是泡沫的头浸到水盆里的时候，马天野急忙示意我快看：齐豫哈着腰，白花花的奶子自领口处一览无余，像两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我们屏住呼吸，无声地坏笑。

　　齐豫洗完头，把水“哗”地倒在葡萄架下。自晾衣绳上扯下一条白毛巾，地擦了起来。如此，那对白兔跳得更欢了。擦完，一抬头，见院子里多了一个人，一怔。随即看看马天野，又看看我，抿着嘴乐了。马天野说，笑啥？傻丫头，这是咱班同学张良。齐豫说，我在学校见过他。说完，仍旧笑呵呵的，把手中的毛巾抖搂的“啪啪”响。她的背心淋了水，里边的兔子呼之欲出。我不敢看她，心里却热呼呼的，觉得齐豫一点也不陌生，像认识很久的朋友。

　　因为马天野的缘故，我和齐豫混得很熟。这个生着娃娃脸的女孩儿，骨子里极其狂野。她经常会在放学的路上，突然从后面用手蒙住我的眼睛，然后搂着我的脖子亲昵地走上一段路。这样的举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路上是相当扎眼的。结果都是我羞得满脸通红，齐豫却嘻嘻哈哈像个没事人似的。她无心举动，在我身上发生了化学反应。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遗精了。梦中都是依偎在齐豫怀里的感觉，她柔软的胸部和身上淡淡的香气，令我在那个夏天的许多夜晚，诚惶诚恐地体验着死去活来的滋味。

　　马天野一直觉得齐豫的血统可疑。他分析说，这齐豫简直他妈大方过头了，她在家里换衣服从来不背人，从小到大都是。她的皮肤白得赛过头等精粉，还晒不黑。

　　我也觉得齐豫特别。她不算胖，但是屁股又圆又鼓，仿佛随时都能把裤子涨破。她五官精致，腰细腿长，剪着利落的短发。在那群瘦则像豆芽菜，胖则圆滚滚的女生当中，齐豫显得格外突出。怎么看怎么像电影中的苏联女孩。而最令人马天野和我感到可疑的是——齐豫的老家居然在与苏联隔河相望的黑河地区。这给了我们充分的想象空间：说不定是她家哪位风骚的祖上与老毛子有染，才会生下了她这个与众不同的后人。

　　我们为这个有说服力的推理兴奋了好一阵子，并决定找个时间和齐豫印证一下。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兴华公园的墙头上，边看着无聊的街景边哼哼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齐豫穿着一件的确良军裤，裤脚挽到了膝盖以上，两条白皙的小腿，在旧砖墙上悠来荡去。

　　阳光懒懒地粘在行人稀少的街上。远处似有磨刀老头的吆喝声隐隐回荡，空气中间或响起的一串有气无力的自行车铃声。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三下两下折成了飞机，向前一投，飞机稳稳地向街心飞去。齐豫问，还有纸吗？我摇摇头，齐豫撇撇嘴。一辆解放牌大汽车自远处轰然驶来，带起了满街滚滚的尘土。我们连忙起身，撅着屁股做预备跳水状，在烟尘淹没我们的刹那间，一齐跳下近两米高的围墙，向公园深处跑去。

　　齐豫，哥们儿请你吃冰棍吧。马天野嬉皮笑脸地说。

　　齐豫立即就笑了，好啊！谢谢猴哥，快去买吧。马天野转过头看我，去买吧。我说，你没病吧？你说请客，怎么让我买？马天野又转过头对齐豫说，他不给你买，这人多抠门儿。

　　齐豫说，猴哥——

　　马天野说，你别老猴哥猴哥地，我不就苗条一点嘛，但跟猴扯不上关系吧，我身上又没有毛……齐豫揪住他的头发说，再说你身上没有毛，这是什么？马天野说，这叫头发。齐豫又揪住他眉毛说，这是什么？马天野说，这叫眉毛……齐豫说，眉毛不是毛吗？马天野扒拉她的手说，别给揪掉了，本来就稀。齐豫说，别转移话题，你不是说请客吗，怎么往人张良身上扯？马天野说，我是说“哥们”请你——这“哥们”代表的是张良，我身上又没钱。齐豫说，猴哥想耍赖是不？张良咱俩把他裤子扒了吧，翻翻他身上有钱没，再看看他身上长毛没。马天野知道齐豫性子野，连忙告饶：我买还不行吗？ 

　　真甜呀！齐豫一边夸张地用舌头舔着冰棍，一边乜视着马天野，然后朝我挤挤眼。见齐豫心情不错，马天野就开始拐弯抹角地套问齐豫，你家是汉族吧？齐豫说，那当然了，我爸是汉族，我当然就是汉族了。那你妈呢？我妈也是。那你姥呢？也是。你奶呢？当然也是了。她老人家年轻时没去过苏联吧……一开始齐豫并未在意，有一搭没一句地回应着。后来终于听明白了马天野的用意，当时就翻脸了：马猴子！你奶奶才让老毛子睡过呢，你他妈才是二串子呢，没事儿糟蹋谁呀！我连忙在一边打圆场说，马天野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想说你长得像冬妮娅，你知道我们都喜欢冬妮娅。别跟我扯犊子！齐豫大声嚷道：没他妈一个好东西！骂完气呼呼地回家了。

　　这样的结局是我和马天野没想到的。我们沮丧不已地躺在草地上抽烟。马天野重重地喷出一口烟说：这个大腚儿，翻脸比脱裤子还快。“大腚儿”是马天野给齐豫起的外号，仅限于我们俩人知道，从不当着外人叫。

　　齐豫生气了，不再理我们了。她先是跑到远处的同学家去玩，后来干脆去了乡下，在她姥姥家度过了整个假期。

　　齐豫不在的日子，我和马天野无聊极了。过去假期里我们会约上一帮同学去体育场踢球，练杠子；也会去郊区的小河里游泳，抓蛤蟆。以往这些好玩的勾当，现在突然变的没意思了。谁再提起来，大家就会用一种夸张的目光鄙夷地盯着他，直到他犯了错似地告饶：当我没说还不行吗？仿佛一时之间我们都长大了。虽然我们整天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非常渴望和异性在一起。但是我和马天野从不参与那些追逐围堵女生的勾当，因为我们有齐豫。

　　齐豫从乡下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

　　近一个月的分别，我们再见面时有些生分。齐豫对我笑了一下，没理马天野。然后跨上自行车，屁股一晃一扭地骑出了胡同。马天野望着齐豫的背影干笑了一声说，这傻丫头还挺记仇。

　　一片硕大的杨树叶子，飘飘悠悠地落在了马天野肩头上，然后一滑，无声地落在了地上。呆呆地向着胡同口张望的马天野，浑然未觉。

　　

　　我从马天野画室的沙发上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马天野坐在我的身旁抽着烟斗。看我醒了，马天野说，傻逼。我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你骂谁呢？马天野说，我骂你呢，你他妈喝多了把我俩上学时那点破事都讲给安榕听了。我彻底醒了，坐起来说我记得是在讲刘丽男呢，怎么扯齐豫那去了？马天野凝视着我，幽幽地说，你问谁呀？我无声地点点头，知道有些话现在已经不能说了。马天野那时非常喜欢齐豫，曾经为齐豫的离去伤心落泪，至于他爱安榕应该是上高中以后的事，那时齐豫已经离开沈阳了。在学生时代，每个男人心中都曾住过一个风一样的女孩儿，那是刻在心灵上的红颜知己，是午夜梦回的慰藉，可能与结局无关。

　　醒啦。安榕端着茶盘从厨间走了出来，她把茶盘放在茶几上说，给你煮了普洱醒酒。

　　我看着安榕说，我都说什么了？安榕吃吃地笑，没说什么呀，谁年轻时还没有点风流韵事儿呢？

　　我说是呀，就像天野的“蓝色斑马线”，多浪漫呀。 马天野笑了，说良子你别扯上我们。我对安榕说，真的安榕，我都说什么了？我记得一开始在说刘丽男呀，后来怎么跑偏了？安榕说，你一开始是在说刘丽男，但后来就开始说官坊老院儿，说周生，说齐豫，说你们三人行的故事……还说你飞上了铁西的天空，那状态，像梦游一样，把我吓着了，所以才喊了天野过来。

　　是吗？我有点沮丧，我的身体可能出问题了，最近一喝酒老是断片儿。安榕说，你讲的齐豫我有印象，她是咱们隔壁班的，有一阵儿老和你们在一起玩儿，后来就看不见了。我说后来他们家搬走了。安榕问，搬哪儿去了？成都。我说。是在初中毕业前一年的秋天搬走的，是一个卖大白菜的季节，从那以后再也没看到她。

　　马天野可能觉得气氛有点伤感，就岔开话说，良子你刚才说的刘丽男，她失踪很多年了，可能已经死了。我说，怎么会？她岁数不大呀。马天野说，和岁数没关系。有一次我在西塔菜市场看见了我们班的一个女生，矮胖矮胖的叫徐什么来着？安榕说，别管她叫什么了，你就说事儿吧。马天野说她家也在和平电影院对面的公安楼儿住，他父亲也是公安局的，和刘丽男家是邻居。她说那年刘丽男转学是去了警校，内招的，毕业后分缉毒大队去了。后来在执行卧底任务时被熟人认了出来，暴露了身份，从此就失踪了。刘丽男卧底任务的失败，导致那个制毒团伙都跑境外去了，在他们遗弃的小工厂里发现了一个硕大的硫酸槽子，里边有一些融掉的不明组织，因此怀疑刘丽男已经遇难了。

　　我听了心里一紧，问，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呀？马天野说，记得她说是1990年。我眼前一黑，1990年夏天我见过刘丽男一次，那天我帮朋友在兴顺街家具城门口推销沙发，看见刘丽男陪着一个男的走了过来，尽管她戴着墨镜穿着打扮十分时髦，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说，你是刘丽男不？她摇摇头说，你认错人了。我笑着说，怎么会认错，我们是同学，你是我们班长呀。她又摇摇头说，你认错人了。我说，你家不是在和平电影院对面的公安楼儿住吗？你是初三转走的，听说你当了警察。

　　她好像生气了，皱着眉头说，你说啥呢？莫名其妙。说完就跟那个男的走了。那男的长得很黑，手臂上有纹身。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刘丽男那张干净明亮的脸，周遭弥漫起雪花膏和香皂的混合味道，那味道让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肆意流淌，我哽咽着说：天呢，我可能害了刘丽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