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黔森是当下最具活力的多栖型边地写作者之一，尤以小说、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创作最为显著。但不论哪一栖，其创作的出发点始终围绕在他所生活的西南边地——乌蒙山脉和武陵山脉。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加之早年的地质队员经历，使他的创作既具有贵州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也呈现出极具个人标识度的创作品质。这种创作品质从主题上看，欧阳黔森有着较为“亲密”的现实把握能力，在现实与文学融入的关系处理上有其独到之处；从创作基调上看，欧阳黔森总是流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而这也正是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所需要的。关于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已有诸多论者从不同角度予以讨论，本文则重点围绕《绝地逢生》《莫道君行早》两部长篇小说来讨论他的“亲密”的现实把握能力和理想主义谱系问题。

　　这里所说的“亲密”的现实把握能力是指作家在进行现实题材创作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一位从事主题创作的作家而言，则是指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欧阳黔森无疑是一位距离现实极近的作家。一方面，他的创作紧紧贴在山川大地上，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去获取对乡村社会的真切感知。他曾说：“我走遍了贵州17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在一年365天的日子里，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田间地头深入生活，熟悉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这就是我的优势。”（1）贴近泥土和深入大地为他把握现实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欧阳黔森又紧贴时代和融入人民。在这种贴近和融入中，他既能通过自己的深扎体会到广大人民的欢乐忧愁和酸甜苦辣，学会从他们的视角去了解和呈现国家的蓬勃发展和气象万千，同时也能够做到深刻领会、理解国家战略在基层的丰富实践，并在两者之间架起文学的桥梁。他说：“作家就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脉搏，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过去的脱贫攻坚，现在的乡村振兴，我们有责任去记录它，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2）这是谈他的创作目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总是要回答问题的，越是史诗性的创作越应该具有这方面的品质。就像茅盾创作《子夜》的目的就是要回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是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3）。足见，与很多同辈作家相比，欧阳黔森更愿意直接表露向前辈作家学习、致敬的心迹。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在众多对《绝地逢生》《莫道君行早》两部作品的研究、评价成果中，我认为有两个方面被忽视或者阐释得还不够，值得本文专门指出。

　　第一方面，欧阳黔森的作品比较坚韧地塑造了基层村党支部书记形象。在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乡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尤其是主要带头人的形象塑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呈现方式和意涵是不一样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大多具有典型性，或者说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典型性，突出了这些形象自身所有的引领价值和榜样作用。虽然在一些创作中，“中间人物”甚至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还原能力，但总体而言，无论是从作家的创作命意角度，还是文学功能角度，那些正面的典型形象的可期待值更高，比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等，但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及21世纪早期，当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公共价值向充分的个人价值转变的时候，有些形象的塑造就被弱化甚至是忽略了。其中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形象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但在《绝地逢生》中，老支书蒙幺爸的形象却让人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敬畏。蒙幺爸具有一心为公、鞠躬尽瘁、公正不阿等优秀品质。在人民公社时期，他是集体主义经济政策的积极实践者，在改革开放时期也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一心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作者没有因为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间太长而对这个人物感到“不合时宜”，而是恰恰相反。这部作品出版于2008年，比较在此前后出版的有关题材的长篇小说中的村党支部书记的形象，我们会发现，有些作品中“老支书”的形象往往被一笔带过，他们不再是乡村建设的组织者、带头人，不再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在有些作品中，他们甚至成为乡村建设的阻碍者、自私自利的追求者、横行乡里的威霸者。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一定与创作者的创作追求与对文学功能、价值的认识有关。蒙幺爸形象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亮色和信心，是对梁生宝、李月辉等形象的接续。蒙幺爸形象的塑造暗含了作者欧阳黔森某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对彼时创作思潮的一种反拨和矫正。

　　《莫道君行早》这部描写新山乡巨变的作品表面上看，无外乎就是写乡村社会的招商引资、乡村旅游、电商平台等，似乎与很多同类作品并无太大区别。但这部小说中的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的形象却是与众不同的。驻村第一书记是近年来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形象，这与社会生活层面和政治生活层面的需求与制度要求相一致，如何写好这类人物，也许作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阅读近些年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认为这一类人物形象树立得不是很稳，总的来说，这些形象大多是适应性大于改造性，资源性大于创造性。也就是说驻村第一书记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往往缺少自主性，在与原有的习惯、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往往是从被动中开始的。在参与、引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很多时候是靠着自身原有的资源、人脉等特定路径来介入的，甚至有着外来人的感觉，此类形象塑造大多数是不成功的（4）。但肖百合却是一个突出的存在。简单地说，这种突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性，二是自主性。从主动性上看，武陵山深处的紫云镇千年村因老支书身体原因，一直由村委会主任麻青蒿主持工作（关于麻青蒿这一形象已有多位论者谈及，此处不再赘述），但由于个人羁绊太多，上级诸多工作要求未能落实。在此背景下，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一到任就雷厉风行，掌握工作主动权，推动各项工作积极开展，“三改”、土地所有权流转和开办农家乐等各项工作目标都得以顺利实现。从自主性上看，肖百合在千年村任第一书记，开拓新的工作，除了依靠政策、镇党委和村委会外，几乎没有任何外援，没有动用原同事、原单位任何资源，小说也故意淡化了其所来之处和原有的身份。这种处理方式既为肖百合的成长营造了一种纯净的氛围，也为农村新人的成长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与很多作品中同类形象的精神气质迥然不同。她与《绝地逢生》中的蒙幺爸一样，都具有着独特的坚韧性。

　　第二方面，欧阳黔森在这两部作品中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乡村的治理结构。我认为，在反映当下乡村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长篇叙事中，完整呈现乡村治理结构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乡村社会能否正常运行的主要因素在于治理结构是否完整，特别是当下在中国社会大力加强治理结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尤有意义，它检验了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及乡村叙事在社会学层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既是乡村社会现代性建构的制度性条件，也是作家自身现代意识的体现。二是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叙事中的完整呈现也是在处理乡村社会中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常常认为，文学作品写人的，是写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其实在我看来，处理乡村社会中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重要的一极则是个人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因此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基层组织在这类创作中就不是可有可无的，特别是面对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主题时更是如此。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当下才出现的话题，早在《三里湾》《创业史》和《山乡巨变》中，乡村治理结构和基层组织都得到了先辈作家的高度重视，赵树理、柳青和周立波在他们的创作中都使用了大量的笔墨对此予以描述。而且在我看来，也正是这种自始至终存在的通过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行所呈现出来治理结构的有效性，才能够在创作主题上达成他们的创作目的。但这种传统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一些时期，在很多长篇小说中，乡村基层组织基本上被村支书、村主任等一个人所代替，这一状况直到最近10多年才得到改善。而在欧阳黔森的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却被一直强化着，这显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绝地逢生》在一开篇就通过王哑巴妻子“顺产死亡”这一线索，把中国乡村社会最基层的治理结构交代出来。最先出场的是盘江大队支书蒙幺爸，然后是大队会计李贵民、副大队长韦嘎公、团支部书记韦号丽，还写到了村办小学及民办教师禄玉竹，再是各式各样的其他人物。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转为行政村之后，小说又有所侧重地写到了镇党委、政府和县委、县政府以及相关层级的领导。比如韦号丽后来担任了村主任，禄玉竹担任了副县长等。《莫道君行早》的开篇处理也很有意思：千年村村委会主任麻青蒿担心今年又要有人“荒了春”，让村会计吴艾草去阻止这件事。吴艾草说：“找我哪样麻烦吗？我又不是村支书，又不是村主任，又不是村监委主任，我只是一个村会计。”（5）接着，小说描述了一个村委会的场景，村委会副主任罗云贵、村监委会主任黄光辉相继亮相，因对“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各怀心事，该项活动不能推进，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的意图就呼之欲出。这些情节都是在小说的“楔子”中完成的。在“楔子”中交代清楚这些后，接着正文的一开始就从紫云镇党委书记龙险峰说起，将村一级的治理结构向上一级延伸。

　　《绝地逢生》和《莫道君行早》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相隔十几年，但作者都是从交代乡村治理结构开篇，这应该不是一个写作习惯和模式问题。从立意上看，小说开篇就将乡村治理结构交代清楚，凸显了作者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认识：在这场伟大的事业中，发挥个人的、带头人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和集体保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是无法实现的。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应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面向现实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如何来呈现作品中的文学现实，关涉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写作姿态，更关涉了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自身创作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也许多少偏离了应有的艺术关怀，但我以为这是必要的。正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尤其是面向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如果没有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背景支撑无法完成其现实的丰厚性，这是文学整体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乡村治理角度出发来考察20余年来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的确是一个较好的视点，写好这个视点，既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也是身处这个时代的作家的使命。有使命感的作家始终是与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6）这也是欧阳黔森“亲密”地把握现实的一个佐证。

　　关于欧阳黔森小说中的理想主义问题，在此之前已有论者提到，比如有的研究者指出：“欧阳黔森创作中最可贵的一点是他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当下文学世俗化、欲望化、碎片化日益盛行的年代显得尤为可贵，可视为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7）这显然是对欧阳黔森小说创作中的理想主义精神给予了极大的珍视和尊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再谈三点认识，算是对这一论点的进一步扩充和丰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欧阳黔森的理想主义，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那种带有社会思潮性质的理想主义，而是指其面向社会现实展开文学创作时一种内心驱动力和价值取向。这种驱动力和价值取向中包含了深刻的创作指向和主题意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它呈现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和丰富，也为浪漫主义提供了更加沉稳的表现空间。文学中的理想主义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具体到一个作家的创作中也会有多种表现形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家能够据此建构起自己的理想主义谱系。

　　首先，欧阳黔森小说的传奇性拓展了他的理想主义内涵，也就是说，欧阳黔森小说创作中的理想主义也常常表现为一种传奇性。传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中国小说文体形成的重要标志。从唐传奇开始，后世的文学创作中总是能够找到它若隐若现的影子或线索。概而言之，传奇性一般是指通过特异化和夸张化的情节描写和人物塑造来推动故事的演进，充满着乐观精神和浪漫想象。通过这种手法的使用，往往表明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期许，是作家理想的某种投射。当然，写作对象和创作主题也影响着传奇性使用。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传奇性色彩就比较浓厚。从创作实践上看，描写重大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创作往往在这方面体现得就比较明显。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传统或者线索，比如李遇春在讨论於可训的小说时，就认为其中隐藏着“传奇”的种子（8）。再比如有的学者在讨论21世纪以来河南作家的创作时就指出：“‘传奇’是中国文学自古代以来最重要的文体传统及叙事模式之一，新世纪小说也以其对中国‘传奇’传统的承袭、创化和发展，创造性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创作图景。”（9）在这样的认定基础上，作者讨论了21世纪以来河南作家小说创作中的“传奇”传统。其实仔细辨析传奇在文学发展流变中的存在与延展，不难发现，虽然传奇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但更要考虑到“传奇”作为一种概念自身所蕴含的意义。在我看来，从作为文体概念的角度出发，“传奇”是一种对未来期待的文体表达，是对未来目标的一种憧憬，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是理想主义的一种文体性表达。关于这一点，在《绝地逢生》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在个体层面，比如，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节设置，贫困户王结巴在联产承包以前，家中极度贫困，为了照顾妻子小翠将要到来的生产，大队救济了他家5斤米，他却用来赌博输掉，以致妻子饿着肚子生产而死亡。按照王结巴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人，我是王八蛋！我不该去赌。下辈子、下辈子如果生在一个有白米饭的地方，小翠是不会饿死啊！”（10）后来王结巴的孩子由大队团支书韦号丽收养，王结巴离家出走，不知所终。若干年后，盘江村在脱贫攻坚战中要兴办花椒油加工厂，王结巴突然回到乡村投资入股，由过去的穷光蛋变成了能够回报家乡的大老板。小说中省略了王结巴由穷变富的奋斗过程，直接将结果在关键时刻置于情节之中，颇符合一直以来所形成的传奇叙事传统，表达了作者在这类人物身上所寄予的人文期待。再比如，蒙大棍为了重新唤回黄九妹，同时也为了寄托自己的情思，他在“绝地”山坡上种植桃花，最后形成桃花谷。桃花谷的出现直接表达了作者对“绝地”乡村社会改造的理想寄托。放大而言，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绝地逢生》整部小说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几乎作品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有其自身的传奇性。比如蒙幺爸的坚韧、蒙二棍的机敏、韦号丽的大爱等，正是每一个个体的传奇色彩，共合形成了整部作品的传奇性。而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传奇性为理想主义创作追求的目标达成提供了情节、人物支撑，并承担了理想主义内涵中所应具有的意义。

　　其次，在欧阳黔森的理想主义谱系中，还应该包括他对乡村世界的那种贴近泥土的认知与体验。欧阳黔森对乡土社会的熟稔、热爱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除了他多年来矢志不移致力于用多种文学形式表达外，他还立志走遍贵州的山山水水。他在后来创作的报告文学《天堑变通途》中曾经说过：“我曾经是一名地质队员，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看见山，我就想攀登，这是一名地质队员的秉性，可是，我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看见山的后面还是山。每次站在山之巅，极目眼前的千山万壑，总想放开喉咙吆喝个痛快，当一声声吆喝在起伏的连山中激荡出一阵阵嘹亮的旋律时，这样的嘹亮，就成了我再次攀登的号角，原本我就是一个喜欢嘹亮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苦中作乐的角色。苦是必然的，我们的自然条件就是这样；乐是一种我们敢于挑战的态度。”（11）这是他的精神气质所呈现出来的责任意识、乐观精神结合起来后所形成的理想主义情愫的体现，是对贵州大地，尤其是乡土社会投入挚爱的先决条件。具体到他的创作中，人物的命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点。我们注意到，在欧阳黔森的小说中，以植物尤其是花草为人物命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最朴素的、最贴近乡村实际情况的角度而言，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既与文化习俗有关，也与生存环境有关，但一旦以花草为人物命名进入文学文本中，它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欧阳黔森小说里的这种特点。比如，欧阳黔森笔下的女性，用花命名的比比皆是，这在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里表现得比较明显，如《味道》集中收录的9个短篇中，就有4篇是直接以花名作为小说题目，至于在其他小说中人物叫“花”的就更多，所以就有研究者指出：“从总体上看，欧阳黔森笔下女性的名字充满来自山野的朴素气息，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美，显示出作家渴望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人生理想。”（12）这样的判断是精准的，但这只是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命名中所具有的更为深层的理想主义情怀还需要进一步阐释。比较《绝地逢生》《莫道君行早》这两部反映农村脱贫致富题材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同样是书写贵州山区农村的日常生活和俗人琐事，在《绝地逢生》中，主要人物除了禄玉竹外，其他两位名中有花的人物仅仅是几句闲笔，而到了《莫道君行早》中，几个主要人物则都是以花草命名，比如村委会主任麻青蒿、村委会会计吴艾草、麻青蒿的前妻（后复合）丁香以及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等。这一区别和变化，不是简单的“回归自然”和“亲近自然”所能概括的，它表达了一种作者预置其中关乎整个中国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现实渴望和远景期待（比如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乡村生活美好安宁幸福的期待），有着深刻的寓意需要去挖掘和呈现。正如从这部小说的名字“莫道君行早”中我们体会到的接下来一定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结果一样，以花草为人物命名一定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激情在泥土、大地上的延伸。

　　最后，欧阳黔森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情怀更为主要地还表现在对创作对象和时代的把握上。从创作对象角度而言，欧阳黔森立足于贵州乌蒙山区和武陵山脉深处的人类生存、生活的“绝地”，要表达的是人类如何通过奋斗甚至搏斗来摆脱贫困和极度贫困。这里既涉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传统习惯习俗的关系，更涉及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和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绝地逢生》中，盘江村能够绝地逢生，主要的做法正如书中所言，是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和控制人口，这既是上级的指示，更是立足盘江村实际而提出的发展思路，这无疑需要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向前推进。在《莫道君行早》中写到的花开村围绕汞矿关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等，也是在处理这些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描写当然首先要基于客观实际，但如果没有基于对现实的想象和延伸性把握，也无法克服和跳出关系的羁绊，因此这需要作家具有一定的超越能力。从对时代的把握上看，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欧阳黔森始终是带着对时代的真诚理解和欢呼来投入写作的。《绝地逢生》虽然起笔于人民公社时期，描述了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乌蒙山区传统乡村的落后贫穷，但显然作者的写作重点放在了国家实施扶贫开发这一政策之后的“山乡巨变”。作品在最后写道：“蒙幺爸带领盘江村的村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把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伊甸园，他们‘绝地逢生’的这一过程，谱写了一部中国农民的心灵史诗，塑造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农民形象。从而印证了‘科学发展观’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13）这种气韵也流溢在《莫道君行早》中。比如，也是在作品的最后，当紫云镇实现了全部脱贫之后，镇党委书记龙险峰在与几位村党支部书记聚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紫云镇全部脱贫摘帽，就可以刀枪入库，就可以马放南山了，就可以歇一歇、放松放松了，下一步，如何稳定脱贫攻坚成果，仍然是艰巨的任务，今天，算是我们喝一杯壮行酒，明天，我们要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再立新功。”（14）《莫道君行早》是对《绝地逢生》的接续，既是乡村社会发展进程的接续，更是作者写作《绝地逢生》时那种激情的接续，但从这些年欧阳黔森包括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全部作品来看，也是其一直葆有的理想主义激情在这部小说中的具体化。小说起笔显然是在前期扶贫开发基础上的再书写，是从脱贫攻坚转段到乡村振兴的再出发，是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深度呈现。小说在情节设计、人物形象塑造与主题意蕴上，都具有了新时代精神品质。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绝地逢生》和《莫道君行早》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继承。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都是对一个重大变革时代的书写。在这种书写中，作家们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都很负责任地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对现实的深度关怀和对未来的憧憬。作家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前景融合起来，既具有当下性，更具有未来性。这使得理想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显然，包括《绝地逢生》和《莫道君行早》在内的近些年欧阳黔森的创作，也无疑具有这样的重要品质。

　　注释：

　　（1）欧阳黔森：《踏遍山山水水书写贵州故事》，《贵州日报天眼新闻》2022年8月25日。

　　（2）这是2021年欧阳黔森接受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时的记录：《踏黔中“万遍”，看“万山”红遍》。

　　（3）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249页，内部资料，1979。

　　（4）按照孟繁华所说，此一时期的主题创作至今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梁生宝那样有影响力的文学人物。见孟繁华：《文学史视野下的“新乡土文学”——关于“新乡土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报》2024年5月20日。

　　（5）（14）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第3、51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

　　（6）周景雷、白晶玉：《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乡村治理书写的嬗变》，《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2期。

　　（7）（12）魏家文：《残存的理想主义——欧阳黔森小说创作论》，《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

　　（8）李遇春：《回到中国小说的“传奇”种子》，《长江文艺》2021年第8期。

　　（9）江磊：《“传奇”传统与新世纪以来的河南文学》，《河南日报》2023年2月10日。

　　（10）（13）欧阳黔森：《绝地逢生》，第3、32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11）欧阳黔森：《天堑变通途》，《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