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藤的小说创作，将东北文学的传统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个人文学风格。他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关注，为东北文学注入了更多的暖意；他典雅明正的美学风格给粗线条的东北文学带来了一份细腻；其作品的时代性和当下性，也是儒家入世精神的体现。老藤的写作为东北文学带来了新的经验。

　　关键词：老藤东北文学儒家文化

　　老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一直深耕东北，近年来他连续出版了《刀兵过》《战国红》《北地》《北障》《铜行里》《北爱》《草木志》等长篇小说，广受关注。老藤通过对东北思想、文化、物产、风俗和自然的书写，对东北进行了立体展示。其小说创作继承了东北文学的传统，有萧红式的对东北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有草明、周立波、李云德式的对时代要求的回应与互动，有迟子建式的万物有灵的自然观，还有胡冬林式的对东北自然博物志的呈现。老藤在继承东北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将他对儒学的理解融入了小说的创作，通过转化传统思想而获得现代意义。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老藤非常重视对儒家文化的解读，曾出版过《儒学笔记》《儒林漫步》《孔子另说》等几部探讨儒家文化的随笔集，深入浅出地对儒家的学说进行了阐释和辩驳，汲取精粹，摒弃偏见，展现了其对儒家文化独特的理解。小说创作也是文化思考的延伸。儒家文化的融入，使老藤的小说既有深厚的思想性，也具有典雅明正的美学追求，既有对自然的钟情，又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价值和位置。同时，儒家的入世精神使其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当下性。儒家文化和东北文学传统的融合，使他获得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为东北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

　　一

　　在迟子建看来，人诗意地栖居于自然之中，自然是人类的诗性家园。在她的笔下，万物有灵，牛马猪狗、花鸟鱼虫仿佛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些生灵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奇妙而博大、神奇而绝美的自然。老藤有着和迟子建相似的自然观，他在小说中书写了很多动物的传奇，比如《北障》中的瘸腿狐狸和猞猁、《黑画眉》中的驴、《北地》中的狍子、《青山在》中的白虎和貔子、《熬鹰》中的青鹰和风鸢、《扎汉宫》中的白狐狸、《远东第一犬》中的高加索犬、《野长城羊事》中的山羊，等等，都充满了灵性和神秘性。这些动物是大自然的表征，通过书写这些动物，伴以对东北广袤大地风景的描绘，老藤以文学的方式构建起神奇莫测的大东北自然。在《草木志》中，老藤将人和草木互喻，将东北草木的特征和东北乡土人物的性格相对照类比，呈现了东北大地上人与自然的浑融。小说中，东北大地上的草木不是风景和闲笔，而成了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物也成了东北大地的风景，通过这样的书写，大地和人物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和自然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这样的书写一方面突出了小说的地域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为小说人物的塑造带来了新意。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生物学背景的青年，他对东北的植物非常熟悉和敏感，东北寻常的草木在他的眼中都会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老藤借他的眼睛观察小村墟里丰茂的植物，将东北乡土世界草木的性状和特征娓娓道来，呈现了东北大地孕育的植物王国。小说中以草木喻人的笔法，使人想到《红楼梦》中的绛珠仙草，或是屈原笔下的兰芷芙蓉，其用名葩异卉喻才子美人，而老藤用普通草木喻寻常人物，人物的性格因借喻草木而得到了形象地呈现。如果说之前《北障》里的山林莽原，是对东北山川的写意，那么《草木志》就是对东北大地精雕细刻的工笔。老藤在小说中介绍东北的植物如数家珍，充满了知识性，俨然是一个植物学家的授课，这样的笔法让我们想起了常年游走于长白山密林深处的作家胡冬林。他与鸟兽为伍，与星斗为伴，幕天席地，风餐露宿，密切地观察长白山林区丰富的动植物，像生物学家一样追踪动物群落，分析植物科属，与猎户交流，向当地人请教，探寻和发现自然的玄机与奥秘。他作品中的生物知识是鲜活的，他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创作，用双手抚摸树林，用脚步丈量山脉，他的文字不是在书斋中的随想，而是生命在山林间的痕迹。老藤的写作同样需要对自然长期的观察和大量的知识储备，老藤对东北草木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讲解，使作品具有鲜明的知识性，呈现出一种类似博物志的形态，这表现出老藤的专注、定力和对东北大地的关切。更重要的是，在老藤的笔下，植物与人一一对应，他在书写这些东北草木属性与特质的同时，也写出了墟里百姓的各式性格，写草木，也在写人物，所以，这部小说是东北大地的草木志，也是东北乡土世界的人物志。这部小说关涉国家建设美丽乡村的重大主题，也写到很多生态保护的内容。21世纪以来这两方面内容备受重视，但成功塑造起人物的作品并不多见，《草木志》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经验。

　　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新近走马上任的村主任，人们叫他哨花吹。他是来自乡土民间的鲜活人物，原来是个喇叭匠，人品可靠性格好，再加上吹得一手好喇叭，十里八村的红白喜事儿都少不了他。他收入颇丰且受人尊重，生活自在逍遥。当家乡墟里内外交困，面临被其他村合并的状况时，他临危受命，为了乡亲共同的利益放弃个人逍遥的生活，肩扛使命，走马上任。老藤把他比作光叶山楂，其果实酸甜适度，老少咸宜，村里的人们看到这种果树都会抓一把果子来吃，所以人们也称其为“一把抓”。把他比作“一把抓”，是因为他在工作中和风细雨、幽默风趣，让人如饮甘露、如沐春风，他是村中的润滑剂，能抹平村民间的各种纠葛，游刃有余地解决各种村民间的争端。他能顺利解决乡村的公共事务，处理乡民间的争端，靠的不是家族势力和行政权力，而是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带来的乡亲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在既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村中的领导者往往是权威式的人物，不容置疑，不怒自威。但哨花吹不一样，他是新式的乡村基层领导者的形象，他亲和而友善，始终与村民站在一起，即使面对一些强硬的行政命令，也始终从村民的立场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一改之前乡土叙事中基层领导者头人和族长的形象，而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服务者和带头人，可以说哨花吹的形象为新的乡土基层领导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范例。

　　当然，老藤不仅能描绘出让人神往和膜拜的自然，或者勾勒一个与人浑然交融的自然，他还考虑如何在现实中保护和还原这样的自然，这种现实的考量让老藤笔下关于生态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老藤始终保留着一份冷静和审慎，他瞩目于现代性发展带来的成就，也关心发展背后的代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6页。孔子认为人应该有敬畏之心，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畏天命”，老藤将“天命”解读为大自然的规律，他认为人敬畏自然，免遭大自然的惩罚，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教训”。人对自然的占有与索取，也应当遵循这种原则，那就是“对自然有限索取的消费观”。儒家规定了很多应当遵循的礼制规定，在老藤看来就是让人根据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载力消费自然资源，克制自身的欲望，拒绝主张征服自然、驯化自然的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老藤通过书写盗猎者的失败（《扎汉宫》《青山在》）以及虐待动物者被惩罚的故事（《黑画眉》《野长城羊事》《远东第一犬》）表达了对破坏自然行径的谴责和痛斥。但在关注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他没有二元对立地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呼唤保护自然的同时也强调在处置生态问题时对人的尊重，主张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不能忽略具体的人的利益。在他的笔下，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应是和谐共生的，对任何一端的忽视都不能接受。他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本质上就是“爱人”，要以人为本。“人是万物之灵，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可见，老藤有着人本主义的生态观，在倡导保护自然秩序的同时，没有忽视对人的境遇和尊严的考量。他宣扬对自然的保护和修复，但在具体的层面，他也警惕在“环保主义”的大旗下，对人权利的褫夺和伤害。小说《北障》通过讲述人与动物的斗争，以及警察和猎手的博弈，写出了野生动物的机巧与精明、狡猾与智慧，表现了大自然的浩瀚与神秘、丰富与博大，同时也关注了在保护自然生态过程中付出代价的那些人的命运，对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式的“极端环保主义”提出了质疑。

　　小说中，胡所长表面上为了保护北障森林的生态环境，也为了表现自己的治理能力，以强硬的行政命令禁止猎人们捕猎，意图在他的任上终结北障森林猎人们几百年来的狩猎传统。猎人们表面配合，背地里却各有打算。其中猎人金虎为了朋友的情义，也为了给爱犬报仇，上山狩猎猞猁。金虎的行动自然瞒不过精明老道的胡所长，胡所长希望抓到金虎捕猎的现行。在这里，猞猁是金虎的猎物，而金虎又是胡所长的“猎物”，作品就在这双重的狩猎中展开。在金虎狩猎的部分，老藤表现了猞猁的凶猛与狡黠，也表现了猎人的执着和老练，让读者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缠斗。不想，猞猁只在小说的前段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之后就游弋于林海，潜隐于深山，后来一直与金虎过招儿的，且将金虎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原来是一只断腿的狐狸。小说中的另一重“狩猎”，是胡所长与金虎的对决。对于狩猎，胡所长相信严刑峻法，要求令行禁止，而金虎信奉猎人们自古以来的传统与规矩——适可而止，他相信猎人也是林区生态的一个部分，只要猎人按规矩狩猎合适的对象，就不会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胡所长的禁令，代表着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的强力介入和干预，而金虎的狩猎代表了北障森林猎人们对传统和荣誉的致敬。经过数次你来我往的较量，胡所长如愿以偿地抓了金虎违规捕猎的现行。然而，为了抓住金虎，猎人唐胖子成为出卖同伴的告密者，这一举动摧毁了猎人们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信任和友谊，还有以信义为标识的猎人的价值体系。胡所长将人排斥于生态的范畴之外，忽视了生态中人的位置和意义，破坏了林区猎人的人文生态，对猎人们的生存状况造成了伤害。

　　在这部小说中，“自然”有两重含义，第一重的自然，是金虎面对的，以猞猁为象征的原始自然。第二重自然，是胡所长面对的，猎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北障森林的自然状态。金虎猎杀作为保护动物的猞猁，固然是对自然的破坏，而胡所长不顾及当地的特殊情况、文化传统、人文秩序和猎人们的尊严与荣誉，坚决而生硬地禁猎，是对当地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状态的破坏。胡所长让当地的猎人们不情愿地承担了生态保护的所有代价，对于林区的猎人们来说，这是不合理的。这在老藤看来，也是需要警惕的事情，所以在小说的结尾，胡所长虽然捉住了盗猎的金虎，自己却跌落山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老藤通过这样双线结构的设置，一方面表现了大自然的博大与珍贵，强调了保护自然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对生态保护这个看似无可置疑的概念进行了质询。他通过小说表达出，生态保护不是工具理性支配下对数据和指标的简单恢复，而是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同时也尊重人的利益和权利、信仰和传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

　　老藤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将文学作为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希望通过写作为传统文化摄魄赋形，竖起民族精神之塔。老藤认为儒学经典包罗万象、洋洋大观，但概括其要义，主要是“仁、义、礼、智、信”。在他看来，塑造高尚超拔的道德人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儒家“五常”不仅是对儒者人格的要求，也是人们行事应该遵守的规范。儒家文化历来重视人的德性品行，注重对道德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推崇那些具有崇高品格的人物，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他们把道德理想的坚守看得比生命还重，这种崇仁尚义的追求构成了古典中国“礼仪之邦”的思想基础。老藤的小说创作并不满足于批判和反思，他致力于健康文化生态的建构，将对儒学的认知贯彻到小说的创作中，以文学的方式，将儒家对理想道德人格的描述与期待具象化，塑造了众多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物形象，发挥了文学作品价值引领和精神感召的功能。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刀兵过》中的王克笙和王明鹤父子形象。老藤的《刀兵过》通过书写医馆酪奴堂自清末至改革开放初期百年来的遭遇，呈现了东北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以及进入现代的曲折历程，塑造了王克笙和王明鹤两位具有儒家理想道德人格的乡贤形象。乡贤不同于乡绅，“考试和捐纳是取得绅士地位的两大途径”，可见在古代社会，取得功名或者捐献足够的财富可以跻身绅士集团。但老藤书写的乡贤无关权势和财富，乡贤的身份主要通过超拔的德行而获得民间的承认。老藤认为，几千年来中国文明历经刀兵洗礼而不中断，顽强地延续至今，乡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文化的基因深植于民间，尤其是广大的乡村，而乡村中文化传播的主要承担者便是那些乡贤”，乡贤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书写乡贤形象，老藤表现了儒家文化守护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断的内在逻辑。

　　小说中，中医世家子弟王克笙为了将砭石医法传至关外，谋求日后洗刷族耻，恢复祖姓，于小村九里开酪奴堂，坐馆行医，治病救人的同时，履行乡绅职责，建三圣祠祭宗师，修万柳塘葬英烈，记村志以震邪魅，修乡约以定礼俗。王克笙为乡里诊疾病，为九里定秩序，助村民躲刀兵，后来积劳成疾，撒手西去。其子王明鹤继承其衣钵，继续乡医的工作，兼作塾师，同时作为乡民推举的乡绅，主持地方事务，延续乡约民俗。动荡的岁月中，小村九里数次过刀兵，土匪、日本兵、俄国兵、奉系军阀、义和团等都造访过此处，九里人凭着对圣人的信仰及对乡约的恪守，任由外部世界血雨腥风，儒家文化塑造的这个仁义的地方总能在波谲云诡的凶险岁月中得以保全。在被动地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九里人目睹了太多膨胀的欲望、扩张的野心、生死的缠斗、仇恨的纠葛，及其导致的秩序的破碎、道德的坍塌和人性的泯灭，而王氏父子治理的九里好似一片历史中的飞地，坚守古老而朴素的儒家文化，成为一片安稳的净土，收留那些迷失和不安的灵魂。九里不仅得以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平安度过，还人才辈出，酪奴堂培养的孩子们都走出了九里，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奋力拼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就是说，王氏父子以儒家文化建构的秩序不是凝滞的和尘封于历史之中幽暗处的，而是充满了活力和面向未来的，老藤以这样的方式在当下对儒家文化做出了价值的重估，确信儒家文化在当代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中的王氏父子是典型的士大夫形象，他们为完成其理想的道德人格，遵圣训、传经典、御敌寇、治恶疾，不畏强权、不慕名利，守乡风礼俗，保一方安稳，是古典的儒家楷模。通过这两个人物，老藤诠释了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与想象。

　　老藤塑造乡贤形象，一方面是要形塑儒家道德理想，在道德式微、欲望膨胀的当下发挥文学作品价值引领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其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思考，这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面对建设“和美乡村”的时代要求和当下农村人口流失、乡土世界空心化、乡村文化断裂的现实处境，老藤创作了《江山志》，希望通过对乡土世界的典范人物——乡贤的瞻仰和纪念，重塑乡土世界的精神图腾，接续乡土世界的文化脉络，为和美乡村的建设凝聚人心，集聚民力。小说中，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江山村人口流失，生育率锐减，面临被合并和裁撤的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村书记要为当代乡贤梅公迁坟修祠，刘老师要为三百年的江山村修史，让公祠村史成为江山村的精神之塔，感召江山村出走的孩子回望故乡，为江山村的复兴创造可能。他们的努力唤醒了江山村后裔对故乡的情感和支持，使建祠修史成为可能，还为江山村带来了新的产业，让江山村焕发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这里，老藤为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一条文化思路，那就是通过复兴乡贤文化，让乡土世界获得文化的感召力，唤醒城中人对故乡的思念，以此促进城市对乡村的反哺，为乡土世界的振兴创造可能。乡贤不是宏大叙事制造的偶像，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伴有历史记忆的乡土世界的英雄，其不仅承载了乡土的文化，也承载了乡土的记忆，在老藤看来，乡贤不被遗忘，乡土文化就不会熄灭，乡村的振兴就充满可能。

　　老藤不仅着眼于乡土世界的振兴，作为一位东北作家，对于近年来日益衰落、需要提振复兴的东北城市，同样牵心动念。他认为通过复兴乡贤文化，可以为乡土世界的复兴寻找路径，对于城市，他通过重塑城市历史中的英雄，复现城市英雄的光辉，为城市的再次崛起寻找可能。他以儒家的“仁义”为标准筛选书写的城市英雄，在《铜行里》中，塑造了奉仁尊礼、义薄云天的志士群像，将其作为承载沈阳城市精神的英雄形象。《铜行里》讲述的是铜匠们在现代中国的百年传奇。所谓“铜行里”是沈阳城里一条胡同的名字，皇太极登基后，把制作铜器的店铺集中于城内，形成了一条“铜行胡同”，市民称之为“铜行里”。清末民初，这里规模大的铜器店有十几家，小说着重讲述了石家的“富发诚”、令狐家的“永昌号”以及唐家的“永和兴”的故事。铜行里的铜匠们钻研技艺，大多专注于铸铜的某一领域，有人铸铜钟，有人做铜烟袋，有人做铜的昆虫，在各自的细分领域精益求精，久而久之形成绝活儿，代代相承。铜匠们不仅技艺精湛，而且重情重义。唐家遭难，唐家的女儿唐婉秋被卖到妓院，为了营救唐婉秋，石家和令狐两家倾其所有，凑齐赎金，让唐婉秋脱离苦海，救人后，施救者不图回报，义字当头。铜匠们不仅讲朋友情义，更讲家国大义，在“富发诚”，每一代铜匠都有心中所愿，第一代铜匠石嘉文想打造一个巨大的铜火锅——奉天第一锅，第二代铜匠石国卿想打造铜的大政殿，第三代铜匠想打造国家纪念馆的巨幅铜雕，这些作品是其技艺的标志、个人的丰碑，同时也体现出铜匠们对于国家的关心与祝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希望同胞可以丰衣足食，国家可以安定团结，政治可以清正廉明，这些铜匠不仅钻研手艺，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物资供给不足，收集民间金属，铜行里的生意因此不能做了，闲下来的铜匠们替公差去收老百姓家里的铜铁，他们表面上迎合侵略者，为其做事，暗地里藏匿作为战争稀缺物资的黄铜，只上交一些烂铁，让侵略者的计划落空。事情败露后，参与此事的十八个铜匠没有一人出卖同伴，后来一并被送去煤场挖煤，死于万人坑中。他们为朋友而死，为兄弟而死，也为国家民族而死，正所谓“铜匠多壮士，义薄冲云天”。这些铜匠是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更是深受儒家仁义思想影响和塑造的仁人义士，他们的技艺和人格都让人膜拜和仰望，他们是东北城市的传奇，也是承载东北城市精神的城市英雄。

　　老藤的小说不仅面向过去，记录那些进入历史的贤者圣徒，也直面当下，面向未来，他继承了草明、周立波、李云德等老一辈作家在东北建立的文学传统，让文学回应时代的召唤，书写处于时代潮头具有理想主义气质、表征时代精神的青年楷模。

　　在《北爱》中，老藤塑造了一个新时代里致力于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青年科学家形象。苗青毕业于顶尖学府，掌握着航空领域的前沿科技，在东北人才流失、经济疲软的当下，为了自己的航空梦也为了家乡的建设，她拒绝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待遇，毅然回归东北大地，投身航空事业，在梦想的道路上奔跑，在流俗的趋势中逆行。苗青是新时代的杰出青年，她的杰出，不只在于她拥有前沿的技术，或者从事尖端的行业，更重要的是她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氛围中，在几乎每个人都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环境里，依然怀有坚定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用行动响应时代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她的地方去奋斗，最终为国家设计出了新一代的隐形战机，为国家的国防和航空事业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1世纪以来，文学作品中像苗青这样积极回应时代召唤且志存高远的青年形象已然不多见，更多出现的，是那些生活重压下迷惘困顿的青年形象，他们无力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无法成为肩负时代重任、表征时代精神的旗帜和偶像，他们身处生活的泥淖或精神的困局，自顾不暇。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深陷生存危机的涂自强，《营救麦克黄》中面对道德考验无所适从的颜小莉，《世间已无陈金芳》中被野心击穿底线的陈金芳，以及郑小驴、蔡东和孟小书笔下的“失败青年”，都是这样的人物。这些青年形象表现了一个历史时期内部分年轻人所遭遇的困境和磨难、失落与创伤，通过描写这些人物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处境，作家们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部分青年所遇到的问题和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但青年形象应具有的感召功能，这些形象并不具备。而苗青这一形象却与众不同，她接续了现代以来知识分子对青年形象强力与朝气的想象，仿佛是对《少年中国说》和《敬告青年》跨时空的回应，表现出了青年形象的担当意识、使命感和感召力。儒家文化不仅要求儒者克己慎独，修身正念，更要有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要求儒者“修齐治平”，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家语》中对君子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讲的都是儒者的家国担当，天下情怀。苗青就是这样具有兼济天下理念和家国情怀的青年，掌握尖端技术的她并没有满足于个人生活的安逸和富足，而是勇攀充满凶险与挑战的科技高峰，承担发展国家航空事业的重任，堪称当代青年的典范。

　　三

　　孔子认为诗有四种功能，“兴、观、群、怨”。其中的“怨”多被认为是讽谏的意思，也就是孔子强调文学的批判性，老藤也认同这样的阐释。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老藤的作品有着鲜明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对东北改革年代某些负面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继承了儒家怨刺的传统。老藤的创作不像萧红那样一味展现东北乡土世界的凄苦与荒寒，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当下性，往往从具体问题出发，反思背后的观念和思维，立意针砭时弊，破旧而革新，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破除阻力。

　　应该注意到，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老藤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特点，贺绍俊曾用“古典文学中的优美”来概括他的小说，认为他的小说“在思想主题上追求‘思无邪’”，“在艺术上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老藤典雅明正的美学追求使其和晚清的黑幕小说有很大区别。黑幕小说旨在暴露官场的积弊，展览权力背后人的贪婪和堕落，其中大多充斥着色情与暧昧、暴力与罪恶的内容，其庸俗的一面长期被严肃的文学研究者质疑和诟病。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老藤，其书写几乎没有这些庸俗的内容，儒家要求儒者“温、良、恭、俭、让”，无论行事还是行文，都要文雅而节制，不可肆意放纵。老藤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即使写到社会的暗面，也坚持点到为止，不夸饰、不渲染。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他的长篇小说《鼓掌》，书写了权力关系中男女情感的复杂性。在权力的包裹下，牛昕对友人细微处的关心让他在旁人眼中充满了魅力与风度，而普通人的道德操守在牛昕身上，就成了受人敬仰的稀缺品质。在这里，老藤揭示的是权力对人的赋魅，他从反思人性的角度审视男女情感问题，摒弃了惯常的庸俗化写作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老藤的另一部小说《西施乳》中，郑远桥和尹五羊自学生时代就是好友，成年后郑远桥走向仕途，而尹五羊先下庖厨，后做商贾。郑远桥官场得志，步步高升，而尹五羊生意兴隆，越做越大。需要注意的是，尹五羊帮助郑远桥，并不是为了让郑远桥的权力为他所用，而是尹五羊秘密地与郑远桥的前女友结了婚，重情重义的尹五羊因为对郑远桥的愧疚，一直默默地助力他的升迁。老藤没有一味描写官员对权力的欲望或者商人对财富的贪婪，小说的主题重在心灵救赎。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反思性未必需要通过对阴暗面事无巨细的暴露来获得，过滤掉庸俗的内容，文学的批判性依然可以成立。

　　老藤将东北文学的传统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个人独特的文学风格。他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关注，为东北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暖意，他典雅明正的美学风格给粗粝的东北文学带来了一份细腻，他作品的时代性和当下性，是儒家入世精神的体现。老藤创作的爆发期还在继续，期待他为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为东北文学带来更多创作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