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惠芬从198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有40多年，作品数百万字。正如她的自我总结：“我的目光，从没有到达院子以外的世界……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1）她的作品基本集中在乡土领域，但很少直接书写乡村政治、经济等现实领域，而是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乡村社会的情感、伦理和信仰问题，在这些乡村“心灵世界”里跋涉和探询。

　　一　关怀的指向：乡村心灵

　　孙惠芬首先关注的是乡村情感世界。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心灵内涵。孙惠芬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关注乡村人特别是乡村女性的情感问题，书写他们在恋爱、婚姻，以及与亲友相处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他们对爱和温情的渴望，对理解和尊重的期待，也展示了这些要求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厄。

　　孙惠芬的早期创作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其最早作品《静坐喜床》就书写乡村女性在新婚之前对婚姻又期待又担忧的微妙心理。之后还有不少作品，也是将笔触集中在乡村少女身上，写她们的爱情梦想，以及情感上的困惑与迷茫。如《攀过青黄岭》写一个乡村女孩在城乡之间的爱情选择困惑；《春夏之交》写乡村少女遭遇城市男青年的情感欺骗问题。其中也有作品进入家庭婚姻领域，关注乡村女性的婚姻生活和家庭情感。如《岁岁正阳》写了几个家庭的婚姻故事，在比较中折射出女性对幸福家庭的向往和现实生活的窘迫；《闪光的十字架》则通过一个68岁老人对一生经历的回忆，表现其既享受着卑微却珍贵的幸福，又有情感的无奈和苦痛。

　　21世纪以来，随着孙惠芬创作逐渐成熟，她作品的思想内涵也超越了关注乡村情感这一单一层面。然而，这些作品始终没有离开乡村情感世界，只是思路更开阔、内涵更丰富，更注重揭示情感内部的纠葛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一些作品将女性身体欲求与内在情感要求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歇马山庄》就通过月月、小青两位乡村青年女性的复杂情感故事，揭示她们在性与爱、灵与肉之间的挣扎和彷徨。《一树槐香》则进入女性情感关系，既展现女性之间在情感上的相互依赖，又揭示了嫉妒情感的产生缘由及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上塘书》则书写了徐兰、申玉凤等几位女性的婚外情故事，揭示社会伦理背景下女性的性和情感压抑问题。

　　其中也有一些作品从其他方面探索女性的情感态度。如《保姆》写了两个女性，一个是在城市做保姆的翁慧珠，一个是进城后获得事业成功的姜姿，她们有着相似的情感经历，却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姜姿为了爱宁可舍弃生命，翁慧珠则缺乏勇气，最终有爱不得、长期生活在孤独中。作品在关注乡村女性感情命运的同时，赞誉了那些敢于突破传统藩篱追求爱情的现代女性。《秉德女人》则书写了一个感情生活不幸却能顽强追求人生目标的女性故事。作品既寄托了对她不幸命运的同情，对社会现实也有无声的质问，更表达了对女性与爱情、婚姻问题的深切思考，即对女性而言，爱情婚姻是否应该是她的全部？还是可能有其他更高的追求与超越？《后上塘书》和《生死十日谈》则将情感问题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探讨背后的文化变迁和精神信仰问题。前者的主旨是以刘立功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为线索，深入思考情感在金钱文化影响下的变异，进而探索乡村文化变迁中的心灵归宿和人生意义问题。后者主要关注乡村自杀现象，指出两性关系的不和谐和情感孤独等问题是自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惠芬其次关注的是乡村伦理关系。中国乡村是以血缘为中心的社会，个人情感与社会伦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准确地说，孙惠芬早期作品关注情感世界已经或多或少地关联到了伦理问题。比如，《来来去去》书写的兄妹之情，既是亲情，又是一种社会关系；《姥姥，姥姥》写两个老年女性的情感慰藉，也是对友谊关系的探究。当孙惠芬小说内涵更丰富以后，其中心就从单一情感问题拓展到复杂伦理问题，探索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包括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包括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和亲戚等多重关系。

　　孙惠芬对乡村伦理关系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家庭和社会亲情角度，揭示伦理关系的复杂性。伦理关系原本源于血缘或友谊，本质上属于比较单纯的心灵关系，但它经常会遭遇现实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关系不可避免要呈现其现实的一面，发生某些异化和扭曲。如《岸边的蜻蜓》《三生万物》等作品，都书写了爱情和亲情等伦理关系的复杂性。前者的主人公为招待亲戚去炸鱼，结果鱼没炸着，自己却成了残疾，伦理关系也因巨大的精神负担而受到挑战。后者也一样，随着主人公罹患绝症，他对亲情的理解也发生变化，担心自己成为亲人的压力和负担。所以，伦理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复杂性的。它既能成为人们的重要情感慰藉，也可能包含委屈、无奈等，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多困扰。《保姆》借人物之口做了清晰的表达：“极力逃避的亲情。”“亲情，在我在县城那段日子，是怎样扰乱了我的日常生活，真是只有自己知道。”（2）“我看上去是为了割断亲情，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亲情罗网，有些局面是没法控制的，就像你无法控制春天的土地不长出庄稼一样。”（3）其二，从乡村文化变迁的角度，探索伦理关系与社会文化和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孙惠芬对伦理关系的书写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密切关联着时代背景，敏锐地探析到社会文化变化对伦理关系的深刻影响。同时，她又努力将人性因素融合进去，对伦理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梳理和辨析。如《上塘书》，作品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多种乡村伦理关系，如母女、婆媳、姑嫂、夫妻、情人、同事等。作品着意将这些关系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伦理关系的时代变迁图画，折射出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作品也思考伦理与人性之间的关联。正如作品序言所说：“所谓‘村性’，正是暗礁的材质，它生成孤独，造成痛苦，它是人性的衍生品，同时，它也衍生沟通的渴望……”（4）《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就书写两个都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女性李平和潘桃，共同的经历让她们建构起深厚的友谊，但最终，出于嫉妒，潘桃背叛了友谊，李平也受到严重伤害。究竟是文化还是人性在其中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作品没有明确回答，而是留下问题让读者去思考。

　　《致无尽关系》是将上述两方面内涵结合得最好，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它写的是一个大家庭过年的故事。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家庭过年更是传统伦理关系的集中体现。然而，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普及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这种传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作品展示了不同年代人在对待过年态度上的巨大差异，也展示了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等因素对伦理关系的复杂影响，以及亲情关系背后的复杂人性和利益因素。所以，作品提示的过年聚会的尴尬和无奈，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困境，更是整个传统伦理关系不可避免的未来命运。它背后蕴含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刻反思。作品的感慨沉重实在，传达出现代个人意识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尖锐冲突：“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钢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5）

　　孙惠芬再次关注的是乡村精神信仰。乡村心灵世界最深层之处是人的精神信仰，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农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不一定会直接用很深邃复杂的言语来进行表述，但这一问题毫无疑问隐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其生活和生命态度，以及思想价值观念起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确定的精神信仰是其整个生命意义的前提。同样，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它关系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稳定。长期以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牢牢占据乡村精神信仰的中心，维持着乡村世界的稳定和安宁。近年来，随着乡村社会的严重空心化和文化变迁，其精神信仰也发生较大变化。

　　孙惠芬很早就对这一领域有所关注。其书写乡村情感和乡村伦理关系的部分作品，已经触及精神信仰问题。如《上塘书》的“上塘文化”部分书写的心理孤独问题，就关联到人物的“精神信仰”。作品中一些村民之所以沉溺于“跳舞”，在根本上缘于他们内心的孤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感和价值感。《燕子东南飞》也一样，作品写的是一场由战争导致的人性悲剧，所关联的亲情伦理问题也与精神信仰有关。多个人物深陷苦难之中无法自拔，于是，只能以“命”来作为自我慰藉，寻求内心的安宁。

　　孙惠芬近年创作的《生死十日谈》和《后上塘书》对乡村精神信仰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讨。《生死十日谈》以实录的方式书写了多个乡村自杀事件。一方面，作品从女性权益、物质条件、城乡关系、文化教育、心理疏导等多个方面，尖锐、深入地思考农民的生存问题，表达对农民现实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作品抵达生命最深处，对农民精神信仰问题进行探询，思考当代乡村人面临的精神危机、思想困惑等问题。作品揭示出精神困境是导致多个乡村自杀事件的根本原因。如有农民宁可选择在家乡自杀，也不愿意进城去生活，就是缘于他对生命意义的困惑，根源在乡村传统文化给农民心理烙下的深刻印记：“卑微的生命通过亲人的死得以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张扬，是不是也因此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呢？他要在乡村盖大房，不愿意上城里去做小鱼小虾，是否也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弱小的生命得到更强劲的表达呢？”（6）《后上塘书》更明确地聚焦乡村文化变迁带给乡村人的精神价值失衡问题。主人公刘杰夫经历了从贫穷到富裕、再从堕落到觉醒的复杂过程。他之所以堕落，是由于金钱富足之后缺乏精神信仰，成为欲望的奴仆。而他的觉醒，也是缘于内心迷茫的灵魂无处安放，最终选择反思和忏悔，寻求灵魂自我救赎之路。“《后上塘书》，就是这样一部记录了一个离家出走的人如何在遭遇生死绝境之后精神还乡的书。”（7）作品书写的灵魂救赎故事虽然是个案，甚至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它所揭示的精神信仰困境却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所以，《后上塘书》是一部乡村精神信仰的忧虑之书，也是一部充满期待的思想之书。

　　孙惠芬的乡村心灵世界书写，从个人情感世界到伦理关系，再到精神信仰，三者之间既密切关联，又有清晰的层次性。情感是乡村心灵最基本的单位，是外在环境激发下的个人内心感受，伦理关系则拓展到人与人的关系，涉及的是不同心灵的交流，或者说是心灵之间的互动。而精神信仰重新回归个人，思想内涵却更为深刻，属于更深层面的乡村心灵世界。三者共同构成对乡村心灵世界比较全面的扫描。在叙述基调上，孙惠芬的书写基本以沉重压抑为主。也就是说，她所书写的多是乡村心灵的无奈、痛苦和纠结，很少欢快喜悦之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作品的时代背景有关。简洁地说，孙惠芬的书写大多都是围绕当下乡村，密切关联着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经历着阵痛和变迁，城市如同一处覆盖在乡村世界上的浓郁阴影，对乡村人的情感、伦理和精神世界构成压抑和伤痛。可以说，孙惠芬写的虽然主要是乡村社会，却可以看作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观察，她所展示的乡村心灵，也完全可以说是对中国现时代心灵世界的完整折射。

　　首先，是切近而融入的叙述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述与乡村的距离非常小，甚至可以说，其叙述视角从来都是与乡村紧贴在一起的。她的小说叙述大多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叙事，叙述者身份虽然有所差别，但总体上非常一致，就是与乡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都出生于乡村，熟悉乡村生活，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和深厚情感。对于乡村的每一个变化、乡村人的每一种悲喜，他们都非常关注和牵挂。正因为如此，孙惠芬小说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纪实性和即时性，基本上取材于当下乡村生活，与现实发展完全同步。她将当下乡村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心理嬗变，特别是女性人物心理，都以写实的笔法进行叙述，展示得非常细致真切。她近年创作的《上塘书》《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等作品，更是采用地方志、访问记等形式，以纪实的方式将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充分展示出来。

　　与叙述距离的切近相一致，孙惠芬的叙述视角也具有浓郁的乡村主体色彩。作品中，叙述者与人物完全融会在一起，视点和立场与人物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在叙述者的表达中，人物的困窘和无奈也就是叙述者自身的境遇，于是，作品表达的情感也很难分清究竟属于人物还是属于叙述者：“我们最初嫁人，根本没想找婆家，可我们嫁了男人，就有了婆家，就有了和婆家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可到最终，却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8）“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了挣脱束缚，挣脱乡村的孤独感，我们渴望人群，渴望没有实物的远方。我们一路奔着虚妄的空间，和某种信念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唯独没有和天地实物保持关系。”（9）与之相应，作品中，叙述者很少对人物进行否定和批判，而总是站在人物立场上，为其做各种设身处地地辩解，对其行为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她作品中较广泛书写的男女私情特别是女性出轨，叙述者对这些有悖传统乡村伦理的行为，基本上都是给予同情和维护。比如《歇马山庄》《歇马七日》《上塘书》《一树槐花》《盆浴》等作品都是如此，从性苦闷和性压抑等角度，对女性的出轨行为给予理解和宽容。即便是像《后上塘书》，属于孙惠芬少见的直接否定主人公形象的作品，作者也给主人公刘立功诸多的解释和谅解。这固然反映出作者思想观念中的现代内涵，也与作品所持的平视视角有内在关联。

　　其次，是心灵介入的价值立场。前面说到孙惠芬作品由于采用与人物平行的叙述视点，很少对人物有明确否定和批判，事实上，这一特点还广泛体现在作品对几乎所有事物的价值评判上。它们经常是批判中包含着理解和妥协，肯定中潜藏着犹疑和矛盾，纠结和无奈的情感渗透在作品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就是叙述者的价值立场中交织着理性和感性色彩，或者说心灵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作品的价值评判中。

　　比如在对乡村伦理关系的表现上，孙惠芬既揭示乡村伦理中隐藏的利益之争和人性之伪，多次慨叹它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但与此同时，她又经常是在无奈中给予理解，甚至以珍惜的笔调表达温情。如《来来往往》细致展示了兄弟姐妹间充满算计和利益的关系，但最后，所有的争斗都被融化于姐妹温情中。《致无尽关系》也一样。一家人的春节团聚尽管有诸多隔阂、矛盾和不愉快，且未来的每个年都很有可能还是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但最终每个人都选择了接受。作者对城市的态度也是一样。典型如对乡村女孩与城市关系的书写。一方面，孙惠芬在多部作品中写到城市对乡村心灵的伤害。早期的《春夏之交》就写到乡村女孩在城市遭遇到的严重身心伤害。《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上塘书》《伤痛故土》等作品更普遍书写被城市所戕害的青年女性。《致无尽关系》中，也表达出对乡村少女受城市文化影响的担心和忧虑。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在多部作品中，写到城市文化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启迪意义，为那些接受现代城市文明影响、大胆追求性爱和幸福的女性给予充分理解。特别是《岸边的蜻蜓》，对外甥女梅花与“老姑父”跨越伦理的恋情，叙述者表达了肯定和赞颂态度，并赋予梅花“为爱献身”的现代爱情内涵。显然，无论是叙述复杂纠结的伦理关系，还是表现城市文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孙惠芬作品都很大程度上依从心灵的角度，在纠结和无奈中对其价值得失做模糊化的处理。

　　心灵介入的立场还表现在对乡村和乡村人物的强烈关切上。孙惠芬作品对乡村社会传达出强烈的关怀之情。如其早期作品《攀过青黄岭》就借助在与城市青年爱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男青年之口，表达出对乡村现实的忧虑和期待发展的强烈渴望：“我们山里男子，怎么厚颜看着山里女子往外走呢……我们应该想想整治山村的新法子了……我就不信，我们山里男子争不来这口气……”（10）而《生死十日谈》等作品，更是直接表达出对乡村现实的忧虑和对乡村前景的担忧：“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11）对乡村人物，作品的关怀情感更为突出。作品中叙述者与人物视点高度一致，以及对人物行为的辩解姿态，都充分体现出对人物的强烈关爱之情。由于孙惠芬作品多书写乡村心灵世界的不幸和矛盾，所以，作品普遍呈现出比较沉重和峻切的情感色彩。对人物的不幸和悲剧命运，作品充满痛彻感，对人物为摆脱命运所做出的努力，作品则给予充分支持和认同（这也是前述为什么孙惠芬作品对人物某些越轨行为充满同情和谅解的原因）。同样是缘于这种心灵介入的关爱之情，孙惠芬作品的感情色彩也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它们虽然压抑沉重，但却并不悲观绝望。它们中极少有彻底的悲剧，而是被尽可能地赋予了美好和温暖，努力表达希望和信心，即使是《生死十日谈》这样直面死亡的作品也不例外。其原因就如孙惠芬所说：“吞噬我的，是乡村人对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寻找，是他们在寻找中心灵的孤独、脆弱和恐惧，是为摆脱孤独、脆弱和恐惧呈现出的心灵真相……”（12）作品中的温情色彩源于作家的心灵关爱，孙惠芬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成为一种精神鼓励，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苦难、度过坎坷。《秉德女人》的表现最为突出。主人公尽管身陷苦难，但依然顽强寻找光亮，将生命意义寄托在全力培养下一代上。这就像作者的阐释：“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遥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感，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这种需求，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树总要伸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13）同样，《民工》是孙惠芬少见的直面生活残酷面的作品。农民工父子回家为突然去世的女主人奔丧，还得知女主人曾经与其他男人有染，作品的基调自然相当压抑。但结尾处，作品还是通过赋予父子俩以梦幻般的温情，努力弱化其悲剧性和绝望色彩。

　　孙惠芬小说的叙述和立场特点，密切关联着其另一个重要的创作特点，就是作品的深度自叙性。具体说，就是作家将自己的生活、情感深度融入，将叙述者与自我高度重合，使作品成为其生活和情感的直接表现者。对此，孙惠芬从不讳言，多次在创作谈中指出自己作品与个人生活的密切关联性：“我善于在很小的事物上挖掘痛苦、寻找忧伤，我迷恋失眠、恐惧、深夜里的惊悸，喜欢在快乐的人群里显出沉思的表情，在光明的背后探测潮湿的阴影，似乎这才是艺术的人生。”（14）事实上，其多部作品中的叙述者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家庭环境有着高度一致，作品故事也大都有真实生活原型。（15）在对作品的阐释上，她也多次将作品当作自己思想的直接表现物：“造成一个人生命的转机除了社会、家庭出身的因素，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冥冥之中’。我对那个隐在我们生命中的不可预知的‘冥冥之中’有着极端的敬畏，我对隐在我们生命中的不可预知的东西有着极端的敬畏。”（16）《生死十日谈》也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了挣脱束缚，挣脱乡村的孤独感，我们渴望人群，渴望没有实物的远方。我们一路奔着虚妄的空间，和某种信念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唯独没有和天地实物保持关系。”（17）在作品内部，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抒情和议论，很难辨别清楚究竟是叙述语言还是作家自述，甚至很难说这作品究竟属于虚构的小说还是纪实的散文。比如，“拥抱现代又难割传统，这很像我对城市的感情，在语言上竭尽百般诋毁之能事，在行为上又倾注满腔热情去投入”（18）。

　　作家主体的深入投射，致使孙惠芬作品呈现出前述的切近融入的叙述方式和心灵介入的价值立场。也就是说，孙惠芬创作的虽然是虚构的小说，实质上却带有强烈的主体真实性。这也在作品的艺术表达上有所体现，孙惠芬小说中的很多艺术特点，都清晰地投射着她的身份和文化个性，比如其叙述中的女性温情和细腻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单纯和明朗等，都可以看到作家的明确印记。这一点，使孙惠芬与同为东北女作家的萧红、迟子建的创作具有某些共性。但也正是在与两位作家的比较中，孙惠芬的个性得到进一步凸显。比较起来，萧红作品承担更强的文明启蒙主题，现代理性批判色彩更强；迟子建也试图表现出更远大的关怀，以及对人性主题的探索；而孙惠芬的作品则更多聚焦于乡村本身，关怀更急切，情感更纠结，作品更具真切感和痛彻感。

　　简单地说，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宛如一个乡村“女儿”对故乡母亲的诉说，饱含着女性的深情、敏感和细腻，更体现出一种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情感态度。从根本上说，孙惠芬的乡村叙述，本身也就是乡村心灵的自我呈现——如果说作品内容展现的是乡村心灵世界的客体，那么，作品的艺术表达就是乡村心灵的主体渗透。也就是说，作品的主客体之间实质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是乡村心灵世界的多元统一。

　　孙惠芬创作的意义首先在于其所关注的题材范畴上。任何社会都由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心灵两方面构成，乡村社会亦然。乡村政治、经济、劳作等构成乡村的现实世界，而人物情感、伦理关系和精神信仰等则构成乡村的心灵世界。现实和心灵互为补充，又密切关联，都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中国乡土小说作家多关注乡村社会的政治现实和文化变革等问题，却普遍忽视对心灵世界的探询。回顾百年乡土小说历史，书写现实的史诗性创作很兴盛，但表现乡村心灵世界的作品却相当匮乏而薄弱。（19）孙惠芬如此执着而深入地在乡村心灵世界耕耘，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内涵。

　　对乡村精神信仰的书写是孙惠芬最重要的拓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都是朝着明确的现代性方向。在其视野下，乡村文化，包括乡村精神信仰都被严重贬斥和轻视。文学作品也都普遍持负面的书写立场。鲁迅的《祝福》曾深刻揭示中国乡村农民的精神信仰困境，并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反思，但是，这一思想传统却远没有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人们对乡村精神信仰极少进行正面的展示和严肃的思考。对此，孙惠芬作品有明确的超越。她不但书写了一些关联精神信仰内涵的乡村民俗，而且超出简单批判立场，努力探索其内涵和意义。比如《生死十日谈》《上塘书》《后上塘书》等作品都不同程度书写了乡村神秘文化，如《上塘书》的“大仙儿”，《后上塘书》的“跳大神儿”书写、测字、灵魂附体，等等。作家充分理解和肯定着这些民俗的存在意义，并将其与乡村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精神信仰世界紧密结合。在孙惠芬笔下，这些民俗密切关联乡村心灵世界，是乡村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蕴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救赎、忏悔，这个有着西方色彩的心灵事物，也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心灵事物，只是它不发生在教堂，不需要借助仪式，它发生在我们漫长的生活中……”（20）

　　精神信仰的危机不是发生在中国乡村的特殊现象，而是关涉整个人类世界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在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显突出。孙惠芬对乡村精神信仰问题的思考，也拓展到整个人类精神视域，传达出更广泛的人类关怀意识。这一点，孙惠芬在创作谈中有明确的自觉：“在《生死十日谈》里，我触及的是乡村人群因为贫穷、疾病带给他们的灾难，是他们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困惑和迷惑，以及他们的自我救赎，可我想说，我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他们，我要表现的是所有人的迷惑和困惑，是所有人的自我救赎。”（21）“这时我发现，漂泊和流浪更容易使他们从‘物质’的人走向‘精神’的人，也就是更容易思考那个人类最本质的问题：自己是谁，为什么要来到这里。”（22）

　　其次，孙惠芬对乡村心灵世界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启迪意义的思考。如前所述，孙惠芬小说具有与乡村持平等视点的特色，其思想也多建立在个人心灵感受基础上。这赋予了她思想的特别性，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具有独特的深度价值。

　　最突出的是对乡村伦理文化的揭示。近年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等作品致力于探索乡村伦理文化，取得了较高成就。孙惠芬的伦理书写与刘震云相比各有千秋。如果说刘震云在思想深度上更见锐利，那么，孙惠芬则更擅长生活的鲜活表现，以及对伦理关系复杂性的把握。孙惠芬小说具有以心灵介入现实的创作特色，这很切合对乡村伦理文化的表达。因为伦理关系交织着深厚的乡村历史和文化，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情感关系，本身就不是简单明了、是非分明的。孙惠芬以女性的敏感和细腻，深入复杂的人物心理世界，既探索各种关系的微妙处，又有真实丰富的生活为基础，还融入对乡村文化和人性世界的真切感受，鲜活而生动地展示了乡村伦理关系的幽微之处。如《致无尽关系》就是一幅当前中国乡村社会伦理关系最细致微妙的文学图画。而且，孙惠芬对乡村伦理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思考。比如她虽然没有很清晰地揭示乡村伦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入关联，但其对伦理关系成为现代人的沉重精神负担的揭示，实质上已经表达出对传统文化因素的批判性反思。再如她将乡村伦理关系伸展到人与自然和人类精神领域，也是对乡村伦理关系内涵的深入拓展：“人不仅仅活在和人的关系里，还要活在和物质的关系里。人绝不要只活在和人的关系里，还应该活在和物质的关系里。比如和山、和树、和土地和星星月亮，还有神灵……”（23）

　　孙惠芬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也很富深度。孙惠芬立足于个人真实感受来看待城乡关系，就突破了习见的二元对立思想观念，更具客观性和超越性。比如，她批判了城市人在乡村人面前的优越感以及城市文化对农民造成的伤害，但又不是简单的乡村卫护姿态。她也肯定城市文明的优越性，并清晰地表示城市化是乡村无法避免的未来命运。比如《给我漱口盂儿》，就明确表达对具有追求现代文明品质的农民的肯定。主人公虽然是一位乡村妇女，却珍惜“漱口盂”，向往洁净、有修养的现代生活。虽然她的行为不被人理解，她也长期处于孤独状态并遭遇嘲笑，但作品对她给予了充分的同情和肯定。与之相应，孙惠芬对乡村也不是一味地怀旧和赞美，而是在情感眷恋中蕴含理性批判，明确乡村发展的现代性方向。典型如《盆浴》，五叔有一幅寄托思乡情感的画《月是故乡明》，“我”虽然也爱它，却认识到它已经不具有现实价值：“而今，我感到，画，只不过是一幅画，是人们留在心中的一个美好夙愿和信念。五叔已老，我已长大，家乡也度过了她那美好而纯净的童年走向成熟。”（24）正因如此，孙惠芬就能够看到乡村辽阔和静谧背后的“寂寞”本质，透析到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差异：“因为土地的广袤、乡村的辽阔，寂寞和宁静是乡村的永恒；然而乡村人的内心却是热闹的，活泛的，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惊悸不安中常常自己跟自己对话，跟流动的时光轮转的日子对话。”（25）这种认识，远比那种乡村挽歌要深刻和切实，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城市对农民具有那么大的诱惑力。

　　孙惠芬的这些思考往往带有心灵直觉色彩，不一定呈现出非常清晰的理性结论，或者准确说，她的作品主要是问题的提出者和疑问者，却不是判断者和解决者。然而这并非没有意义。比如《生死十日谈》，孙惠芬关注并展示了多个乡村自杀事件，她没有试图给这些事件寻找一个直接责任者，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她只是将问题置于时代变迁潮流当中，表达自己深重的疑虑、困惑和担忧，并结合人性问题来思考：“稳定的一切都在崩塌，新的还没有形成。看了那么多自杀案例，我越看越叹气，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就自杀了，为什么？想不通时，只有按照人性的轨道去看、去想象、去猜想。文学就是探索人性的秘密和生命的秘密，而只要追逐人性的逻辑，真相就在其中了。”（26）考虑到乡村精神信仰问题如此沉重而复杂，孙惠芬的提问本身已经具有深刻的意义。

　　最后，孙惠芬乡土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和现实意义。孙惠芬小说的审美效果很具个性。创作主体的强烈介入，感同身受的切近式叙述，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并产生情感共鸣。与此同时，由于作品叙述距离的切近和融入，对人物心理和行为有较多的细致剖析，以及情感上很强的纠结和峻切特点，也许偶尔会有过于细腻而产生的絮叨感和过于峻切产生的压抑感，但却能让读者产生亲切感和温暖感，对读者情感产生强劲冲击。此外，作品与人物之间的高度关联，也能够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孙惠芬笔下多位女性形象都是很有深度的。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和潘桃，就是时代文化与女性心理世界的深度结合，蕴含着很深刻的时代个性。《秉德女人》《歇马山庄》等作品中的“秉德女人”王乃容、月月和小青等形象也都很具个性特色。

　　情感上的关切和对乡村的切近，也使孙惠芬小说对乡村问题的揭示非常深刻而富有启迪意义。近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大的变化，物质生活方面明显富足，心灵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显著。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好乡村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问题，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平静和安宁，也关系到人们如何顺利度过艰难的文化转型期，甚至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健康稳定。“看到人心在变革中的动荡与失控，看到失控灵魂的不安和惊恐，惊恐灵魂对安详安宁的渴求，我还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的内心挣扎，以及在挣扎中灵魂的救赎与觉醒——挣扎、救赎、觉醒。”（27）孙惠芬的感慨虽然具有个人性，但这些问题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孙惠芬乡土小说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的特色和意义，究其原因，与她的生活和文化经历密切相关。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个人出生成长那个地方的气息，会注入你生命的骨髓，让你一生也无法逃离。”（28）孙惠芬与乡村的关系非常密切，23岁之前，她一直生活在一个有18口人的乡村大家庭里，其中有多位女性成员。这既让她积累了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拥有深厚的乡村情感，又使她对女性命运、伦理关系和精神信仰等问题特别熟悉、敏感和关注。而且，由于孙惠芬的青年时代都在乡村度过，乡村文化对她的影响非常之深，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如此经历，使孙惠芬能够超越外来和高居其上的创作姿态，以朴素的乡村经验和情感为基础，怀抱着更平等更贴近的姿态来感受和表达乡村。这正如批评家绿雪在多年前的评价：“对于她所审视的农村和农民来说，对于‘根’在农界的她来说，这是一种毫无‘外来人’之嫌，也未曾‘都市化’了的当代农村知识女性的审美眼光和情感体验。”（29）生活和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孙惠芬乡土小说无法替代的突出个性。

　　任何文学立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孙惠芬的乡土书写也一样。“乡村女儿”的叙述方式，就像一面双刃剑，既带给孙惠芬小说独特深度和魅力，却也伴随着一些不足。最突出的是与乡村的过于切近，致使其在价值观上显得犹疑和矛盾，影响其作品整体思想深度；与之相关，一些作品在思想勇气上也显示出一定的匮乏。文学是个性化的产物，无法也没有必要进行苛求。事实上，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已经以其个性和深度显示出充分的意义，足以在乡土小说历史和当前中国文学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并且，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等近期创作在思想的锐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增强，显示出自我突破的良好迹象。我们可以给予她更多的期待。

　　注释：

　　（1）（12）孙惠芬：《他就在那儿》，第84、75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

　　（2）（3）孙惠芬：《保姆》，第8、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4）孙惠芬：《序言》，《上塘书》，第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5）（8）孙惠芬：《致无尽关系》，《一树槐香》，第320、37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6）（9）（17）（23）孙惠芬：《生死十日谈》，第16、253、253、2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7）孙惠芬：《序言》，《后上塘书》，第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10）孙惠芬：《攀过青黄岭》，《来来去去》，第5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11）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文学报》2013年1月24日。

　　（13）孙惠芬：《存在感》，《秉德女人》，第50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14）孙惠芬：《生死十日谈》“开篇”，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在另一篇对话中，孙惠芬也明确指出：“我的写作，是心灵历史的一种再现”，见孙惠芬：《永远也绕不完的城市与乡村》，《街与道的宗教》，第2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15）见王行：《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16）（25）孙惠芬：《在迷失中诞生（创作谈）》，《歇马山庄》，第579、57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18）孙惠芬：《伤痛城市》，《伤痛故土》，第2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19）典型如柳青《创业史》。作品细致书写梁生宝和改霞的情感故事，是其重要魅力之一，也使两个人物形象获得了生命力。但由于作品未能持续和深化这些情感内涵，影响了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见贺仲明：《一个未完成的梦——论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形象》，《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再如周立波《山乡巨变》，从乡村伦理的侧面来书写乡村现实变革，既实现了独特的深度，又显示强烈个性，在当代乡土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见刘洪涛：《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20）孙惠芬：《我身边人的救赎》，《街与道的宗教》，第23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21）孙惠芬：《有心的道路——<生死十日谈>创作谈》，《街与道的宗教》，第19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22）孙惠芬：《悲悯人性：不是选择，而是宿命——独家对话著名作家孙惠芬》，《街与道的宗教》，第28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24）孙惠芬：《盆浴》，《伤痛故土》，第3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26）张英：《自杀是农村隐秘的伤口》，《新民周刊》2013年第47期。

　　（27）孙惠芬：《写在<后上塘书>之后》，《后上塘书》，第44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28）孙惠芬：《城乡之间》，第64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

　　（29）绿雪：《孙惠芬的小说扫描》，孙惠芬：《孙惠芬的精神世界》，第6页，大连，大连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